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者研討鴉片戰爭史，在上世紀末出現擺脫新經學的朕兆。一個表徵，便是原先以論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起點而成名的學者，轉而表示反對腰斬清史，變成再修清朝全史的中國的稻葉君山。於是，毫不奇怪，當法國人佩雷菲特（A.Peyrefitte）的《停滯的帝國》、美國人何偉亞（J.Hevia）的《懷柔遠人》等書中譯本出現，便都曾激起近代史主流偶發的漣漪。

佩雷菲特與何偉亞，研究重心都為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馬戛爾尼使華體現的中英衝突。雖然作者的觀念和方法相異，佩氏重視文獻體現的歷史過程，而後現代主義者何氏更注重清英的觀念衝突，但二書都以為這場衝突，實為清道光十九年（1839）鴉片戰爭的導因。從馬戛爾尼使華到林則徐禁毒，那近半世紀裡，清朝已歷乾隆、嘉慶、道光祖孫三帝，滿洲權貴壟斷軍政的傳統已難以為繼，而歐洲備受法國革命特別是拿破崙戰爭的風暴掃蕩，更面目全非，即使打敗拿破崙而保住制海權的英國，也因美國崛起而實力今非昔比。

所以鴉片戰爭的結局，清朝並非敗在沒有正義，沒有實力（特別是經濟力量對比），也由林則徐在廣東組織的抵抗證明並非敗在英國的“船堅炮利”。由當年的中外文獻，無不證明清朝不是敗於敵強，而是敗於己弱，就是說敗於乾隆到嘉、道的百年積弱。保證“尊君”的政治體制，唯重“親上”的法律準則，嚴懲“異端”的文化政策，鼓勵貪污的“養廉”機制，特別是堅持“以滿馭漢”的權力結構，“八旗駐防”的軍事傳統，諸如此類旨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傳統措施，面對曾創全球殖民化最高紀錄的英國炮艦，有那一種不立現陳腐？

直到鴉片戰爭前夜，滿清統治下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仍居世界第一。但1820 年仍占世界GDP份額32.9%的老大中國，竟敗在同年僅占世界GDP份額5.2%英國手下。可見國富未必等於力強，尤其未必等於民心歸向。當年林則徐在廣東禁毒，感到最大的障礙不是洋商，而是“漢奸”，包括見利忘義而接濟洋舶的眾多船民。這意味着底層平民愚昧嗎？不然，因為在平民眼裡，忍受滿漢官軍敲骨吸髓的剝削，較諸接濟洋舶食物淡水而得生存資源，未必利少害多。今人論鴉片戰史，於滿洲巨奸琦善等猶多恕辭，而對粵海船民與洋舶交易，卻譴責不遺餘力，至少是輕重倒置。

我不能苟同佩雷菲特的假設，以為他惋惜清廷沒有抓住英使送上門來的通使貿易機會，致使到鴉片戰敗才被迫打開國門。我便不能同情何偉業的推論，因為他將乾隆朝君臣拒絕馬戛爾尼使團的建立通商要求，簡單地歸因於“中英禮儀衝突”，乃屬毫無歷史實據的主觀臆測。歷史的詮釋可以不拘一格，但歷史的實相絕非來自演絳。

因此，我以為鴉片戰爭史應該再研究，但再研究的前提，只能是堅持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