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文革詞典（轉）
版權所有：一人獨聽小城風 原作　提交時間：20:42:45 01月19日

《紮根》小詞典
　　韓東編撰
　　
　　
　　
　　[紮根]
　　全書的關鍵詞，字面意思就是把根紮下去。樹木、莊稼可以紮根，扎了根就意味着存活。人的紮根則是一種比喻，當然不是本書作者發明的比喻，而是當年下放運動中流行的比喻。“紮根”特指下放人員去農村安家落戶，並在當地繁衍子孫。具體到老陶家，具體到小陶身上，就是要娶一位三餘姑娘為妻，生兒育女，終身在生產隊的大田裡勞動。後來陶文江死後葬在了三餘村西的墳地里，被認為是作為一條“老根”終於埋下去了。看來紮根是兩頭的，一頭向上，開花結實（子孫綿綿），一頭則化灰成土向下猛扎。
　　
　　[下放]
　　關鍵詞。下放，乃是自上而下的運動。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自上而下是人生的逆向運動，其感受是異常不適的。具體到下放運動，其中的“上”就是城市，“下”即農村。城裡人來到農村變成農民，甚至還要低上一等，便是下放。此種社會地位的降低難免不令人垂頭喪氣、心灰意冷。當然主要受損部分是心理上的、精神和情緒上的，是虛的。也有很實在的部分，比如一些下放人員的物質生活水平的降低，以至無法生存。
　　
　　[再教育]
　　為何下放？為了接受“再教育”。教育不難理解，“再教育”就是教育之後再一次教育。第一次教育通過學校和書本知識，第二次教育（即再教育）則是通過艱辛的農業生活。第二次教育開始於第一次教育之後，也就是說只有通過第一次教育的人才有資格接受第二次教育。因而青年學生、各級幹部和知識分子是合適的人選。此時教育的指導者不再是老師、教授、學者（他們本身已變成被教育者），而是貧下中農。貧下中農百分之九十以上沒有接受過第一次教育，其中文盲不乏其人。因此，“再教育”也就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對接受過教育的人進行的教育。
　　
　　[插隊]
　　就是“插”到生產隊裡去，後來特指知識青年下放農村。此動詞的使用，似有強行進入、孤身前往之感，很是悲壯。多年以後，大批知識青年回城，問起某某的身份，曰：他是“老插”，意思是當年作為知識青年下過鄉。
　　
　　[上山下鄉]
　　亦是指下放運動，主要指知識青年的下放。這個充滿詩意的說法最先見於毛澤東的指示，顯示了領袖的高瞻遠矚以及偉大情懷。一個人或幾個人下鄉是“插隊”，千萬人一齊下鄉便是“上山下鄉”了，熱鬧得緊，並且絲毫也沒有寂寞之感。只見千萬學生上山下鄉，忙得不亦樂乎，祖國的錦繡河山的某一處山頭上爬滿了人，有人上來，有人下去。自然，此等壯觀的景象只有身處高處的最高領袖才能看見，才能領略。具體的知識青年對下放農村的感受不過是“插隊”二字。
　　
　　[公社、大隊、生產隊]
　　下來了，到了哪裡？生產隊。生產隊的上面是大隊，即生產大隊，生產大隊的上面就是公社了。公社的全稱為“人民公社”。農村社會的三級基層組織始於1958年，至1983年結束。當年的公社就相當於現在的鄉，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小隊即生產隊相當於現在的村民組。
　　下來了，當然是來到基層的基層，也就是生產隊裡。生產隊的一把手是生產隊長，比如《紮根》裡的余隊長，二把手是會計，就這麼兩個官兒。大隊裡的官多一些，一把手是黨支部書記，二把手是黨支部副書記，其次才輪到大隊長和副大隊長，此外還有民兵營長，權力也不小。《紮根》裡的余書記是大隊副書記。到了公社，一把手是黨委書記，此外有黨委副書記、革委會主任以及若乾乾事。三餘人對人的尊稱無非幾個：書記、主任、會計以及幹事，有時候你並非書記、主任、會計或幹事，但人們尊敬你就會這麼稱呼。總之書記、主任、會計、幹事以及隊長、營長等一干人構成了農村的權力階層，與普通社員不可相提並論。
　　下放人員從原則上說已脫離其權力階層，一直下放到了生產隊裡，為一名普通社員。
　　
　　[社員]
　　由於農村人民公社百分百的普及性，農業人口一生下來就是天然的社員，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加入儀式。社員即等於農民，社員群眾即等於農村中權力階層以外的人民大眾。剛生來的孩子算不算社員？這我無法考證，但長到一定程度，能幹點農活了，就可被稱之為“小社員”。社員與農業人口是否成年似乎有一定的關係，但也不可深究。與是否能參加集體勞動似乎也有一定的關係，亦不可深究。具體到老陶家，陶文江、陶劉氏不干農活是否算是社員？小陶農活也幹得很少，並且沒有完全成年，是否能算社員？對此我就不得而知了。
　　
　　[解放]
　　多美的詞，多美的漢語，即是指從禁錮和壓迫中擺脫出來，像“解放軍”、“人民的解放”、“解放全人類”等等。首要的前提是：這種禁錮和壓迫是不公正的、非人性的和悲慘的。
　　但在文革中解放一詞卻失去了這一前提，特指被批鬥或下放到五七幹校的各級幹部和知識分子恢復工作或勞動改造告一段落。“解放”類似於“釋放”或“解除”。批鬥或勞動改造本身並沒有錯，解放不過是某種來自於組織的恩惠而已，因此具有強烈的“赦免”之意。被解放者絲毫也沒有自豪之感，只配感恩戴德。
　　
　　[靠邊站]
　　“別擋道，迴避，靠邊。”由此引申並理解。來者何人？革命群眾或曰歷史車輪，總之是一股強力。擋在路中間只能被碾得粉碎。那些站在馬路中間昂首闊步的是些什麼人？各級幹部、領導構成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要想避免粉身碎骨的命運只有知趣地離開原先的位置或“崗位”。這便是“靠邊站”。當然絕大多數人並不是自願離開的，而是被革命洪流一衝或旁邊的人一拽，待緩過神來已經站在馬路邊上了。
　　
　　[走資派]
　　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主體為國家幹部和各級領導。至於何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解釋權在神秘莫測的高處，對於普通群眾而言不過是加之領導或上級的一項罪名。走資本主義道路壞透了，不可饒恕的壞。你對領導和上級懷有不滿和憤懣的情緒嗎？當然。這不能怨你，因為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且是當權派。雖然，“走資本主義道路”難以確切理解，但“當權”還是明白的。按今天的話說就是“當官的沒有一個好東西！”被壓迫者的原始憤怒與神秘高處的巧妙利用相結合使“走資派”一詞流行於世。
　　
　　[造反派]
　　“造反派”與“當權派”相對立，造的是當權派的反。文革初期各單位、部門的群眾紛紛“站隊”，大致可分為“造反派”、“保皇派”和“中間派”三種。造反派是“左”的、“革命”的。保皇派保的當權派，即各單位、部門的領導。中間派又稱“逍遙派”，兩邊不靠，自得其樂。最終造反派占了上風，不僅當權派被打倒，保皇派亦成為革命的對象。中間派或逍遙派也無法中立，被造反大勢所趨，要麼加入造反行列，要麼成為造反的對象。中立本身便是一種反動行為。
　　不僅各單位、部門，就是一個家庭中亦有派別劃分，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事屢見不鮮。
　　
　　[批鬥]
　　即批判和鬥爭，形式有多種，一般得召開會議。會議規模從三五人到上萬人不等。被批鬥者一般取站立的姿勢，或胸前掛牌，或頭戴紙糊錐形高帽。若胸前掛牌，牌子上便寫着此人的姓名，所用漢字可上下倒置，並在上面畫着一個大大的紅叉。當然得面向批鬥者，但不得抬頭，更不可對視，這就叫做“低頭認罪”。參與會議者於是輪番發言，或揭露其罪行或表達無產階級的革命義憤。會場裡大多張貼懸掛着言詞激烈的標語，同時佐以群情激憤的口號。這還算好的，因為從原則上說批鬥屬於“文斗”之範圍。
　　批鬥對象一般為“地、富、反、壞、右”等法定的敵對分子，亦有潛在的尚未定性的敵對分子，如“走資派”。所有這些人被統稱為“牛、鬼、蛇、神”。
　　
　　[揪斗]
　　和批鬥近似，但程度更深。“揪”，動詞，有抓住、拉拽的意思，因此更傾向於“武鬥”。其形式有開批鬥會、戴高帽、掛牌、剃“陰陽頭”、“坐飛機”、毆打、遊街示眾等。
　　所謂“陰陽頭”就是將頭髮半邊剃去，半邊留着，黑白分明，意在侮辱被揪斗者的人格。“坐飛機”就是將被揪斗者雙手反鉗，頭向下按，向後伸直並上抬的雙臂好似飛機的翅膀，整個造型好似飛機向下俯衝，故而得名。當然坐飛機並非是被揪斗者本人所能完成的高難動作，一般兩側各站一人，按頭提臂，三人一組為一不可分割的連體構造。
　　
　　[武鬥]
　　即運用武力進行鬥爭，和“文斗”相對應。文斗的形式為寫大字報、揭發、開批判會等，武鬥則動用武力，從肉體相搏到使用長矛、大刀乃至槍炮。文革中相互對峙的群眾組織各派別間的大規模武鬥無異於一場局部戰爭，造成的傷亡和血腥程度令人變色。當然其中結下的戰友情誼以及硝煙滾滾、紅旗飄飄的壯烈場面亦可歌可泣。
　　
　　[文化大革命]
　　全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始於1966年，至1977年宣布結束，史稱“文革十年”，為共和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上極為奇特的一幕。它是嚴肅的，卻極為荒誕，是殘忍的，卻激發了多少奇異壯美的情懷。人間的大喜大悲在此上演，自由和獨裁相得亦彰，青春的反抗和老年的瘋狂彼此結合。說它是“史無前例”的，的確如此。由於原由的複雜和場面的混亂，加上沒有可供鑑別的參照，在有限的篇幅里說明“文革”幾乎是不可能的。
　　
說它是底層人民的反抗運動卻沒有自己的領導階層和政治主張。說它是最高領導階層間的權力爭奪卻拋開了合法的政治途徑。要我看，“文化大革命”即是最高權力為了剷除異己加強獨裁通過非法手段發動下層人民的一次不惜代價的可怕實驗。這是一種“上”、“下”的奇特結合。“上”即是最高權力，“下”即是人民大眾，中間的過渡完全作廢、中止，政治領袖以其宗教導師的身份奇蹟般地來到他的人民中。

因此，文化大革命既有群眾運動的盲目性和原始破壞力，又具有政治權力的絕對獨裁和壓迫性質，加上各階層覬覦權力者的趨炎附勢和挑撥離間，十年歷史極盡荒蕪，造成的社會禍患和具體的人身侵害難以盡數。
　　
　　[早請示，晚匯報]
　　對毛澤東、林彪的崇拜形式。具體做法為：每天開始之際，工作、學習前集體站在毛主席的畫像前三鞠躬，然後由一人朗誦：“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其他人重複：“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然後朗誦：“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其他人跟誦：“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繼而翻開《毛主席語錄》，集體朗讀其中的一段。接着各自報告自己今天準備做些什麼。是為“早請示”。

　　“晚匯報”的形式如“早請示”，不同在於時間為一天工作、學習結束之後，分別匯報今天自己做了些什麼，有哪些地方需要發揚，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進，等等。
　　
滑稽嗎？可笑嗎？但這可不是什麼幽默。我聽說過一個故事。一個農民在集上賣兔子，走來一位買主，說：“你這兔子沒病吧？”農民回答：“沒病，我保證它永遠健康！”該農民因此獲罪，被關入大牢中。“永遠健康”豈能是亂說的？
　　
　　[紅寶書]
　　即《毛主席語錄》，內容為毛澤東在不同時期、場合、針對不同問題的著述、講話按主題不同進行的節選。一般為64開本，外套紅色塑料封皮。文革中幾乎人手一冊，隨身攜帶。高呼口號時要舉着紅寶書，表演文藝節目時也要拿着它，去照相館照相亦手持紅寶書，置於胸前位置。紅寶書和毛主席紀念章一樣作為時尚的裝飾品，既有實際用途（學習、論戰、援引），也能滿足愛美之心。
　　
　　[毛選]
　　即《毛澤東選集》，至文革已出四卷，所以也稱“毛選四卷”。毛選的發行遍及城鄉、祖國的每一個偏僻的角落，幾乎每個家庭都收藏一套，不管你識字還是不識字。像老陶這樣的家庭就不止一套了，有自己花錢買的，也有單位發的。考慮到中國人口眾多，毛選的發行量古今中外除了《聖經》可謂第一，稿費收入自然可觀。
　　文革中，毛選的功用也超越了一般的書籍。結婚或朋友分別作為禮物相贈，平時用紅綢紮好與毛澤東的石膏像一起“供”在毛主席畫像前，就是身處陰暗狹窄的牢房可閱讀的書籍往往也只有毛選。
　　
　　[忠字舞]
　　文革中流行的一種程式化的集體舞蹈，內容為表達對毛澤東個人的忠誠。表演者一般身着軍裝（沒有領章、帽徽），束皮帶，手持紅寶書，佐以鑼鼓、口號的伴奏。在集會、遊行或盛大的紀念日常有群眾組織的或自發的忠字舞表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發表的當日，大街小巷、廣場院落里必有熱烈的忠字舞表演，以示慶祝。文革初期，忠字舞幾乎是惟一允許的舞蹈表演。
　　
　　[下放幹部]
　　編制為國家幹部的人下放農村，被稱之為“下放幹部”。在下放大軍中，下放幹部在經濟條件上是比較優越的。他們一般都“帶薪”，就是來到農村後仍然拿原先標準的工資，戶口仍然為城市戶口，即不吃生產隊的糧，而去所在的公社糧站按供應購買油糧。由於城鄉差別，下放幹部的日子甚至比下放以前還要富裕。

　　當然，如果該下放幹部是舉家前往，其子女和老人因此前沒有工作亦被取消了城市戶口，吃生產隊的糧。一個家庭一分為二，一半為城市戶口，一半為農村戶口（像老陶的家庭，老陶、蘇群、陶文江即為城市戶口，小陶和陶馮氏為農村戶口）。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的好處下放幹部的家庭都能兼得（像老陶的家庭，老陶、蘇群、陶文江有工資收入，小陶、陶馮氏則有隊上劃分的自留地，可種些瓜果蔬菜），日子豈能過得不好？惟一的憂慮是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失去工作或專業的苦悶，當然還有為子女前途的深深擔憂。
　　
　　[知識青年]
　　即有知識的青年，文革中特指下放農村的青年學生，一般為高中畢業生，亦有初中畢業的，簡稱“知青”。這些人有孤身前往的，也有集體下來的。下來後有寄宿農民家的，也有單獨立戶的，也有三四個、四五個乃至十來個知青合夥過日子。合夥過日子的被稱做“集體戶”。

　　和下放幹部相比，知青由城市戶口變為農村戶口，在生產隊掙工分吃糧。但由於有來自於城裡家庭的支援（經濟上）日子過得總算不錯。他們的擔憂主要是個人前途，誰都不想在農村種一輩子的地。自然還有情慾，這與前途直接相關，如果與當地姑娘戀愛結婚了即等於取消了返城的機會。因此大多數人都苦熬着。知識青年的禁慾史可作為一把解開知青生活秘密的鑰匙。
　　
　　[下放戶]
　　廠礦企業和其它各行業職工以及無業市民，全家下放農村被稱為“下放戶”。在下放大軍中，這是最為悲慘的一群，變為農村戶口後即需要靠掙工分吃飯。他們既沒有下放幹部的工資，也沒有來自城市家庭的支援（全家都下來了）。以往的能工巧匠們現在都得學習干農活，日子甚至比當地農民過得還要差（當地人到底干慣了農活，身板筋骨也適應了貧窮的生活方式）。

　　下放幹部的苦，後來由於重新“掌權”有機會得以申訴，知識青年的經歷亦成為今天輿論和研究的重要對象。惟有下放戶因自身社會地位的低微，往昔的遭遇被忽略不論。說他們是不為人知、不為人見的一群似不為過。
　　
　　[成份]
　　指家庭出身和個人的早年經歷，在1976年以前的中國一般指前者。
　　當年，“成份”的概念極為重要，每個人都有其確定的成份。這成份是按家庭的貧富和經濟狀況劃分的，一旦劃定便不可更改，並且會一代一代地“遺傳”給子孫。因此成份有其“血統”的含義。

　　解放初期的土改運動中，農民一般被劃分為“貧農”、“下中農”、“中農”（或“富裕中農”）、“富農”和“地主”。貧農最窮，下中農次之，中農比下中農要強，然後是富農、地主。按照越窮越革命的道理，人民的主體自然是貧農和下中農，中農則是可以爭取和教育的對象，富農、地主為天然的社會公敵，需要嚴加管束以至剷除的。這是農村各階級的劃分。由於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農村的階級劃定了，城市的各階級可按此類推。

　　成份將跟隨人的一生，在就業、婚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一項不可或缺異常重要的評估和判斷標準。人們在填寫各類個人表格時，除“姓名”、“性別”外，“成份”是最為重要的。有時它的重要性甚至會超過性別。因此在我看來，成份在當年的中國實質上是一種種姓制度，至少具有該制度的後續效果。
　　
　　[貧下中農]
　　貧農和下中農的合稱。貧下中農占農村人口的絕大部分，是農村“先進”階級的天然代表。下放人員來到農村是為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貧下中農為教育者，各類下放人員為被教育者。貧下中農具有政治上不言自明白的優越性，當然在物質生活方面遠不及下放幹部，甚至知青。
　　
　　[土改]
　　即“土地改革”，該運動始於建國初期，也就是“分田分地”，即將地主、富農的私有土地和財產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貧農、下中農。
　　土改的前提是劃分成份，而劃分成份的依據是土地的多少以及財產情況。重新分配土地按原有的土地財產狀況，總體動向為土地多的向土地少的方向流，財產多的向財產少的方向流，直到平均。地主、富農被分走的不僅有土地，亦有房屋以及其它財產。這是一個大工程，首先得發動群眾，也就是農村中受壓迫和剝削的階級。發動群眾的工作由“工作組”完成，但一旦群眾被發動了群情激憤局面有時難以控制，各地地主、富農被打傷、打死的事時有發生。有個別乖巧的地主、富農因此逃離土改現場，躲避風頭。這類人被稱為“逃亡地主”或“逃亡富農”，比如《紮根》中的余耕玉。

　　土改使農民土地均有，直到人民公社建立後，土地在法律上才為集體財產。農村各階級的成份並不表示現在時的經濟和物質狀況，逐漸演變為一種“血統”。地主、富農及其子女不再富有，只是在社會生活中政治和道德地位被法定為天生低賤。
　　
　　[工分]
　　農民種地是不領工資的，而是按勞動能力記“工分”。一般而言，每個人的工分標準是確定的，特別能幹的男性青壯年每日記十分工，身體條件較差的記八九分工，婦女則記七八分。老弱病殘若還能參加勞動則記六分以下的工。每個人的工分標準基本上是按性別、身體狀況確定的，並非按實際的勞動量或勞動成果。參加勞動的農民亦被稱之為“勞力”，即“勞動力”之意。“強勞力”則是指工分標準每天為九到十分的勞動力。這裡面有種種顯而易見的不平等，如男女有別，並不能做到真正的“同工同酬”，女人再能幹也不能“掙”到男人的十分工。並且，工分標準一旦定下來，實際幹活如何則不在考察之列了。
　　工分標準由各生產隊集體評議，這裡面不免有種種人情關係以及權力的干預。但按性別不同和身體狀況的原則，也算能做到大差不差了。

　　“勞日”即是“勞動日”，就是農民干一天的活。“勞日單價”即是指勞作一天滿十分工者能掙多少錢。這由各生產隊自行決定，而決定的依據為各生產隊的經濟狀況以及貧富。像老陶一家下放的蘇北地區，勞日單價一般在兩三角錢左右，窮的生產隊也有七八分錢的，富的也不過四五角錢。也就是說一個強勞力干一天的農活可掙兩三角、四五角或七八分錢。

　　工分日積月累，年終結算，扣除購買生產隊所分糧食的錢，其餘部分返還現金。若所掙工分不夠購買生產隊所分的糧食還得倒貼現金。因而每家的勞力多少至關重要，重要的原因是為了掙工分，掙工分的目的是為了分糧，分糧的目的是為了活命。

　　“掙工分”又叫“苦工分”，無論是“掙”或“苦”都反映了此事的艱難以及無比重要。老陶家雖然小陶和陶馮氏為農業人口，吃糧須從生產隊裡購買，但由於老陶、蘇群、陶文江都拿工資有的是現金，因此體會不到這一層。體會最深的下放戶，由於不諳農業生產，即使是青壯年每日的工分標準也不會超過八分，亦沒有現金收入。買不起生產隊分的糧食那只有餓肚子了。
　　
　　[赤腳醫生]
　　形象為挽着褲管，不穿鞋子，背着一隻藥箱在田間地頭走來走去，為農民看病療傷。實際上赤腳醫生在當年的鄉村為一優越的“職業”，他們脫產或者半脫產（視當地情況而定），雖然仍是農業人口仍由隊上記工分，但至少可以不參加生產勞動或只是象徵性地干點輕活。這樣便宜的事自然人人願意，但到底由誰來干決定權在大隊。當然需要懂一點衛生知識（只是一點），小病小傷看好了可廣結人緣。大病重傷則送公社醫院，生死好歹於己無關。
　　
　　[右派]
　　“ 左”、“右”在此並不是一個方位詞，而有其政治含義。一般而言，“左”意味着革命，“右”意味着革命的反方向。

　　1957年開展“反右”鬥爭前，有一段“民主”的時光，黨內外各界人士獲准通過“大鳴大放大辯論”以及“大字報”等方式向黨和政府及其體制提出意見和建議。被提意見者在此階段表現了足夠的信心以及寬宏的風度，可謂“宰相肚裡能撐船”。其後有種種失控的傾向，表演風度者不免起了疑心。“大鳴大放”仍在進行，不過此時已變成了“謀略”。未及時制止乃是“欲擒故縱”之意。時機一到，全面反擊隨即展開，輕信的“右派分子”們於是紛紛落網。

被定性的右派分子從此與“地、富、反、壞”（“地”為地主，“富”為富農，“反”為反革命，“壞”為壞分子）並列，成為社會法定的敵對分子。不過也有不同，右派的“帽子”是可以摘除的（視其表現）。摘帽後的右派被稱為“摘帽右派”，雖不再是法定的敵對分子，但其歷史已有污垢，就像面頰上烙有黥印的昔日的囚犯。
　　
　　[破四舊]
　　所謂“四舊”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四舊”是文革初期由林副主席（林彪）首先提出來的。於是乎，一切帶有傳統色彩的藝術、符號、實物和方式都被歸為“四舊”，要加以禁止、清掃乃至剷除。“文化大革命”為何冠以“文化”二字，在此便可得到圓滿的解釋。文化大革命在我看來不如說是“反文化大革命”。雖說反文化但總算與“革命”二字沾邊，以“文化革命”命名也沒有錯。

　　破四舊的方式有多種，常見的有更換路名、店名，焚燒書籍、文物，搗毀寺院、祠堂，其涉及的範圍和滅絕的力度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破四舊之後，人們便置身於一個嶄新得令人發狂的新世界裡了。
　　
　　[一打三反]
　　即“打擊反革命分子、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為文革中無數“運動”中的一種或一次，並且是不怎麼著名的一次，很平常的一次。僅這次運動中，全國共逮捕“反革命、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分子”28.48萬，其中9000人被處以死刑。與其它運動相比，一打三反的對象有其刑事犯罪的特點，因而不能算作是純粹的政治運動。對於刑事犯罪的打擊即使過度或有其冤屈也永無平反昭雪之日。
　　
　　[宣傳隊]
　　全稱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由特定人員組成，可適用範圍很廣。文藝演出的團體、小組可稱為“宣傳隊”，文革中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工作組、專案組等亦可以稱為“宣傳隊”。此外還有“軍宣隊”（解放軍宣傳隊）、“工宣隊”（工人階級宣傳隊）種種的區別。像蘇群參加的宣傳隊實際上是一打三反運動中的工作組或專案組。
　　
　　[五七幹校]
　　以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命名的幹部學校。“五七指示”的內容暫且不論，進入五七幹校的人實際上就是參加農業勞動，吃住都在學校（也就是農場）里。有專門的人進行管理，監督勞動、組織學習批判等。有的五七幹校前身就是勞改農場，也有的幹校撤消之後在原址上拉上幾根鐵絲網即變成了勞改農場。文革中，大批幹部、教師、專家、知識分子來到遍及全國的五七幹校里接受勞動改造，鍛煉筋骨，甚至忍飢挨餓，飽受喪失自由之苦。在此期間對具體“走資派”的審查、批鬥以及身心折磨也從未停止。
　　
　　[紅衛兵]
　　開始時不過是一普通的群眾組織，和文革初期眾多的群眾組織一樣誕生於一個大環境中。但紅衛兵是一幸運兒，由於其成員大都是一些青年學生，青春的反叛、盲目使其造反熱情尤其高漲。該組織迅速遍及全國，並得到最高領袖的肯定。毛澤東於天安門城樓上11次檢閱紅衛兵，蔚為壯觀，被傳為歷史佳話。各地紅衛兵組織的全國範圍的“大串聯”也不失為古今的一大奇觀。至此，紅衛兵的革命熱情已達沸點。隨後該組織取代了共青團成為法定的青少年的“先進組織”。在小學生中間少先隊也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紅小兵”，此命名乃是效仿“紅衛兵”之意。

　　紅衛兵作為文革中眾多的群眾組織之一，由於其成員由青少年構成，表現出了特殊的攻擊性和破壞力。但它不應被視作文革後果的惟一承擔者。今天有人用“紅衛兵”比喻那些具有反叛個性和社會批判精神的年輕人在我看來是不恰當的。當然，藉此緬懷青春歲月、洋洋自得者也很可笑。
　　
　　[五一六]
　　文革中誕生的群眾組織何止千萬？但它們的命運卻有天壤之別。“五一六”即“五·一六”，是以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命名的一群眾組織。該組織出現後不久即被打入十八層地獄，被定性為“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群眾組織不同的遭遇與它們的性質、目的等似沒有直接的關係，出現的時機不對，被利用的價值不等、各異造成了彼此截然相反的命運。思索再三，我只能將此歸結為偶然的命運的捉弄。

　　和紅衛兵相比，五一六組織並未遍及全國，最終得以合法化，以成正果。恰恰相反，它是需要清查、專政的對象。由於五一六剛一露頭即遭到打擊，因而該組織的傳播的範圍實在是很小。但這並不妨礙清查的面積遍於全國，不妨礙深挖和打擊的力度猛烈而持久。如此一來，冤案和錯案自然不可避免。

這冤枉是雙重的。

一，五一六組織並非意在“反革命”，和紅衛兵一樣它的目的在於“革命”。

二，從未參加甚至聽說“五一六”的人也被作為“五一六分子”而遭到無情的打擊和摧殘。在清查中某些單位1/7的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因此從波及的範圍看，應該說五一六乃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之一。

　　因五一六問題被隔離審查的蘇群，如果當年能知曉這一點也許就不會覺得那麼絕望了，因為畢竟有那麼多的人陪着。
　　
　　[革委會]
　　產生於“奪權”狂潮。文革初期最高領袖直接與廣大群眾聯手，各級政府和權力機構一時間在衝擊下完全癱瘓，出現了權力真空。當然，這並非是長久之計。1967年各地造反派開始奪權，即將各級政府機構的權力篡奪過來，歸為己有。上海成立了所謂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取代上海市原有的黨政領導機構。

毛澤東認為這樣的臨時權力機構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於是乎，奪權之風勁吹，遍及全國，各地紛紛成立“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至此，直到文革結束，所謂的臨時權力機構革委會竟存在了十年，實際上成了中央以下各級部門、政府、單位和機關的行政機構。

該機構的頭目稱之為“革委會主任”，自然還有數目眾多的副主任。名稱變了，掌握權力的具體人員也變了，但革委會的存在絕非體制的變革，只是權力的轉移而已。最高權力略施小計，通過絕妙的語言戲法使各級各領域的大小官吏和自己保持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致。
　　
　　[四人幫]
　　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黨內結成的宗派集團。此四人起家於文革，和林彪集團結盟，文革期間上躥下跳，作惡累累。林彪篡奪最高權力失敗後，四人幫團結得更緊，大有同生共死的意味。文革後期社會生活的各種問題暴露無疑，並變得尤其尖銳，人們將四人幫視作一切罪責的承擔者。雖然此刻他們仍身居高位，但在民間已是人人皆知的大“奸臣”，大有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意思。直到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捕，當真是舉國歡騰、彈冠相慶，盛大的慶祝場面猶如過狂歡節一般。人民百姓再次看到了美妙生活的嶄新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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