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罪的玫瑰”：有爭議的女性

從女性的生存狀態看社會的建制或時代的風氣，不失為一個獨特的視角。在民主社會，就說女權主義者，有激進的，也有溫和的；有“鐵娘子”，也有執意保持女性特質的，總之無改於參差多態。倘若是軍管性質的社會，極權主義國家，不愛紅裝而愛武裝是受到鼓勵的，廣大女性明顯的單一化、雄性化、武士化。從古代的斯巴達，到現代的納粹德國，似乎都如此。

在納粹德國，“希特勒青年團”至少有一半是女性，從身體到日常生活，女性的原有的東西遭到擠壓，替換為含有法西斯意識形態的內容，被驅逐或被誘惑為極權統治服務。萊妮。里芬施塔爾（LeniRiefenstahl），就是在這種單調、壓抑而又狂熱的時代氣氛中，驚現在藝術舞台上的一位典型的德國女性。

里芬施塔爾於1902年出生在柏林的一個商人家庭，從小酷愛體育運動，還在國際性的滑雪比賽中得過獎。她特別喜歡舞蹈，21歲即開始擔任獨舞表演，在各大城市演出時備受歡迎，並為柏林的媒體所追捧。無論美貌、體格、精神氣質，都是符合納粹關於優秀的雅利安婦女的標準的。可是，里芬施塔爾並沒有為德意志生兒育女，她生產的是電影，一種新型的藝術。她執導的兩部紀錄片《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以獨創的、咄咄逼人、霸氣十足的風格，為她贏得了世界性聲譽。

二戰結束後，里芬施塔爾被定名為納粹同情人而遭到逮捕，經過四年的囚禁生活，於1949年出獄。由於同納粹的關係，她受到世人，包括好友和親人的冷遇，美國和法國占領軍當局禁止放映她的電影。

她的電影導演生涯，至此宣告結束。然而，這個不尋常的女人，又在攝影方面重新開始她的藝術道路。她數次深入蘇丹，拍攝土著居民努巴人的生活風習，隨後出版攝影集，並舉辦展覽。72歲時，謊報20歲年齡，參加深海潛水訓練班，成為有史以來年齡最大的深海潛水員。她在水下拍攝了數以萬計的照片和數千小時的錄像資料，後來又將攝影結集出版。

“不要因為我為希特勒工作了七個月而否定我的一生！”里芬施塔爾說。

2003年，101歲的里芬施塔爾去世。全球的媒體報道了這個消息，並再度引發爭議。這時，確實有許多人站出來為她說話，試圖顛覆戰後的結論，把美和藝術從她的作品中分割出去，並加以讚美。但是，持否定態度的人仍然不在少數。作為人類的精神創造物，藝術美意味着什麼？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獨立存在的？藝術家難道真的可以全然拋棄政治道德立場的嗎？

里芬施塔爾的存在本身成了一個嚴峻的問題。

電影：從大眾的戲子到權力的寵兒

電影俘獲的觀眾之多，是任何藝術所不能比擬的。19世紀90年代中期，電影還是維多利亞時代娛樂圈裡的一件新鮮的玩藝；到了20世紀初，便以其機械複製的優越性，引起了政治家和宣傳家的關注。於是，在蘇聯、德國和意大利，電影業先後迅速發展起來。

阿倫特經研究指出：極權主義首先注意掌握兩樣東西，一是群眾，二是宣傳。在納粹黨掌權之後，尤其在戰爭期間，宣傳變成了灌輸。著名的謊言家、宣傳部長戈培爾公開說：“我想開拓電影，使它成為一種宣傳工具”；又說：“電影是最有影響的獲得廣大觀眾的一種手段。”這樣，電影從大眾的戲子變做了權力的寵兒。在納粹的管治下，固然它逃不掉政府權力的操控，相反，樂於充當服務生的角色，為極權主義政治服務。這些影片，表面上可以分為兩類，除了赤裸裸的宣傳片，如宣傳反猶主義、美妙的農村生活、英雄戰爭等等之外，便是大量的五花八門的娛樂片。所謂娛樂片，在人權遭到肆意蹂躪的恐怖的現實生活中，源源不斷地提供一種虛幻的、無憂無慮的、完美無缺的圖景，提供笑料、鴉片，實際上在謳歌現政權，仍然脫不掉宣傳，只不過手段隱匿一點罷了。“紀錄電影”一詞，第一次出現於 1926年2月。最早的紀錄片，是“紀行電影”，異國情調的風光片，觀賞效果大概跟娛樂片子差不多，而納粹居然也有本領把它製作成宣傳片。電影理論家格里爾遜說，電影可以成為“雄辯術”，因為任何敘述形式，都比不上能夠仰角拍攝的攝影機和經過剪輯的片段那樣簡單明快的“觀察”。他肯定說，紀錄片“能夠決定輿論方向”。其實，政治的觸角比藝術更靈敏。納粹的電影實踐，早就跑到這個英國佬理論的前面去了。

希特勒一眼便看中了里芬施塔爾。世間傳說里芬施塔爾是希特勒的情人，可是並無實據。其實這倒小覷了希特勒，這位“偉大的”德國元首是經受過藝術訓練的，他欣賞里芬施塔爾的並非只是美貌和才華，還有她的作品中所顯現的為他所需要的“時代風格”。希特勒和戈培爾都是出色的心理學家，他們從里芬施塔爾早期的高山電影中發現了偶像崇拜，本質是男性崇拜、權力崇拜，是對於宏偉的生命力和征服的內在要求。

這種帶有集中與極端傾向的生命氣質與極權政治的契合，使里芬施塔爾成為納粹從事電影盅惑宣傳的最佳人選。極權主義政權可能在其他政策和策略上錯誤百出，但是在組織上，也即在人事問題上是絕對不會出錯的；就是說，它所選用的人才可以確保絕對忠誠。事實上，在從事電影宣傳方面，里芬施塔爾也還不是完全被動的，被選擇的。即使她在回憶錄中一再聲稱不問政治，不懂政治，至少，她同希特勒的第一次見面，就是出於她的主動求見。當希特勒在地堡死去多年以後，她回憶起當年的元首，仍然流露着欣賞和感激之情。她不會不知道，只要與這樣一個政權沾上邊，所有的工作，是沒有不帶政治性的。

《意志的勝利》：納粹黨的頌歌

當里芬施塔爾初次見到希特勒的時候，希特勒就已經表示了“合作”的願望。不久，當希特勒當上總理以後，即邀請她為納粹上台後第一次黨代會拍一部新聞影片。這部片子的全部費用當然由黨承擔，至於片名，則由她本人把黨代會的名目完全搬用過來，叫《信念的勝利》。

這不過是一個序曲而已。過了一年，即1934年8月，希特勒再度邀請里芬施塔爾為納粹黨即將在紐倫堡舉行的規模更大的黨代會拍攝紀錄片。在大會召開前4個月，里芬施塔爾即率領攝製組170人來到紐倫堡會場。行政專員為他們配備了所需的一切，而黨所提供的經費是無限制的。里芬施塔爾指揮三十多台攝影機同時開工，攝影師一直穿着納粹德國衝鋒隊制服工作，各種車輛和無數聚光燈隨時聽從她的調遣。整個電影的製作，是被當做政治任務去完成的。連大會安排的進程，也被連接到影片開場的工作中來：儀式的展開、遊行、閱兵、群眾的移動、紀念碑和體育場的建築，所有這些都根據電影的需要而決定。黨的領導人在講壇上的某些鏡頭受到損壞之後，希特勒即下令重拍，他們甚至在希特勒不在場的情況下進入斯佩爾搭建的攝影棚，演戲似的重新宣誓，效忠於元首。桑塔格在揭露該片是一部宣傳片而非單純的紀錄片時，嘲諷說是“歷史變成了戲劇”。

納粹的美學原則是行動的，即賦予權力意志以形式。在現場攝影期間，為了使影片富於動感，里芬施塔爾讓人在演講台四周裝上運行滑軌，還在38米高的旗杆上安上電梯，以使攝影師可以確保在適當的距離中圍繞希特勒進行拍攝。她還運用這種創新的技術，動態地展示行軍隊列的全景流動，制服的變換，軍旗的行進等等，給觀眾製造參與其中的幻覺。里芬施塔爾的攝影鏡頭不斷對準宏偉壯觀的“勝利的黨代會”會場。在給納粹的“偉大”儀式的場面作調度時，她使用的是一種絕對的視覺，總體的視覺，以突出希特勒的眾望所歸的領袖形象。影片一開始，希特勒的專機突破茫茫的迷霧出現，然後便是一連串的集會、遊行、吶喊、森林般的舉手禮，在群眾和旗幟的海洋中，希特勒始終被放置於中心位置，“希特勒萬歲”的口號聲頻頻響起；他的形象高大，背影占據了整個畫面的三分之二，而他掌握中的群眾，看上去只是一群灰螞蟻而已。電影結束在瓦格納的史詩音樂之中，赫斯帶頭振臂高呼：“黨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國！”

整部影片的產生離不開希特勒，最後連片名也是希特勒根據黨代會的主題給取的，那就是：《意志的勝利》。

為了確保新片完美無瑕，她在總共13萬米的膠片中選出3000米左右進行剪輯，因為有關國防軍的鏡頭質量不好，被她刪除了。本來她應當知道，希特勒兼任總統和總理，還是三軍總司令，把黨、國家和民族的意志集中於一身，是須臾不能失去軍隊的支持的。果然，不但將軍們普遍不滿，希特勒也為此動怒了。一向高傲的里芬施塔爾趕緊為國防軍補拍了一個影片，這就是：《自由之日：我們的軍隊》。

《意志的勝利》在德國及西方國家放映時引起轟動。狂熱的巴黎影迷把里芬施塔爾抬到肩上，擁抱、親吻，甚至把裙子也撕壞了。影片獲得“國家電影獎”、威尼斯影展的金獎和巴黎世博會的最佳電影獎。

希特勒多次向里芬施塔爾獻花，發出賀信和賀電，還有親筆信。在《意志的勝利》首映結束後，他還向這位御用導演親自贈送了寶石項鍊。

《奧林匹亞》：身體政治

1936年，里芬施塔爾以同樣的敘事風格，為在柏林舉行的奧運會拍了一部更為宏偉的紀錄片，叫《奧林匹亞》。

她多次自我辯護“政治上的無知”，卻把政治意義恰到好處地加之於遠離政治的體育盛會之中，以至用納粹精神置換奧運精神。希特勒對《奧林匹亞》讚賞有加，首先就在於它的政治性，說：“她賦予了這部影片以我們時代的使命和命運。這部作品讚美了我們黨的強壯和優美，它是獨一無二的，不可比擬的。”

在政治國家中，體育場的身體是國家身體的具像化，國際間的競賽，往往使身體服從國家理性實踐的邏輯，通過與他者對峙或對決，體現國家的意志。極權主義國家尤其重視體育的這種意識形態性，納粹了解到，像奧運會這樣大型的國際賽事，正是培養民族主義的最佳手段；而且恰好可以藉機展示德國戰後和平崛起的形象，以掩蓋其藐視、挑戰、征服文明世界的野心。

希特勒很早就出面介入奧運會的籌備工作。在了解到奧運會主會場的情況以後，當即決定建設一個就當時來說是世界上最大的體育場。宣傳部門及廣告公司為豪華的體育場館宣傳造勢，並組織舉辦從古代奧林匹亞到柏林的火炬傳遞活動，還澆鑄了一座巨大的奧林匹克鍾，題詞道：“我邀請全世界的青年來這裡！”奧運村被稱為 “和平村”，也以極快的速度建成，其效率舉世矚目。當時，世界各地陸續展開抗議活動，反對在德國這樣一個踐踏人權的專制的國家舉辦奧運會。內務部相應出台系列計劃，製造假像，堅持在履行奧運會規則的同時對帝國大力宣傳。希特勒命令通知奧委會成員、美國報業大亨舍里爾：“德國將始終不渝地遵守奧林匹克憲章。”納粹還派出代表團到處遊說、承諾、賄賂，甚至對一些國家進行脅迫和恫嚇。在籌備計劃中，禁止演唱納粹黨的歌曲，清除所有關於反猶及其他不適當的標語口號，以免喪失其他國家對德國的信任。在首都柏林還採取嚴密的保安措施，對國內的政治目標，以及前來與會的外國記者、運動員、客人進行監視和跟蹤，以掩飾其繼續推行的扼殺民主自由的政策。

德國法西斯主義者通過各種渠道，顯示自己種族理論的正確性，宣揚納粹德國的成就，把奧運辦成淺黃色頭髮的“超人”的凱旋儀式。在這屆奧運會上，德國確實是獲得獎牌總數最多的國家。當德國選手獲獎時，觀眾當即離席起身高唱《德意志高於一切》，表現出一種宗教徒式的狂歡。德國作家格拉斯在《我的世紀》中描述了集中營里收聽賽事的情景，說是其中包括反對希特勒的犯人也在同聲歡呼德國運動員的勝利。納粹意識形態宣傳的成功之處，就在於把國家和政權合而為一，將“希特勒德國”等同於“德意志祖國”。祖國等於希特勒，最荒謬的邏輯成了現實。

里芬施塔爾用她的電影記錄下所有這一切。她把眾多競技的鏡頭組接到一起的藝術意圖，正是國家的意圖，一般的說法，該片是由國際奧委會委託她拍攝的，事實上，最先向她提出拍片要求的是納粹德國的體育官員，第11屆奧運會組委會秘書長迪姆；至於資金，很大部分來自德國政府。而且，在攝製過程中，自始至終得到希特勒，還有宣傳部的傾力支持。

很難設想，里芬施塔爾會拍出一部如她所說的“非政治性電影”，雖然從奧林匹克精神出發看，體育競賽是“非政治”的，但是納粹政府對於這屆奧運會的組織是突出政治的，何況里芬施塔爾也不無迎合的成分。她動用了比拍攝《意志的勝利》更龐大的攝影隊伍，更先進的設備，如高速攝影機、水下攝影機等，加上更瘋狂的幹勁和更大膽的技術創新，竭力渲染運動場上的力與速度，顯示德國選手的征服性和優越性；雖然也點綴般地出現黑人選手的鏡頭，而從整體上對其他競爭族裔的貶抑是明顯的。《奧林匹亞》由《民族的節日》與《美的節日》兩部影片構成，解說詞卻反覆出現“鬥爭”、“征服”的字眼，有意打破節慶的、和平歡娛的氣氛，而把體育處理成一種儀式化的英雄偉業。

在電影的最初版本裡，希特勒出現的時間很短，僅15分鐘，但是，里芬施塔爾顯然要讓他成為給整個運動會定下基調的人，為了使元首在開幕式上的講話變得更加清晰感人，她甚至不惜為放置一台錄音機的事同宣傳部長發生衝突。她對希特勒是崇拜的，在接受一家報紙的採訪時說：“對我來說，希特勒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他非常樸素，而又充滿男性的力量，真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運動員的拼搏與群眾的歡呼，都被置於這個偉大而仁慈的最高觀眾的凝視之下；他的陰影覆蓋了整部電影，正如一位德國導演在戰後指出的那樣，“即使將希特勒與納粹領導人的鏡頭從里芬施塔爾的奧林匹克電影中剪除，做成一個非納粹化的版本，它仍然充滿了法西斯主義的精神”。

經里芬施塔爾提議，《奧林匹亞》於1938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時舉行首映式。這對於喜好藝術的希特勒來說，無疑是世上最珍貴的生日禮物。首映式結束後，希特勒接見了全體攝製組成員，肯定他們為影片作出的貢獻，他對里芬施塔爾說：“您完成了一部傑作，世界人民將會感謝您的。”

同《意志的勝利》相比，《奧林匹亞》的聲名更噪，先後獲得1938年度德國電影獎和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在歐洲各國巡迴放映，受到空前的歡迎，連希特勒出現的鏡頭也贏來了一陣陣掌聲。斯大林也給里芬施塔爾寫了親筆信，對電影表示讚賞。從上流社會到普通大眾的這種毫無政治意識的觀賞態度，不禁讓人想起二戰前期整個西方世界對納粹德國的綏靖政策，與狼共舞，結果給人類自身帶來了無可挽回的毀滅性的打擊。

世紀選擇：光榮與良心

霍布斯鮑姆稱20世紀為“極端的年代”，而阿倫特詳加論說的極權主義就產生在這個年代。對於時代中占統治地位的極端勢力，是反抗呢，還是順從、響應的擁護呢？與里芬施塔爾同時代的著名導演朗格，全然不理睬戈培爾請他出任“帝國電影總監”的提議，寧願流亡國外，也有不少的作家藝術家選擇“內心的流亡”。里芬施塔爾走的恰恰是相反的道路，追隨權力的道路、“光榮”的道路。

在給納粹拍完幾部紀錄片之後，1940年代初，里芬施塔爾還拍了一部故事片《低地》，據說，她在影片中使用了一群來自集中營的吉卜賽人，並因此構成罪證。當然，她在回憶錄中否認了這一指控。但是在美學觀念方面，無論是《低地》，還是攝影集《努巴》，她都無法掩飾，實際上，也無須掩飾與《意志的勝利》、《奧林匹亞》等影片的一致性。所以，桑塔格把她稱為“第三帝國的宣傳家”，把她的作品稱為“迷人的法西斯主義”。

這位同為女性的美國評論家毫不客氣地指出：里芬施塔爾四部受委託而製作的納粹電影——無論是關於黨代會、國防軍，還是關於運動員——都是對身體和團體的再生禮讚，這一再生的獲得，均有賴於對一個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的領袖的崇拜。納粹有一個著名的公式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其中領袖是代表性的。對於法西斯主義美學，桑塔格的定義非常清楚：它產生於對控制、屈服的行為、非凡努力以及忍受痛苦的着迷，並為之辯護。兩種看似對立的狀態，即狂妄和屈從都是它所宣傳的。在它那裡，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常常以典型的盛大慶典的形式表現出來：群眾大量聚集；人變成物，可以隨意倍增或複製；人群/物群集中在強權與傀儡之間的狂歡交易，等等。總之，法西斯藝術無一例外地歌頌服從，讚揚盲目，毀滅自由、個性、創造和美化死亡。

然而，里芬施塔爾直到1987年出版回憶錄及1993年由德國和比利時合拍的傳記影片中，都沒有對她追隨法西斯主義的藝術進行過反省，相反，極力加以拒絕，設法迴避和掩飾。她振振有詞地說：“我有什麼錯？我沒有傷害任何人，也從來沒有害人的意圖，如果我必須後悔的話，我後悔拍了《意志的勝利》這部納粹片，但我不能後悔我生活在那個時代。我從來沒有發表過反猶太人的言論，我也沒有加入納粹黨。”她以沒有入黨以及未曾直接參與政治活動作為自我開脫的根據，極力把自己打扮成體制外的人，而避開她的藝術的成因、思想傾向和內含的毒素，無視這些因素對眾多觀眾的盅惑和損害。她要徹底撇清同政治的關係，姑不論同國家元首及宣傳部的往來交易，在極權統治下，根本就沒有所謂體制內外的絕對的區別，因為沒有一個空間可以避免政治的干預。更不用說，她的電影本來就是與官方共謀的產物。里芬施塔爾大言不慚地說她是“獨行者”、“徹底自由”的人，“關注美好的事物總是多於醜陋和疾病”等等，無非證明她至死仍然陷於英雄主義的 “超人”的幻夢裡，她沒有面對自己內心真實的勇氣。

一個藝術家以出賣良知換取的光榮，最後得到的只能是恥辱。美國人稱里芬施塔爾為“墮落的電影女神”，桑塔格則稱她為“惟一的一位完全吻合於納粹時代、其作品不僅僅與第三帝國時期，而且在其垮台30年後依然一直系統地闡明法西斯主義美學的諸多主題的重要藝術家”。她的電影，前後的價值確實已經變得大不相同。而今，光環已經褪盡，它們只是作為一種輿論學標本而存在，徒然保存着一個瘋狂變性的時代的面影而已。

－－原載：《南方周末》，2007-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