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不需要宗教信仰? |
送交者: 陳破空 2008年03月07日16:28:40 於 [新 大 陸] 發送悄悄話 |
大凡宗教,都主張仁愛、博愛、慈悲、關懷、奉獻。宗教信仰和信仰自由,是文明國家立國的基石,尤其在西方,更是優良傳統。在西方國家,大多數民眾具有宗教信仰,少數不具信仰者,也深受感染,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宗教情懷。真正的宗教信仰者,渴望上天堂,而恐懼下地獄,他們待人以誠,積極行善,至少不幹壞事。這正是西方道德水準較高、社會秩序良好的原因之一。 南北朝時代,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基督教傳入中國,則僅僅始於近代。然而,多數中國統治者囿於狹隘思維,唯恐宗教信仰危及其專制利益,有意防範,甚至閉關鎖國。以至於宗教信仰始終未能在中國社會形成主流(南北朝時代除外)。 鑑於普遍缺乏信仰,大多數中國人,將今生今世的富貴,即俗名俗利,當成人生的最大追求。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劣質部分,權力、官位、富貴,幾乎成了同義詞。故有“苟富貴,不相忘”、“取功名,圖富貴,平生足願”、“學而優則仕”等直言不諱的說法,並影響至今。中國社會道德普遍低下,原因也在於此。 中共上台,乾脆宣布:“宗教就是鴉片。”為此大規模毀滅宗教神跡、鎮壓宗教活動、迫害宗教信徒。“改革開放”之後,還以“一切向錢看”,把中國社會的世俗化推向極致。中共逆天而行,直接引發中國社會道德災難:人性淪喪,人性泯滅;認錢不認人,笑貧不笑娼。 人類已經跨入21世紀,但在中國,凡家庭教會、地下教會、及一切非官方教會,甚至氣功流派,都仍然在中共的“打擊”之列。中共自稱“無神論者”,實際上中共害怕的是,民眾信神而不信中共。 中國需要經濟發展,更需要道德重建。提倡宗教信仰,實現信仰自由,是拯救國人靈魂、促進社會和諧、保障國家穩定的最佳良方。 92.批評共產黨有用嗎? 有人說:“幹嘛老批評共產黨,你們應該幫助它,給它提建議。”還說:“那樣效果更好”。顯然,有人經中共長期洗腦,習慣了共產黨的謊言,也習慣了共產黨的統治,乍聽得對共產黨的批評,就顯得不習慣、不適應、以至不舒坦。那些長期把中共混淆為中國的人,尤其顯得不適應和不舒坦。且不說,無數的教訓是,那些幫助共產黨、給共產黨提建議的人們,都被打成了“右派”和“反革命”,遭到無情鎮壓、殘酷迫害、乃至肉體滅絕。就連民主制度下,民選的執政黨,都經常受到社會的批評;那麼,有什麼理由,我們要對專制制度下,獨裁的執政黨,網開一面? 美國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然而,它的總統和政府,卻經常受到媒體和民眾的批評。歷屆美國總統,幾乎都是在激烈的批評聲浪中,度過了他執政的四年或者八年任期。拿民眾權利和政府權力相比,美國實際上是“大社會、小政府”。而這恰恰就是美國富強的原因之一:政府在民眾和輿論的嚴密監督之下,不可能做出違背民眾利益、損害民眾權利的“出格”事。 有人說:“批評共產黨沒有用!”事實上,最近幾十年,中共的許多政策變遷,不管它承認還是不承認,都是在國內外批評聲浪的壓力下,被迫作出的調整。從“先富起來再說”到“營建和諧社會”;從逐步取消戶籍制度,到被迫取消收容制度;從暴力拆遷到出台《物權法》;等等,莫不如此。獨裁者的特性就在這裡:民眾不抗爭,它就不讓步;民眾短促抗爭,它也不讓步;祇有民眾持久抗爭,它才可能勉強讓步。正所謂:“滴水穿石”。滴水穿頑石。 還有人說:“在海外批評共產黨,沒有用!有本事,就回去。”事實之一:不是流亡人士不敢回去,而是中共心虛,不敢讓流亡人士回去。事實之二:當國內輿論不能發揮監督作用時,國外輿論卻發揮了相當的監督作用。海外輿論和流亡人士的批評,不僅令中共心驚肉跳,稍能節制其肆無忌憚;而且,成為國內民眾的信息補充和精神補品,鼓舞他們抗擊獨裁的信心。此等效力,猶如“出口轉內銷”。 93.共產黨變了嗎? 有人說:共產黨也在變,應該給它機會,給它時間。有人舉例說,至少,“中國經濟在發展”。且不說,中國民眾已經給了中共無數機會和時間,中共故態依然。就說發展經濟,那不過是任何政府的基本職能,而並非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特別情事。歷史上,恰恰祇有中共當政時,才曾經人為限制、甚至破壞經濟(如大躍進與文革時期)。 今日中國,經濟有所增長,參照和對比的,乃是中共的破壞時期。與其說是發展,不如說是恢復。除經濟之外,舉凡政治、社會、新聞、文化、藝術、宗教,等等領域,中共繼續施以人為封鎖,等於限製發展。使中國社會,處於病態的扭曲:法制不彰,社會不公,貧富不均,人心不平。道理很簡單,單純的經濟增長,代替不了國家的全面發展。 隨着中國日益融入國際社會,不可避免地,中國民眾、中國社會、甚至於中共本身,都出現一些變化。民眾思想趨於活躍、生活趨於豐富,社會趨於繁複而多元,中共本身,趨於變與不變的矛盾邊緣。此時此刻,與其說中共在變,不如說中國在變;與其說中國在變,不如說世界在變。世界潮流浩浩蕩蕩,瞬息萬變。世界的變化,帶動中國的變化;中國的變化,帶動中共的變化。而在其中任何一個變化的環節或過程上,中共都絕非積極因素,而祇是消極的、甚至阻礙的因素。 中國民眾思變心切。民眾變化,是主動的;中共變化,是被動的。中共之變,永遠落在民眾之後,而且是在民眾的持續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尤其海內外的批評聲浪,更逼使和促進了中共的變遷。然而,迄今,變化的是表像,不變的是本質。獨裁與專制,謊言與暴力,貪婪與腐敗,依然是中共的看家本領。中共還在邪路上走,中共沒有變。 94.為什麼說中共必然覆亡? 歷史上的專制王朝,或長或短,最終都免不了覆亡。不可一世的暴秦,一統天下後,僅存活了十五年;滿清苟延較長,也不過二百六十七年。專制王朝的共同特點,是依靠人治而非法治。沒有監督與制衡,權力必然腐敗,王朝必然沒落。即便達到“大治”或“中興”,也必盛極而衰,漸至覆滅。中共專制統治,與歷史上的封建專制王朝並無二致,惟更加殘忍和脫離時代。一朝覆亡,已經註定。 從共產主義學說出籠之日起,“第一國際”、 “第二國際”、 “第三國際”,乃至“第四國際”,先後破產,證明共產主義遭到人類的廣泛唾棄。共產黨陣營,以蘇聯為大本營,東歐八國為大基地。而至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易幟,蘇聯解體,專制瓦解,民主代之。 國民黨統治時期,許多中共黨員曾經被捕入獄,在他們(如劉少奇、薄一波、江青等)書寫的“自白書”中,大多以“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為懺悔語。這或許祇是當時他們為了求生而拼湊的應付之詞,但隨後的事實證明,共產主義之於中國,的確不合時宜。在空洞的理想、蠱惑的口號和狂熱的個人崇拜下,七千萬中國人死於非命,中華民族為“共產主義”付出了最沉重的代價。 縱觀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的統治,短則四十多年,長則七十餘年,但最終都逃不脫覆亡的命運,昭示各國共產黨的普遍結局。以中共為首的幾個殘餘共產黨政權,步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後塵,祇是時間問題。更何況,當今世界,競爭包容的多黨制乃大勢所趨,“吃大鍋飯”的一黨制必土崩瓦解。 古人云:皇天后土,德者居之。又云:惟賢惟德,可以服人。中共無賢無德,暴戾殘忍,竊據高堂,褻瀆神靈。中共不亡,天理難容。當中共成為過去式,當中華民族從噩夢中甦醒之日,一定會記取,在中國歷史上,曾經鬧過共產黨,那是怎樣的殘暴血腥,又是怎樣的荒唐離奇!為這個民族,留下永難磨滅的傷痛和恥辱。 95.有什麼力量可以取代中共? 有人說,中共固然很壞,但目前的中國,並沒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中共一旦覆亡,中國豈不大亂? 這是一個普遍的誤解,建立在現實的假像之上。首先,這種看上去“沒有其他政治力量”的假像,是中共人為製造的。當年中共組黨時,並未經由任何“合法程序”。中共以暴力手段攫取國家政權後,實施最嚴厲的黨禁,任何人結社組黨,必須向中共提出申請和登記。中共恩賜了幾個“民主黨派”的存在,作為眾星拱月的點綴,但這些花瓶似的“民主黨派”,必須奉中共的旨意行事,實際就是中共的延伸。除此之外,任何獨立人士結社或組黨,中共都不予批准。 非但如此,意圖結社組黨的人士,還面臨牢獄和死亡的威脅。遠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林昭等人意圖組黨,竟被判處死刑。近如1998年,全國數百志士籌組 “中國民主黨”,並遵循中共的“合法程序”,提出申請,中共非但拒絕,反而展開大規模鎮壓,將籌組者悉數抓捕,判處重刑。中共擺出惡霸派頭,不准任何人結社組黨,人為造成中共一黨獨大的假像和一黨專政的現狀。 如果不是中共的封鎖,13億人口的泱泱中華,有的是健康可靠的政治力量,有的是遠見能為的政治人物。中共的殘酷打壓,使所有進步力量,轉為潛在狀態。它們潛存於民間,等待如朝陽般噴薄欲出、如火山般爆發震撼。蘇聯和東歐的劇變,就是最好的證明:一旦打破黨禁,各種政治力量便如雨後春筍般誕生,經和平競爭,有的壯大,成為執政黨;有的守小,也自有其監督地位。 從歷史上看,不同的政治力量,從來都如波浪競逐,輪流或同時支配着中國的命運。五千年的中國,落入共產黨之手,也不過就是這半個多世紀。從世界上看,受共產黨控制的國家,已經寥寥無幾。反動和腐朽透頂的中共,被民主力量取而代之,當屬天理人情,祇須假以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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