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

　文□陳映真

　　由於病體﹐春節期間只與妻幽居家中。和朋友電話拜年問候時﹐有人問起我是否讀了龍應台女士在一月二十四日同時刊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北美華文報紙的一篇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回答說我長年只讀某報﹐錯過了。朋友熱心地說他將找到剪報寄來。由於春節休假﹐收到剪報已是過年之後。拜讀之餘﹐龍女士的文章照例文彩光華﹐但也頗多歷久未經商榷的一般論述和刻板的思維﹐如果有機會引起深一層的討論﹐不但應該有益﹐也不辜負龍女士的文章所形成的廣泛的公共領域。
關於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
龍女士批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不均” “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史看﹐從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制生產方式移行時﹐必有一段“原始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摧毀農村社會共同體﹐驅逐農民離開賴以為生的土地﹐淪為血汗工廠的產業勞動者﹐或任農村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殘酷盤剝而徹底貧困化﹐以肥大現代工業資本。尤有甚者﹐從十八至十九世紀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西方以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對殖民地的征服與剝奪﹐來完成這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殺人遍野﹐十室九空﹗
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展的大陸“改革開放”﹐由於超階級的國家政權的強大﹐在一九四九年大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至今無法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階級﹐土地基本上屬於國有﹐而在中國工業資本形成過程中既存在如“三農問題”的嚴峻形勢﹐又在現實上因國家的政策干涉﹐很大程度上減輕和避免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殘酷﹑痛苦的原始積累﹙如英國的圈地運動﹑殖民地剝奪造成的殖民地貧困化﹑破產和痛苦﹚﹐而完遂了沒有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的積累。
此外﹐作為一個欠發達的大國﹐中國的大面積扶貧﹑脫貧計劃的成就對中國自身和世界的巨大貢獻﹐既使聯合國﹑世銀等資產階級機構也不能不刮目相看。十二億中國人民靠自己的努力養活了自己﹐沒有使自己成為世界其它民族﹑人民的負擔。而談到中國的大面積和大體積經濟崛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份。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模式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凡此﹐都只是近十年來世界不分東西﹑不分南北﹑不分左右的關於中國的世界輿論中三復斯言的。龍應台女士不是對此太不熟悉﹐就是被對中國的憎惡和刻板成見所蒙蔽。

關於民主和自由

　　龍應台女士照例要談到大陸的“民主”。但歷來“民主”﹑“自由”的論說往往被美麗的辭語抽象化和絕對化。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約翰．洛克倡言“自由權”﹑“自由同意權”和推翻封建貴族王政的權利。但他以自己的資產階級地位和觀點﹐同時否定勞動階級有執政的能力。他公言以暴力對付貧民﹐以法律拘束貧窮的“流浪者”﹑“乞丐”﹐強迫窮人在殘酷的“習藝所”勞動三年。在洛克看來﹐有資格參與“社會契約”的“自由人”﹐只限於貴族﹐銀行家﹑富裕商人﹑士紳和開明地主。

　　日本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福澤渝吉,也以美麗的辭藻宣說人的自由與不可侵奪的平等。但這同一個福澤公開說不服教化的殖民地台灣“土著”﹙指的是龍應台意義上的“台灣人民”﹐而不是原住民﹚﹐日本又可得而趕盡殺絕之。而也是同一個福澤至今有肖像印在日本紙鈔上﹐表達日本對這個偽善的帝國主義者的崇敬。

　　如此﹐抽象﹑絕對的“民主”與“自由”是向來沒有的。考慮“民主”與“自由”不能不參照不同歷史﹑社會﹑階級諸因素。在中國大陸﹐我就遇見過幾位對當下大陸社會政治有“異議”的知識分子說﹐“可是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今天的我。”他說解放之前﹐他是舊社會中毫無機會上進的階級。他因此特別同情大陸媒體上報導因家貧無力就學的青年。在大陸有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族有過“翻身”﹑“解放”的體驗。對這些人﹐“自由”﹑“民主”就不是絕對化﹑抽象化的烏托邦。

　　最後我試着把“自由”﹑“民主”和社會經濟條件參照起來看一看。據統計﹐人均國民所得在美金一千元時社會貧富不均擴大﹐失業嚴重﹐社會動亂因子變大﹐從而政治上社會壓制﹙所謂“不民主”﹚增加。

　　台灣人均國民所得一千美元左右的時候是在一九七五年﹙略不足一千﹚﹐一九七六年﹙略超過一千﹚和一九七七﹙明顯超過一千﹚。考察這三年的台灣政治“自由”﹑“民主”的具體狀態﹕

　　一九七五年十月﹐白雅燦因批評國民黨政治被捕下獄。十一月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機關志《台灣政論》被勒令停刊﹐“割斷”“喉嚨”。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從政治監獄釋放﹐系獄七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因“台獨”案楊金海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同案顏明聖判十二年徒刑。十月黃華因台獨案判十年徒刑。同月﹐“台獨”派民主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撤銷出版登記而非法化。一九七七年元月﹐王幸男“台獨”案發﹐判處無期徒刑。十一月﹐中壢發生“中壢民眾抗爭事件”後被彌平。三個月後﹐一九七八年元月﹐左翼青年的“人民解放戰線”案偵破﹐戴華光判無期徒刑﹐賴明烈判十五年﹐劉國基判十二年徒刑。當然﹐不應該忘記﹐一九七七年國民黨也發動了一場大規模鎮壓台灣鄉土文學的運動﹐嚴重傷害台灣文學表現的自由。

　　大陸人均國民所得到達一千美元時大約在一九九二年後。一直到今天﹐相形之下﹐大陸在這一段時期中的政治性“不民主”的逮捕鎮壓事件﹐和人均國民所得也在一千美元上下的台灣相比對﹐應該使習慣性地經常不假思索就咒罵中國大陸“在追求民主大浪潮中﹐它﹙中國大陸﹚專制集權”的人﹐不老是那麼自以為義吧。

關於言論新聞的自由

　　中共“共青團”系統的，據說曾刊戴過龍應台女士的大作〈你所不知道的台灣〉的刊物《冰點》被當局停刊。龍女士還舉出近來因言論相對較為“獨立﹑自由”的《南方周末》報﹑《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飽受言論檢查干預的困擾。因偶然的機會﹐我認得《南方周末》的一位老編輯和一位認真好學的年輕記者﹐留給我好的印象。只看過《南方周末》一兩份﹐但覺內容自不同於大多數大陸主流媒體的刻板﹐但經歷過台灣的七○年代鬥爭的偏左的人看來﹐就覺得經歷過一場很大的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大革命的大陸上相對獨立化﹑自由化的報紙﹐其言論傾向一般不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傾向。我總覺得﹐十七﹑十八世紀當時﹐西歐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面對反動的歐洲貴族﹑僧侶﹑王權呼喊自由﹑民主時﹐有解放的思想﹐火焰的語言。但歷經了艱苦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的中國，讀《南方周末》的言語﹐在敬重他們的執着和努力之餘，難掩不足之感。
　　然而我也同時理解到﹐在一九九○年後﹐在中國的生產方式發生巨大改變後中國大陸上相應地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他們在政治﹑文化﹑思想感情上的代言人﹐是理所當然﹐事有必至的。但是﹐一九九○年代後中國生產方式巨大的變化﹐也使更多的現代工資勞動者登上了社會的舞台﹐卻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而這樣的問題﹐自然不在自由派的龍女士批判的射程之中。據說《冰點》是因為刊登一位“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批評義和團的文章遭到禁刊。如果大陸進步的歷史科學家也有自己的《冰點》﹐大家寫文章交鋒﹐就可以把義和團論說清楚﹐何至於必須禁刊一個雜誌﹐為國內外反共自由派所乘﹖
　　《冰點》事件涉及幾個問題﹕﹙一﹚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問題﹔﹙二﹚對於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評價問題。這裡﹐我也說幾句看法。
　　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議論家﹐和出身後進﹑“不民主”國家而受到西方宣傳教育影響的知識分子總喜歡說經濟落後﹐政治上不民主﹐尤其是“共產主義”國家如何沒有“自由”﹑“民主”——自然包括言論和新聞出版的自由民主這些“普世的價值”和“價值認同”﹐而西歐的﹑經濟進步的“民主”國家又如何在政治上﹑新聞和出版上完全自由和進步﹐而像《冰點》事件這種事是絕對不會在類如美國這樣的社會中發生。
但是﹐美國有一些沒錢﹑缺人的民間監督新聞自由不受侵犯的非政府組織﹐例如“被檢查的議題”﹙Project Censored﹚就自己調查和公布美國新聞自由如何遭受危害的報告。據這一組織的報告﹐威脅美國新聞自由的勢力有幾個方面﹕一個是美國五角大廈和白宮的權力精英﹐一個是巨大資本的企業精英。報告指出﹐政治﹑軍事和大跨國性資本在“新聞意識形態上的一致”﹐影響客觀公正的報導。他們盲信“親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永不犯錯。主流媒體的只顧念利潤最大化的貪慾﹐使他們手中的媒體成為富有的﹑白種人上層階級精英尋求不斷擴大其在全球的利益﹑權力和影響力的工具﹙M. Parenti﹚。因此﹐媒體評論家鮑．馬切斯尼﹙B. Machesney﹚慨嘆﹕“肥了媒體﹐瘦了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美國發覺美國國外的新聞不利於其新聞控制，經常發布不利於美國政策和外交利益的消息，乃調集軍部﹑外交部﹑情報部的高層，組成“國際公共信息”﹙Interna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IPI﹚小組，調動美國各種資源，影響外國政府﹑組織與個人的感情﹑動機﹑客觀判斷﹐並限制外國媒體刊出不利於美國政策和行動的消息﹙1999年7月28﹐《華盛頓時報》﹚，造成對媒體的“事實上的檢查”﹙de facto censorship﹚，禁止了相關信息自由地傳布於美國公眾。
　　批評者指出﹐美國的媒體已不再是互相公平競爭的產業﹐而成為一個思想意識形態互相保持一致的白人精英階級的寡頭集體。
　　此外﹐眾所周知﹐美國媒體在長期化的以阿戰爭﹑和海灣戰爭﹐侵伊拉克戰爭﹐侵科索沃戰爭中完全自動地交出了自己獨立的新聞自由權﹐成為“美國價值和文化至高無上”﹑宗教﹙白人上層階級的基督教基本教義﹚偏見﹐種族歧視的俘擄﹐接受五角大廈要求不進入戰爭現場﹐只接受美國當局在戰事結束後大事湮滅傷及平民之現場後的片面採訪。美國媒體對於就伊斯蘭而言﹐是比死還要殘酷與痛苦的幾起冰山一角的虐俘事件——強迫回教戰俘進行肛交和口交——的嚴重人權凌辱﹐遠遠沒有做窮追猛打的揭發。而最近的一例﹐是西方媒體蓄意嚴重褻瀆回教先知穆罕默德﹐引起回教世界的震怒﹐而媒體卻一徑堅持“新聞自由”﹐拒絕道歉﹐十足表現西方媒體對伊斯蘭各民族人民的蔑視﹑歧視與仇恨。
　　美國和西方媒體之商品市場主義﹐為了巨步擴大訂閱率以提高單位版面的廣告價格﹐採取新聞報導娛樂化﹑八卦化的編輯採訪方針﹐這一方面降低﹑縮小真實﹑重要消息見報﹐一方面使廣泛讀者在思想感情上白痴化﹑幼兒化﹐總地損害了讀者接受真實信息的利益。而資本“全球化”後巨大資本的合拼﹑重組﹐使產業﹑金融投機資本與媒體產業資本合而為一﹐資本的全球利潤動機和資本固有的意識形態﹐對主流大媒體產生嚴重的扭曲報導和對新聞自由抑壓作用﹐而真實的信息報導受到了空前的威脅。
　　“但是人家美國對憲法明文規定的﹙新聞﹚言論自由﹐絕對保障例如大陸《冰點》的刊物和言論﹗”
　　誠然美國不以行政命令關掉一個逆耳的刊物﹐但它以上述新聞報導的管制﹙例如侵伊拉克戰爭﹑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媒體自動成為五角大廈的偽造信息傳播工具﹑新聞採訪和編輯的娛樂化﹑八卦化﹑白痴化﹑資本產業精英和媒體產業精英的寡占合一﹐以自己的意識形態選擇“新聞”進行這種間接的﹑報導不足(under coverage)的﹑“事實上的”﹙de facto﹚新聞檢查﹚。由於平素主流媒體不報導資本全球集聚和流動造成對世界貧困國家農民﹑工人﹑環境﹑就業﹑少數民族﹑移住勞工﹑女性各方面的傷害﹐以致當新聞讀者突然讀到西雅圖爆發來自全球弱小者群集十數萬人奮不顧身的抗議鬥爭時﹐茫然不知所以。直接﹑硬性查禁《冰點》和間接﹑軟性的“事實上的新聞查禁”﹐又告訴我們絕對的﹑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從來就不存在。而美國以間接的“事實上的查禁”所扼殺的新聞﹐據Project Censored估計﹐2000年就有這幾條新聞﹕
● 跨國大藥廠只為巨大利潤研發和生產﹙如“威爾剛”﹑生髮劑﹚﹐卻放棄第三世界最需要的熱帶病﹙如瘧疾﹚治療劑的開發﹔
● 因捐款來源多﹐卻將基金挪用自肥﹐對資助癌症研究及醫療撥款不足而富有的“美國癌症協會”﹔
● 美國軍部利用血汗工廠縫製美國軍服﹔
● 土耳其以美國供應的武器屠殺庫德族的村莊﹔
● 美國媒體如何蓄意減少外國媒體披露的不利於美國新聞報導﹔
● 美國路易西安娜洲南部一個地區﹐因在石化工廠﹙七座﹚和一百多座污染工業而形成一個下層階級﹑非白人居民的高癌症罹病地帶﹐形成嚴重的有毒的種族主義﹙toxic racism﹚地帶﹔
● 美國一次大型核武試爆﹐造成數千名核曝受害者﹔
● 美國主流媒體對北朝鮮饑荒表現報導上的疏略與人道上的冷漠。等等﹐等等。

義和團運動論

　　“好吧﹐就算美國和西方也干預新聞自由﹐也不能據之以正當化《冰點》事件﹗”
　　我們說的是沒有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內涵離不開歷史﹑社會和階級等條件去界定。對於“富有—白人—精英階級”而言﹐美國有宣傳對伊拉克侵略之戰為為伊拉克打倒獨夫﹐建設民主憲政之戰的“自由”——即使始終找不到伊拉克私擁大量強烈殺傷性武器的證據。美國也享有宣傳因自己之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日漸破產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的自由﹔美國也享有隨時以反恐之名褻瀆別人奉為神聖的宗教﹐掩蓋對穆斯林戰俘進行令人髮指的虐囚事實的新聞自由。因此﹐問題在於擁有的新聞自由﹐是為了誰的新聞自由﹖為了什麼議題﹙project﹚的新聞自由﹖屬於誰的新聞自由﹖
　　這三個提問﹐在這次丹麥報紙褻瀆回教教主而引爆的暴動中突顯出來。西方—白種人—基督教的媒體﹐在“新聞言論自由”的大義名份下履行了自己的“新聞自由”﹐而東方—非白人—回教各民族人民﹐向丹麥的暴言媒體求一聲道歉而不可得﹐在不甘於只能有被褻瀆羞辱的“自由”情況下﹐群起而以暴抗議。事件似乎還在擴大﹐值得認真思索“自由”的人們注目和思索。
　　而正如今日評說兩百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如果百年而後﹐也有穆斯林精英評說今日回教世界以暴動回應丹麥對“真主阿拉”的褻瀆而曰﹕“丹麥事變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把回教世界反褻瀆暴動者描寫成回教英雄﹐美化他們對非回教白種人的攻擊﹐並將之描繪為穆斯林英雄﹐對於事變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回教世界帶來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後人對丹麥事變的記載教導下一代人的是一﹑穆斯林文化至高無上。二﹑西方外來文明邪惡﹐侵蝕現有回教文化的聖潔……”﹐既使百年後的回教知識分子的反應﹐怕也只會使龍應台女士縐眉頭而已。
　　而事實上﹐類如袁偉時的義和團論﹐在“開放改革”後的大陸知識界也絕不陌生。據說北京某網絡技術公司董事長向松祚就批評義和團民變是“滿清守舊貴族強烈排外”﹐“連基本國際關係準則都不顧”﹐“要把洋人全都趕出去……”為導火線的“重大變故”。他也批評義和團有“迷信成份”﹐“愚昧”﹐是“封建落後﹑反動的會道門式的組織形式的運動”。“它的口號和理念與當時的時代完全不合”﹐在科技發達的時代﹐搞“神鬼附身﹐龍頭大哥﹐像黑社會一樣”。
　　像向松祚這樣的老闆和中青年自由知識分子﹐有翻義和團的案﹐有質疑魯迅的地位與成就﹐卻也未見因而封雜誌﹐更沒聽說抓人坐大牢。
　　在台灣﹐像向松祚的“自由派”的義和團論就自然更其多了。一九九六年﹐當大陸上出版了《中國可以說不》而熱賣﹐震動華語世界時﹐台灣就有人寫〈無知與孤傲〉﹐痛烈醜詆義和團運動之“無知愚昧﹑野蠻落後”﹐是“殺人放火的土匪”﹐疾言批評大陸不“文明”﹙說今日大陸在“知識﹑教育﹑科技與文化水平”上﹐“離開最先進的水平還很遠”﹚﹐我當時也寫了文章反論。而看來﹐大陸和台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真是不約而同﹐卻何其相似乃爾﹗
　　在檢點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之前﹐回顧一下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背景﹐即十九世紀中期之後基督教東來中國的歷史﹐很有參照的意義。
　　基督新教來華﹐積極的一面有引進出版﹑印刷﹑報刊的編印發行等方面﹐也有興辦現代學校和介紹西方醫藥科學的方面。至於其消極的一面﹐基督教向東方布教的過程﹐和帝國主義擴張運動有密切關係。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昭著的史實。教士往往成為西方帝國主義侵華的別動隊。他們呼喊﹕“只有戰爭能夠把中國開放給基督”。在不平等條約的強制下﹐基督教以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例如治外法權﹚的優勢在華布教﹐良莠不齊的入教華人也享有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法律檢查權的管轄。一時豪紳游手藉入教橫行鄉里﹐引起公忿。教會教民仗勢強買惡索﹐強迫捐獻﹐強占墾地的事件﹐隨着中國國勢日頹﹐而愈演愈烈﹐致人民銜恨怒目﹐因此教民教會與社會的矛盾﹑爭執和鬥爭﹑毆鬥甚至兇殺事件頻仍﹐史上稱為“教案”。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在當時屬德國勢力範圍的山東發生“曹州教案”﹐而兩名德國藉傳教士被中國“暴民”殺害。德國卻藉機派兵占據膠州灣和青島。眼看老大中國在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中屈辱喪權﹐歐洲列強也紛紛向中國要求割占勢力範圍﹑開放港市和要求﹙鐵﹚路權和開礦權。在眼看着民族的命運日益危殆的封建中國的農民心中﹐日漸積蓄着對於外國侵略者深刻的仇恨﹐終於成為1900年大規模中國農民反對洋教和一切西方事物的軒然大波。而農民的反西方暴動又給予西方八個列強以連手侵華的藉口﹐燒殺搶掠。據歷史記載﹐天津城內被八國聯軍屠殺者﹐屍骸狼藉﹐餓犬爭食﹐城內房舍十室九空﹐北京城內也人屍橫陳﹐不可勝計。京華皇城歷代歷朝積蓄的典章文物﹑國寶珍奇﹐被槍掠淨盡。既使後來擔任八國聯軍統率的德國將領瓦德西﹐對於西方“文明”的軍隊對中國人民的無甄別的集體性屠殺﹐和對歷代中國文物瑰寶的恣意搶掠﹐驚駭不已﹐在他的日記上有這記載﹕“所有此次中國所受破壞及搶劫的損失﹐其詳細數字明細也許永遠難為人所知﹐但其為數必定極大無疑……”
　　那麼說起“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給中國帶來傷害和恥辱”的﹐是義和團呢還是歐西日本等八國聯軍﹖再者﹐是人家老遠組成聯軍跑到中國大屠殺﹑大劫掠﹐還是我們貧困農民到西歐日本去“殺人放火”了呢﹖
　　“義和團愚昧﹐跟不上西方科技﹑文明現代化的世界﹐搞封建迷信﹐搞黑社會組織……”

歷史認識和歷史教育

　　經濟發展﹐即社會生產方式的推移自有滯後和先進的階段﹐也自有客觀的評准。然而“現代化”……即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階段的西方﹐卻習慣於理所當然地以經濟先進社會在文化上亦必超前於經濟落後的社會。隨西方重商主義對外擴張登上北美洲大陸的傳教士﹐看到土著印地安人文化中崇尚和平﹐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對行旅之人的慷慨與協助等西方喪失的美德﹐驚為“上帝最初造人的形象”。然而這些印地安土著卻被終竟殘暴貪慾的白人船隊施加種族滅絕性的屠殺。
　　印地安人與西方的遇合﹐是部族共同體社會與商業資本主義對外擴張時期的社會的遇合。中國人與西方的遇合﹐是創造過璀璨的封建文化的封建社會﹐與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西方獨占資本主義社會的遇合﹐其間的文野高低﹐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工具的落差﹐而不是種族優劣﹑文野﹐賢愚的落差。
而當生產方式“先進”的社會壓迫和掠奪生產方式滯後的社會﹐印地安人和中國人只能以刀箭和槍矛抵抗白人的現代化鎗炮﹐在精神上印地安人只能求助於深信不疑的傳統“祖靈”“巫術”和各種薩滿教的神靈巫師和儀式﹐而中國農民只能寄託於民間符咒﹐相信能刀槍不入﹐魂鬼附身的方術。義和團運動被“現代文明”和“理性”的“八國聯軍”殘酷鎮壓後十五年的一九一五年﹐台灣農民的噍吧年抗日起義﹐就宣傳“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可以“隱身”﹑“避子彈”﹑“避刀槍的符法”以抗擊據台日軍。而今日的“台灣人民”能不能據而嘲笑其“愚昧”﹑“反理性”﹑噍吧年的農民起義“藏有仇視東洋人的情緒”﹖問題是明白的﹕在帝國主義無情侵侮的時代﹐當封建王朝無計可施﹐當台灣已成棄地﹐不甘屈膝的中國農民起而抗擊外侮的思想和行動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後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顆不屈的民族驕傲。而歷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強權時﹐不依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與行動﹐難道依靠民族自蔑主義和投降媚外主義﹖一八九五年吳湯興招募義軍抗日告示中﹐有“……天朝赤子﹐須知義之所在﹐誓不向夷”﹔胡阿錦起義告示以“倭奴”稱日本占領者。柯鐵虎征倭檄文中以“倭”﹑“賊”稱據台日軍……難道只能換來後人鄙夷其主張“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主張侵略者“邪惡”﹐在反對日帝占領台灣的鬥爭中“暗藏仇外情緒”的評價﹖

文明和野蠻的辯證法

　　自從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列強無情賤踐和掠奪包括中國在內的﹑薩依德意義上的“東方”﹐非西方﹑非白人﹑非基督教各民族人民就受到“西方文明開化”﹑“東方野蠻落後”這樣一種思想和信念的統治﹐不可自拔﹐難於翻身。龍應台女士的文章最後點睛之筆﹐是在說中共因不許新聞“媒體獨立”﹑“不尊重知識分子”﹑以“不文明”的態度和手段對待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所以是個“不文明”的﹑“野蠻”的國家。
　　我絕不贊成“中華文化至高無上”論﹐我也沒有聽說當下的大陸領導人這樣說過﹐反倒聽過自周恩來以來他們主張不同文化﹑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互相接納﹑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反對把自己的制度﹑文化和思意識形態強加於人的話。中國在文化上﹑學術上當然應該更加努力﹐對世界做貢獻﹐但如果說今日中國就“野蠻”了﹐只有石原慎太郎之流的人說得出口。
　　現在引述陳毓鈞教授引用尼克松在其所著《超越和平》中忠告美國人的話﹐說明一些事實。尼克松指出美國文化中存在着“高犯罪率﹑暴力文化﹑種族主義﹑槍枝泛濫﹑色情文化﹑毒品泛濫﹑家庭崩解﹑人心腐化”。這不是西方文明“邪惡”論是什麼﹖尼克松接着說﹐這樣的美國怎麼有資格向別的國家指指點點﹖“而今中國的經濟實力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言說顯得輕率無知﹐十年後中國將使其顯得荒謬可笑……”。
　　誠然﹐中國的文化還要提高。但是近十年來中國文化文明的遺蹟和既有成就受到聯合國評比為人類共有的光榮者不知有多少件。是的﹐中國在教育﹑科技發展上還有待更上層樓。但今天中國每年教育出五﹑六十萬個工程師的事實﹐使美國大驚失色。是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着複雜的問題﹐但今天﹐最鄙夷中國的人都不能否認﹐沒有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沒有世界經濟的持續性增長。
　　就因為中國共青團的機關報自己查禁了屬於自己的《冰點》﹔就因為從來不曾存在的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就僅僅因為共青團不贊成醜化義和團運動的買辦史觀﹐龍應台女士就要咒罵今日中國的“野蠻”﹐就要以有別於中國人的“台灣人民”的地位﹐威脅要以她的“價值認同“離棄”“抵抗”自己的中國認同﹗
　　然而尋求外力干預下分斷祖國的統一﹐不是在市場上論斤計兩的生意﹐錙銖必較﹐更不是大教授挑選哪個大學提供的條件去決定到哪個大學任教。分裂民族的統一﹐至少對我而言﹐是一個知識分子為了堅持其出生的尊嚴﹑知識的尊嚴和人格的尊嚴的原點﹐不能議價﹐不可買賣﹑不許交換的。
　　而不必再等十年﹐龍應台女士的這一番言說﹐在當下就已顯得“輕率與無知”了。

二○○六年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