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人格，有四個重要的特點，其一是“詩性抒情”空前發達；其二是“生存智慧、保命哲學”異常繁榮；其三是“哲學頭腦、理性思維”十分孱弱，其四是混沌朦朧、迷亂糊塗讓世人驚嘆。

中國幾千年的專制統治，是一個極端恐怖的社會。中國數千年的改朝換代，一直遵循着一個“成王敗寇”、“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強盜邏輯。處於這種恐怖統治之下的人們，只能隨遇而安、偷安苟且，只能命賤如草、逆來順受。生活在這種社會裡的人們，當他們遇到無道和不義時，只能當縮頭烏龜。就像鴕鳥那樣，遇到危險，只管把鳥頭鑽進草叢裡。而對於露在外面的整個身子，只能自欺欺人地尋找各種理由來推脫和掩飾。

在這種高強度的恐怖重壓之下，中國人也需要靈魂的慰籍，也需要心理的平衡，於是就以自我安慰式的“精神勝利法”為主要手段，產生了一種意淫的滿足感，產生了一種自慰的快樂－－詩性抒情。這很像被人強姦而大聲叫床，並大喊好爽、好痛快一樣（任不寐《災變論》的論證結論，筆者進行了一點文字表述上的改寫而已）。經過歷久不衰的歷史文化和人文心理的積澱，遂使中國人的這種詩性抒情空前發達。

暴力恐怖的專制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暴力奴役的“合法正當性”，對於敢於質疑其奴役統治的人們，往往以利刃來“回應”。如周厲王時，“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孔子任司寇七天，就殺了使孔子之門“三盈三虛”的少正卯；秦始皇為了推銷其集權專制的奴役哲學，就將非議朝政的儒生方士殺之千餘；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於質疑其欽定理論的人，也是用快刀利刃來對付；曹操殺掉“融四歲，能讓梨”的一代天才孔融，也是以“疑聖教、貶周孔”為理由；晉代著名文學家嵇康，也被司馬昭以“非仁孝、譏周孔”而砍了頭……到了元明清時代，文字之獄多如牛毛，稍有不慎，則橫禍臨身，並殃及九族甚至十族；

到了毛共時代，更是把這種戕害文化、窒息思想的文字獄，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歷朝歷代，需要有文字和言論的證據，才能成為“文字獄”。而在毛共時代， “思想反動”也是它殺人的理由。也就是說，連這種“道路以目”，也可能招來滅頂之災、殺身之禍。只有將人們像豬狗一樣圈養着，才不至於被砍頭。

在這種長期的恐怖文化的薰陶下，人們不能也不敢具有“打破沙鍋問到底”追求正義和真理的勇氣，只有那種“生存智慧、保命哲學”的空前發達。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確實也冒出了一些思想的閃光，但這些思想的閃光的遭遇卻十分悲慘。其一是在這種災民社會裡，這種思想的火花本來就非常的稀有。在自然災變和戰亂頻繁的歷史背景下，這些思想的閃光，只能在天空劃出一道流星般的痕跡，而無法進行文化的積累和歷史的延續。其二是這種思想的火花，與災民的 “保命和生存”沒有直接的效用，得不民間社會的同情和支持，使這些在茫茫黑夜中摸索的思想者，一直處於孤獨和苦悶之中，而不能獲得心理上的支撐和靈魂上的安慰，更不能讓災民產生心靈上的共鳴，直至被歷史的塵埃完全湮沒。其三是受到暴力恐怖集團的戕害和壓制，使中國社會本來稀缺的哲學理性邏輯思維資源，更趨稀缺。

西方國家的文化精英們，窮其畢生精力而苦苦探索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的現象，在“聰明的”中國人眼裡，簡直是一群傻瓜和瘋子嘛。

這就是中國人哲學頭腦趨於虛無，理性思維和邏輯判斷能力異常孱弱的原因所在。

在這個“保命哲學、生存智慧”空前發達的國度里，中國人像馴服的綿羊，只知道苟且偷生；像漂浮於洶湧大海之上的一片樹葉，只知道隨波逐流、逆來順受。歷朝歷代的野心家和陰謀家，歷朝歷代奴役者和暴君，在這裡找到了推行他們奴役統治“王道樂土”，找到了他們踐行“強權就是真理”的強盜邏輯的最穩固的群眾基礎。

在這種哲學頭腦虛無和理性思維孱弱的社會裡，人們一直在混沌朦朧、迷亂糊塗中混日子，凡事喜歡雲亦云，遇事總是隨遇而安。稀里糊塗和稀泥，傻人長命蠢有福。中國人就這樣一代代繁衍下來，一直苟活到今天。

長期處於“生存恐懼”和“飢餓焦慮”之中的人們，一直處於動物化生存的狀態之下，社會的文明進步也就很難有所推進。管仲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話，從某種意義上看，確實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明顯存在着邏輯上的矛盾－－如果把人像豬狗一樣關起來，倉廩也實，衣食也足，你能讓這些豬狗一樣的人們 “知禮節”和“知榮辱”嗎？

由此可見，中國人向來被認為“天經地義”的東西，如諺語、古訓、成語等，如孔子、老子、管子等百家經典，大多靠不住。這也說明了，中國人很不善於獨立思考和理性分析。古往今來，人們只滿足將古人的話鸚鵡學舌、琅琅上口，卻很少分析和判斷它的是非對錯。

閒話少述，言歸正傳。

魯迅先生一再聲明，希望他的作品速朽。看來他的這個願望要落空了。僅一個阿Ｑ的藝術形象，就足以令其永垂不朽。更何況在阿Q藝術形象之外，還刻畫塑造了眾多栩栩如生的藝術造型？

在這個阿Q的國度里，在當前這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下，國人對方塊文字的奇妙運用，產生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學現象。其語言文字之精妙絕倫，不由你不拍案叫絕。鄙人稍加留意，便可舉出很多這方面的例證。為便於閱讀，今姑妄分類而言之。

其一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式的文字遊戲。如把失業說成是“待業”和“下崗”；把妓女說成是“賣淫女”、“應招女”等；對於風行於九鼎神州的賣淫嫖娼現象，則以“社會醜惡現象”來掩飾；把資本說成是“資金”和“資本金”等。所有這些失業、妓女、賣淫嫖娼、資本等社會現象或經濟範疇，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共的祖師爺馬克思，就把它定義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特有的產物。當前無比優越的社會主義社會，豈能有此醜惡現象或經濟範疇？於是中國豐富的語言文字，就衍生出了這些耐人尋的新名詞。這樣做，當然皆大歡喜。對於匯報的下級來說，是避天下之大不諱，以免引火燒身；而對於權力人士，則可以避免往自己臉上抹黑，以免影響自己的政績和前途。這種對說者和聽者都大有裨益的好事，正可以推而廣之、風行全球。

其二是“虛虛實實、兵不厭詐”式的文字遊戲。如“民主集中制”這個似是而非的名詞，所謂民主，它本身就包含了小數服從多數基礎上的集中，而不是毛澤東所解釋的“讓人講話”的民主。他高興時當然可以“讓人講話”，不高興時則以“陽謀”把講話者一網打盡。鄧小平多次反對“絕對的民主”，可他從來就不反對“絕對的集中”。因此，詞組的闡釋者就可以以此為依據，一會兒大講特講“民主”，堅持“集中”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一會兒又把它解釋成“沒有必要的集中，就沒有真正的民主”；一會兒又以“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民主”為理由，將民主一股腦地予以全盤否定。

又如“人民民主專政”這一奇特名詞，將民主與專政這兩個水火不相容的概念，硬性膠合在一起，有時被說成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有時又由少數人拿它去全面地專一切人的“政”。

再如“中國特色的人權”、“中國特色的法治”、“中國特色的民主”等希奇古怪的名詞，他們不管這些名詞的本質屬性如何，也不管人類文明的公認準則是怎樣定義這些基本概念的，將其冠以一個“中國特色的”的定語，就可以隨意進行解釋。將外國引進的麒麟龍鳳，解釋成中國特色的“毛毛蟲”。

這些專有名詞的發明和使用者，很象一個高明的魔術師，可以把簡單的中國文字，弄出變幻莫測的花樣來。至於怎樣進行解釋，當然要看“政治形勢”的需要，最根本的是看對當權者自己是否有利。

其三是“反彈琵琶、顛倒黑白”式的文字遊戲。本來我們各級領導應是人民的公僕，時下卻流行以“老闆”、“父母官”自居；再如毛澤東曾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話。今天不少人別出心裁地把它改成“革命不是請客，就是吃飯”，確實切中時弊；又如，面對時下世風日下、人慾橫流的社會現實，有人企圖抬出毛澤東當年說過的 “為人民服務”的一句話，以期挽世風於既倒，卻被人改為“為人民幣服務”，倒是切合當前實際；又如鄧小平當年面對胡耀邦要徹底否定文革，面對國人對極左血腥、文革罪惡的“喋喋不休”，曾要求國人：忘記過去，“一切向前看”，於是有人將其改為“一切向錢看”，真可謂天才之舉；還有一些人把中共所謂的三大法寶：“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改成“理論與實惠相結合；密切聯繫領導；吹捧與自我吹捧”等等，實在難以盡述。

其四是“似是而非、莫名其妙”的文字遊戲。如我國《憲法》開頭的“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真讓人如墮五里霧中，不知南北東西。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什麼是社會主義道路？是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道路？還是鄧小平“一切向錢看”的道路？是毛澤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道路？還是鄧小平“不爭論，幹了再說”的道路？是毛澤東“與人斗，其樂無窮”的道路，還是鄧小平的“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的道路？是毛澤東“百代還行秦政制”的道路，還是鄧小平“摸着石頭過河”的道路？各人有各人的解釋，誰也說不清楚。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專政的主體是誰？誰是今天的無產階級？是中共的各級官吏嗎？顯然不是。因為他們掌握着全國的物質和精神資源，使全民所有制異化為國家所有制，而國家所有制又進一步演化為官僚所有制。因此中共的眾多官員，實際上是名副其實的官僚資本家。說他們是無產階級？打死我也不信。如果他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那麼真正的無產階級必然就是今天的勞苦大眾。由廣大的勞苦大眾去專各級官吏的政，對於掌握着一切行政權力和絞殺工具的特權階層和即得利益集團來說？這豈不是讓廣大勞苦大眾去送死？廣大民眾他們連對政治事務發表言論的權力都沒有，何談去專政？

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在資本主義母體裡孕育着社會主義因素”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列寧和斯大林的“集權專制、迷信暴力的馬克思主義”？這也是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也沒有人能道過明白。什麼是毛澤東思想？用毛自己的話來說：是他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思想，還是他“秦始皇加馬克思”的思想？是他“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思想，還是“七八年再來一次”的思想？連他自己都多次前後矛盾、莫衷一是地自己否定了自己。大家如果有興趣，看看《毛澤東選集》就非常清楚了。有誰能說清楚毛澤東思想是個什麼寶貝玩藝兒？

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議說，“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的錯誤”，這指導毛澤東犯了嚴重的錯誤的思想，當然也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難道連這些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無窮血淚和無盡苦難的思想仍然要堅持下去？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什麼是黨的領導？有何法律規定怎樣領導？通過什麼方法和途徑來具體實施？領導到什麼程度為止？按照“領導一切”的解釋，是不是像波爾布特那樣，連夫妻情話、兒女人倫、談情說愛都要全部領導了去？由黨來分配丈夫和妻子？還是“不能以黨代政，黨政分開”的領導？誰能說出個道道？

按照憲法“四個堅持”的原則，毛澤東、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江澤民的講話，隨便找出一節來，都可以被指控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好在他們都是大人物，按“刑不上大夫”的傳統，他們當然可以逍遙自在。但對於小百姓來說，那可就慘了，隨便一句什麼話，都可以成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有力罪證，繼而將其投入大牢已綽綽有餘。

把一個根本沒有確切涵義和無法解釋的概念寫進“根本大法”，並作為“立國之本”和制訂一切法律的依據。以己昏昏，豈能使人昭昭？這真是一個滑天下之大稽的“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

又如某地政府根據形勢需要，也對口設置了不少機構，造出了一批“頂戴、烏紗”，也相應安置了一些“一杯清茶一根煙，一張報紙看半天”的幹部，其中有一個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辦公室”，被簡稱為“社精辦”；還有一個“信息交流辦公室”，被簡稱為“信交辦”。一日曾有一好事者對這兩個辦公室的男女主任開頑笑說，“一個‘性交辦’，一個‘射精辦’，這邊‘性交’，那邊‘射精’，這很不錯嘛”。弄得那“社精辦”的女主任羞愧難當，竟憤而掛冠而去，甚是可惜。

再如時下某縣為了供養龐大的行政機構，變着戲法向農民搞“銀子”，縣政府抓住上級某條“規定”為藉口，決定在年關到來之前，集中幹部和警力，浩浩蕩蕩殺向農家去收集那五花八門的“三種提留和五種統籌”款，簡稱之為“三提五統”或“三定五統”。在當前“統計為政治(績)服務”的背景下，該地核定的“農民總收入”嚴重失實，加上鄉、村兩級又將“三提五統”搭車、加碼收取。農民無論老幼病殘，人均一百多元，幹部警察們威逼着農民在短時間內交齊，窮困可憐的農民到哪裡弄這筆巨款去？只得拿着家裡的“三釘五桶”來交差，弄得收款的幹部發作不得，笑也不是。

所有這些現象，說到底，它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虛偽無恥，是一種對施行強盜邏輯的自欺欺人和掩耳盜鈴。

－－原載：《荊楚（王德佳）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