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是一個“親美派”？

作者:余杰

【按：美國不完美，但這個地球上還沒有一個比美國更好的國家。反美垃圾的問題不僅僅出在腦子上。需要解釋的，不是“親美派”，而是“反美派”。】

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最重要的力量當然是內在生長出來的民眾的民主訴求。但是，中國的民主化也離不開良好的國際環境，即全球民主化的潮流。在國際環境的因素之中，美國是一個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的力量。中共當局和中國老百姓都清楚，美國是當今惟一的超級大國，是在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方面都對中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國家。近年來，中共隨着經濟實力漸漸坐大，開始在國際舞台上長袖善舞，對歐盟、日本等越來越倨傲，但對美國始終心存顧忌，不敢公開與美國叫板。一是中國尚缺乏對抗美國的實力，無論就軍事力量還是整體經濟水平而言，中國離美國至少有三十年以上的差距，按實際購買力來說，中國人的平均國民收入不足美國人的十分之一；二是在道義上中國更非美國的對手，當今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獨裁國家日漸孤立，中共焉能以獨裁政治凌駕於民主制度之上？中共自己也不敢明目張胆地說“獨裁就是好”，也要裝模作樣地作民主秀和人權秀。

可以說，與鬆散的歐盟與勢利的日本相比，美國是當今惟一能讓中共當局退避三舍的國家，也是惟一能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發揮“推手”作用的國家。二零零六年五月，我與王怡、李柏光一起赴白宮會見美國總統布什及其他美國高級官員時，當面向布什總統提出籲求：“里根總統因為埋葬了蘇聯東歐的共產制度而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幫助中國發生這種變化，也許是上帝給總統先生的歷史使命。”布什總統沒有直接回應此籲求－－在這樣的外交場合，他不可能作出某種直率的回應。但我相信，他樂於聽到此種建議。因為布什總統的諸位顧問曾經多次向他提出過類似的戰略建議，他本人也是里根總統的熱情的崇拜者。二零零四年春，里根去世時，布什發布了熱情洋溢的唁電，稱之為“改變了美國，也改變了世界的世紀偉人”。里根的著作和傳記，都被布什放置於床頭閱讀。昔日裡根沒有屈服於蘇聯的壓力，今天的美國總統當然也不會對中共的惡行熟視無睹。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愛國主義”？

我從未掩飾過我是一個“親美派”。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心裡承認自己是“親美派”，卻不敢公開承認，因為這樣做會招致民族主義者的攻擊和辱罵。我不怕“網絡義和團”的磚頭和唾沫，我言說的都是常識問題：比如，美國是推動中國民主化最大的外在力量，親美政策也能給中國帶來最大的利益。我呼籲美國總統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遭到了網絡憤青和中共網特的大肆辱罵。我一直被愛國憤青們視為“漢奸”，此次更是千夫所指、三人成虎。有人攻擊說，如此賣國言論，堪與劉曉波當年“三百年殖民地”之說相媲美。我樂於接受此種“殊榮”。即便受到諸多批評和辱罵，我仍堅持此種觀點。沒有美國的幫助，中國早已在二戰中被日本法西斯亡國了，今天哪裡還有國可愛？如果沒有美國的幫助，中國的經濟很難從文革的崩潰中迅速恢復過來，哪裡有“改革開放”的奇蹟？

親美的立場，符合中國的利益，親美不僅不與愛國矛盾，相反正是愛國的直接結果。中國需要的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愛國主義呢？在健康的愛國主義心態下，對美國該作何種評估呢？近代以來，中國飽受西方列強的凌辱，一直深陷於某種民族主義的悲情之中。中共建政以來，更是以“愛國”作為誘餌，以“愛國”作為對民眾進行洗腦的靈丹妙藥。於是，一提及“愛國”這個詞語，差不多人人都血氣翻湧，喪失理智。有兩個有趣的例子：一位曾參與哈維爾著作翻譯的大陸學者，激憤地批評我與布什總統的對話，將我稱為“臭名昭著的賣國賊”；香港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博士亦公開表示，“我的民族感情，使我不能原諒這句話”，並斷然下了如此結論：“證諸近代與當代歷史，經美國‘協助’而拆毀與建立的國家，幾乎都只有悲劇下場。”由此可見，即便是某些學富五車的教授和博士，一旦陷入民族主義的魔咒之中，其思維能力便與三歲小兒毫無差別。

我從來沒有說過請求美軍來占領中國，我只是希望美國通過各種方式支持中國的民主力量和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我所期望的是，國內外所有傾向於民主和自由的力量，共同埋葬這個戕害了數千萬人生命的專制制度。長期以來，中共一直以中國的“代表”自居，所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久而久之，許多愛國心切的華人不知不覺中接受了此思維方式。其實，中共根本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中共恰恰就是那個使得中國長期處於野蠻與不義狀態的罪魁禍首。中共亡，則中國興。因此，“愛國”不必“忠黨”，“愛國”尤其需要“反黨”。

對於以上兩種批評，我皆有不同意見。我想回應那位大陸學者的是：我不是“賣國賊”－－我哪有資格和能力“賣國”呢？我僅僅是自食其力的一介書生，無權無錢，手頭並沒有一寸可以供“出賣”的國土，連自己購買的一套房屋，也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權”。我也從來沒有說過將中國的某片土地“割讓”給美國，當然更沒有任何操作能力。實際上，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當中，對中國從來沒有過領土野心的，恰恰是美國。多次列強瓜分中國的設想，都為美國所阻止。

中國確實也有賣國賊，真正參與賣國行徑的，是中共的歷屆統治者。從毛到胡，與蘇俄當局簽訂過多份邊界劃分的密約，割讓大片領土。據海外媒體報道，這些國土的面積超過九個台灣的大小。那麼，那位開口哈維爾閉口哈維爾的教授，為什麼不敢斥責此種實實在在的賣國行為呢？顯然，對於“過於聰明”的學者來說，辱罵武裝到牙齒的中共賣國是有風險的，而辱罵手無寸鐵的余某人“賣國”則毫無風險。所以，捏“軟柿子”的舉動，何樂而不為呢？罵別人“賣國”，是一種絕對“政治正確”的行為，是一個可以占據道德制高點的姿態。

我想回應梁家麟博士的是：你不必拿出“民族感情”的殺手鐧來－－一提起“民族感情”，仿佛任何中國人都會被嚇得趴下。但是，讓我最為迷惑不解的是，既然梁博士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感情”，在九七之前為何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生活了大半輩子？為何不偷渡回祖國大陸，實現“為人民服務”的雄心壯志呢？傷害梁院長的“民族感情”的，不是我幾句話，而是中共軍隊在天安門廣場的屠殺。

也許梁院長清楚地知道，作為一名神學家和基督徒，在中共治下的大陸根本沒有其用武之地，反倒必定會被劃入“反革命”及“封建會道門”的行列，被送進勞改營中勞動改造。堂堂院長大人，哪裡會冒這樣的風險呢？而梁博士忍辱負重地留在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心裡完全知道香港擁有最基本的學術自由、信仰自由和新聞自由等，可以發表神學著作、開辦神學院和在教堂中公開講道，更可以過上安全、有序和有尊嚴的生活。這一切，在富於“民族感情”的大陸卻蕩然無存。因此，梁院長寧願在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做“二等公民”，也不願回到“人民當家作主”的大陸，“民族感情”早被拋到九霄雲外。在需要攻擊那些與之不同觀點的人的時候，“民族感情”便立即被找回來，當作翻天印來使用。

看來，如何愛國是需要學習的。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健康的、理性的愛國主義。“愛國”乃是愛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其上的多災多難的同胞；“愛國”絕對不是愛某個政權、某個政黨及其黨魁。愛國就是要努力讓每一個同胞過上有自由、有尊嚴的生活，而這樣的努力當然也包括將中國的真相告訴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要、媒體和大眾，以獲得他們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不敢說我比那位研究哈維爾的“專家”更愛國，也不敢說我比巧舌如簧的梁院長更愛國，但我拒絕接受他們強加給我的“賣國”的帽子。親美與愛國不僅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和諧統一”。

日本和德國是美國“民主改造”的樣板

回顧晚近以來的中國歷史，親美派大都是真正的愛國者，如胡適、張東蓀、吳國楨、趙紫陽、劉曉波、馬立誠等知識分子或政治家。我從不接受那種虛幻的、自欺欺人的“民族感情”，我更不接受那種將“愛國”與“忠黨”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思路。如果硬要說批評共產黨就是賣國，我寧願戴上“賣國賊”的帽子走進監獄。

我毫不猶豫地承認我是一名“親美派”，我贊同英美式的民主制度和變革之路。雖然此立場在許多國家都是“政治不正確”，但我確實仍然堅持此一立場。我看到了最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在全球推廣民主自由的累累碩果：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如果沒有美國的介入，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將肆虐全球，人類將陷入何等黑暗的未來；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中，如果沒有美國充當中流砥柱，共產主義將席捲歐亞，數以億計的人民將成為古拉格群島中的囚徒；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民主化的“第三波”中，如果沒有美國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民主國家的數量焉能成倍增長，民主焉能成為壓倒性的政治制度和普世價值？

梁家麟博士的專業是歷史，其隨意的論斷卻違背了連中學歷史教科書都有記載的事實。梁博士說，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經由美國的幫助實現了民主制度，那些國家個個是“悲慘的下場”。我想反問梁博士的是：日本和德國難道不正是經過美國的拆毀與建立，而迅速成為民主而富裕的現代化強國的？大概沒有幾個德國人和日本會認為自己的國家經過美國的“去法西斯化”改造和得到美國的經濟援助乃是“悲劇”。如今的日本和德國分別是世界第二和第三經濟強國，其民主制度也穩定有序，堪稱亞洲和歐洲的典範。我去過日本和德國訪問，接觸過許多日本人和德國人，發現稍有良知者，無不對美國充滿感恩之心。沒有戰後美國的占領與改造，誰能想像這兩個曾經陷入瘋狂之中的法西斯國家，會有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戰後的日本，當時的美軍統帥麥克阿瑟下令解除這個國家的武裝，使其非軍事化，發展民主制度，建立一種能獨立存在和發展的經濟。美國占領軍剝奪了日本天皇身上的神性，使日本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國家。一九四七年，在美國的主導下，日本頒布了一部將天皇的統治權轉交給人民、保障個人權利、允許婦女與男人享有同等地位的民主主義憲法。在經濟領域，美國當局最重要的舉措是幫助日本政府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扶植私人企業。由此，日本完成了戰後政治的重組和經濟的起飛。

在美國的影響力占主導地位的西德，非法西斯化政策同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盛行的種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理論早已聲名狼藉，民主和自由的觀念迅速深入人心。德國新憲法將保障人權當作重中之重，既是對納粹時代的反思，又是對美國制度的效仿。美國的政治理念和文化價值深切地吸引了西德人。憑藉着德國人的聰明與勤奮，以及美國馬歇爾計劃的經濟援助，德國迅速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了活力，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便從戰爭廢墟中崛起，成為歐洲經濟最發達、政治也最穩定的國家。

美國也是德國統一的重要推手。當時擔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斯考克羅夫特回憶說：“在政府中，布什總統是第一個毫不含糊地支持德國統一的，這在西方領導人中也是第一位。……他的領導和他個人的外交態度，成為德國統一進程中的關鍵因素。”老布什認為，人們已經不必擔心法西斯主義在德國死灰復燃了：“當然我深知德國的侵略歷史，但我也知道這個國家已做了大量的努力來洗刷其納粹的醜惡歷史，來補償給猶太人和歐洲其他人民帶來的可怕的災難。我覺得德國已經脫胎換骨，而且他們就如歐洲其他國家一樣痛恨自己歷史上的殘暴歲月。我不認為所有現代德國人必須世代來償還他們的同胞在過去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說，沒有美國的支持與斡旋，德國的統一不會如此迅速和順利地完成。

日本和德國經美國之手“變廢為寶”、“點石成金”，最關鍵的原因便是由美國移植而去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價值。當然，日本和德國兩國具體的憲政制度，並沒有完全照搬美國的模式，而是結合各自的歷史傳統和現實情況，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日本和德國也不是美國的附庸國，他們在很多國際問題都與美國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是主權完整的國家。在這兩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內部，既存在“親美派”，也存在“反美派”，但這兩派都不會忘恩負義地否定美國戰後幫助他們的國家實現民主化的巨大功勞。

二戰之後，美國徹底擺脫了孤立主義心態，承擔了民主世界領頭羊的使命，不遺餘力地在全球範圍內推廣民主制度和自由價值。在昔日蘇聯東歐的民主化過程中，美國是最重要的外力；今日中國的變革，同樣需要美國的援助和榜樣。東歐異議知識分子中最傑出的哈維爾，從來不掩飾對美國的親近，多次在公開場合對美國長期的、或明或暗的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確實，如果沒有美國創建的自由歐洲電台，蘇聯東歐異議知識分子的聲音不會被廣大民眾所知曉；如果沒有美國提供的經費和經驗，波蘭的團結工會不會迅速成長為一支能與當局抗衡的力量；如果沒有美國對蘇聯施加足夠的壓力，一九八九年東歐的民主運動很可能再次遭到蘇聯軍隊的鎮壓。美國所作的這一切，難道不應該給予肯定嗎？美國所作的這一切，難道都是為了維護其“霸權”嗎？

“親美”的核心乃是親民主自由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與法西斯國家的浴血奮戰中，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這樣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貢獻；在戰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冷戰格局中，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這樣具備了對抗蘇聯共產集團的實力。沒有美國，人類早已陷入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共同的統治之下，人類的未來將是何等的黑暗與悲慘！

在蘇聯東歐劇變前夕，美國總統老布什訪問了該地區，他的訪問堪稱是“壓在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里根時代播下的種子在八十年代末期終於破土而出。東歐之行帶給老布什許多刺激性的體驗，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東歐人民世代相求、甚至屢次冒着生命危險追求的理想，終於實現了－－它就是自由。我覺得我們有節制的、主張漸進的立場取得了成功。”在訪問波蘭的時候，老布什與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一起前往萊寧造船廠，在團結工會的勞動者紀念碑前，向廣場上黑壓壓的朝氣蓬勃的人們發表演說。

後來，老布什回憶當時的場面說：“那激動人心的場面真是難以言狀。成千上萬的人們在大街兩旁一直排到城裡，而在廣場上的人群，估計有二十五萬人。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到處是成年男女的歡呼聲。所有的標語旗幟都表達着對美國的喜愛：旗幟上寫着歡迎我的標語，顯示了美國和波蘭的友好關係。”在演說中，他敘述了波蘭在二戰中的奮戰歷史，鼓勵波蘭人民繼續為自由而戰：“你們的時刻來到了！這是展現波蘭未來的時刻，也是決定波蘭命運的時刻，這也是一個夢想成真的時刻。”他承諾，當波蘭人發現一個新大陸，一個他們自己創造的新世界－－強大和自豪的波蘭時，美國將與他們站在一起。那是老布什一生中記憶最深刻的一場演講：“我在演說時，我完全沉浸在激動不已的激情中：我想起波蘭過去的慘痛歷史，想到瓦文薩的勇氣和波蘭的驕傲。”

正如斯考克羅夫特所描述的那樣：當時，蘇聯、東歐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而這種變化與美國的支持和幫助是分不開的。“美國因素”即使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至少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不同的人民將走着不同的改革道路，一些事情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革，我開始堅信這些變革將不可阻擋。今天的改革不再是遲疑的，而是深思熟慮的，並且不再有報復的苦難，而這種報復，有可能引發新的壓迫。”美國的這一外交政策被學者稱為“自由派國際主義”，它受到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強勁的支持。里根政府干預薩爾瓦多、菲律賓、格林納達、智利和其他地方事務，都反映了這一方向。當然，這樣做也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越是積極地倡導人權和民主，民主國家的數量越多，對美國的威脅也就越小。

昔日東歐諸國的異議人士們都不是過河拆橋之徒，他們牢記着美國在關鍵時刻提供的幫助。在卸下總統重任之後，哈維爾首先選擇赴美國國會圖書館擔任訪問學者，在反恐、伊拉克戰爭等重大問題上，亦不顧歐美主流知識界“政治正確”的壓力，明確支持美國的決策。哈維爾對歐洲根深蒂固的綏靖主義傳統有着深刻的認識，尖銳批評歐洲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中共以及古巴、北韓等極權主義政權的曖昧立場。他高揚“人權高於主權”的理念，建議民主國家建立一個比聯合國更有效的、維護和捍衛民主自由的國際組織。為什麼哈維爾的這些言論在中國卻成了空谷回音？

中國異見知識分子群體中需要出現一批像哈維爾這樣的“親美派”。一個世紀以來，美國在世界上扮演的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角色。美國免費（甚至自己掏錢）充當世界警察，維持世界和平與穩定，卻遭到那些站着說話不腰疼的國家的非議。美國當然有很多的缺點和錯誤，不是每一個國際爭端都完美地處理好了，但人們不得不承認：一個沒有美國的世界，將比一個有美國的世界要混亂和危險得多；由美國擔任家長的世界，比由其他任何國家－－如俄羅斯、日本、德國、中國等－－擔任家長的世界，要安全和公正得多。

曾經擔任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和歐盟外交事務專員的彭定康，在談到美國促進全球民主自由的作用時觸及到了本質。他放下了英國貴族的傲慢指出：“本世紀下半葉，美國的實力和領導層在拯救自由方面比多數其他國家更負責任。美國隨時準備慷慨地、強有力地和堅定地支持形成了自身自由主義和繁榮的價值觀。有時，美國的做法顯得笨拙了一些，但是，它畢竟付出了努力，這才是至關重要的。”職之是故，我個人認為，籲請美國總統和美國政府關注、參與和推動中國的政治變革，是一個熱愛中國、關懷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權利和選項，這不是“賣國賊”的行徑，也與“民族感情”無關。只要讓同胞都過上符合人性的生活，只要讓黑窯的奴隸童工、失去土地的農民和失去房產的市民以及所有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同胞都恢復人的尊嚴和權利，我們有什麼理由拒絕美國的幫助呢？我們有什麼理由否定美國的經驗呢？

美國從來都不是中國的敵人，美國只是專制制度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敵人。我想提醒那些學識淵博、心高氣傲的反美學者：不要因為持“反美”立場便無視基本的歷史事實，不要因為持“反美”立場而違背正常的邏輯思維。停留在“網絡憤青”層面上的“反美”，對美國毫無傷害，對中國卻危害甚大。中共當局最喜歡老百姓的“反美”情緒了。回顧中美之間百年的交往歷史，美國的“敵人”形象，是中共當局一手塑造出來的，是違背歷史與現實真相的。在抗日戰爭中，如果沒有美國源源不斷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援助，中國早已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我們直面事實而不是激昂於民族情感的話，應當承認：當時中國依靠自身孱弱的力量，根本沒有辦法戰勝武裝到牙齒的日本軍國主義。在後來的中蘇衝突中，如果沒有美國對頭腦發熱的蘇聯領導人發出嚴正警告，蘇聯的原子彈很可能就扔到了中國的土地上，中國很可能成為繼日本之後第二個慘遭核武器攻擊的國家。儘管美國“挺中抗蘇”有其國家利益的考量，但畢竟使得中國免於生靈塗炭的絕境，無論如何我們都應當對美國表達感激之情。

所以，我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毫不掩飾地宣稱，我是一個“親美派”。我所標榜的“親美”，實際上是親近那些在美國已經成功實踐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價值，而非親近某個美國的政治人物或黨派。當然，美國政府也會犯錯誤，甚至犯嚴重的錯誤，當美國有違背民主自由價值的政策時候，我一定會不加掩飾地批評之。比如，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維和部隊在索馬里的匆匆撤退，使得當地的人道主義危機未能解決；比如，在近期的反恐戰爭中，出現了美軍虐囚的醜聞；比如，在全球阻止溫室效應問題上，美國政府未能作出更大的努力等等。我沒有對這些問題保持沉默。我深知，美國存在着各個不同利益集團，美國人也各有各自的政治立場。作為一個堅持獨立思考的中國知識分子，我從未美化和理想化美國，也從未將美國看作是一處人間的天堂。

百年來，中美關係一波三折，卻萬變不離其宗：美國是中共政權的敵人而不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因為民主與獨裁兩種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之間的衝突確實是不可調和的。所以，我相信，一個實現了民主化的中國，必將是美國在亞洲地區的親密盟友；在中國實現民主化的那一天，也就是中美之間真正進入“蜜月期”的那一天。

－－原載：《觀察》，2008-03-26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8542

———————————————
->[ 右派網 http://www.youpa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