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自白陳述檢討到或不到處
南方周末 2003-01-16 14:55:00
一個人的自白
陳述檢討到或不到處
沈從文1969年病中所寫,生前從未發表
沈從文【遺作】
“我想印個選集了,因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說句公平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行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我沒有辦法拒絕。我不驕傲,可是我的選集的印行,卻可以使些讀者對於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個印象。
———沈從文1934年回湘西途中致張兆和的信
“我每晚除看《三里灣》也看看《湘行散記》,覺得《湘行散記》作者究竟還是一個會寫文章的作者。這麼一隻好手筆,聽他隱姓埋名,真不是一個辦法。但是用什麼辦法就會讓他再來舞動手中一支筆?簡直是一種謎,不大好猜。可惜可惜!
———沈從文1956年12月10日致張兆和的信
我名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工作,快廿年了。並無任何一門專長,只不過是個常識比較豐富的文物工作者而已。一個國家歷史博物館,問題多,雜事多,對內,對外,要的常識也格外多。所以我始終不離開。工作十分瑣碎寂寞,通無所謂。文化大革命以來,被稱為反動專家“權威”,快三年了,要承認,沒有這個資格;要否認,沒有分辯能力。血壓長在二百以上,心壁磨損已無復原希望。寫檢討,寫來寫去只是消極認錯,積極性卻在相對消耗,不是辦法。因此寫這個信,陳述一下檢討到和不到處,供上面參考。
我是個五四以後舊文人,卅年中寫了幾十本壞小說,在舊社會起過一定有害作用,對於促進新社會的產生,無絲毫貢獻可言。解放挽救了我。經過長期學習,几几乎每年都自寫份“自我檢查”,而用一個“補過贖罪”心情,在歷史博物館午門樓上陳列室和庫房轉了整十年。一切常識就由於這個實踐基礎上得來的。給我機會再去人民大學教書,怕犯錯誤,不敢去。勉勵我再去寫小說,缺少新生活經驗,不敢去。雖有個作協會員名分,在博物館則算是“研究員”。除了六二年在參觀井岡山時,寫了幾首舊體詩,發表於《人民文學》,此外只在最近寫了首《巴黎紅五月》(被小將搜去了)半新不舊詩,還像個樣子,別的全說不上!事實上,我整十年中,實心安理得極其樂意一面學習,一面作個普通“說明員”,進行自我改造的。即或在某些公眾場合,為外面集體觀眾介紹商討某一專題性文物問題時(例如外來大專史學系或陶瓷學院、絲綢學院實習生介紹材料,或帶絲綢去寧、蘇、浙為工人展出協助生產時),也首先不忘說明自己身份位置,只是一個“普通說明員”,“普通工作人員”,既不是什麼“專家”,更不是什麼“領導”。因為除做事外“名”和“權”對我毫無意義。我生命是黨所給我的,能少做錯事就好了。
過去在寫作上我“自以為是”,犯過極嚴重錯誤,在新的工作中,總希望不再出亂子就好。即或遇事相當謹慎,並且永遠是用《實踐論》指示求知識的基本方法,去反覆求證。實物不足,再結合文獻去相互印證。由於學習主席著作理會不深,應用到工作實踐上,只是點點滴滴,特別是個人過去史部學底子極差,因此實物接觸雖比較多,而到結合文獻互證時,取得的成果,還是極其零碎。且不斷的會犯提法上或結論上錯誤。學習為人民服務,雖熱心有餘,但認識不足,例如正當新歷史戲流行時,我對於好幾個新歷史戲,如《屈原》、《蔡文姬》、《膽劍篇》、《文成公主》、《武則天》等等服裝道具,都提供過材料。
文化大革命運動一來,工作組時期,說我是“反共老手”,後來群眾改成反動專家“權威”。直到如今。
照我自己認識,過去寫作上所犯錯誤,除五○年即寫過較長檢討公開發表,且經港報轉載外,此後還不斷在別的方式上,一再檢討過。這一次又向革命群眾作過幾次較深刻書面檢討。關於近十八年工作中的大小錯誤,又另外檢討,舉出大小六十事例。有不夠處,也難免有過分處。比如檢查中自以為是“蔣介石王朝的點綴品”,和事實即不盡符合。五四年從香港《文匯》或《大公報》傳來消息,即提起過,我“所有作品,在台灣均禁止”。受禁止顯然即可說明問題,對他們不利才受禁止!老舍、巴金、茅盾、冰心……等人作品,似即並不聞有同樣遭遇!所以說,我一切作品都有利於國民黨,給三四十年代人說來,似不可信的!
我生長於湘西苗鄉小縣城,雖來到大城市已半世紀,還在幾個大學鬼混了二十年,鄉下氣質始終並未去盡。對工作還有熱情和耐心,能克服學習方面的種種困難,最初即一無所知,到一定時期,總可望把它搞通、學好。做事從不走捷徑,投機取巧。但應付人事,卻極端拙劣,無知無能,毫無機心,不會處理,不明世故。比如本館有五位館長,十八年來就有好幾位館長家中,我始終還未到過一次。即此一事,便可知我那裡會對館中“爭權”“爭位”有什麼野心興趣?
“能處常而不善應變,能任勞而不善任怨。”缺點顯明,無可諱言。因此弱點,在衝擊中報廢,也十分自然。
比如說,我搞的綜合文物,是種十分費力不討好,科學院或大專院校史學家照傳統習慣,從不承認這也算得是什麼學問的。至多叫個“萬金油”,毫不覺得重要的。只有我自己明白,一切文物制度常識,若比較豐富踏實,對各方面都還有幫助。除本館陳列說明應用得上這種“萬金油”,其他專題性博物館,如軍事博物館古代部分,除兵器本身外,如何應用作戰,以及如何作戰宿營,步騎配合……都得從形象取證!此外樂舞博物館,服裝博物館,陶瓷、絲綢博物館,有需要時,我的常識,都或多或少可提供些資料,配合服務。此外常識當成副產物,至少還可用於兩方面。
一是大專院校文史系教古代文學或史傳文章,會遇到一系列東東西西,說不清楚,注不明白。查書無可查,查到了還是不明白。事實上博物館卻有上百萬實物睡在庫房中,無人過問。教書的永遠是停頓到抄來抄去階段,從來不會有人想到鄭玄、劉熙博學注不清楚的事物,我們生長在毛澤東時代,認真學習《實踐論》,能有所會通,就會把它弄得十分明白清楚。而且還可以成為“常識”。記得為解決科學院文學所註解古典文學的麻煩,即曾正式向何其芳建過議,要正視這個問題。從所中抽調個年輕研究員,來館中學習,或帶着問題學,或廣泛學,有二三年時間,幫同他搞點資料,用處大而多!不重視,因為前無此例。事實即是老辦法抄書,極省事。新方式,一樣一樣學去,較困難。所以也可以說這份副產物雖有用,還不得其用。這裡也似乎即有唯心唯物兩條路線的鬥爭!
其次,即用來破除歷來傳統鑑定字畫舊方法形成的一切老迷信,用處更大。不問是什麼“徽宗”“高宗”“章宗”“乾隆”的皇帝題字作詩,還是近千年來的名士專家題跋鑑定,一用衣冠器物制度常識作新的綜合分析判斷,許多名畫珍圖產生的年代、作者,就成了問題。或許有的“國寶”,便成為假的破爛,成為“參考品”或“處理品”。這從實際說來,我用的新的唯物的鑑定方法,正是破除帝王名流專家“權威”迷信最有力的工具,工作是值得鼓勵,值得推廣,還可望從不斷充實改善中,成為毛澤東時代用《實踐論》為學習求知識基礎,來破舊文化中字畫鑑定法積習迷信十分有效的。是用土方法戰勝洋教條舊傳統一項新試探。工作本來是進取的,向前的,同時也近於革命的。可是若盡把我向反動專家“權威”名分上推,我既毫無能力來作任何分辯,也不可能來和這種傳統荒謬進行鬥爭了。不過心理殊覺得“真可惜,這一衝,別人可不當回事,我這脆弱神經可全崩潰了。許多對於打權威共同提高所作的努力,全完事了。對國家說,似不大經濟!”因為據我所知,訓練一個文史教授或專家,還比較容易,訓練一個“有常識”的文物研究員,而這份常識又純粹奠基於一個“物”的基礎上,實在不容易。這從國內文博現狀也可以明白了。學院式學考古,懂金石文玩的人,有的是。有文物常識能有所會通,應用到工作上能有所發明,有所發現的可並不多。
據我所知,文物界鑑定字畫方法,是有路線鬥爭的,目前還是在舊式唯心論或經驗論專家“權威”占一面倒勢力。一切聽他們的意見,浪費了許多國家錢財,收了許多時代有問題,作者有問題,又或從個人趣味出發,用高價收了許多不必要的文人寫意畫。皇帝全死了,專家“權威”也死了,他們共同對這幅畫作成的荒謬鑑定,卻並不失去作用,無人敢於懷疑。
前幾年,舊文化部花了許多錢,聘請了幾位海內著名字畫鑑定家,去全國鑑定“國寶”時,我只除了看本館藏畫,可以列席,過故宮看重要名畫,即請求列席,也不許可。至於跟着全國去學習,更無可望了。即明白知道,一談起“南唐”、“宣和”、“紹興”等裝裱、隔水、引首、冊頁面等等,必然會要牽涉到綾錦時代、名目問題,無從含胡。有關這部分材料,我應當有較多發言權,不見過不明白的,也應分讓我有機會看看。因為明明白白國內懂這一行,學這一行沒有幾個人。何況我去對他們工作有顯明幫助,還是不讓我去。主要理由就是我不懂字畫。事實上,有千百種專家“權威”不易判斷時代的畫幅,特別是人物故事畫,或有車乘馬匹日用家具的山水卷子畫,從衣服制度和身旁攜帶日用傢伙等文物常識,都可以得到許許多多有力旁證。可以幫同判斷出相對年代。
例如馬匹裝備,從頭到尾,都充滿時代特徵,更容易併合其他材料,判斷年代。即或只是一隻孤立的鷹,鷹腳下站的那個錦墊,若上有花紋,也即是一種線索,還可以估計出年代!但要的是對這樣那樣都“有常識”,若極端輕視常識,那自然就只好大家圍着畫猜謎子了。就我所見,《洛神賦圖》、展子虔《春遊圖》、韓氵晃《五牛圖》、《韓熙載夜宴圖》……有的花了幾百兩黃金買下,有的還派了人去香港花了若干萬港幣收回,目前都當成“國寶”看待。用我的常識來破,時代作者就都不可靠,都有問題。有一畫還假得十分可笑的,即受專家特別稱讚的《五牛圖》。
正因為舊文化部領導人,只知重視專家“權威”,而輕視文物“常識”作用,所以從不要專家也認真學學“常識”。記得歷博十多年來曾舉行過一系列文物展,對於古文化史有千百種新材料出土,千百種新問題發現。我長時期在陳列室作說明員,就從無一個什麼“藝術家”或“專家”或大學文史教授向我提過一個問題,大多溜了一轉,就不見了。似乎什麼都不必學,一看即懂,這是可能嗎?
例如故宮有個鑑定字畫大專家,有一年,把一幅元人畫戴罟罟冠小畫,照什麼“御題”“御覽”稱作契丹畫家胡虔作品,陳列出來。我曾好意告他:“這不會是胡虔。”
當時就悻悻然說:“你怎麼能斷定它不是?”“因為帽子不是。”“胡虔時女人就不戴這種帽子?”我明白他一面是不承認我對字畫有發言權,其次是相差三百年契丹和元蒙婦女帽子的區別他毫無興趣,就不便告他“那帽子用的是什麼材料做的也知道”,不再說下去了。
這小小事例,並不妨礙這個專家的真正長處。但也可以看出,用《實踐論》求知識方法學來的廣泛文物常識,作為有力的武器,來攻打文物界字畫鑑定“權威”頑固堡壘的工作,還未真正開始。工作也還十分艱巨。因為首先是搞文物工作的人,即還有大部分不知重視文物常識,依舊迷信“權威”,絕想不到罈罈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事事物物,若分別明白它個別歷史發展性,和彼此相關性,用來鑒名畫,打權威,判真假,定時代,是種有力武器。用得其法,即或不起主要作用,也還可以起輔助使用。若搞文物的還多不知手中有武器可用,至於寫美術史的,居多手中只是一支筆,除了結論照抄,自然就更說不上特殊眼光了。這人文筆越好,即只能越會誇大胡說,更加引人走入迷途,擴大藝術批評中唯心論市場。這市場,且因中央美院美術史系的設立,而加速擴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的鬥爭,還是很不容易進行,可能還得經過些曲折,並不是短時期即可見功的。
若我早日得到解放,短時期又不至於被高血壓心臟病收拾報廢,幸而能活得稍久一點,搶搶時間,挑幾十幅被專家“權威”奉為“國寶”的名畫,試用土方法學來的文物常識破一破,就這個領域的唯心唯物作一回較量,看是誰有道理,即可證明嚴格遵照主席《實踐論》所指示我們學習知識的方法,得到的常識,將顯示無窮威力。而所謂一堆皇帝和專家“權威”的鑑定,都可以懷疑,都可以推翻,還它個本來面目。
文化大革命運動已進行三年,各方面都取得全面勝利。藝術方面八個樣板戲劇歌舞成就更為世界所公認。惟在文物系統方面,直到如今為止,多隻聽說某某金石專家“權威”,某某字畫鑑定專家“權威”假公濟私,營私舞弊,低買高價售出一經揭發,便搞垮了。從資產階級思想行為私生活破,固然也是一種掃蕩。但是他們在國內的“名家法眼”權威性,還是並不曾動搖分毫。甚至於在他們死去以後尚有長遠影響,附着於那些名畫中,流毒下去。
如條件許可,又有需要,我希望能作個小文,先試來破一破。他們私生活已有了大量揭發,不待說了。即談本業,從講道理出發,也一定會把一些帝王名士、專家“權威”對於若干名畫共同作偽造成的假象,用常識判斷為“呀呀嗚”,這個破便大大不同了。這是不甚費力即可作到的。
若把我本人盡長遠擱在反動專家“權威”名分上,這種破的工作,是不可能進行的!
(選自《沈從文全集》第27卷·集外文存,北嶽文藝200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