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在一個農業社會中，你努力耕種的成果，絕大部分會被鄰居搶走，而且這個社會的司法懲罰或道德勸說，無法有效保護你的收成。這會產生什麼結果？答案很可能是：你和你的鄰居一起餓死。因為與其從事“看得到、吃不到”的耕作，你可能會“理性的”一開始就連種都不種，甚至一起加入低成本的劫掠行為。結果是，每個人“理性的”決定，會讓整個社會沒有人耕種，當然就沒什麼可吃，也沒什麼可搶。這樣的社會縱使沃土千里、風調雨順，恐怕也難逃饑荒的命運。

換句話說，一個無法產生正確誘因的制度，會讓個體的理性選擇變成集體的不理性處境。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缺乏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絕大部分的人都會“理性的”等待免費收割別人的創意，而不會徒勞的投入資源、發展創意。結果是，就算這個社會充滿IQ超過一百八的天才，也不會有多少的創新發明出現；或者是這些創新發明都會變成“獨門秘方”，一直到失傳為止。

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我們看到集體的不理性結果時，解決之道可能不是去譴責個人的“不理性”，而是要找出：到底制度中出現了什麼錯誤的誘因，讓個人的理性選擇如此不如人意？

舉例而言，長久以來，在地方選舉中，賄選一直是個不能輕忽的問題。如果買票能大幅提高當選的機會，而且查賄很難抓到確實據證，就會有人試圖買票。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被買票的人為何要把票投給買票者？難道這些人只為了那區區蠅頭小利，就出賣自己“神聖的一票”？這些人真的無知或冷漠，以致於不知道、不關心出賣自己這一票會產生何種後果？

我的觀察是，可能恰恰相反，這些接受賄選的選民，其實相當在意自己這一票所產生的影響。只是他們身處的環境之中，公部門對於規則的解釋與執行，相當“具有彈性”、經常“因人而異”。針對同樣一件事情，能不能做？做了以後要面對怎樣的風險？承擔怎樣的成本？能得到哪些收益？在很大一部分視你的身分而定——你是誰？你的保護者是誰？他跟你的關係為何？他夠不夠力？

在這種情況下，當樁腳把“走路工”發到選民手中的時候，他其實是在傳遞幾個重要的訊息：我跟這位候選人的關係匪淺，所以他肯把這一大筆錢交給我發放；以後有問題的話，只要找我，就可以召喚到所需的保護；這位候選人把這麼多的錢投入我們這個區域買票，也就是他在我們這裡投入很高的固定成本，為了鞏固他的地盤，他將來一定會優先照顧我們這個區域的利益。如此推算，買票者給的錢越多，這一票投下去的價值越高！

如果被買票者不是無知與冷漠，更不是為了小錢而“出賣神聖的一票”，則用“理性投票，選賢與能”的訴求，想要遏止賄選之風，收效當然有限。如此，真正解決問題的關鍵，恐怕是要建立一個明確的規則與公平透明的執行環境。當人們不再需要召喚保護者的時候，買票自然會因為失去作用而銷聲匿跡。

【作者劉孟奇，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