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美國與歐洲的經濟競爭中，扮演了一個非常特殊的角色，這一點也不亞於當初美蘇爭霸時中國在其中的分量。簡直可以說是拳擊手之間的擁抱。
在尼克松訪華時，中美之間就開始了一輪戰略聯盟，直至蘇聯解體，這種聯盟關係才結束。此後，中美之間的關係曾經有過一段毫無共同基礎的過渡，而美國非常功利地拋棄了這種非正式聯盟的關係，在布什內閣期間一度準備把中國構建成潛在的戰略敵人。
到了布什第二任期間，中美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性使得美國重新考慮自己的對華政策。繼佐立克發表了“利益攸關方”的講話後，現任財政部長保爾森又提出了一個“美中關係世代說”，進一步加深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戰略轉向。
2006年末，保爾森領銜美國財經高官“興師動眾”地與中國展開“戰略經濟對話”，保爾森帶來了指責，也帶來了理性。在中美戰略對話正式開始前，中美雙方簽下四筆大單，中國送給他們一個5.5億美元的禮包，但美國的胃口太大，永遠得不到滿足，絕不是只有幾架波音飛機。
世界兩大經濟強國坐在一起進行討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韓國駐華大使館財經官員認為:“美國似乎是以此次對話為契機，接受了中國是新的世界強國。”評價稱，這次對話是兩國關係進入“新的蜜月關係”的“信號彈”。
被定位成“戰略經濟對話”的中美兩國高級磋商機制，不僅標誌着兩國之間形成了“合作重於對抗，利益多於分歧”的未來戰略合作共識，而且也標誌着中美兩國具備共同攜手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的意願。
中美的高峰戰略對話，不會出現“針鋒相對的不愉快”和“討價還價的不高興”，更多的是力圖共同尋找“雙方長期存在的問題根源”和“制定解決問題的原則安排”。這樣的對話是合作的表現，它的價值是促進雙方的強大。
中國突然捏住了美國的命門
美國是世界上唯一不儲藏外國貨幣的國家，對於外國的任何拋售美元行動，美國比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泰國要脆弱得多，因為它連一分錢的外國貨幣都沒有。
儲備分散到各國以後，單一國家的拋售對美元的影響仍然微乎其微。全球外匯儲備一共才4萬億美元。到2006年，中國的外匯儲備一舉超過日本，達到1萬億美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儲備國，在事實上已具備決定美元命運的能力。這時，整個美國都慌了，官員一波又一波地往中國走，經濟學家與智庫不停地研究中國。
中國手裡握有幾千億美元的美國債券，等於借錢給美國填補財政與貿易赤字。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將中美之間這種相互需要又相互牽制的財經關係，稱為誰也離不了誰的“金融恐怖平衡”。
猝不及防的狹路相逢的局勢，不但慌了美國，也慌了中國。正是預料到了這種風險，美國開始無休止地向中國施壓，讓中國的人民幣升值，讓中國的外匯儲備不要太多。　　
在外交上打經濟牌，是美國玩了多年的遊戲。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買下了洛克菲勒大廈，還叫嚷着“把紐約買下來”，讓美國人大為惶恐。於是，里根政府於1985年壓迫日本搞了個廣場協議，逼迫日元升值，一招制敵。但中國顯然不會像日本那樣被迫就範，中國也在等待時機。
隨着最近美元進一步下滑，歐元已經成功地成為世界最主要的貨幣。歐洲在美國利率趨向下滑的當口，反向提升利率，使得兩種貨幣的利率差進一步縮小。美元的儲備功能將進一步縮小，而歐元將成為幾乎平等的儲備貨幣。
2006年7月，阿聯酋央行負責人宣布了一項戰略性決策--把290億美元外匯中的10%換成歐元。瑞典也宣布，把外匯儲備中的美元儲備從37%降低到20%，把歐元儲備從37%增加到50%。
在這種態勢下，美國更加不安了。據海外媒體估計，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至少有70%左右的美元，有20%左右的歐元。美國擔心的是，如果中國也跟進拋售美元資產的行動，那無疑會引發市場對美元資產的拋售狂潮，從而衝擊美國經濟，動搖美國的國本。
中國外匯資產的投放方向，可以決定美元與歐元強弱易勢的變化。這個國際經濟關係的演化趨勢，越往後就會看得越清楚，在發達國家進入到重化工產業轉移階段後，這個變化趨勢會更加清晰，在中美戰略性接近中，正是由於這個趨勢，中國將逐步取得未來中美關係演變中的主導地位。
在美國與歐洲的經濟競爭中，中國扮演了一個非常特殊的角色。目前中國的儲備已經超過1萬億美元，而且正在快速地向2萬億美元邁進，中國下一個1萬億美元怎麼處理，將嚴重影響美國與歐洲的金融版圖。
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金融政策非常小心謹慎。大的調整幾乎不可能。因此，貿易順差和資本項目的盈餘基本上將持續下去，儲備增長不會有逆轉，甚至可能增速。而中國一再發出自相矛盾的信息，一會兒表示要儲備多元化，一會兒表示既定政策不會大變。正是因為中國今後的政策可塑性依然存在，美國就有可能儘快確定對華政策，是否需要建立一個更明確的聯盟關係。
中國與歐盟的互相需要明擺在那裡:歐盟需要提升自己的鑄幣權份額，中國需要分散手裡的美元資產。這樣的默契將使得美國與歐盟的競爭落於不利的地位。 也就是說，中國在實行儲備多元化的時候，恰恰是對美元最不利的時間點。這個臨界點或許就在今年年初。一旦中國政府確定了儲備多元化的機制，一個大國的政策慣性也是很大的，很難再作大的調整。到了那個時候，美國再要建立一種經濟聯盟就更吃力，代價更大。
美國對華政策面臨臨界點
所以，美國前所未有的高規格商務談判團形成了。就此一點，已可看到美國在此事件中的被動。上次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並沒有派過什麼代表團到亞洲國家來“問候”過。
中國巨大的外匯儲備改變了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可惜的是，美國手裡面卻缺乏真正可以在對話時被稱為“籌碼”的東西，那些人權、報復關稅，甚至制裁，都只能是空喊口號。因為缺少重量級的“籌碼”，美國的手法又回歸到粗暴上去，它想壓迫中國政府以更快的速度調高人民幣匯率，以減少美國對華的貿易赤字。但中國不再理會，中國給了美國5億美元的訂單，完全說明了中國底牌，也說明了美國所面臨的實際境況。更何況過去的經驗已經證實，通過匯率機制，調高貿易夥伴幣值，間接讓美元貶值，並不是解決美國貿易赤字的有效途徑。中國政府自去年7月中進行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經累計上升超過3.5%。美國至今仍在人民幣問題上打轉，並非智舉。
由於選舉方面的原因，布什政府曾長期受到推動“反華風潮”的誘惑，但現在他們已經對這樣一個事實無比清醒了:無論在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方面，還是在亞洲的政治穩定方面，中國已成為在各方面都不可迴避的國家，中國已成為使“美國生活方式”得以持久的不可缺少的國家。　
保爾森只能是來做一次試探和啟蒙。在外交上這意味着一種平等對話。面對經常令美國狂熱的貿易保護主義慾念，保爾森努力以教育方式使美國國會意識到中美關係的真正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