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詞元曲，看似一脈相承，實則大相徑庭。一雅一俗，貌合神離。
北人不可語詞，南人難能唱曲。這“曲”是曲藝的曲，並非說南人連個民歌小調什麼的都唱不好。南方的戲曲曲藝，極受方言區域限制。
如越劇，外地人覺得輾轉纏綿實在好聽，不知她唱什麼都聽得止不住淚流滿面，但即使聽得淚流滿面也仍不知她到底唱了什麼。這就是為什麼南戲始終贏不了北曲，除非它敢於北方化、通俗化，由陽春白雪變為下里巴人，如前面說的京劇。北方本土特產相聲、快板書、大鼓書、評書，倒是不受語言限制，不用變就可以風靡全國。
用一種文字記錄多種語言，是漢字的最大特點。據說陳誠曾開過一個方言的玩笑，說抗戰怎麼打這麼久？因為日本人越打越多，——有的地方說“一本”，有的地方說“二本”（湖北），有的地方說“四本”，有的地方說“七本”，最多的地方說“十本”.英美國家說得勉強像“九本”.日本人自己說是“你本”，這個“你”有點接近吳方言的“二”，相當於用吳語說“二本”.所有這些發音相似或迥異的方言，都用一個“日”字來表示。
有歷史學家認為，漢字是使中國分裂後終歸能夠重新統一的一種凝聚力。有道理，卻非絕對。使用漢字的越南，從中國分離出去了；使用漢字的朝鮮，到底沒能與中國統一；至今仍在使用漢字的日本，也沒實現它“統一中國”的宏願。倒是先前並不使用漢字的滿州、吐蕃、西域，今天成了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和英國都使用英文、英語，說分家就分家了，沒見到什麼凝聚力。你可以說它們相隔重洋，扭不到一塊，那麼美國和加拿大呢？
南人的發明
南方比北方溫暖、濕潤，陽光充足，植物豐茂，是中國早期文明的發源地。前面已經說過，農業遠遠領先於北方。北方文化開始超越南方，大約以黃帝為標誌。從那以後，北方尤其中原一帶成了中華文明的代表。不過，南方並未一蹶不振，相反總是在文明的各個領域露出頭角。
傳說黃帝令倉頡造字，倉頡大約是北人。字造出來了，可往哪兒寫？現在發掘最早的中國文字是甲骨文，也就是刻在龜甲和牛骨上。
龜主要產於南方，牛倒是南北都不少，尤以南方更多，黃牛水牛都不缺。從古文字應用和發展所需的材質來看，南方比北方具有優勢。春秋戰國時，出現了竹簡。這竹子又是南方的物產，可以推斷髮明用大量的竹子來寫書的一定是南人。竹簡不光在取材的方便與數量上遠勝於甲骨，而且使文字不再作為吃肉啃骨頭的副產品，孔夫子做學問也盡可以“遠庖廚”了，還使那些圖畫似的甲骨文、金文一變而為篆書。
一直到三國，篆書仍被當成傳統的標準漢字。竹簡之外還有絲帛，桑蠶的主要產地在長江流域。據說毛筆是北人蒙恬的發明，他出生齊國，又為秦朝大將，但迄今考古發現的毛筆實物，最早的三例都是從戰國楚墓中發掘出來的，時間比蒙恬要早得多。蒙將軍只是首創用兔毛作筆罷了，當然這也很了不起，能文能武的。“竹帛煙銷帝業虛”之後，人類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書寫工具造出來了，那就是紙。紙的發明者蔡倫，南方桂陽（湖南（林阝）州）人。蔡倫造紙的原料用樹皮、麻頭、敝布、魚網，這堆亂七八糟的東西裡面，至少有兩樣是南方特有的：麻頭和魚網。今天宣紙仍主要產於南方，最著名的當然是安徽涇縣。
東晉發明黑火藥，南宋發明火槍、火銃、火箭。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畢升籍貫無考，但宋代商業書坊的基地在南方，尤其集中在江浙閩一帶，第一部用活字印刷的書也是在潭州（長沙）出版。還有指南針，其原理、製作由沈括的《夢溪筆談》首先提出，他是錢塘（杭州）人。
南方除了“四大發明”，還有三“C”：綢、茶、瓷。桑蠶據漢代及以後的文獻說是黃帝元妃嫘祖發明的，不確。北方出土的最早的蠶繭是在仰韶遺蹟中（1926年，山西夏縣），南方出土的最早的絲織品是新石器時期的遺蹟中（1958年，浙江吳興），南早於北。有些書籍反而據此說北早於南，完全沒有道理，除非我們承認蠶繭是絲織品製作成的。茶葉不用說了，只說瓷器。浙江上虞、寧波、慈谿、永嘉都發現了漢代瓷窯，後來更多的瓷窯廣布江浙湘鄂蜀贛閩粵等南方諸地，至唐代傳至西方。在英語中，中國與瓷器是一個詞，有愛國者以為這是西方人對中國的蔑視和污辱：怎能將我泱泱中華大國比作易碎的瓷器呢？其實西方人是耳聞中國（秦）在先，目睹瓷器在後，是以中國之名喚瓷器這稀世之寶，而非用瓷器之名狀中國之脆弱。唐代的中國一點都不像愛國者們的心理那樣易碎，西方人羨慕都羨慕不過來，蔑視你幹嘛？倘若豆腐先於瓷器傳到西土，沒準中國與豆腐就是同一個詞了。順便說一句，這豆腐也是南人發明的（西漢淮南王劉安，江蘇豐縣人），雖說大豆的主要產區在北方。南人發明的豆類製品還有豆醬、醬油、豆皮、腐竹，……一直到臭豆腐。豆腐類食品不僅豐富了飲食，更為素食者提供了蛋白質的主要來源。在原創地印度衰落的佛教能夠在東土長久不衰，豆腐的功不可沒。
北人發明豆汁兒，就是將南人發明的豆漿弄餿了喝，極具風味。
為什麼豆漿也要南人來發明？因為豆漿要用磨子來磨，這是南人用的東西。北人不用磨子，用碾子干碾。不過北人發明了吃素油，首先是麻油，南人起先吃不慣，後來跟着吃，就慣了，這是宋代的事。
北人諸子勝巧匠
青銅時代的鼎盛在北方，北方因地域乾燥，挖出的青銅器皿一件一件既多又完整。南方就不行了，鏽蝕殘破往往不便於器識，除非有保存較為完好的墓葬。即使如此，南方出土的珍品也足以令北人過目不忘，如寒光閃閃的越王勾踐劍。南方楚國擁有的銅，不會比北方少，才能夠毫不客氣地“問鼎”中原。楚國最早發明滲碳鋼技術，以打造鐵兵器。吳國鑄劍大師干將，越國鑄劍名匠歐冶子，曾為楚王打造“龍淵”、“泰阿”、“工布”三柄鐵劍，聞名於北方各國。至戰國時代，北方的韓國才造出名噪於世的鐵劍。荀子評議楚國的兵器之鋒利：“慘如蜂蠆”.中國古代的兵器，大多都是南方發明，或由南方完善。不過這些兵器，並沒能阻擋北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到了宋金時代，南人只好以頭軀迎敵：“金有狼牙棒，宋有天靈蓋”，這已經相當於“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了。
北人最重要的發明是馬鐙。現今發現最早的馬鐙，是1973年在赤壁對岸烏林出土的東漢晚期的銅馬鐙，及甘肅武威南灘魏晉墓出土的鐵馬鐙。南方不出產馬，騎士遠遠少於北方，將馬鐙的發明權歸於北人是有說服力的。別看這玩藝兒不起眼，它的發明對於人類軍事史的意義，絕不在飛機、大炮和坦克之下。馬鐙大大促進了騎術的發揮，戰鬥力驟增，使北方騎兵對南方步兵從此處於絕對優勢。而此技傳到西方，立刻仿造，促使歐洲形成特有的騎士制度及騎士精神。
先秦時代，南方重科技，格物致用；北方重思想、學說，選用人材。諸子百家，大都出於北方：魯國的孔子、曾參、子思、墨子、尸佼，齊國的管仲、晏嬰、孫武、孫臏、淳于髡、尹文、田駢、魯仲連，東周洛陽人蘇秦，鄒人孟子，宋國的莊子、惠施，晉國的史墨、魏舒，魏國的李悝、楊朱、張儀，趙國的慎到、公孫龍、荀子，韓國的鬼谷子、韓非，衛國的吳起、商鞅，鄭國的列子、子產、申不害。只有老子是楚國人。戰國末期楚國還出了一個跑到北方去的（曷鳥）冠子，他是道家學說的繼承人。今天看來，一個老子即完全可與北方諸子匹敵，雖然他對當時社會的直接影響太小，又主張無為而治，與世無爭。
楚威王曾厚幣迎聘老子學派的莊子，但他“不願為有國者所羈”，拒絕了。楚國獨霸南方，地大物博，惟楚有材，然而“楚材晉用”，人材外流的情況是很嚴重的，留在本國的或外來的人材也遭受迫害。和氏璧的故事，伍子胥的故事，吳起的故事，張儀的故事，李斯的故事，屈原的故事，楚國流傳下來的儘是這些令人遺憾的故事。
相比之下，楚國偏於重用干將、莫邪、歐冶子、公輸班一類能工巧匠。魯班為楚國設計製造舟船，在對越戰爭中發揮神效。他又發明一種雲梯去攻打宋國，不料被他的魯國同胞、主張“非攻”與“兼愛”
的墨子抵擋和說退。可惜楚國一直到亡都不明其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南方一度流行楚文化熱，不知對兩千多年前繁榮發達的楚國亡於秦有何反省？
秦漢魏晉，北方一直是文化中心。三國蜀漢雖說“人和”，人材其實遠不及北方魏國。建安風骨，竹林七賢，皇帝、皇子都吟詩作賦，文化得不得了，豈是前後兩篇出師表可比。諸葛亮舌戰群儒的時候就說，咱們不玩這個。他七擒孟獲得手，把人家的香蕉都砍了，全種上莊稼。到了晉代，北方的文化開始縱酒，清談，放浪形骸，專門玩諸葛亮不玩的那種玄的。結果八王之亂，永嘉之禍，文化重心被迫南移。
南北朝時，北魏嚮慕漢化，“盛修文教，縉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奧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隋書·儒林傳》）與此同時，佛教在中國盛興。南朝梁武帝信佛，虔誠到非要辭去皇位去當和尚不可。菩提達摩跟他講佛，談不攏，便跑到北朝的少林寺去面壁，一坐九年，是為禪宗的東土初祖。北魏名著《洛陽伽藍記》，記北朝都城中大的寺廟幾十座，場面壯麗，金碧輝煌，氣勢蓋過南朝。北方還流行造像，開鑿了莫高、龍門、雲岡三個大石窟群，北方再一次成為文化中心，首先是佛教中心。達摩的禪宗在北方傳了五代，成為中國影響最大的佛教教派，後一分為二，即以五世禪宗弘忍的大弟子神秀為首的北方禪宗，以承繼弘忍衣缽的慧能為首的南方禪宗。神秀沒衣缽而富有學問，仍“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當上了唐王朝的帝師。慧能大字不識幾個，口稱“本來無一物”，卻偷似的懷揣了衣缽躲去南方。
北禪主張漸悟，南禪主張頓悟，簡稱“南頓”和“北漸”.北漸漸漸在唐末衰落；南頓則流傳至今，南宋時還東傳日本，發展成為日本禪。
總的來說，北人不重技術發明，斥之為“奇技淫巧”.但北人創造了中國的典章制度，歷史上各時期的政治體制，影響較大的改革方案，大都是北人或北方政權制定的：建立分封，建立中央集權，建立九品中正制，建立科舉制，建立後宮制，建立太監製，建立外藩制。
北人利用南人的技術，北學為體，南學為用。北人規定穿什麼樣的衣服，是峨冠博帶還是胡服褶褲，是右衽束髮而不是南方的左衽披髮，還發明和推廣婦女纏足。北人用紙幣，開銀行，設鏢局，行跪拜大禮。
北人定祭禮，鑄九鼎，立祀廟，修長城，鑿石窟，造佛像。北方留給後代的是龐大的都城，威嚴的皇宮，氣派的陵寢；南方只能留下精緻的園林，黑瓦白牆的小鎮。
南人北人，誰主沉浮
再來討論南人朝代與北人朝代。注意，不是討論南朝、北朝。
北人朝代：黃帝-夏商周-三晉、齊、魯、秦、燕、宋-秦-新莽-魏晉-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宋、夏、遼-金-元-清-民國（北洋政府）。
南人朝代：炎帝-楚、吳、越-漢-吳、蜀-東晉-南朝-十國（除北漢）-南宋-明-民國（國民黨政府）-人民共和國。
說明：南北分裂時，無論建立者是南籍或北籍，北方政權歸為北人朝代，南方政權歸為南人朝代，如三國建立蜀國的劉備，東晉的建立者司馬睿，雖都是北人，但其國在南方，應為南人朝代。南北統一時，則無論國都在南在北，皆以建國者的原籍劃分，如漢、明等朝在北方建都，但開國皇帝是南方人，故歸為南人朝代。
北人朝代，秦（滅周起）50年，新莽15年，魏晉至元末1148年，清初至北洋政府倒台312年，凡1525年。
南人朝代，兩漢三國472年，東晉南朝272年，十國87年，南宋152年，明276，南京政府至二十世紀末72年，凡1331年。
南人朝代與北人朝代，相差不過一百多年，年代竟然如此接近。
秦以前，東周南北諸侯國家長期並存，時間上也基本並列。只有夏、商、西周一千餘年的北方朝代，可與南方遠遠地拉開距離。北人朝代年代較為連續，南人朝代的年代則比較破碎，原因是幾次南北分裂都以北方統一南方告終。南北統一時的南人朝代，除了個別的短暫的情況外，幾乎都建都北方。這樣不出三代，其帝王的南人身份就難免發生變化。幸虧我們只問王朝的出處，不追究每代帝王孰南孰北。一般來說，開國皇帝的風格，其建立的體制、章法，對後世皇帝的影響往往極為深刻。如李淵的通達，趙匡胤的寬容，朱元璋的忌刻，造成唐王朝的開放、宋王朝的優士和明王朝的專制。當然這不是絕對的，更不能以血統論名之。朱元璋的繼任者建文帝，就比他那嗜殺的祖父厚道多了，不過明王朝到底還是他四叔朱棣那種皇帝吃得開。風氣、體系可以因襲，也可以改革變化，這裡只是強調肇始者的作用罷了。中國王朝多重視守成，認為“創業難而守成更難”，循祖宗的法度，蕭規曹隨，也就是“按既定方針辦”，能不變都不變，穩定壓倒一切。
除了開國之君，朝廷中方針大計的主要設計者和執行者亦值得注意。楊劍宇編著《中國歷代宰相錄》，盡列史籍上留下記載的宰執上千人，並為數百位著名或有影響力者作傳。其中自秦至清的南人宰相195名，北人469名，北人占絕大多數。南北籍之比，具體到每朝為：秦（1：1），兩漢（10：52），魏（1：10）、蜀（2：4）、吳（8：2），西晉（0：17），東晉（2：17）、十六國（0：5），南朝（20：23）、北朝（0：58），隋（1：7），唐（8：61），五代（0：21）、十國（17：12），北宋（17：27）、遼（0：23），金（0：35）、南宋（22：6），元（0：28），明（61：21），清（25：44）。
秦代兩位名相，一南一北：李斯是楚國人，趙高是趙國人。李斯的出生地為今日之河南上蔡，是自然地理的北方，但楚國卻是南方國家，按前面提到的南北劃分原則，他應算做南人。漢是南人建立的朝代，立朝之初起用了幾位南方籍宰相，他們都是跟着開國皇帝打天下的勛臣，而其後幾乎盡用北人為相。兩晉只有南渡後的兩位南人宰相，其餘全為北人。隋唐兩代，南人所占比例還是太小。完全由北人（及胡人）擔任宰相的朝代是：西晉、十六國、北朝、五代、遼、金、元。
這幾個朝代，西晉和元是統一時代的大王朝，其餘均為分裂時代的純北方政權。三國時魏國司徒陳矯，是中國歷史上南北大分裂時北方政權中唯一一位重要的南方籍宰執。而分裂時代的南方政權，北人宰執仍能夠發揮着相當大的作用，如三國時的蜀、吳，東晉，南朝，殘唐十國中的南方九國。
北宋的南北比例不再懸殊，說明北方在文化重心上已不復絕對的優勢。宋太祖、太宗兩朝宰相趙普是北人，“杯酒釋兵權”的謀劃者，但書讀得太少。太祖因痛感對於南方文士的需要，平南後大批起用南人，名臣輩出。南宋是最重相權的朝代，南人當宰相竟大大超過北人，文化中心也終於隨着北方領土的喪失徹底南遷。北人張（山聶）詩嘆：“我宋用人，亦雜南北。唯南多士，櫛比周行。北客凋零，曉星望月。”《宋史·陳亮傳》：“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北人被普遍認為勇有餘而智不足，即所謂“南怯北勇，南智北愚”，大抵自南宋始。故北人想出人頭地，只好從軍，立功升遷，形成“南政北軍”的格局。經過一百多年，北人的後代逐漸演變成為南人，整個南方也就淪為蒙古鐵蹄之下。
元末南人反攻成功，建立明朝，朝中政治人物多出於南方。昔日稷下學士、建安文人、洛陽才子匯集的北國風光早沒了影，在通往北方的路途上，擠滿了進京赴考的江南才子。兩百多年的科舉試中，南人占壓倒優勢。而南方籍帥才名將也占多數，這是與此前歷代大不相同的，如徐達（開國）、戚繼光（抗倭）、袁崇煥（抗清）、吳三桂（投清）、鄭成功（攻台）等。但除了帝王將相，明代還有一大左右朝政的政治勢力，即太監集團，人數多時竟達十萬之眾，又占據大內，並組成恐怖特務組織錦衣衛，故明朝又稱歷史上最大的太監帝國。太監絕大多數是北人，晚明以江南士人為主的東林黨與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之爭，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南人與北人之爭。當然，投靠閹黨的南人也不少，如楚黨和浙黨，如安慶文人阮大鋮；而宦官中，亦有支持東林黨人的秉筆太監王安，他是保定人。唐時，太監主要出自福建、廣東、廣西等南方諸地。宋代太監極少，也未有過宦官之患。元以降，太監基本上出自北方。元明清建都北京，太監是皇帝身邊的人，應會說北方話，便於服侍和傳達聖旨，還必須熟悉北方的氣候與生活習俗，“厚重少文”又“忠心耿耿”.
南人後來居上
激烈、長久的黨爭消耗了王朝的氣數，一直持續到明亡、清兵入關之後。本文開始提到的清初時南黨與北黨的較量，便是這種黨爭的余焰。“在攝政王多爾袞執政的頭幾年中，‘南人’與‘北人’的區別變得極為明顯了，而省份的區別則已不為人注意了。同時，南人與北人的競爭，也取代了曾經引起官僚黨爭的‘清流’與‘濁流’的衝突。例如，浙江海寧名門的後裔、有名的降人陳之遴，在當時就這樣說過：‘南北各親其親，各友其友’.”（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滿清占領北京，首先依靠北人官僚，山東、北直隸（河北）、河南、山西等省籍的明臣，成了第一批歸順者，尤以山東籍降臣為眾，北方局面迅速被清廷控制。但多爾袞要的是整個中國而非僅占領北方，雖優寵北人，卻也對南人擺出唯材是用的姿態，陳名夏、陳之遴、金之俊等江南籍降臣都官居相位（大學士）。他們偏重選拔起用南人官員，在朝中結成南黨，終於為清廷所忌，懲處了二陳，南北黨爭自此平息。有清一代，在用人參政上南北平衡，歷史上只有北宋一朝差可比擬。
儘管如此，南北雙方的文化差距不減反增，南人的地位越來越高。
蔡冠洛撰《清代七百名人傳》（1936年），打破一般正史主要為高官顯爵作傳的章法，分政治、軍事、實業、學術、藝術、革命幾大類編，共收清代有影響的名人（除皇帝外）714人，包括南人475名，北人234名，外國人5名。北人中以原不屬於中國而又占居統治地位的滿洲籍人最多，為128人，另外還有蒙古11人。如僅以傳統意義上的北方即華北地區計算，則所收北人竟未能過百，僅為南人的五分之一。
大一統的清朝，入關之初就有南北之分：一個迅速歸順的北方，和一個持續數十年難以平定的南方（南明王朝、三藩反叛、台灣軍政府）。南明史可法在揚州向清廷提出“劃疆而治”，北方歸清朝，南方歸明朝，為多爾袞所拒。到了晚清，再次面臨南北分裂：太平天國。
當年鐵蹄橫掃中國無敵手的八旗軍早衰敗不堪，不得已以南制南，用湘軍、淮軍打敗了裝神弄鬼的南方“天朝”.又以南人收復新疆，組建海軍，——北洋水師的將領多為福建人。北方拳亂，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后出逃，南方輿論認為北方已亡：“存我中國者，其惟南方乎！”提出“保南存國”，“南北分疆而離立”.（劉學照《上海庚子時論中的東南意識述論》）辛亥革命，南方諸省紛紛響應，宣告“獨立”，在南京成立臨時國民政府，如果清廷拒不退位，“南民北清”相持對峙，分裂局面勢不堪設想。袁世凱“竊國”稱帝，又是南方起兵討伐，又差點釀成南北分裂。民初有一副對聯，嘲笑當時南爭北斗的政治亂象：
民由是也，國由是也，何分南北？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清亡以後，南人繼續保持對全國的影響力。在長達數十年的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左右各派政治勢力消長的軍事力量不可小覷。即以國共兩大陣營而論，國民黨政府授銜上將，包括特級、一級、二級、追贈上將，及中將加上將銜，至1994年共二百餘人，其中北人53人，南人165人。南北比例為3：1.共產黨政府授銜的元帥、大將、上將，及紅軍、八路軍時期未授軍銜的高級軍事領導人，至1988年共191人，其中北人33人，南人158人。南北比例幾乎為5：1.（據《中國國民黨二百上將傳》及《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總的來說，國共兩黨原本都是南方“亂黨”，曾相互合作北伐。孫中山在廣州“另立中央”，自任“非常大總統”，與北洋政府對抗。國共反目成仇，共產黨從南方拉起一支隊伍轉移到北方，先在陝北，進而華北，然後東北，發展壯大成國民黨的強敵。三大戰役結束後，國共最後一次和談，即“北平談判”，國民黨政府擬議“劃江而治”，蘇俄斯大林也有這個意思，將中國以長江為界分為南北兩半。結果和談破裂，渡江戰役打響，北方再次統一南方。
北方代表中國
中國文化、經濟的重心在中至晚唐最後一次大舉南移，此後再也沒有北返。而中國從古到今，除了明初兩代皇帝加國民黨政府一共短暫的五十餘年，北方幾乎一直保持着政治中心的地位。即使在東晉南北朝及宋金對峙時代，北方也比南方更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義：它結束分裂，選擇中國的統一者，它確定與周邊相鄰國家、地區與民族（西域、吐蕃、西夏、蒙古、朝鮮）的關係，它應付一切來自傳統中國疆域外侵略威脅，它把外來民族一股腦兒同化成中國人，它規劃未來中國的版圖。總而言之，北方決定中國的大勢走向，南方只是北方的附庸和後院。
我們老愛說，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反倒讓西方國家利用了來打我們。沒錯，是這麼回事，但怎麼不再繼續深入地想下去。四大發明都是南人發明的，象徵中國傳統物質文明的瓷、茶、綢都出自南方，南方還是糧、棉的主要產地，“兩湖熟，天下足”，為什麼南方沒能成為中國的中心，不能代表中國，反倒一次次被北方征服、統一、主導，讓北方代表中國，成為中國的中心？問題出在哪裡？難道一副馬鐙，真的能使南人對文明的所有貢獻黯然失色？
我以為，北方是民族及文化融合的一大基地，這是它始終能在氣勢上壓倒南方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前面討論的南方方言的複雜，很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先秦時代的百越民族，沒能像中原及周邊區域的諸侯國那樣，由華夏諸族相互融合成漢族，即專家們所說的“最純正”的中原漢族；反而更加分裂，成為相互間連語言都無法順利溝通的幾個族系，沿襲至今。有趣的是，中原的“純正”漢族逃到南方，也沒能促進各系的融合，仍驕傲地固守誰也聽不懂的祖宗腔——客家話。可以想象，南人們各自操着“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去和講着“統一英語”
的北人抗爭，在文化上會處於一種怎樣的態勢。
反觀北方，總是在融匯、統合、包容。那些進入中原的外來民族，都無一例外地完成了漢化：匈奴、氐、羌、鮮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色目、滿洲，以及帶有歐洲人種特徵的“羅馬人”，甚至包括世界上最難被同化、連希特勒的種族大屠殺都不曾使其屈服改變的猶太人，他們也在中國北方融入了漢族，儘管留在那裡的“純正”
的漢人已經稀少到幾近於沒有。而南方，保留了中國最大的少數民族群，幾千年都沒有太大的改變，“五十六個民族”，這裡占了族數和人數上的絕大多數。即連身為“漢族”的大部分南人都未能徹底“漢化”，包括能說好“九聲”卻說不好“四聲半”的廣東人，包括被考證坐實為“純正”漢族的客家人，“漢語”（普通話）講得還不如北方的滿人、回人，甚至不如與漢人混居的蒙人、藏人。漢顏焉能不汗顏！
能吃會喝，能說會道
從飲食方面亦可見一斑。都知道南人善吃，尤以廣東人“什麼都敢吃”，我相信第一個吃螃蟹的中國人也一定是他們。但敢吃不等於能吃。南人吃大米，吃了至少九千年，你叫他吃麥麵，連吃三天就受不了。北人碗裡五穀雜糧吃嘛嘛香，這才是真能吃。茶葉是南方物產，傳到北方，雖說北人茶品不及南人精細，花茶、大碗茶什麼的，畢竟成為風尚。大北方各少數民族，更創造出奶茶、酥油茶的喝法，兼享南北物產之精華。北方的牛奶，卻始終未能在南方普及，甚至編造出酥酪吃多了“汗不得出”以至“病多難治”的中醫理論。宋元以前南人吃豬肉北人吃羊肉，後來北人發現豬肉好吃，於是牽豬趕羊，都吃上了。你到北方農村的院落里轉一轉，隨便就能找到一頭獨行特立的豬。而南人至今吃不慣羊肉。北人的拿來主義，顯然比南人的排拒主義要大氣。
北人雖“短於文”卻“長於說”.陳名夏文章做得不賴，講錯一句話送了命。馮銓文章不如他，卻會講話，“一心事二君”之類，故能全身而退。北人常出能說會道之輩，那種“北人嘴鈍口訥”的印象，實在錯得離譜。京油子，衛嘴子，北京人“什麼都敢說”，侃爺“功夫全在一張嘴上”，“侃暈了算”，貧嘴張大民，“我是流氓我怕誰”……。最典型的是相聲，簡直就是京津人的專利，外地人只能聽，學不來那一口京片子。所謂“痞子文學”的玩語言，不是玩文本的敘述語言，玩的是口語對話，大量唇槍舌劍、戲謔調侃、逗趣耍貧的對白，如同相聲或輕喜劇，還是以“說之長”掩蓋“文之短”.中國古代巧言令色的說客，油嘴滑舌的弄臣，滿口諛詞的太監，巧舌如簧的縱橫家、詭辯家、清談家，數來數去差不多都是北人。魏國人張儀有一張好嘴，在楚國鬱郁不得志，被懷疑偷了和氏璧打個半死。其妻垂淚，他問：“我舌頭還在嗎？”妻逗笑了：“還在。”他說：“舌頭在便是本錢，不愁發不了跡。”果然後來在秦國拜相，靠的就是那條三寸不爛之舌。
南方追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境界，崇尚“大音稀聲，大巧若拙，大辯若訥”，“道可道，非常道”，講不出道理的道理最好。申包胥到秦國乞師救楚，嘴笨說不動秦哀公，只好立於庭中大哭七天七夜，感動秦君出兵。
我倒不認為，長於“說”有什麼不好，只要不是強詞奪理、過於油滑和光說不練。能說會道終歸是一種優秀素質，“茶壺煮餃子，有貨倒不出”的“沉默的大多數”未必值得欣賞。古希臘古羅馬的演說家，在歷史和文學上的地位都是很高的。演說和雄辯，奠定了古民主制的基石。中國上千年的科舉制是以文取仕，實際取捨繫於一人兩人：考官或皇上。現代民主制則很大程度上是以言取仕：競選宣言、電視辯論、議會演說、記者招待會，……競選人必須面對民眾、媒體、對手，過不了“說”這一關成不了一個好的政治人物。現代司法也離不了說，法官一般從優秀律師中選任，而出色的律師除了大量的案頭文件準備，主要得憑藉法庭上即興發揮的高度的語言技巧，詢問、反詰、陳述、邏輯、乃至語氣。宗教亦如此，藏傳佛教、天主教的領袖，都必須是語言上的高手，擅長講經、布道，否則難堪大任。西藏以轉世方式相傳的歷任達賴喇嘛，即使在親政數年後，仍須通過一次次嚴格的考試：當着數千僧人的面，與各大寺最出色的學者進行每次數日的辯論。這比在大學做學問拿博士，也要經過的口語答辯難多了。私下裡破萬卷書、引經據典、行文嚴謹、深謀遠慮固見功力，眾目睽睽之下依然口若懸河、旁徵博引、信手拈來、妙語連珠更令人折服。這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經驗。中國人歷來提倡“敏於行而訥於言”，但畢竟還有諸葛亮這樣深得人心的人物形象，他的特點恰恰是“拙於行而巧於言”，坐着輪椅搖搖鵝毛扇，卻能舌戰群儒、罵死王朗。
繞來繞去，又回到說上來了。本篇題為“細說”，其實只能算“雜說”.既然雜說，也就只能說個大概，有的地方說得粗，有的地方說得細。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一直以為，南北的區分，及南人北人的異同，既可劃得很細，亦可劃得很粗。有時千里之別，有時毫釐之分，不可能絕對化。清末民初文化大師辜鴻銘，嘗自稱“東南西北人”.他生於南方（馬來西亞），居於北方（也卒於斯），學於西方（留學歐洲），娶於東方（日本太太），通十餘種語言，你能用南人北人來簡單歸類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