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由於在傳統國家權力體系之外缺乏階級、族群和各種次生性
的有機民間自組織，或基於共同的目標信念結盟的非公權機構能夠相
互並列、自由申展的社會空間，所以“人民”作為國家體制之下元子
化無結合力的虛設概念，往往既無可以確證的語義內涵，也沒有可以
依憑且能夠為其提供發育與生長的人力與物力支撐載體，所以便只能
散漫無為漂移而居，使得其遷徙流轉和生死沉浮都只能循天命碰運
氣！從而最易淪為歷史與現實政治與經濟爭鋒的強勢者們任意定性、
定價支配的野生群氓。倘若有幸生逢“有道治平”之世，或巧遇略具
自信力而顯示點開明胸懷的公權掌控者，則美其名曰順民、良民，以
致可以放膽讓其“有限”自負其責，不干預、不好煩其令，容忍百姓
“順其天命以致其性焉尓”，從而達於“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
其性得矣”（柳宗元語）的“自在好運”，如此則可以在正史文本
中，偶或演出幾則朝野互信、官民同樂的“折子戲”炫耀其德政以取
悅民心；反之，要是命途多舛碰上朝綱崩壞，或偏偏遇上由於支付政
治“血酬”過高因而疑懼叢生、人格畸變的暴戾者如贏政、朱元璋等
有人格缺陷的弄權者當道，則必然會被蓄意貶低為刁民、暴民，抑或
牛鬼蛇神、階級敵人等，從而動輒被驅使、被號令，然後要麼宿命般
綁定在權力極端主義的各種“大政偉業”中築長城、鑿運河，搞各種
勞民傷財的敗家子工程；要麼秉承所謂“政治需要”劃成分、設敵
情，互為寇讎大搞內耗性權利害火拼，從而以其無法承受的權利之輕
卻要荷載專制集團烈度極強的內耗性“政治”之重。

緣乎此，中國的列朝坊間才將本屬陽光之下理當由全民公議、公開決
策的“國事”也即政治，集體誣衊為干髒活、做惡事的不體面行當。
所以，儘管經史子集或教科文本、以及無所不用其極的傳媒胼足底勁
營銷愛國之主義，兜售民族之精神，甚至不惜血本為秦皇漢武平反昭
雪，將王朝地府明爭暗鬥的血腥與暴烈置換成頗富人倫悲歡的視聽影
像，也始終無法托舉日日下沉、一路走低的愛國心魂和道德強度。如
此，不僅沒有能按始作俑者的初衷預期收購“愛國主義效應”以此重
振民族精神，換取公眾的國家信仰和價值體認，從而在更廣泛的意義
上將中國公共權博弈置諸光天化日之下，以此汲取民間智慧“參政議
政”提升其文明素養與國際接軌。相反，卻常常被一以貫之的國民性
政治冷眼和“忘國主義”的自私偏狹，吃裡扒外、乘火打劫盜用國家
或集體主義之名行中飽私囊之實，從而釜底抽薪將中國社會公共生活
逼向只有權利拼搶而無責任擔當、只有支配威風而無榮譽評價的陰險
境域。至此，才有所謂做官發財、贏者通吃，將公權和公法歧義化理
解為一本萬利、最具現實和高效的不二營生法門。

所以在中國“從政”便意味着發達，便意味着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一勞永逸。也正是緣於這種常識理性，中國人無論山夫野老、黃口小
兒、士子商賈的終極選擇，都一例風捲殘雲般齊心切協力跳龍門擠官
場，“衣帶漸寬終不悔，為‘官’消得人憔悴”！從而將官道逼仄把
秩序搞亂，將權力異化為不但可以呈凶霸道斂財“淌渾水”，還能隨
心所欲、作奸犯科享受“刑不上大夫、為尊者諱”的司法與道德豁免
權。由於長期不講公法正義，不按規則契約遊戲，所以人人都篤信陽
攻陰謀的厚黑宦海角力術，使得稍具良知道義的膽小者或清流要麼作
壁上觀、裝聾做啞“不作為”，以確保無身家性命之虞和既得利益不
被侵犯、不被褫奪；要麼因“不忍之心”如陶潛“揚州八怪”者流，
只得憤而“掛冠”走人，以確保名節操守或正常做人的氣派，寧願自
我放逐從而棄權免責、冷眼旁觀，退守於社會邊緣以另類化自虐性角
色“獨善其身”，這正應驗了海耶克所言：“在極權主義社會為什麼
最壞者當政，那是因為人們基於自利理性必須去適應專制制度的要
求，必須降格到道德和認識標準較低的地方，讓原始欲望和趣味統治
自己的頭腦”。

由是觀之，只要一朝弄權到手，有能力支配人、壓迫人，能給別人不
方便，則一定要將得來不義不法的當下操控權用足、用夠且處處得理
不饒人。所以，無論是上至九五之尊擁霸天下的帝王將相，抑或遊走
底層的販夫走卒看門人，只要一旦得勢並領有地盤和“支人待物
權”，都必然要招兵買馬、強化暴力武備以防民變，不惜勞民傷財也
要築長城、修圍牆以遮蔽和抵擋內外覬覦者偷窺或分贓，由於無恆心
所以也就常有無恆產之虞，再加之由於權力來路不正，所以無論是開
疆拓土“先發制人”的創基業者，抑或是立儲篡位、坐享其成以後發
制人的不肖子孫，都不屑於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從而吐故納
新，在更廣更深遠的意義上經營和構想國家未來，從制度機制和文化
成因、以及人性和民意等縱深維度作原理性思考和反省，從而建構出
一個具有動態效應和自我修復功能的制度與法理機制。反之，無論是
新朝舊制，剝開其擁權自重哄抬出的神彩和威風，其潛意識中都存在
着擔心權力失落的神經性恐慌感與焦慮症，其示範效應還導致朝野官
民都集體認同所謂“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從而養育出一拔拔
動輒冒險蠻幹打家劫舍、鬧革命爭莊家，只有破壞而無建設的反智主
義造反暴民，所以人權聖女昂山素姬說：“權端權力是建立在暴力和
恐懼之上的系統，一個長期處於該系統中的人，其精神也會因浸染太
深而內化成其中的一部分”。

正是由於這一病變心理所誘發的系統性認知障礙，中國社會才儘管經
驗了數千年盛衰沉浮、險象環生的政治對決，卻始終無法衍生出立足
高遠、心念蒼生的政治哲學和意識形態上的主義、觀念等思辯性論
爭。不僅如此，這種建基於暴力和欺詐之上的社會系統和權力構制，
由於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合作長期處於對峙和緊張之中，人們出於個
人身家安危和福祉，以及機會成本與效率主義考慮，都必然會傾向於
投機取巧走非法無理之捷徑，動輒就尋求暴力和陰陽之謀弄權逐利，
從而朝野官民代代相傳、集體摹仿並公認這種既便當又能獲致抒情快
意的競爭與合作機制，日久之後便會內化為對生命和尊嚴的冷酷與蔑
視，最終將人世的苦難和諸多暴戾行為視為不僅收益多多，而且還具
有酣暢淋瀝、爽心利性的審美化娛悅功能的社會化遊戲。

因為有如此深重的社會和歷史承載的負面經驗。所以，即使有近世的
西學東漸、體用論爭，也有諸多先賢秉行公義，力圖引它山現成的文
明之石以攻我邦衣缽相傳的愚頑之玉，但都無一例外地因國民性精神
的暗昧和老大民族一以貫之的諱疾忌醫，以及專權者無所不用其極的
摚塞和敷衍而“折戟沉沙、中道崩俎”，如此則只能一次次重蹈覆轍
並輪迴不絕地演出王朝更迭的鬧劇和慘劇。所謂改革開放“預備立
憲”等政治性美容和化妝，至多也就是內引外聯學得點洋務風派然後
裡應外合，繼續“量我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葉赫娜拉氏﹚
抽筋剔骨、合謀盤剝不堪生計重壓的中國野生細民，而真正的憲政民
主、自由和人權尊重等普世性政治倫理和開放型的文明社會氣象，也
就僅僅止於理論上的假設給好事的書生們偶爾噹噹談資、做做佐料、
以疏解其怨氣、滿足點文化想象以獲得心理上的療救而已。

對於制度與法理上的文明化建制，則由於權力與民意的系統性冥頑和
病入膏肓因而難有起色。也正是導源於此，在中國，人人都關心政治
卻不求訴公義正氣，人人都學政治卻又不知權力乃是公共品，乃是公
意支撐和委任的託管機構，因而其運作和決策都得服從民意將公事付
之公論和公決，反而因權力系統和民眾的認知障礙和辨識誤區疊岀，
所以常常將政治和權力曲解為對人力物力的絕對壟斷和支配，由此導
致人人都想“坐莊”，都想當官“為民作主”，卻無一處可以自行作
主，因而只能被權力中樞投其所好，據其統治意圖克隆而出的各種科
層組織如單位、企業和公司行會等，一切只唯上不顧下的公務機構和
權力單元任意包養，率性定價定性配置，最終憑藉其賡續於傳統的防
民、御民之本性和老道的權謀之術，使得體制硬度得之於民意的自願
性服從和支持而逾顯強化，從而將人人都置於權力極端主義者們為
“他們設計的玩笑的圈套，受‘烏托邦’迷惑，他們拼命擠進天堂的
大門，但大門在他們身後關上時，他們卻發現自己是在地獄裡”﹙米
蘭．昆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