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章詒和女士的《順長江，水流殘月》（香港牛津出版社2007年6月版，以下簡稱《順長江》）和《五十年無祭而祭》（香港星克爾出版2007年9月出版；以下簡稱《無祭》），不能不讓我再次震驚於毛澤東的霸道、流氓、陰險與殘酷。與此同時，把章詒和筆下的記錄與我讀過其他反右書籍相對照，也讓我再次震驚於中國知識分子在災難突降時的驚惶失措，特別是那些有地位有威嚴的社會名流們，在毛澤東突然變臉之後的自相殘殺和尊嚴掃地。毛澤東的流氓、陰險和殘酷固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知識人本身的喪失起碼做人底線的作為，難道就沒有責任嗎？

1957年5月中旬，毛澤東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並決定反右之後，毛卻密令各級黨組織加大動員鳴放的力度，讓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充分表演了近一個月的時間，甚至在反右正式開始的前兩天的6月6日，章伯均還在興致勃勃地召集六大教授在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開會，討論高等院校的學潮和教育體制問題，為平息學潮而出謀劃策。但6月8日，風雲突變，一場疾風暴雨百花殘的反右運動在全國展開。

毛一聲令下，中共各級組織和民主黨派聞風而動。中共統戰部、各民主黨派、特別是章伯鈞所在民盟和農工民主黨連續召開會議，揭發、批判以章、羅為首的右派反黨聯盟。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召開第十七次常委擴大會議，宣布對右派分子的處理決定，僅民盟一個組織里，中央一級大右派就有61名，被毛澤東欽定的章伯鈞和羅隆基成了頭號、二號大右派。即便像黃炎培這樣備受毛澤東關照的座上賓，他的四個兒子也都被定為右派。

我對《順長江》中記錄的大小會議做過統計，從1957年6月9日到1958年4月11日，統戰部與民主黨派共召開過大小會議64次，其中，章伯均、羅隆基所在的民盟開會次數最多，僅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召開的會議就有23次。每一次會議的參與者，大都是6月8日前參加鳴放、幫黨整風的名流們。6月8日後，這些人分成截然對立的兩部分，一部分是揭發批判者，占大多數；一部分是被批判者，占少數。作為大右派的章、羅等人，不得不面對一次次口誅筆伐，兩人參加會議的全部意義只有一個，認罪再認罪，檢討再檢討，悔過再悔過。

民主黨派內的自我整肅結束後，心滿意足的毛澤東才露面。1958年1月30日，毛澤東出席了在頤年堂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已經變成爛泥的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悉數到場，他們參加會議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表達對毛及中共的忠誠。會議最後，照例是毛的總結髮言，他對民主黨派作了五點指示，並給章、羅等大右派保留了某些職務和物質待遇，以示其寬宏大量。但是，整肅並沒有就此結束，中共又在大搞“交心”運動，逼迫民主黨派必須人人過關。這就是毛澤東不同於斯大林的殘忍之處：斯大林以消滅反對派的肉體為目標，而毛澤東不僅要消滅肉體，更要改造人的靈魂，也就是對被整肅者進行人格羞辱和尊嚴踐踏。

1958年2月27日，各民主黨派共同作出進一步整風的決定；3月2日，民盟中央會議推出一份《自我改造決心書》，以號召全盟和其他民主黨派向黨交心， 103位民盟大腕在“決心書”上簽名。最為驚心動魄的“交心”在3月16日登場，堪稱反右運動中中國各界名流集體表演的最華麗最宏大的“效忠秀”：在中共統戰部的組織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名流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召開的“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自我改造公約》，並舉行了效忠毛澤東的大遊行。與此同時，許多積極要求加入中共的民主黨派大人物被婉拒後，居然滿心愧痛。

接着，全國政協給章、羅等五十多名大右派弄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集中學習改造，其他民主黨派的名流們則參加轉變立場的整風運動，分為大鳴大放、大辯論、梳辮子（自我檢查）和向黨交心四個階段。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是每個人必須以書面形式向黨交心。在這場聲勢浩大的交心運動中，無論左右都要交心。在章、羅等五十多名大右派的學習改造中，“他們一共交出8840條。平均每人170條。交代最多有黃紹竑、顧執中，一人300條以上。中等的有羅隆基、儲安平，一人 200多條。父親交代最少，30條。”在參加整風運動的人中，“左派里，交心最少的是吳晗，8條。交心最多的是鄧初民，206條。右派里，交心最少的是曾招掄51條。交心最多的是費孝通，282條”特別是那些積極向上爬的左派們，主動要求自我檢查，帶頭的是胡愈之、史良、吳晗、千家駒等（《順長江》P85 －86）。

統戰部在評價“交心運動”時總結說：“各民主黨派在交心運動中，貼了大量的大字報，通過自我揭發和相互揭發，深刻地揭露了中間派同社會主義相矛盾的陰暗的一面，大量地暴露了中間派不符合六條政治標準的各種錯誤思想和言行。各民主黨派在一般整風中，又對成員在交心中揭露出各種問題，作了分類排隊，進行‘梳辮子’，大辯論，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幫助成員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根本問題上，進一步劃清界限，提高認識。總起來說，交心運動是民主黨派成員的資產階級立場和思想的一次總暴露，當然，從他們交出的問題看，表明他們中的許多人雖然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有了不同程度的進步，但是基本上沒有拋棄資產階級立場，這正是他們在右派進攻中向右搖擺、同情、附和右派反動言論的階級根源。”（《無祭》P177－178）

在毛的突然變臉面前，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聯盟瞬間瓦解，太多的自貶檢討，太多的口誅筆伐，太多的落井下石，太多的效忠表態，曾經亢奮異常的名流們旋即變成一灘爛泥。甚至於，像沈鈞儒這樣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不僅在所有會議上公開表示效忠，而且他為了提醒自己不再犯錯誤，居然在衣袋裡放一紙條，上書： “你是不是聽黨的話？你是不是聽毛主席的話？你是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你對人民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情？”（《順長江》P89）怪不得章伯鈞發出“都下跪去了。”的慨嘆。其實，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名流中，又有幾個人沒有“下跪”呢！區別只在於表態的早晚、積極與消極。正如章詒和所言：“如果章伯鈞不是右派，他也得簽名，也得遊行。”（P84）是的，在全國共討之的輿論狂潮面前，在人人過關的威逼面前，雖然名流們的交代未必是出於真心，但被迫的下跪也是下跪，跪一次和跪N次並無實質性區別。

曾幾何時，在章詒和眼中的父親總是生氣勃勃的，有野心、有能力、有人緣、有廣泛的社會聯繫，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投身政治，見過大世面，經過大風浪，不懼大危險，在挫折面前從不消沉。更重要的是，章伯均早年加入過中共，後來脫黨變成民主人士中的著名左派，與中共的關係一直不錯。抗日戰爭時期，在陪都重慶，章與周恩來的來往很頻繁。抗戰後期，國共衝突加劇，第二次國共合作已經名存實亡。在國共之間斡旋的主要是美國人和民主黨派。為了調節國共衝突，敦促中共派代表參加國民政府的參政會，民主黨派的六位代表於1944年7月1日前往延安，章伯均就是其中的一員（其他有黃炎培、傅斯年等人），中共當時對章的評價是： “數年來，為爭取民主，反對獨裁，不屈不撓，可謂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進步分子。”（《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聞黎明著，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4年版P340）1949年後，五十年代前期的章伯鈞也得到中共支持，在政壇上也足夠風光，既是交通部長、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又是民盟第一副主席、農工黨主席。

但章詒和說：一九五七年的春與夏，“對我的父母來講，則親歷了由天入地的墜落。”（《正在有情無思間——史良側影》）鳴放、整風時期，章伯均陷入重頭收拾舊山河的幻覺中，飄飄然如在天上。他“八方遊說，四處煽風，搞思想發動，搞組織發展。”真可謂精神百倍、全面出擊。但自從章伯鈞變成頭號右派後，“面對時光流逝和政治失意給自己留下的陰影，父親仍然缺少心理準備，同一個世道啊！國民黨打擊他多少次了，通緝他多少回了，自己都不像今天這樣。”（《順長江》 P87）在《越是崎嶇越坦平——回憶我的父親章伯鈞》的訪談中，章詒和也談到了父親的變化：“劃右以後，他從一個忙碌的政治家變為孤獨的思想者。從此，靈魂在自己軀殼裡無法安放。以至那副軀殼對於靈魂似乎都是‘異已’的。棋天跼地，拘手攣腳。肉體的不自由，伴以心靈的不自由。人作為‘人’被有形、無形的外在力量所剝奪。……除了被批判和被拋棄之外，父親一無所有。”

《心坎里別是一般疼痛——憶父親與翦伯贊的交往》一文中的章伯鈞，不僅消沉、沮喪，且心中無底、惶惶不可終日。民盟的揭發批判會開完了，他居然還要請民盟的老同事來家裡給他提意見。他和妻子商量好一個請到家裡來提意見的名單。邀請發出後，章一直在忐忑中等待。幾天后的一個晚上，民盟的周新民、楚圖南、郭則沉、薩空了等人來了。據章詒和回憶：來的人“個個呆坐着，呆到連眼珠都不轉一下，好似廟裡無言對坐的泥塑菩薩。”冷場了好半天，才有薩空了的講話，提的意見全是雞毛蒜皮的瑣事，其他人也是敷衍了事，附和一下薩空了。無非是說他因最被中共信任而驕傲了，不嚴肅了，個人主義了，在民盟內與羅隆基勾心鬥角。還有就是愛逛舊書店，愛玩古董，玩物喪志了。

等這些來敷衍一下的人們走後，章詒和發現：“茶几上擺放的玻璃茶杯里的茶水，幾乎都是紋絲未動：滿滿的，亮亮的，綠綠的。”昔日同事的冷淡讓“父親苦悶而沮喪，目光散散的。其實，父親真的是想聽取意見，內心隱藏着被理解的渴望，但民盟的這些老友什麼也沒給他。他感受到的是敷衍、搪塞、疏遠和冷漠。父親太可憐了。”

章伯鈞送走了民盟的人，他還是惶恐，希望“請這個歷史學家分析分析我現在的問題。”於是想起了老朋友翦伯贊。他打電話請翦伯贊，翦答應來。章詒和說：“一有電話鈴響，父親就豎起耳朵聽，聽聽是不是翦家打來的。隔了兩、三天的樣子，翦家的電話來了，說是當日下午來看章先生。父親按捺不住興奮！內心積攢了無數的話，無數個問。他自己要問個徹底，也要翦伯贊說個明白。”“翦伯贊下午沒有來。父親坐不住了，東張西望，來迴轉悠。後翦家打來電話，說：晚上才能來。”

翦伯贊終於來了。翦到底是跟隨周恩來多年的中共老黨員，對毛澤東的心思瞭如指掌，一語道破了章伯鈞被打成右派的原因：1949年後的毛、章關係，不再是平起平坐的盟友，而是君臣了。章伯鈞卻看不透這種變化，居然還要與老毛平起平坐。

毛澤東煽風點火之後，悠然地作壁上觀，看着社會名流們進行自相廝殺了。其中，有些名流是堅決擁護中共的左派知識分子，在鳴放時的言論也平淡無奇，反右開始時批判別人的言論卻尖銳激烈，但最後也難逃那頂右派帽子，像費孝通、黃藥眠、陶大鏞等人皆如此。

在毛澤東號召大鳴大放時，民主黨派和知識人團結一致地宣泄不滿，而壓力一來，便紛紛反戈一擊，矛頭所向不再是執政黨，而是自己的同類。受迫害者不僅被全社會當作敵人口誅筆伐，而且他們之間也進行瘋狂的相互攻擊，落井下石成為力求自保的社會名流們的慣用手法，有太多的所謂“罪證”都是幾個人、甚至兩個人之間的私人談話，被某人揭發出來，就成了罪證，很多右派的帽子是知識人扣在知識人頭上的。這些落井下石的自相殘殺，儘管大都出於被迫無奈，出於自保的本能，但帶來的結果卻是一樣的殘酷。

比如，在中共為章伯鈞定罪的證據中，有一條是孫大光在1957年7月9日《人民日報》上的揭發。孫大光時任交通部長章伯鈞的助理，他揭發說：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後，孫到章的辦公室談話，談到黨的方針時，章伯鈞很興奮地說：“中國這樣大，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當時的中共黨員為九百萬），統治着五億農奴，非造反不行。”（《無祭》P193）

荒謬的是，1980年為右派平反時，作為反右運動的主要執行者鄧小平仍然堅持反右是必要的，而只承認“擴大化”的錯誤。鄧為了證明他的結論，在給絕大多數大右派平反的同時，就是不給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五人平反。在不給章伯鈞平反的幾項根據中，也有孫大光提供的“罪證”。

反右運動的中共禍魁，第一是發動者毛澤東，第二是具體策劃者和執行者鄧小平，第三是其他大小官員。但在民主黨派的右派運動中，從揭發批判到組織處理的每個具體環節，都是由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具體操作的，沒有這些名流們的步步緊跟、熱烈擁護、主動配合，民主黨派的反右運動決不會如此完滿！一個民主黨派如此，全國性的反右亦如此。

歷史不能假設，但我還是忍不住自問：如果沒有這樣的相互揭發、背後告密和打小報告，沒有借誣陷他人來洗刷自己，沒有借批判他人來證明自己的效忠，肯定不會有那麼多人在一夜之間都變成敵人，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也許就會有另一番景觀。

沙葉新先生曾經對“黨文化”做過系列批判，其中之一名為《檢討文化》。沙先生指出，檢討和表態是中國千年帝制文化最醜陋的組成部分之一，但把這種醜陋的文化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帝王，不是喜歡製造文字獄的康熙、乾隆，而是毛澤東。清代的康熙皇帝製造過多起文字獄，其中的錢名世案，有385名官員表態聲討錢名世。但翻看那些官員們的批判和表態，多少還顧及一點點士大夫的顏面，寫得並不那麼露骨。但清朝所有皇帝製造的最大規模文字獄與中共執政後製造的最小規模的文字獄相比，也是小巫見大巫；帝制時代的名流們的落井下石與毛時代的名流們的落井下石相比，已經不是小巫大巫的差別，而是九牛一毛的懸殊了。

全民動員的大批判，必然伴隨着大檢討和大表態，從40年代的延安整風到世紀末的鎮壓法輪功，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就是在由獨裁者發動一次次大批判大檢討大表態中度過的，而且有太多人的檢討卻成為其罪證的自供，再掏心再自殘的表態也救不了自己，而只能造成精神殘廢。發動者從來就是有陰謀、有組織、有計劃的，而被整肅者往往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就成為眾矢之，一下子就亂了方寸，免不了窘態百出。比如，反右鬥爭已經開始，一些知識分子還沒有反應過來，仍然處在鳴放狀態中，繼續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揭露官僚主義的弊端。而等到他們看清了局勢，一切皆為時已晚，他們在鳴放中的言論，已經為自己準備了充足的罪證。陷於這樣的陰謀中的人們，怎麼可能不完全亂了方寸。能夠在這樣的陰謀中一絲不亂、堅定不移的人，方為罕見之俊傑，甚至比在戰爭中陷於敵人埋伏而能保持鎮靜自若的指揮官更傑出。

現在，我們仰慕年輕的林昭在反右中的寧死不屈，但在極端恐怖和全民動員的年代，林昭式的剛烈和風骨類似生命的奇蹟。無論是那時還是今天，要求出現很多個林昭，既不現實又強人所難，但是，即便不能像她那樣公開反抗，做到起碼不誣陷他人，也不算是對人性的太高要求。但在毛澤東對知識界的歷次整肅中，名流們總是用最齷齪的手段進行相互陷害。想想“反胡風”運動的情景吧，幾乎所有著名知識分子全部發言，包括那些在後人的印象中有良知的名流，如巴金、趙丹、夏衍、曹禺、侯外廬、郭小川等等等等……而今天仍然被尊稱為“敬愛的總理”周恩來，幾乎參加了毛澤東發動的每一次對其同志的整肅，從高崗、彭德懷到劉少奇、林彪。

毛澤東這個絕對獨裁者，他總是給臣子們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做我的廷杖打別人，要麼做我的敵人被別人廷杖。結果是，受害者必須緊跟加害者，受害者必須向加害者感恩戴德。

今天，有人仍然自我辯護說：當年投身毛澤東的革命，完全是出於純潔的理想主義而沒有絲毫功利主義動機，然而，我決不相信這樣的辯護。就人性而言，大公無私是神話，毛時代的為革命大公無私是欺騙。事實上，在毛時代，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就是不擇手段地向領袖輸誠和爭取政治進步，只要得到領袖的賞識和在政治上得到肯定，其他的利益便隨之而來。可以高升，可以出名、可以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順便也可以享受到超出普通人的物質待遇。“無私”方能有“大私”，才是毛時代的利益激勵機制。

毛時代的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不是金錢競賽而是革命競賽，不是比誰有更多的金錢，而是比誰更革命更堅定更無私。而毛式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暴力，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所以，毛式革命就要展開兩方面的競賽：一方面，是對獨裁者的效忠競賽、獻媚競賽、崇拜競賽，另一方面，是對獨裁者欽定的敵人的無情競賽、殘酷競賽、兇狠競賽。這種競賽又必然是不擇手段競賽、落井下石競賽、六親不認競賽。

這種極權制度下的整人競賽，是席捲整個國家的人吃人競賽，把每個普通人都變成劊子手。它讓人性普遍地變成獸性，讓每個人不把人當人，而當作權力的工具、當作六親不認的野獸。極權者對人性的踐踏以被統治者的自賤為前提，不把別人當人的前提，必須先不把自己當人，只有首先不把自己當人，才能徹底地不把別人當人。於是，每個人的生活都墮落為苟活，每雙手都不乾淨。想想看，假如有百分之十參與鳴放的人都堅持自己的觀點，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落井下石，反右的結局還有那麼慘不忍睹嗎？再假如，即便公開會議上的鳴放是逃不脫的“罪證”，那麼私下的朋友聊天不被大量向組織揭露，起碼可以大面積地縮小迫害的範圍。

但是，讀反右中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在大會上做檢討，自我虐待，自己往自己的心中扎刀子，我沒有任何事後明白的優越感，反而對他們有一種同情的理解。

－－原載：《觀察》，2008-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