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軍寧
2008-03-23 12:29:41

女先知：從底波拉到蘭德

聖經舊約里所描述的世界中有一種職分叫先知（prophet）。先知是得到了神的啟示的人，他們把神的啟示做認真的領會，並公之與眾。先知只聽上帝的，不聽國王的。不僅如此，他們還有義務把上帝的旨意原原本本地告訴國王，而不管國王愛不愛聽，也不管因為說出真理而付出多大代價。其中最著名的先知要算是摩西和亞伯拉罕，還有後來的以賽亞等。先知通常都是男士。然而，《舊約-士師記》中記載着一位了不起的女先知，叫底波拉（Deborah）。這位先知兼士師，在沒有男士能出來做頭的時候，她出來做頭；在沒有男士出來統率的時候，她出來領導男士去征戰，並取得了最終的勝利。這位底波拉女先知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本文中的主角，二十世紀最有思想影響的一位美國女性愛茵-蘭德（Ayn Rand, 1905.2.2－1982.3.6）。她生在俄羅斯，長在蘇維埃，卻成為典型的美國作家與哲學家。她是自成一系的哲學家、盛產思想的小說家，富有爭議的、但卻激發人心的思想家。有人說，美國精神就是耶穌加蘭德。蘭德精神不是美國的全部，但是她是美國這個精神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她一生褒揚英雄主義的偉大道德精神、不倦向上的創造精神。這位女先知用她的作品證明，她是美國的獨立精神和創造精神、自由精神的標杆。她的作品激勵着無數美國人乃至世界各地的青年人。

上帝當年選女先知底波拉出來做頭，是因為面對強敵，以色列人十分軟弱，竟沒有一位男人肯出來做頭，領導百姓去迎戰強敵。1957年時美國的情形十分相似。就在這一年，蘇聯的人造衛星升天，其國威大震，中國也由於開展反右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而把紅色革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國的知識分子們，主流社會科學家們，要麼沉默不語，要麼竟暗暗地或公開地羨慕乃至讚嘆起挑戰美國及其精神傳統的強敵來。面對強敵，已經在精神和思想層面上看不見多少抵抗了。就在這時，一位女性站出來了，她的作品《阿特拉斯聳聳肩》在這一年出版了。她做不出衛星，做不出導彈，但不知是不是因為上天暗中相助，她寫出了《阿特拉斯聳聳肩》。就像神話傳說中的巨人阿特拉斯那樣，就像紐約市洛克菲勒中心前的阿特拉斯雕像那樣，她把捍衛美國精神傳統捍衛自由精神的重擔獨自背負起來。像底波拉一樣，蘭德不僅是一位先知，而且還是一位士師（judge）。士師是做判斷的人，也是帶領民眾去征戰的人。面對美國的精神強敵，面對泄氣的美國知識界，蘭德做出了正確的價值判斷，立志要捍衛自由，並領導了一場場抗拒極權主義的思想戰役。正是其非凡的先知之見、士師之勇奠定了蘭德在美國的不可思議的影響力。

1957年也許是20世紀中最有標誌性的一年，但是這一點還沒有被人們所充分認識到。這一年對整個世界來說是特別的一年，對蘭德來說，也是特別的一年。因為這一年有幾件大事，分別發生在在世界上最大的三個國家：蘇聯、中國和美國。在蘇聯，蘇聯把人造衛星發射上天，這標誌着共產主義的蘇聯在科技上占了美國的上風，大大動搖麼美國和西方知識分子對美國、西方及其制度與價值觀的懷疑，更加嘆服、欣賞甚至嚮往蘇聯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影響一時達到了頂峰。在中國發生了反右運動和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紅色意識形態在中國正在蒸蒸日上。而那個時候，許多西方人都認為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在道德上正在破產，輸給了共產主義。在美國，蘭德的最重要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也在這一年出版了。她一個人用一部作品對上述挑戰做出了有力的回應。終於，美國人抗拒住了極權主義的誘惑，恢復了對自由的信念。現在蘇聯及其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存在了。在中國，反右幾乎被完全平反了，社會主義改造也變成了社會主義的逆向改造。剩下的只有這本書還依然在閃閃發光，而且在剛剛過去的一年來到了中國。聖經上特別說，當時那個地區的人都到她那裡聽底波拉的判斷。現在，世界各地的讀者都通過閱讀蘭德的書來聽取她的判斷。

道德的源泉

道德的源泉究竟是什麼？是他人的需要？還是個人的價值？蘭德把對這個問題的思索寫在她的第一部暢銷小說《源泉》裡。在利他主義者的道德信條中，他者的需求是道德的正當性源泉。這種道德宣布，只要是為了他人的需要，攫取與強（行剝）奪便是最高的美德。他人的需求是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正當的道德標準。然而，在蘭德的道德信條中，每個人平等的價值與相應的生命權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其他權利和自由才是道德正當性的源泉。這意味，不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團體不能因為自己或其所同情的人有需要就把手伸向他沒有權利的東西。需要不能產生道德正當性，否則就是為強盜賊寇發放通行證。所以，個人主義社會是建立充分保護個人的自由、尊嚴、財產、生命基礎上的社會，而個人主義的對立面反是。

長期以來，在世界範圍非常流行的一個觀點是：個人應該為國家活着！在蘭德看來，這種反個人主義的觀念聽起來振振有辭，卻經不起推敲。如果個人不能為直接為自己活着，而是為國家活着的話，那麼國家為誰而存在？如果國家是自在的，與任何國民都無關，那麼憑什麼要求大家為國家活着？如果國家的存在是為了國民，那麼，為什麼不允許國民直接為自己，而是要繞個大圈子通過國家來為自己？除非國家的掌權者從中取得私利？很顯然，掌權者不僅從中攫取了利益，而且還嚴重妨礙了個人為自己活着。所以，蘭德的主張是，人首先應該為自己活着，只有正視自己的人才可以正視別人，只有正視自己利益的人，才可以正視別人的利益。作者說，大公無私的社會不僅是非理性的社會，而且是自殺的社會。1958－1960年中國發生的人禍印證了這一點。中國之所以走上改革之路，也是因為不改革的話，民眾就活不下去了。中國在付出慘重代價之後開始不情願地回到蘭德揭示的這個邏輯上來。

放棄自我的利他主義者常常自認為或被看成是理想主義者。這樣的利他主義者靠別人活着，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某個實體，美其名曰為事業獻身，他放棄了對自己責任，卻要求別人對他負責，跟他奮鬥。但是蘭德不是這麼看的，她認為：為了某些人的利益去奴役另外一些人，絕不是一種理想；殘暴不是“理想主義”，不管它是出於什麼目的。千萬不要說通過武力“做好事”是一種良好動機，對於權力的貪慾和愚昧無知，都不能算是良好的動機。

與通常的指責相反，蘭德所主張的個人主義者既尊重自己的價值，也尊重每一個個體的價值。每個人的生命與幸福自身都是目的，任何人不是他人實現其目的的手段。個人主義者以實現自我為使命，而利他主義者則以服從權威和征服他人為樂。蘭德主張，自我犧牲則不應該成為一種道德標準，倒是自利應該成為一種道德標準。個人主義者為掌握自己的命運不辭艱苦，不怕惡言，常常付出沉重的代價。蘭德的哲學是，每個人的幸福就是其生活的道德目的。工作不是義務而是快樂與受益的源泉。人不是為了工作而活着，而是為了活着而工作。當人們正為文明興衰的根源苦思冥想的時候，歷史的每一頁都在告訴我們，人類的進步只有一個源泉：獨立、自由的個人。 【未完】

－－原載：《南風窗》，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