最近一段時期，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媒體，對中國的新聞制度進行大肆的歪曲報道，誣衊中國不存在新聞自由。這樣的做法，給西方國家的公眾製造了一個虛假的中國形象，不利於中國人民同西方國家人民進行友好交流，是極其不負責任的。中國有沒有新聞自由，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是有這方面的發言權的，下面我就想談談我對新聞自由的看法。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隨着中國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其新聞的自由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從新聞傳播形式上看，從電視廣播，到報紙雜誌，再到互聯網，多種多樣。從新聞內容上看，從大政方針、世界局勢，到經濟生活、文化娛樂，再到百姓關心的一些生活細節，可以說是豐富多彩。從新聞質量上看，能做到客觀公正報道，對重大突發事件能夠及時跟蹤報道，並且深入發掘，對於一些地方違法違規現象，也能夠大膽揭露。這些都是中國百姓能切身感受到的。以上的事實說明，中國不但有新聞自由，而且新聞自由程度相當的高。當然了，對於一些有害的新聞，一些失實的報道，一些惡意炒作社會陰暗面的新聞，中國的新聞管理部門是要進行有效的封堵的。因為這些報道一旦大面積傳播，就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是與中國的國家利益相悖的。
然而，就是中國新聞部門的這些積極舉措，卻引起了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的關注與不安，認為中國對新聞實行審查是踐踏了新聞自由。他們好像忘記了一點，一切自由都是相對的。一個國家，無論新聞自由程度是多麼的高，只要新聞報道內容同國家利益相悖時，那麼國家機器是一定要對此類新聞進行處理的。社會主義中國如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下面我們就來看看一向以民主國家典範自居的美國，有着怎樣的新聞檢查制度。
美國早在南北戰爭時期，就確立了自己的新聞檢查制度。根據1862年頒布的命令，戰地記者在發稿前，必須把稿件提交憲兵司令批准。“一戰”期間，一些相關法規的出台和應用標誌着美國的新聞檢查制度開始走向法制化。1914年威爾遜總統簽署的《間諜法》，提出要實施強制性新聞檢查。1917年通過的《與敵貿易法》，認可了對所有涉及海外的通訊進行的檢查，並規定郵局有權向用外文出版的報紙和雜誌索取譯文。威爾遜總統根據此法下令成立文訊檢查委員會，負責處理國際電訊業務及郵件。1918年的《煽動法》，規定"任何對美國政府的形式或憲法、陸海軍、國旗或軍隊制服使用不忠誠的、褻瀆的、謾罵的或侮辱的語言"進行寫作或出版，或使用旨在對這些觀念和制度進行"侮辱、藐視、謾罵或破壞名譽"的言論，均以犯罪論處。此外，戰爭後期公共新聞委員會主席克里爾制定的《戰時美國定期報刊規程》則使美國有關戰時新聞檢查的法規專門化，它把新聞分為危險的新聞、有疑問的新聞和日常的新聞，並分別採取不同措施加以管制。
到“二戰”時期，美國戰時新聞檢查機構更加完備，新聞檢查制度的法制化程度也越來越高。1941年12月19日，羅斯福總統根據《第一戰爭權力法》設立了新聞檢查局，他們大多從事對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往來郵件、電報和無線電通信的強制性檢查。1942年1月15日發布了《美國報刊戰時行為準則》，規定所有印刷品不得刊登有關軍隊、飛機、艦船、戰時生產、武器、軍事設施和天氣的不適當的消息，類似的指示也下達到廣播電台。
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美軍與新聞界達成妥協，對其新聞檢查制度進行了調整---由“封鎖阻斷式”向“輿論約束式”過渡，由“管制型”向“開放型”過渡，其內容大致為：對戰爭進行“及時、準確的報道，以便使公眾、國會、新聞界能夠評價和理解國家安全和國防戰略的真實情況”；“只有在披露消息會對國家安全產生不利影響或有損軍人的安全和隱私的情況下”才扣發消息。到了伊拉克戰爭時期，美國基本沿用了這一做法。
由此可見，美國的新聞檢查制度是嚴格的，甚至是苛刻的。它雖然幾經變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的是，新聞自由不得與國家利益相衝突，一旦衝突，新聞自由要為國家利益讓位。然而，美國在對待新聞自由的問題上，實行雙重標準，對於自己的新聞檢查制度緘口不言，然而對於別國對新聞的審查卻指手畫腳，動輒以打壓新聞自由攻擊其他國家，這是冷戰思維的體現，是單邊主義的行為，是對別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希望美國政府和一些受其政府影響的媒體，在指責別人的時候，認真審視一下自己的做法，不要己所不欲，偏失於人，要以戰略的眼光，理解的角度去看問題。否則，美國同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性、地區性大國就難以真正建立起互信的關係，這對於世界的和平穩定，將會產生消極的影響，最終也會影響到美國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