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鬥士”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了。那麼，到底他對世界和平的“貢獻”有多大呢？

應該是很大。例如，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顯然認為，戈爾對“和平”的貢獻，要比為了抗議緬甸軍政府獨裁統治而拋頭顱、灑熱血的一眾僧侶高。戈爾的貢獻亦比許多為着爭取民主、自由而作出犧牲的人士高，例如為了推動越南民主三月被判監八年的越南神父阮文黎，冒險協助北韓人逃亡的南韓宣教師千基元，兒子被判監九年的新彊異見人士熱比婭，還有曾被下毒毀容、堅持“橙色革命”精神的烏克蘭總統尤先科¨¨他們都沒有獲得和平獎。(參閱文章 Not Nobel Winners)

究竟戈爾做了什麼，以致他的“和平成就”這麼高呢？原來，戈爾製作了一套叫“絕望真相”的科幻電影，又籌辦了橫跨全球十一個地區的Live Earth演唱會。由於戈爾的成就“高”，所以就算那套“絕望真相”，最近被英國高等法院裁定謬誤連篇，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也可以視若無睹。須知道，英國法官指出的九個謬誤，可不是無心之失的小錯誤，而是關乎整個“人為全球暖化”理論基礎存在着誤導：例如，根據“冰核”（ice core）的研究顯示，過去六十五萬年，其實是全球氣溫上升之後數百年二氧化碳量才上升，而非戈爾宣稱的二氧化碳導致氣溫上升。

戈爾的“和平”貢獻，亦遠超過他的Live Earth對環境帶來的影響：整個演唱會估計導致排放至少74500噸二氧化碳，數量是英國人每年平均排放量的三千多倍。光是搖滾巨星們飛來飛去獻唱，涉及的飛行里數就有三十五萬公里，加起來足以環繞地球九個圈。更難得的是，戈爾一方面鼓勵大家減少消費，另一方面，他的身家這幾年來卻可以暴漲，其淨資產由當年參選總統競選前只有約八十萬美元，暴增至超過一億美元。富貴了的戈爾，其生活當然不可與一般跟着他對抗“暖化”的平民百姓相提並論，故此，他的豪宅用電量可以是美國家庭平均的二十倍，又可以用私人飛機周遊列國，這些花費，諾貝爾評審委員會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身為“環保鬥士”，自己卻過奢華生活、擁有超乎常人的“碳腳印”（carbon footprint），難免會被人指指點點，於是，戈爾找出一個非常方便的方法為自己開脫：他是有購買“碳信用”（carbon credit）來抵銷自己的“碳腳印”的。但後來人們卻發現，原來戈爾和高盛前高層開設了一間投資公司，他的碳信用便是這公司替他購買的；這公司聲稱主要投資在可持續發展的企業上，同時也是溫室氣體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的會員，戈爾四周推銷全球暖化論，無形中亦在推廣自己的生意。

戈爾對“和平”的貢獻，也包括他在任副總統時，拒絕把美國已經簽署了的《京都條約》提交國會表決。假如國會當年通過承認《京都條約》，往後布殊的經濟和能源政策便無可避免受到限制，美國以至全球經濟，便可能不會有之後的巨大增長，戈爾當年不把條約提交國會，無疑亦應記一功。

當然，除戈爾之外，亦不能不提同獲諾貝爾平和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這個官僚機構，一手打破客觀的科學傳統，改為只篩選一些支持“人為暖化”的半熟理論，以“制訂政策者撮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的方式，率先宣稱這是“科學界共識”，制止科學家事事講求實證的“無謂紛爭”，其對“和平”的貢獻，亦是實至名歸。

戈爾和IPCC，一個開拍在科學上錯漏百出的科幻電影，另一個則把科學實證原則打個稀巴爛，但同樣可以對“世界和平”有着莫大的貢獻，世事之匪夷所思，由此可見一斑。令人擔心的是，觀乎過去許多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人物，如阿拉法、哥爾巴喬夫、卡達和安南等，他們的影響力和歷史的評價都每況愈下。將來，如果地球氣候沒有如其所預言般惡化，相信戈爾日後也難逃類似宿命的。

－－原載：《YellowCow Blog - 踢爆香港傳媒》，200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