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 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有一名言“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當然，他這裡說的“愛國主義”指的不是一個公民對祖國的赤誠無私的熱愛，而是當政者歷來慣 用的、那種名為愛國實為己利的“愛國主義”。這種牌子的“愛國主義”我們已屢見不鮮。比如有人，常常裹着美國國旗為外衣，卻無時不在詆毀我們的國旗所代表 的真正價值。

還有另一種愛國主義，它從不膜拜國旗，卻始終如一地效忠於我們國旗所代表的兩個偉大原則：民主和自由。

美國：個人至上，而不是多數至上

人們今天常常將民主和自由作為同義詞使用，其實它們不僅不同義，相互間還有不可避免的內在衝突。民主指的是人民對有關民生的決定應該有發言權。他們應該有權在公平選舉中，投票選舉公共官員，挑選政府和以多數原則通過政治決定。

而自由，指的是即使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也不是什麼都可以由多數決定的。人有生來就有的權利，有即使是多數人都不能剝奪的權利。比如，我們國家白人比黑人 多，但這並不意味着白人就可以剝奪黑人的投票權。政壇上大多是男人，但是不是因此婦女就應該是二等公民呢？有的宗教比其他的有更多的信徒，但是不是就可以 逼迫其他的教徒改變信仰呢？

過去，追求自由往往意味着與國王或皇帝的抗爭。美國建國後，自由的含義第一次包括了對民主權力的法定限制。《民權法案》說的就是，即使民主也不能是法力無邊的。在它劃定的禁區之中，個人至上，而不是多數至上。賦予自由這個嶄新的含義，是美國對世界的一個獨特貢獻。

在美國，許多人已經不懂得《民權法案》在怎樣地保護着他們。

更有甚者，當今出現了許多對我們這種理想的解釋上的本質分歧，比如，什麼叫愛國主義，公平和自由。諸如以下問題：

兩個人中誰是真正的愛國者：一個人要立法用法律強迫你向國旗脫帽致敬。另一個人說，我們國旗代表的，是不向國旗，不向多數人或政府認為的所謂的“正統”的政治或宗教屈膝的權利。
公平：我們對非裔美國人幾個世紀的不公正待遇，是不是應該以優待政策來彌補？還是說現在這已成“逆向歧視”，而到取消優待政策的時候了？
公正：我們對錯判無辜的顧慮，是不是要求我們，即使對最駭人聽聞的犯罪的審判，也要嚴格遵循法律程序？還是這種顧慮，已經成為我們治安和打擊犯罪的絆腳石？
宗教：宗教自由是不是要求嚴格的政教分離？還是只要不厚此薄比，政府應該被允許幫助教會？
司法獨立：在過去三十年中，聯邦法官多次以憲法為武器，限制政府權力而保護普通百姓。這些法官不是民選的又是終身的，憑什麼來管制民選政府？

所有這些問題很容易讓人糊塗，也深深地分化着美國大眾。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往往反映着對美國價值的不同信仰。這裡想要說明的是，美國價值就是個人自由，而正是為了個人自由，1791年《民權法案》才被寫入憲法。

美國價值，追溯其根基，並回顧其發展進程，《民權法案》－－美國憲法修正案前十條－－是這個進程的開端和最重要事件。最主要的公民權是這樣幾個：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公正審判權，和人人平等的權利。

我們需要用締國者的眼光來審視當今的社會爭論。那時美國人的世界觀，就是對自由的不屈的追求，和這樣一個信仰：政府第一位的和最崇高的職責，就是保障個人自由。

然而如今，這個眼光好像有些過時了。

取而代之，我們聽到許多這樣的議論：“這個權那個權太多了”，我們要“重建”政府權威。調查發現，現在美國的大多數竟然不一定會支持《民權法案》。或者 說，人們已經不懂得《民權法案》在怎樣地保護着他們。公眾人士也常發這樣的議論。六十年代後期，副總統SpiroAhnew說，美國有一個“沉默的大多數 ”其實是反對許多憲法規定的公民權的。八十年代早期，JerryFalwell牧師說，美國有一個“講道德的大多數”，他們反對許多公民權而想回復“美國 傳統價值”。Agnew和Falwell及他們所代表的運動，有這樣一個錯誤假設：個人自由和社會利益，兩者互不相容，堅持其一就不可避免地會損害另一 個。從這個假設出發，他們直言不諱地提倡，個人有多少自由，要由大多數人決定。支持這個觀點的在八十年代中穩步增長，如今最高法院也開始越來越多地在反映 這個觀點。

即使是民主多數，即使是民選官員，都不足委以全信

然而，這個國家的第一代公民們認為，個人自由是最根本的、最至高無上的、和最寶貴的社會利益。個人自由是社會利益的一部份。其實，個人利益就是社會利益。

在他們看來，自由的敵人，不是社會利益，而是不加約束的政府權力。權力是什麼東西？權力是用暴力強行支配別人。如歷史學家BernardBailyn所 說，權力像癌細胞，具有貪得無厭地越界侵蝕和殘忍殺戮之本性。個人自由是權力的天然獵物。早期美國人的兩分世界是：權力和自由。後者脆弱而被動，所以一個 要抑制，一個要保護，而兩者永不可混為一談。

權力本身並不是罪惡，但它是危險的。而權力主要在政府手中。對政府和執政者，個人自由，自然地不是其利益和興趣所在。個人自由只是那些被統治者的利益。當權者從來不會提倡個人自由。他們的興趣只在於擴充自己的權力。這很自然，但也很危險可怕。

美國早期公民們的這些觀念，並不是源於什麼學術理論，而是出於對人的自我膨脹之本性的實際觀察和理解。今天，我們誰都承認，人對權力的引誘和吸引，是沒有抵抗力的。正因如此，要保障個人自由，僅僅基於對官員們的良好願望和做人良心的信任，是不現實的。

民主也不是對個人自由的足夠保障。恰恰相反，人民的權力對個人自由的威脅，一點也不亞於國王的權力。如果個人自由是社會的終極利益所在，那麼，公民出於自己的利益，無論對民選政府還是皇家政府，都要嚴加制約。即使是民主多數，即使是民選官員，都不足委以全信。

傑斐遜的蛻變：指望掌權者的自我約束只能是幻想

看來沒有一個人沒有人的這個本性缺陷。即使像托馬斯-傑斐遜這樣的個人自由的先驅者，當選總統後就遠不那麼值得尊敬了。

Leonard Levy告訴我們：傑斐遜曾支持宣誓效忠，曾許可拘押政治嫌疑，曾起草一個無需審判就可判罪的法案，曾敦促對煽動謠言罪的公訴，曾違反（譯註：關於限制政 府抄家搜身的）憲法第四修正案，曾饒恕軍事專制，曾在和平時期動用戰爭用部隊，曾審查讀物，曾根據政治觀點挑選教授，還曾贊同只要目的不錯就可以不擇手段 的觀點。

傑斐遜的蛻變是自然的和意料之中的。也並不能因此就說他是一個虛偽的小人。只是因為他手中有權後，為了追求那些他自以為是政府的“宏偉事業”，腦子一熱，就忘記他曾經那麼堅定地倡導過的自由主義理念了。

今天了解傑斐遜的陰暗面，我們也許覺得吃驚。但獨立戰爭時期的革命家們，對此不會感到一點奇怪。這正在他們對人的本性的了解的預言之中：對任何掌權者都不 能委以信任，都不能指望他來保護百姓的個人自由；指望掌權者的自我約束只能是幻想。權力，無論出於多麼良好的願望，無論怎樣自稱忠實於自由，只能靠法律來 約束。Ｌｅｖｙ的結論是：自由意味着“國家機器這條野獸，必須用一個《民權法案》來套上鐐銬和韁繩。對自由的保護絕對不能依靠暫時的多數票或某個當權者。 ”

這就是早期美國人的理念。他們深知，雖然政府是在公民的認可下組建的，它仍不免是公民的敵手，而且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敵手。所以，光說公民有批評政府的言論 和信仰自由是不夠的，必須白紙黑字地，明文剝奪政府限制這些公民權的權力。所以，《民權法案》的條文大多是用這樣的語言寫成的：“國會不能制訂法律來限制 公民的某某權利”。在這種理念下，二百年前的今天，《民權法案》被接納為剛剛出台不久的美國憲法的一部份。

正如早期美國人所再清楚不過的，在權力的巨人面前，公民權永遠是無力的弱者。將來公民權在美國之存亡，最終取決於公民們自己的意願。

正如法官Learned Hand曾經說過的：“自由活在每個人的心底。如果它在那兒死去，沒有一部憲法，沒有一條法律，沒有一個法庭，能讓它起死回生。”



－－原載：《中國報道周刊》，2007-08-25
http://www.china-week.com/2007/08/blog-post_38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