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競爭力報告》和5月瑞士洛桑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都將香港的名字閃亮地標在數一數二的地位。這種情況之於香港略顯陌生。在90年代末的時候，香港雖然抵禦了金融風暴的更大破壞，但本地經濟實力的下滑凸顯了香港高昂的營商成本和勞動力成本所帶來的負面效果。

香港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今年有兩件感到高興的事情。一是香港政府自1997年回歸以來首次在經營及綜合項目上同時出現盈餘，提前3年實現收支平衡，按照他的說法是“徹底擺脫了金融風暴後的經濟低迷”；二是有權威報告指出，香港連續兩年保持了國際競爭力全球第二的地位，僅次於蟬聯榜首的美國，政府效率更是名列世界第一。

作為財政司司長，他已經是第二次聽到後者帶來的好消息了。這一數據源自於已被大多數國家所承認的洛桑全球競爭力評價體系，簡稱“洛桑報告”。5月10日，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公布了這份2006年版的《全球競爭力年度報告》。在綜合分析“經濟運行狀況”、“政府工作效率”、“商務活動效率”和“基礎設施狀況”等四個項目的上百個指標後，IMD給香港打分是96.9。這不僅令香港保持了去年排名第二的記錄，也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拉開了屈居第三的新加坡近6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四項涉及競爭力評分方面，香港在政府和經商效率方面連續兩年都是世界第一，在基建方面也較去年有所改善，由第20位躍升至第16位。對此，IMD世界競爭力項目副總監Suzanne Rosselet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香港政府的高效和務實，對於幫助恢復本地商業的信心以及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有顯着的推動作用。”她尤其對政府所選擇和堅持的政策方向給予了很高評價，當然，這個評價是IMD通過各種途徑向當地商界人士所了解到的。

事實上，這一作用在東南亞金融風暴期間表現更為明顯。當時香港雖然受到風暴的直接衝擊，但在有關國際機構對全球國際競爭力的排名報告中，這一地區在1998年仍舊擁有國際競爭力全球第三的優勢，並連續4年保持了這一地位。按照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的排序結果，東亞金融危機後的1998年與危機前的1997年相比，構成香港國際競爭力的8個一級指標中，位序保持不變或上升的指標共5項，分別為國際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環境、基礎設施和國民素質，占8個分析指標的62.5%；位序下降的指標3項，分別為本地經濟實力、企業管理和科研開發，占全部一級指標的37.5%。

基於此，儘管香港經濟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而長期低迷，但由於其政府的良好表現，香港仍然繼續保持較強的國際競爭力。“政府作用是香港在所有國際競爭力指標中排名最高的一項，同時自1992年以來連續十幾年一直保持不變，表明國際組織對回歸前後的香港政府一直給予高度評價。”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華南研究中心主任譚剛認為。不過他同時指出，人們在反思金融危機的啟示過程中，對香港政府引導經濟結構調整達成了共識，但這並不意味着政府全面干預經濟，或者出現任何問題都要指望政府來引導，“特區政府應當調整過去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但也絕不能放棄長期以來自己的成功經驗”。

這一成功經驗，在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看來，首先在於香港所選擇的政府邊界，也就是政府對自身與市場的角色定位，簡言之“政企關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負責生產公共品，創造一個寬鬆的投資環境，以及良好的商業秩序。”華民告訴記者，所謂“積極的不干預”，並不代表無為而治，而是要在公共品生產的臨界值以內，做應該做的事情，“政府的行為，多跨出一步，市場就沒有了，少跨出一步，市場就運作不靈”。

對於“積極不干預”這一政策的含義，被現任特首曾蔭權稱為“伯樂”的香港前財政司司長夏鼎基曾作過如下的解釋:它“並不是放任主義的另一個花巧名目,或者是‘什麼也不做’的態度的掩飾”，而是“一種看法,認為一個政府如果試圖分配私營部門可用的資源，強行打擊市場力量，對一個經濟體系的增長率，特別是一個以對外貿易為主的經濟體系，通常都是徒勞無功和有害的，無論短期的後果是如何的令人難受”。

這段源自他1982年2月1日在倫敦市政廳海外銀行公所周年聚餐會上的講話，清晰地表明了香港經濟政策的實質。也正是這一點，使得香港在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發布的《經濟自由指數》報告中，連續11年穩居榜首，即使是在凱恩斯主義盛行的年代。“在微觀經濟和產業方面，香港基本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產業政策，政府並不特別扶持或資助特定產業的企業，企業擁有在市場條件下完全的創立、運營和投資自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胡懷國撰文指出。

而香港的貿易政策，只對煙酒和化妝品等少數特殊商品徵收關稅，且基本不存在非關稅貿易壁壘，各種產品和生產要素都能夠較為自由地進出香港。“你可以發現，香港政府在國際貿易上的稅收收入為零，這意味着零關稅。”華民告訴記者。與此同時，香港一直奉行“預算平衡、略有結餘”的理財方針，推行簡單稅制、低稅負的稅收政策，其所實行的聯席匯率制度更是成為眾多發展中國家紛紛效仿的圭臬。

正是在深信“企業家遠比政府官員了解市場”的前提下，香港政府對“市場主導，政府輔助”的經濟哲學熱衷有加。正如曾蔭權在擔任政務司司長時所描述的，每一天，本港市民和各行各業作出了數以百萬計的經濟決定，香港經濟正是由這千百萬個決定所合成的力量而推動，“要增強這股經濟力量，政府必須鼓勵多元發展，讓自由市場茁壯成長，以及讓個人選擇發揮功能，政府在處理經濟問題時，雖然敢於創新，但絕不會強行制定有違市場自然發展的經濟策略”。

目前，香港政府正在中文大學旁邊建立一個科技創新園，一期已經完成，“圈了很大一塊地，香港政府做什麼？填海造地，七平一通，蓋了十幾個辦公樓用作科學研究，還花費好幾千萬美元買進公用的科學檢測平台。”他介紹說，和內地不同的是，香港還申請了全球專利保護庫。不過，政府做到這一步，就不會再做下去了，它不會建立風險投資基金，不會出錢或是下指令去做研發，因為這樣等於把企業排擠出市場了。“政府到底想要在經濟中扮演什麼角色，想控制還是想服務，這是問題的根本差別。”他認為，香港人很簡單，能力大的開公司，能力小的開小店，全民都在經商，政府能夠提供服務的機會，到處都可以創造。
不過，任何經濟政策都不可能保持絕對的正確性。伴隨着90年代初向服務型經濟的轉型，香港政府對經濟的“積極不干預”，卻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當地實行多年的高地價高房價政策，以及證券市場上的過度投機性炒作，不但增加了香港總體運行成本，而且更使香港經濟的泡沫成分不斷加大，競爭力面臨下降的壓力。

為了反映知識經濟的到來，IMD和WEF對2000年國際競爭力評價的指標體系作出重大的調整，加大了科技創新能力的比重，並將其放在金融環境指標和國際化程度指標同等重要的地位。按照這種調整後的指標，香港則由1999年的第三位下降到第八位。

截至1997年，港府實際過去每年對科技投資額年均僅占本地生產總值的0.03%，大大低於韓國的1.84%和新加坡的1.27%。“此前香港政府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並沒有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扶持措施，也從來沒有制訂整體科技發展計劃，香港的政府構架中甚至長期沒有主管科技發展的機構。”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表示。

事實上，從IMD歷年報告分析中可以看到，科學技術指標在香港國際競爭力指標體系中一直處於弱勢地位，1992～2000年其世界排序徘徊在第22到25位之間。Suzanne Rosselet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香港在過去的成功依靠它的比較優勢──制度的強大和政府的高效，以及國際交易中心的地位，但它面臨的卻是如何尋找新的推動力的問題，科技僅僅是一個方面。

雖然早在香港回歸之初，時任特首的董建華就曾在連續幾年的施政報告裡，將香港的目標定位於亞太地區的科技中心，並先後為香港製定了以亞洲中藥中心、亞洲高科技中心為目標的發展計劃。但幾年過去，這些計劃都不了了之，不再被提及。“一個原因在於，香港有它成長的路徑，它可以走高端的路線，可以把別人高科技的東西拿過來用作辦公和交易，用作市場裡面的技術手段，但它本身對這個沒有競爭優勢。”華民向記者分析說，香港整個商業文化決定了這裡本質上是一個交易的場所，本身並不適合做科技創新。

回到上文提及的科技創新園，目前香港正在試圖從全球範圍內招商引資，目的很純粹，只是做研發，完成之後放進政府的知識產權庫里受到保護，而這些科研的成果，則被放在深圳進行加工轉化。曾經十分經典的“前店後廠”(深圳加工，香港銷售)又多了一個環節──香港研發，正如華民所言，香港向創新經濟的轉型，本質上還是要以交易為中心，“香港應該做的，是着力為科技創新提供‘服務’，無論它來自哪個國家，什麼地方”。 中國社會科學院於今年3月底，發布了一項有關2006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競爭力報告》。報告指出，香港的綜合競爭力在全國200多個城市中排名第一。香港的經濟規模和經濟效率表現最好，排名都高踞首位；結構和質量指數非常突出，排名均列第二位。效益和就業指數也比較出色，分別排第10和33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增長指數排名僅列198位，近乎“包尾”，增長勢頭明顯不及全國其他城市。

簡單幾個例子，就可說明情況的嚴重性了。據最新的廣東電視收視調查顯示，珠江台打敗了亞洲電視、無線電視(TVB)；廣東自己拍的《外來媳婦本地郎》獨占鰲頭。過去20多年，香港電視一直占據廣東人的熒屏。但現在，香港劇集被視為無品味的人才會看。一名香港立法會議員說，過去一年，到香港工作的“老外”大跌接近一成半，人數不足8萬。其中，污染是主要原因。甚至剛過去的“五一黃金周”，內地遊客紛紛棄選香港，寧到其他地方，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污染問題嚴重。

“香港是亞洲大都會，有獨特地位，我們不怕新加坡、不怕上海。”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在4月26日出席香港銀行公會午宴時，為香港打氣。不過，香港傳媒注意到，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最近訪問上海時，上海市領導強調，上海近年的轉變和轉型，學習的對象是新加坡，不是香港。李光耀也回應，他看到上海的變化，不再只是單純的宏觀和硬體，而是從微觀和軟體發生新的飛躍，這意味着上海的變化是實質的、實在的、實際的。他還說，上海的轉變並不是奇蹟，而是有賴於正確的政策、資源以及人才。李光耀指出，上海及其浦東新區的轉型及改革計劃，如果能如期在2010年落實，它所要建立的港口與航空交通樞紐和國際金融中心的願景，將改變東亞的格局。

上海未來隨時有趕上香港之勢。但港府經濟顧問郭國全仍不甘示弱，揚言上海在10年間難以追上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甚至工序北移也不代表香港被邊緣化。港人一直相信，為了成功實踐一國兩制，中央一定會維持香港競爭力。一名銀行家就表示：“單看近期大型國企紛紛來港上市，令股市火熱，就知香港有內地支撐。”但也有學者提出警告，正因為香港人已經習慣依賴大陸，這一心態，其實正是香港競爭力開始萎縮的危險跡象。

據最新統計數字，廣東省去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已達到2.17萬多億元人民幣，躍居全國第一經濟大省，並已超越香港。過去8年，香港經濟停滯不前，2005年的GDP只有1.3822萬億港元，比1997年只微增2.8%；人均GDP更倒退5.3%。若跟回歸前的香港比較，就更難堪了，1993年，香港的人均GDP超過英國，低於美國，到1997年，英國超過香港，人均GDP為3.6萬美元，香港只得2.6萬美元。

雖然，有人認為英國人均GDP增加的原因是匯率問題，但沒有匯率因素的美國，人均GDP高達4.5萬美元，遠超香港。香港的人均GDP不增反減，去年只得2.5萬美元。自金融風暴以來，香港跟泰國、菲律賓都是亞洲人均GDP沒有增長的地區或國家。表面看來，香港仍被抬舉為全國最具競爭力的地方，但港人實在很擔心，香港會否慢慢沉淪下去。於是，特首曾蔭權已迫不及待，日前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突然提出要在今年9月前舉行經濟高峰會，主要目的是要應對國家的“十一五規劃”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港府一向怕被外界指控“放棄積極不干預經濟政策”，誠然，該政策是香港近數十年來的成功要訣之一，香港不應放棄。但是，“由市場發揮力量”不是“政府什麼也不做”，相反，當前香港正需要一個強勢政府，帶領港人擺脫競爭力下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