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留學生，可比不上現在經濟條件優厚的小留學生們。那時，有些沒有全額獎學金的留學生們不僅經常是囊中羞澀，有時候，他們的生活和學費都沒有着落。為了在異國生存，這些留學生們必須要通過校外打工來賺取部分學費或生活費。

聽說美國移民局有個規定，學生非法在校外打工是不允許的。即便如此，這些留學生們只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誰都知道，沒錢不僅交不上學費，也買不起麵包和牛排啊。為了學業和生活，咱哥幾個豁出去了。

有一些警惕性特別高的留學生，為了防止打工時讓移民局突擊檢查時被打上黑戶口，他們鬥智鬥勇，與各路好漢們用隱姓埋名的策略玩起了游擊戰或仿間諜戰。要想當打工“特務” ，就得改頭換面當假人。假做真來真亦假，改名之後，令人意想不到的誤會就會由此而來。說起來十分有趣，我剛來美國時，和一位名叫大河的哥們，在名字上就鬧了個笑話。

我家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老四。在我出生前，父母按照性別排列的隨機猜測，我應該是個男孩。可能是這個原因吧，大概在我出生前，爸媽就給我起了一個特別男性化的名字。據說，女孩叫男孩的名字，皮實，好養。

到了美國不久，男男女女的留學生們都開始給自己起洋名字了。其實，有個英文名字沒什麼不好的。老美叫着順口，老公叫着簡單，何樂不為呢。話雖這麼說，來美國這麼多年了，我這人一直很固執地保留着父母賜給我的中文名字，至今沒有人叫我什麼娜什麼達什麼卡的。

大河是一南方帥哥，在剛到雅典城時，我和他相識於熱熱鬧鬧的圖書館休息區。平時，我和他基本上就是個點頭之交。後來，我搬家後，與我合租一套公寓樓的小莫和他比較熟。在那裡，我遇到他幾次，我這才把他的名字牢牢地記住了。

1991年夏天的某日晚上，我們公寓樓的公用電話響了。首先接到電話的小莫“咚咚咚”地來敲我的門：“那誰，那誰，快，你的電話。” 這裡的“那誰”，當然就是我的中文名字了。九十年代初，還沒有網絡，書信和電話是大家交流的主要方式。那時，我課後的主要盼望就是電話和家書了。聽說有人找我，我高興得像過年似的，我趕緊拿起了我房裡的電話分機，開口就是哈羅哈羅。很意外，我剛把哈羅說完，對方就給了我一悶棍：“你怎麼變成女的了？” 。此話怎講？我一直就是女的呀。做女人多好啊，有人疼有人愛的，還可以時不時地向男人發個小脾氣什麼的。在我看來，做女人好，做男人累，做重壓下的中國孩子最受罪。

話說那天，我掛下電話，真是百思不解。我想，對方一定或者是打錯電話號碼了，或者是名字上出現了什麼問題。這種事情，在美國幾乎天天都會發生.遇到這種情況，大多只要說一句wrong number就沒事了。這件事雖很奇怪，但生活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值得我操心，我很快就把它忘到九霄雲外了。

沒過多久，好久未有聲音的大河出現在我們的公寓樓。據說，他從紐約打工回來，幾天前剛剛回到了雅典城。大家見面後，自然免不了一陣開心的嘻嘻哈哈。在談到紐約打工的經歷時，大河幽默地講起了他在那裡的中餐館隱姓埋名的故事。講着講着，大河說，你們知道我在紐約用的是什麼假名字呢？

“用的什麼名字呢？”我好奇地問到。大河看看我，像寧死不屈的革命者似的配以手勢，聲若洪鐘般的對我堅定地說，我用的是你的名字啊。

哎喲，怎麼會這樣？這是不是名字侵權哪？幸虧性別不能作假，否則，要是大何在紐約犯事，那移民局還不得把我抓去審問？大河見我一臉疑惑，耐心地向我解釋着事情的來龍去脈。哈哈，幾分鐘後，我終於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原來，在離開雅典城前，為了節省不必要的花銷，大河不僅退了自己租的房子，也斷了水電和電話，他於是成了徹徹底底的自由人。他暑假到紐約打工時，為了身份的安全，他用了一個與我同名的假名字和中餐館的老闆周旋。為了應急之用，他把自己的假名字和小莫的電話號碼留給了紐約招工處。就這樣，只要紐約招工處要找大河，他們就會把電話打到小莫那裡。因為我與小莫和其它的室友共用一個電話號碼，我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成了大河的女替身。這才有了前面那位中餐館老闆對我“變性”的怪罪。

現在想想那時的留學生，想掙點兒錢，多不易呀。他們既怕移民局抓到打黑工的他們，大概也有點兒忌諱熟人會認出他們的微妙心理吧。他們隱名埋姓的，有點兒像白區的地下黨，同時又像向地主討錢的長工呢。我這樣說，是有一定的理由的。我知道，紐約某些中餐館的老闆確實挺會剝削人的，而我老公就是個被剝削的活例子

1991年5月底左右，來美國剛三個月的老公，在完成托福考試之後，他也動身去紐約打工了。那時，在小小的雅典城，靠我一人的獎學金維持兩人的生活，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坦率地說，他之所以要出去打工，是為了還債。

我出國前，只有7天的工齡。由於我沒為國家服務過，出國前，我狠狠地交了一大筆培養費。雖然父母和其他親友慷慨相助，為我交上了這筆費用，但我們還是希望能儘快把他們的錢還上。那時，我們花銷雖不大，但我們的日子過得卻十分節儉. 除了日常花銷，我們幾乎什麼都不買。和我們住在同一個公寓的小王，深知我們的經濟實力和還債的壓力。為了給老公省下去紐約的路費，他把老公和另外一位同去紐約打工的女孩，一起請進他那輛用700美金買下的破車裡，一路把他們拉到了紐約。那時，大家互幫互助互相理解，這是多麼樸實的友情啊。

紐約離雅典城並不太遠，那裡的中餐館是雅典城留學生們打工的首選之地。到了紐約，老公兩眼一摸黑，搞不懂為什麼非要用假名字去打工。於是，他照貓畫虎，稀里糊塗地和前面提到的大河一樣，也給自己臨時起了個名字。你猜他叫啥？叫王寧啊。老公這人真滑稽，王寧是我北京研究生班的師姐。他叫啥不好，非要起了這麼個名字呢？雖是這麼說，我其實知道原因。老公大哥的乳名里有一個“寧”字。他想起這個名字時，說不定也想起了他遠在中國的大哥。

“王寧” 在紐約的一家中餐館上崗後，從最低級的男工開始做起，主要負責添冰水，收拾殘羹剩飯等。在中餐館裡，這種工作基本沒什麼小費，底薪又很低.除非萬不得已，很少有人愛做這種工作。“王寧” 因為沒有任何餐館經驗，只能從這種最低級的工作做起。

有一天，“王寧” 正在收拾幾桌剩菜剩飯時，店老闆從前台吆喝着：“王寧，快點兒，快點兒，先給六號台的客人加冰水去。”。只見老闆喊了半天，王寧還是依然故我，依然從容不迫地整理那幾桌子剩飯。老闆不解，從遠處走過來，氣乎乎地從背後給了王寧一巴掌：“你是聾還是啞啊。你這小子，沒來幾天，竟敢不聽老闆的話。難道你反了不成？” 看到老闆發火了，“王寧” 馬上從月亮回到了地球。他笑着對老闆說，對不起啊，我這就去加冰水去。

一個多月後，當“王寧” 回到雅典城，給我講這件趣事時，我們倆又是一陣哈哈大笑。據“王寧”講，那天老闆叫他時，他根本就沒反應過來老闆是在吆喝他呢，他當然也就不會對老闆的指示有任何行動上的反應了。看來，隱姓埋名並進入特務狀態，並不是件容易事。從這點來看，他比大河肯定是差遠了。那陣子，我時常拿這事和他逗趣：“就你這素質，當個特務或者間諜什麼的，要是沒有委任狀的提醒，你肯定得歇菜”。

不久前，我們在一起憶苦思甜時，當年的“王寧”又談起了這段打工經歷。他說，那時他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中餐館的老闆每天只付他十幾塊錢的低薪和幾塊錢的小費。就這工，猴年馬月才能掙到錢呀。一氣之下，“王寧” 把老闆給炒了，到另外一個餐館做“李寧” 去了。也許因為“王寧” 有過這個被人剝削的經歷吧，他深知餐館打工者的不易。現在我們去中餐館吃飯時，每次，他給服務生的小費總是比較慷慨。

在美國，隱姓埋名打工者肯定還會有。比如，很多年前，照顧我女兒的華人保姆，用的也是假名字。有時候，我會想，打工時隱名埋姓真的有必要嗎？現在的留學生還需要打工嗎？紐約的中餐館裡還會有“王寧” 或者“ 李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