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閆恆

什麼什麼？犬儒主義？那是什麼？

十個犬儒主義的人里，恐怕有九個半並不知道這個學院氣濃烈的哲學詞彙，但這個學院氣濃烈的哲學詞彙，卻實實在在是十個犬儒主義者的生活造就的。時至今日，選擇犬儒主義作為思想，就像選擇牛肉拉麵作為晚飯一樣稀鬆平常，仿佛不犬儒就不入流（“偏激”），不犬儒就不合時宜，不犬儒就招人側目，犬儒主義堂而皇之卻又秘而不宣地成為每一個人真正的“思想道德”核心，這實在是令人奇怪的事情。

胡平先生有一篇堪稱經典的雄文《犬儒病》，深入分析了大失敗以後中國社會普遍的犬儒主義心態。在論述年輕的犬儒者時，胡先生有句名言：“年輕人變成犬儒實在是最可悲之事，他們還不曾追求，就已然放棄；他們還不曾長成，就已經衰老；他們還什麼都不知道呢，就已經什麼都不相信了。”名言是發人深省的，但遺憾的是，胡先生沒有對年輕的犬儒者作進一步的分析。於是我就常常想，年輕人怎麼會變成犬儒呢？我們的物質條件不是比八十年代的人們好很多嗎？我們不是成長在倡導愛與和諧的環境裡嗎？我們不是也沒有感受過大失敗之後的挫折嗎？我們，80年代出生的“大小孩”或者“准大人”們，思想狀況究竟是怎樣的。

我出生在1986年，據說那一年是“中國政壇民主氣息最為濃烈的一年”。但是這一年出生的人，骨子裡更多的卻是商業精英氣息、“愛國主義”氣息和“超女粉絲”氣息，鮮見“民主氣息”。而那些最常見的氣息里，無一例外地彰顯著犬儒主義氣息。80年代後期出生的孩子裡，有很大一群人是“生在春風裡，長在紅旗下”的，不曾經歷過反右“陽謀”的洗禮、不曾經歷過大躍進和大饑荒的磨難，不曾經歷過文革的血雨腥風、不曾經歷過80年代的啟蒙和思想解放、不曾感受過1989年的豪邁、慘烈與悲壯，不曾知曉自由思想在90年代的艱難復甦、也不曾認識體會當代中國光怪陸離的生存窘境。我們面對的是升學就業的巨大壓力，我們奉若神明的是死水一潭的教科書和提心弔膽的成績單，我們初中高中的寶貴時光被堆積如山的作業和教輔書霸占，好不容易得來的閒暇又迫不及待地用在了流行音樂、言情小說和電腦遊戲上面。我們不知道柏拉圖、不知道黑格爾、不知道雪萊和拜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不懂什麼才是真正的魯迅、梁實秋；更遑論哈維爾、昆德拉了。我們似乎很悲哀，小小年紀就生活在無限緊張之中。這個時代物質的假充裕無法掩飾精神的真貧乏；愛與和諧變成了政治說教，就無法避免我們用麻木和娛樂來與之作消極抵抗；至於失敗的挫折對我們來說更顯得虛無縹緲，因為我們從來就沒有真正對目前的制度有過思考——以“討厭政治”為由；至於我們的思想狀況嘛“快樂的豬一樣的生活”真是最好的概括。

一次，與同學小g聊起了各自的人生哲學。

她說：“現在的整容手術真是把人變得越來越漂亮了。”

我不以為然：“是啊，但是，外在美和內在美畢竟不同。有了前者不一定就有後者。”

她說：“外在美比內在美有用。”

我道：“有用又如何？沒用不一定就沒價值。”

她說：“價值不一定能換飯吃。”

“可是吃飯也祇是生活的一個方面。”

“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尤其是對於吃不飽的人來說。”

“你認為吃飯是生活的意義？”

“對。”

“那我們和低等的動物，和豬牛羊又有什麼分別？”

“沒什麼分別。”

我愕然。魯迅先生說過，“吃”在中國是國教。祇有“吃”才是中國哲學的核心命題。我不滿意於朋友竟有如此答案，但是我卻驚慌地發現，我找不到反駁的話。她甘願承認那個“沒什麼分別”，就意味着你跟她談所有的人的尊嚴、權利和自由之類都是沒用的！她祇會把這當成另一種政治書上的東西，一笑了之！但是我又不甘心，於是我用疑問來反駁她。

我說：“人類的生活從古代到現代，有那麼多的文明果實，難道這不是我們區別於動物之所在麼？我們的生活方式，古今難道不是根本的不一樣麼？”

“生活方式自然不同，但實質一樣。”

“實質？就是一輩子為吃飯而不停奔波？”

“差不多吧。等有時間有工夫，再去發展精神層面的事情。”

“既然精神層面不是人生存的實質，不是意義，不是人與動物的基本區別，為什麼還要在有時間有工夫以後發展它？”

“哈哈，閒得無聊總得找事干吧！”

我再度愕然。如果小g是哲學家的話，這“閒得無聊”論實在有資格成為解構主義的思想利器，成為形形色色後現代表述的經典之一了。

我無法釋懷，繼續追問：“那麼，你真的不認為‘和動物沒什麼兩樣'的觀點是羞恥的、不能接受的麼？”

“好像大部分人不能接受吧？不過我還可以。”

我頗有些悲哀的表示反對：“不，大多數人，實際上都可以接受。”

“哦。其實關鍵在於坦然。這種想法是簡單的、自然而然的，也並不需要多大勇氣。”

三度愕然之餘，我們結束了談話。腦子裡盤旋着王朔的名言：“祇要你自己不把自己當人看，就沒有人把你當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沒有翻不過去的坎”。

我想，充斥九州的犬儒主義，是“中國特色”的。它並不是住在大木桶里的狄奧根尼（Diogenes）的犬儒主義，而是“災民理性”與後極權主義雙重統治的產物。但是對於特定人群——我們的犬儒主義，年輕人、孩子們的犬儒主義，又是哪來的呢？我回想起了我和同齡人十幾年的生活。

不得不說，成人社會的犬儒主義，給未成年人的犬儒主義滋生提供了巨大的溫床。孩子的思想是哪裡來的？孩子對事情的看法是哪裡來的？歸根結底，都是成人給的。言傳身教，耳濡目染，大人對孩子的影響，遠遠超過書本對孩子的影響。大人選擇了犬儒式的生存，多少會影響到孩子也做出同樣的選擇。不過年輕人終歸是較少成見、較多膽識和勇氣的，他們會對父輩的處世方式不以為然。所以單純的犬儒化的成人社會，並不足以造就一個犬儒化的孩子社會。必須還有其他的因素來配合。

嚴重意識形態化的教育，使得青年人對政治普遍麻木。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僵化的意識形態系統培養着謊言，更培養着冷漠。無論是中學的《思想政治》課本也好，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思想概論》也罷，空洞無味卻又必須死記硬背的庸俗教義，在向你傳達着政治的虛偽，也向你傳達着政治的無趣。值得注意的是，在被庸俗化了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教義和“活着為了吃飯”的“災民哲學”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一起，成了唯一一個真正被接受的信條。但是，僵死的意識形態不能不引起思想活躍的青年懷疑與批判，一旦批判有系統、成理論，專制的根基將會被動搖。

好在升學壓力的不斷加大、沉重的書包和厚厚的教學參考書為專制政權化解了這一難題。“分數是學生的命根”。在分數這個可謂是慘無人道的高壓下，孩子們的閒暇被剝削了。他們被迫沉入題海之中，為“多收了三五斗”疲於奔命，費盡心思。閒暇是獨立思考、自由思考的前提。沒有了閒暇的生活其實是“快樂的豬一樣的生活”的起源（大學提供了許多的閒暇，最終造就了這種生活）。但是沉重的書包依然不能占盡孩子的閒暇，這個時候，有限的經濟自由化所培養出的商業和娛樂就開始大顯神通了。

文化消費品是現代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出現標誌着人類精神產品生產能力的大大提高。但是，在一個後極權的社會裡，文化消費品的濫觴顯然是統治者的“別有用心。”當人們沉迷於《夢裡花落知多少》、吳宗憲的搞笑劇、李宇春、周杰倫和《魔獸爭霸》的時候，嚴肅的思考也就在無形中被消解了。其實，被文化消費品充斥的閒暇已經不能再算是閒暇，祇不過是另一種緊張——以“休閒”為名義。可以想像，以“娛樂”為唯一精神生活的人，在面對任何嚴肅問題時的思維方式也將會是娛樂式的——玩兒嘛，自然無可無不可嘍！你問人與動物的區別？“沒什麼區別”。並且是“坦然”、“簡單”和“不需要多少勇氣”就可以承認這一點。可不是嗎？玩，本來就是坦然、簡單而且不要什麼勇氣的嘛！祇要不與“活着為了吃飯”的原則問題衝突，一切都可以玩玩。我想起了曉波先生的話，“事實上，在當下中國的大眾文化狂歡的深層，蘊含着全社會性的精神危機：嚴肅的公共話題被禁聲而庸俗的娛樂節目被縱容，便是這種危機的公共徵候之一。”娛樂和狂歡給青少年的思考造成了莫大的傷害。

殘酷的初等教育生活結束，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地上了大學，閒暇比中學時代多多了，文化消費品也不足以填滿所有課餘時間了，這時，思考才真正有可能發芽。然而這時，專制機器再度顯示了它的神威。一個人想思考是一回事，會思考又是另一回事。中學教育給了我們什麼？一套套作文的“模板”、一條條解題的“套路”、一個個“歷史意義”、“政治意義”……大多數的東西都是知性的，填鴨式地灌輸到我們腦子裡的。我們不懂得邏輯思維，不會看問題，想要思考的人腦子裡卻往往一片茫然。這個時候很多人就記起中學的政治課本里“辯證唯物主義”的諄諄教誨：諸如“物質決定意識”（吃飯決定活着）、“人的主觀能動性”（我應該努力吃好飯）、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吃飯是生活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互相轉化（壞事也能變好事）等等等等。與現實一旦聯繫（“實事求是”），這一套思維好象還是挺深刻的！（因為與吃飯哲學吻合得很好嘛！）於是大家開始認同這一套實際很粗鄙的思維方式（前不久社科院的調查顯示“大學生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狀況良好”，原因大抵出於此吧！）。思考雖然“獨立”了，但思維方式卻是黨化的。再加上當局竭力地煽起愛國激情，一個個“憤青”就由此誕生了。

最後的“殺手鐧”就是信息封鎖了，這一招把那些少數些具有獨立思考的意願和能力的青年擋了回去。我發現，其實不少人對“偉光正”的媒體上的信息頗厭倦也頗懷疑。所以他們總喜歡看看《參考消息》，看看《環球日報》。為什麼呢？那上面的消息和評論多是國外媒體的，當他們看到國外的媒體既區別於國內媒體的“一本正經”，又比國內媒體的“偉光正”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就不再懷疑了。“你看，別人對咱們的評價不也很好嗎？”至於偶爾見到“少數媒體”（譬如VOA和RFA）的負面報道，則斥之為“不懷好意”、“別有用心”，反正VOA和RFA的廣播是被干擾的，網站是被封鎖的，我們也“眼不見，心不煩”。信息封鎖使思考缺乏真實的依據，導致思考不能準確判斷現實。

看來，青年的犬儒病是後極權國家特定的成長環境形成的，它不同於狄奧根尼（Diogenes）和德勒斯（Teles）那樣經過思辨之後的犬儒主義、也不同於胡平先生在《犬儒病》裡分析的“失敗後的犬儒主義”。恰恰相反，今天青年的犬儒病，是沒有思考也無法思考之病。遺憾的是，面對極權主義的銅墻鐵壁，我們這些有幸願意並且開始了獨立思考的青年，除了“獨善其身”之外，除了在有限的空間大聲疾呼之外，似乎對療救是無能為力的。

懸崖百丈冰，愁雲萬里凝。孩子和青年的心，是純潔的水晶、是藍天的白雲、是歡笑的清泉、是暗夜的燭光。我們是未來，是希望。如果我們沉淪了，我們麻木了，我們喪失掉理想和信仰，不再有道德和勇氣，那麼哪還有什麼未來呢？我有不少失望，但我知道一味失望祇會陷入犬儒病的泥潭。我於是開始慶幸，至少我的腦子還在運轉，至少我的靈魂還沒有麻木，至少我還有信心去“獨善其身”！我必須堅信，在不屈服於別人的冷嘲、不解和側目之中，我也能夠多少影響別人，而這種影響又終歸能改變一些東西。“鐵屋中哪藕？”究竟有多少人聆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祇要有一個人閃耀出光芒，烏雲就決不會遮滿天空.

－－原載：http://bjzc.org/bjs/bc/165/8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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