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亊微痕-26期 | |||||
| 送交者: 剛之柔 2010年07月02日02:53:35 於 [新 大 陸] 發送悄悄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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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推動改革 促進民主
第26期周年特集 第26期周年特集 （友誼交流 免費贈閱） 2009年7月5日
目錄
杜 光：歡呼山寨文化的勃興 ——為《往事微痕》周歲而作. 5 懷 堯：沙葉新訪談錄“知識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說假話”. 15 錢理群：我們已經付出了多大代價，我們還要付出多大代價. 51 柯林 周道南 金慨夫和朱鳳如夫婦 徐英傑 熊習禮 值此創刊一周年之際，《往事微痕》北京義工向各地難友、朋友問好！ 前排左起：趙明大、盧玉、鐵流；後排左起：任蘅芳、燕遯符、紀增善、博繩武、李家騤、孫傳久 盧 玉 經謝韜同志倡議、題字，由我和鉄流先生具體經辦的《往事微痕》，在眾多義工老人的支持下，不知不覺已一周歲了。咿呀學語的它，第一聲叫出的不是 “黨媽媽”，而是“拒絕遺忘，留下歷史”！ 面對人們被強制普遍失憶的今天，我們愈感肩上擔子的沉重。不少年輕人看過我們的文章後不相信在共和囯歷史上竟有那麼專橫殘暴、陰暗恐怖的長幅畫卷，若不是真名實姓與真實地址，還以為我們在編造謊言。其實我們正是在拆穿謊言——那個時代就是一個充斥謊言的時代，那段官修歷史就是用欽定謊言寫成的！ 記得1949年10月1日，當“偉人”在天安門城樓，面對全世界人民莊嚴地宣布：“中囯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一時南北歡呼，天地動容。年青一代的我們，更是激動不已熱淚盈眶，心潮澎湃，載歌載舞，大家緊握拳頭舉手發誓：為了祖囯的繁榮昌盛，為了人民的幸福康寧，為了國家邁上民主自由的坦途，我們縱是灑熱血拋頭顱在所不辭！不料，忠誠坦白換來的是凌辱批鬥，無私奉獻所得到的是地獄人生。二十多年泣血含寃，半世人生飢餓勞累。在那茫茫無邊的黑亱，在那荒蕪貧困的國土，你在問、他在問、我在問、大家在問：我們奮力營造的是紅彤彤的世界，為什麼得到的卻是座黑沉沉的地獄？ 我們這些當年高唱“中國我愛你”卻蒙受了沉重打擊的人群，如今的倖存者已不足百分之五。在青春耗盡的垂暮之年，年華無色的人生歲月，我們也得到了“改正”，個別的還榮居高位，可是更多的人卻仍然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仍受極左勢力的打壓欺負，有能力不能發揮，有熱量不能燃燒，好些實際問題得不到應有的解決。 無論怎樣說，後三十年總比前三十年好，至少不餓飯、不再遭受批鬥凌辱，基本上過着“食而安，居有所”的生活。但是毛派反動勢力還在興風作浪，它們留戀毛澤東時代享受到的特權，希冀重溫摧殘“階級敵人”的獸性快感。極左派借政改不舉的濁水污泥，拼命反對“今天”歌頌“昨天”，叫嚷“後三十年不如前三十年”，企圖顛復 “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民主憲政之路。為了“支持改革，促進民主”，我們絕不允許歷史再回到 “與人斗，其樂無窮”的“階級鬥爭”老路。那是一個是非顛倒，善惡易位，把人變成鬼的罪惡時代！ 為此，我們必須“拒絕遺忘，留下歷史”，把過去所經受的災難如實寫出來，告訢千千萬萬的後來人：現在的國家，比毛澤東時代好一千倍、一萬倍。毛澤東不是“中囯人民的大救星”，它是“中囯人民的大災星”！同時告訢人們今天的社會還在諸多問題，諸如政商勾結，權錢交易，貪污腐化，貧富懸殊，司法不公，黑惡勢力猖獗，等等，都是未徹底根除毛澤東思想流毒所致。《往事微痕》的任務，就是要把我們這半世人生有過的災難、遭遇、不幸寫出來，告訢千千萬萬善良的中國人，供前車之鑑以促新政。即使我們離開這個世界了，這血淚斑斑的書證，怎能抹煞？誰又能抹煞？！ 我們一年來已留下近二百萬言，只要大伙兒支持，再堅持兩年、三年、四年、五年或更多時間，就能留下千萬言。人們可以通過這些小冊子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囯！一個有血有肉，苦難重重的中國。忘記過去意味着背叛，極左派們時時夢想着復辟那個時代！抹殺那個時代、不痛批那個時代，難道歷史不會換一種形式重演？ 杜 光 套用一句小學時作文常用的老話：“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之間，《往事微痕》就已經滿周歲了。在這短短的一年裡，盧玉、鐵流和他們的義工們通過《往事微痕》這個山寨刊物，向社會奉獻了二百多篇主要由右派難友執筆撰寫的文章，在社會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產生了良好的反響。我認為，它的作用和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個作用和意義是向全國人民揭露了反右運動迫害知識分子的真相，控訴了專制獨裁暴君毛澤東一手炮製的罪行，表達了堅決要求認錯、道歉、賠償的權利。五十多年來，執政當局堅持反右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只是“被嚴重地擴大化了”的結論，不但拒不認錯、拒不道歉、拒不賠償，而且不許報刊發表有關的文章，妄圖把這個歷史上的滔天大罪，消弭於抹殺記憶的“導向”之中。 《往事微痕》以反映右派難友的苦難和覺醒、揭露專制主義的暴行和罪惡為主要內容，至於它的總的精神，我認為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這就是“真”。許多文章所反映的是作者自己和家庭的真真實實的苦難史，真實、真切、真情，是這個山寨刊物的最大特色，也是它對當代的新啟蒙運動所作的一大貢獻。我覺得新啟蒙運動的特徵，應該包含兩個“真”字：還原真相，探求真理。還原真相，是為了探求真理；探求真理，必須還原真相。固然，古今中外的許多哲人思想家，從孔子、孟子到梁啓超、胡適、陳獨秀，從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到洛克、馬克思，都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精神瑰寶，值得我們學習、研究、繼承、借鑑。但就當代中國的實際需要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從現當代的歷史中總結有用的經驗教訓，發現真理，指導現實。前面所舉的一些偉大的思想家，都是從他們所處的時代和歷史的實踐中，總結出帶有普遍性的規律，提出許多發人深省的哲理。當代中國是從近現代發展過來的，這個時期的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對於我們今後如何繼續前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要從近現代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尋求真理，首先就必須還原歷史真相。長期以來，當政者出於鞏固專制統治的需要，對許多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採取了掩蓋真相、捏造事實、歪曲歷史等手法，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並且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來冒充真理，以致社會上充斥着盲目自滿的蒙昧主義。新啟蒙運動的任務，就是要還原歷史真相，通過對歷史事實的分析研究，探求真理，開啟蒙昧。《往事微痕》上的每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據親身的經歷和感受，充分揭露了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的卑鄙陰謀，申述了自己或其他難友二十多年的苦難，從而為恢復這個運動的本來面目，提供了無數具體的細節。有些文章還就反右運動的性質、影響、應該吸取的教訓等方面，進行了理論的分析。這些都適應了新啟蒙運動的需要。 《往事微痕》的第二個作用和意義，在於它為正在興起的山寨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加上了一分動力。山寨文化是文化專制主義逼出來的。因為文化專制主義日益嚴密地控制着文化事業，日益強化着輿論導向，而民間的思想卻日益活躍，日益強烈地呼求真相和真理，人們無法忍受文化專制主義的封鎖遏制，這才到處燃起了擺脫“王法”、“占山為王”的星星之火。在輿論導向掩蓋真相、歪曲真理的專制主義統治下，山寨文化卻豎起了揭露真相、探求真理的大旗。人們無法公開地、合法地為真理而鬥爭，只好“落草為寇”，投奔到山寨文化的旗下。這就是山寨文化應運而生並且迅速發展的社會背景。 應該指出的是，在山寨文化和文化專制主義之間，真正違法的是文化專制主義，因為它違反了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而那些為了限制言論、出版自由而制定的具體法規，則顯然是與憲法相悖的惡法。山寨文化雖然違背了具體的法規，卻行使了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是真正的憲法遵守者、捍衛者。所以，山寨文化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宣告自己的存在和發展，而文化專制主義有時卻不得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例如，近幾年中宣部或新聞出版總署要查禁某一本書，或者不許發表某一位作者的文章，卻不下達書面文件，只是打個電話給出版社或報刊的負責人，還不許記錄，不許傳達是哪裡下的命令。這些人既要行使專制權力，又不敢留下痕跡，為什麼？如果不是理虧心虛，要那麼偷偷摸摸幹什麼？這些見不得陽光的記錄，真可以為當代的文化史添上一筆黑色幽默的笑料。 在《往事微痕》出版了總共26期山寨出版物的一年裡，山寨文化正以不可遏止的勢頭，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特別值得注意、並且發人深思的，是這一年裡出現的山寨文化的新內容，那就是對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的悼念、研究，他們生平事業和所言所行的歷史資料的輯錄整理，以至正式的傳記，都為官方的輿論導向所不容，而不得不以山寨文化的面貌問世。或者是自費出版，無法進入市場，如《胡耀邦傳》第二卷第三卷；或者是在香港出版，卻不能在大陸發行，只能通過複印的方式，在民間流傳，如《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根據趙紫陽的錄音整理的《改革歷程》；或者是採取電子刊物的形式，在網絡上傳播，如《耀邦研究》、《趙紫陽生平和思想研究》。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可是，他們的傳記和對他們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卻為共產黨的文化專制主義所不容，以致淪為山寨文化。這個令人可氣可嘆可惜的社會現象，是多麼乖謬悖理！像這種在現代文明國家裡根本不會出現的事件，在中國卻被視為理所當然。這一方面說明了山寨文化的巨大的包容性和它的意義、價值所在，同時也反映了文化專制主義的狹隘、卑劣、可恥。它對控制着文化統治權的共產黨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自我諷刺。中國共產黨如果不從這種作繭自縛、庸人自擾的心理狀態的解脫出來，就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個與時代潮流合拍的現代政黨。 《往事微痕》除了每期發送一千多份書面刊物外，同時還發行了它的電子版，依靠網絡進行傳播。網絡文化不全是山寨文化，因為它包含着為輿論導向所允許的文化內容；山寨文化也不全是網絡文化，因為它有着網絡以外的文化形式。但是，網絡由於有着寬廣無垠、無遠勿屆的特點，無疑已經成為山寨文化的最重要的寄身之所。記得前幾年讀到的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國外一本書上的話：“網絡事實上是資本全球化的先鋒。”我們也不妨說：網絡是山寨文化的先鋒。對網絡的這個意義和作用，我有着深切的體會。我2003年開始上網，就發現網絡是我可以表達見解的最佳場所，是我晚年可以為社會作出貢獻的用武之地。在此以前，我只能把我的文章複印一些，分送給比較接近的朋友，範圍很狹窄；也有被報刊採用的，但往往是經過刪節，不免有些遺憾。學會上網後，我在網上可以自由地抒發我的思想，使成千上萬的人了解我的觀點，進行交流。像我這樣藉助於網絡傳播自己思想的，還大有人在。正是大量的網絡作者，促成了山寨文化的繁榮和發展。 在歡呼山寨文化的興旺發達的時候，我們不能不警惕專制勢力對它的打擊戕害。6月9日 山寨文化與導向文化是兩種不同的文化類型。前者為專制主義所不容，後者則是為適應專制主義的需要而生。所以，山寨文化具有反對專制專政、呼求民主自由的特徵。近幾年來， 在文化專制主義的逼迫之下，山寨文化正以不可阻擋的氣勢不斷發展。只有在整個社會由專制主義轉化為民主主義之後，山寨文化和導向文化的分野才會消除，兩者同時溶進社會文化整體之中。所以，我們可以說，旨在推進啟蒙運動、促進民主自由的山寨文化，它的發展目標就是消滅自身存在的前提和條件。山寨文化發展越充分、越成熟，就越加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自由化，也就日益接近它自己的消亡。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今天大力推進山寨文化，也就是為了早日消滅它，因為這意味着在中國早日實現民主自由。009年6月15日 萬民有口皆稱頌 千古無碑世代傳 ——紀念胡耀邦先生逝世20周年座談會散記 郭少坤 陽春三月，風和日麗；天道無言，人間有情。四月十八日上午，我在北京有幸應邀參加了一次民間自發組織的紀念胡耀邦 先生逝世20周年座談會。
這次座談會是由德高望重的謝韜老先生的夫人盧玉 女士親自張羅舉辦的，同時需要說明、也是非常令人感動的是，這次座談會是謝韜 先生在去年身體健康時打算在今年（胡耀邦逝世 20周年時）舉辦的，可沒想到的是在去年年底謝老突患腦血管病並住進醫院，至今還在康復之中。更加難能可貴地是，盧玉老師不顧自己的年邁和還在病榻上的謝老，在百忙之中邀請了許多老人和相關人士出席了這次座談會，這種精神不但是令人欽服和感動，也更加凸顯了胡耀邦 先生在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此次座談會的重要意義。
在一個並不起眼而簡陋的飯店裡，聚集了中國的良心或者說是還有中國良心的共產黨人。其中有原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先生，原中宣部部長朱厚澤 先生，原新華社社長李普 先生，原在中央黨校工作的杜光 先生，還有鍾沛章 先生、辛子陵 先生等著名人士。座談會會場非常簡單，沒有任何布局，只有一張正面上寫着“胡耀邦”，背面上寫着“國人良心”的字幅掛在一張椅子上。圍繞着二張桌子，大家便開始了座談。
首先是李銳先生發言。他說：“今年是胡耀邦 先生逝世 20周年，也是五四運動的90周年，這兩個時間跨度很大的周年紀年日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為了中國的自由民主，五四追求的是‘科學、民主’，胡耀邦則是共產黨內實踐科學與民主的重要典範。我們現在紀念胡耀邦就是要落實普世價值，因為胡耀邦先生就是不受利益的左右，不受共產黨那些條條框框的約束。”李銳 先生還談到，共產黨曾有過許多無法無天行為，正如毛澤東說自己那樣是“和尚打傘”。現在的社會一切都被商品化，連當兵都要花錢，軍隊提拔幹部明碼標價。我們看看現在的腐敗都到了什麼程度，據說，在中國有二億以上的富翁百分之七十是共產黨人，還有一組數字，就是百分之零點四的人掌握着中國財富的百分之七十，而美國只是百分之五的人掌握着全國財富的六十。中國的貧富懸殊非常可怕，可我們還在那裡罵人家資本主義國家。如果共產黨再不思政治改革，後果不堪設想。
這時，一位與會女士問李銳先生：“胡耀邦既然是這麼好的人，為什麼會被趕下台？”李銳 先生說：“共產黨歷來容不得反對意見，它已經變成了一個特殊利益集團，是人治。在胡耀邦執政時，在胡的後面還有共產黨更加重要的兩個老人在說了算，一個是鄧小平，一個是陳雲；還有左派鄧力群、胡喬木在牽制着他，使得他的正確主張很難得到貫徹落實。是共產黨的人治及其特殊性使胡耀邦不得不被趕下台。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我們在紀念胡耀邦和趙紫陽時，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這個黨還是有希望的，當然必需有更多像他們那樣的共產黨人。”他又談到毛澤東對中國的危害，他說：“斯大林還沒有幹掉知識分子，而毛澤東卻先後毀掉了中國的知識分子，最後就剩下他一個人的知識，那就是毛澤東思想”。
接下來，朱厚澤先生發言，他說：“今年是胡耀邦逝世 20周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也是建國60周年。我想關於胡耀邦先生對中國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作用就不多說了，主要想談談胡耀邦為什麼不能夠很好的貫徹自己的正確主張和為冤假錯案落實政策方面的問題。這裡有黨內以胡喬木為首的頑固派干擾的原因，也是因為當時正值北京西單民主牆事件發生。在當時對於民主牆問題上，本不應抓人，和那些青年人談談和交流一下也就完了嘛。胡耀邦在處理時就反對抓魏京生，可鄧小平卻堅持抓人，結果矛盾激化，致使民主牆成了歷史上的政治問題。”
這時，李銳先生插話說：“鄧小平這個人比毛澤東更專制，六四事件，毛澤東不會那樣處理，四五時期，也只不過是用木棍把人趕走。”
朱厚澤 先生接着說：“十二大後，胡耀邦提到政法改革，他說階級關係已經發生變化，應該更多的採取挽救而不是打擊。可是，胡耀邦的思想一直不能夠得到很好的實踐。八三年，陳雲曾經提出要把胡耀邦廢除，是鄧小平保了胡耀邦。雖然如此，胡耀邦的工作仍然很難開展，八四年他到雲南和貴州省視察，其精神曾得不到傳達，最後是耀邦不得不直接召開縣級電話會議才得以成功。在那次視察工作中，胡耀邦先生主要提出了富民政策，而當時的陳雲和鄧小平卻以胡耀邦不懂經濟阻止他管經濟工作。胡耀邦提出發展專業戶和私營經濟，批評國有壟斷企業，提出黨同知識分子的矛盾需要解決，這些都已經通過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胡耀邦還親自抓大案要案，當時的批件和官倒成風，胡耀邦對此非常重視。可是結果沒有抓動，自己卻被人抓了，直到後來被罷官。”
這時，有人問：“現任共產黨領導人對胡耀邦是如何認識？”朱厚澤先生說：“現在的共產黨領導人對西方先進文明都給予肯定，顯然對胡耀邦也是肯定的，前幾天不是連《國家人權行動計劃》都發表了嗎？”李銳 先生接着說：“不要只是為自己塗脂抹粉，即使搞了什麼人權行動計劃，也只是治標不治本，原因就是一黨專制，黨說了算。”
辛子陵 先生在發言中說：“最近，中央媒體大肆宣傳山西省的一個人民代表沈繼蘭，說她當了五十年人民代表，一直和黨保持一致，還要樹立她為榜樣，你說可笑不可笑。”有人接下來說：“可笑就可笑在這樣的代表究竟還有沒有思想和作用，你說五十年期間，中國經歷了多少變化，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的時候她代表人民說話了嗎？文化大革命期間她又在代表誰說話？是林彪、四人幫還是毛澤東？這樣的不倒翁是代表不了人民的意願的。”辛子陵先生接着說：“胡耀邦堅決反對文化專制，提倡開放報禁，否則，輿論一律還要報紙、電台幹什麼？四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餓死幾千萬人，為什麼持續這麼長時間中央都不知道，這就是因為輿論一律，沒有不同的聲音。希特勒說過：“靠一張報紙，可以使老百姓感到地獄就是天堂。”鍾沛章 先生插言說：“劉少奇就是因為說了一句‘餓死人要上書’，就得罪了毛澤東，後來被打倒並被迫害致死。”朱厚澤 先生說：“英國人說過，發展就是自由。”辛子陵 先生接着說：“應該鼓勵民營刊物，如《炎黃春秋》、《南方周末》都應該放手，讓它成為市場刊物，只有輿論不再一律，才會有暢通和準確的信息。”
李銳 先生又繼續說道：“說起自然災害餓死人一事，我曾經親自問過毛澤東，我說，你是農民，你怎麼能相信一畝地生產萬斤糧食呢？毛澤東說，他是根據錢學森的說法相信的。這就是最高領導人的工作作風。就是現在的胡錦濤，他對現實和歷史的真實又了解多少？他知道他曾經所在的清華大學有多少右派嗎？我知道，有六百多人。”
原新華社社長李普先生在發言中詼諧地說：“講真話很不容易，雖然登不上報紙，但好在已經沒有危險，現在也不怕告密，再說告密也沒有用，因為講真話的人越來越多了。”有人插話說，在對 XX功的處理上，江澤民的處理是不正確的。對於XX功，完全可以採取教育的辦法解決，其實這個問題在當時已經被朱容基處理好，可江澤民又折騰起來重新處理，結果是不但沒有制止，反而在國外也掀起了XX功熱潮，現在好了，我們的國家領導人走到哪裡，哪裡就有XX功學員的抗議，有的還遭到起訴，你說這多被動，有損大國形象。李銳先生接着說：“人們有信仰比沒有信仰要好，我在給印度宗教界的提詞中寫道，‘宗教並非鴉片，常做禮拜思過，社會和諧天下安’，結果還得了個金獎。”
在中央黨校工作過的杜光先生在發言中說：“今年是五四運動的九十周年，胡耀邦逝世的二十周年。我們對耀邦的紀念意義是在於他繼承和發揚了科學與民主精神，並且把這種精神用他的生命在中國進行了實踐，因此，才贏得了國人的尊重。可是，在當前卻有一股值得注意的傾向，就是社會上的毛左派和黨內的既得利益者有異曲同工之處，那就是反對普世價值，前一段時間有人公開批評普世價值，可不要忘記溫家寶總理等中央領導是說過承認普世價值的。現在必需要在理論上釐清價值觀，看到左的危害，認清既得利益者的嘴臉，防止歷史倒退。”
鍾沛章 先生在發言中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和胡耀邦，毛澤東正如李銳先生所說，是‘功高蓋世，罪惡滔天’。毛澤東時代，周恩來雖然是一個賢相總理，但是一個奴僕。胡耀邦是共產黨的好書記，是個好人，但是他卻經常挨整，經常作檢討檢查，說明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不健康。但是，共產黨出了個胡耀邦、趙紫陽，中國出了個胡耀邦、趙紫陽，相對而言，我們這個黨和中國人還是幸運的。我們今天紀念胡耀邦就是最好的證明，正是胡耀邦和趙紫陽執政時期推動了自由民主，才有着今天的局面，相信我們的國家終將會進步，並躋身於世界文明之林。”
這時，我向李銳先生提出問題說：“您所說的毛澤東是‘功高蓋世’的‘功’指的是什麼功？”李銳 先生笑着並看着辛子陵 先生說：“我那是在 1979年時候講的這話，那時指的‘功’就是建國之功，可現在又需要有新的看法了。”
最後，大家又就一些社會問題進行了議論，李銳先生提到了楊佳案件，他說是我們的司法腐敗造成了楊佳事件，楊佳是在申訴告狀無望時才採取殺警以作報復的，雖然不應該提倡，但從老百姓的反映來看，對楊佳的同情就是對司法腐敗的憎恨。現在的道德底線都沒有了，連殺人犯都被同情，說明我們這個社會的確有問題了。
還有，給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李銳先生在座談會就要結束時，對我們幾個比較年輕的與會者說：“你們要把更多的歷史真相告訴人們，要宣傳啟蒙自己周圍人的民主理念，相信中國終究會實現民主。”
座談會在結束時，人們圍在一起，在那張“胡耀邦”、“國人良心”的字幅下合影留念。 這次座談會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回來後在我的腦海里一直浮顯這那些飽經滄桑老人們的面孔，迴響着他們的聲音，聯想到他們的經歷以及他們的思想變化。應該說使我感到收穫最大的歷史真實的珍貴，包括共產黨倡導的“實事求是”的重要性。這些老人，曾被譽為“兩頭真”，就是說他們早年為了追求自由民主積極參加革命投靠共產黨的理念是真的，而今天他們又重新認識共產黨並堅持批評共產黨的專制，而且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為自由民主呼籲的雄心壯志也是真的，這種難能可貴的品質的確應該為國人稱道。但是，我們又不能不遺憾地看到，我們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從黨內到黨外，從最高領導人到普通老百姓，出現了那麼多好人，可還是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實質問題，即使是像劉少奇、彭德懷、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共產黨人出現也未能左右中國的政局，非但如此，連他們自己也難保其身。這就讓我們聯想到這麼一個問題：為什麼歷史上在民間出現林昭、張志新（附帶說一句，張志新的妹夫陳叔平先生也參加了此次座談會）、遇羅克，直到湧現出自七九、八九以來的無數民主鬥士，以及他們推動的轟轟烈烈、可歌可泣的運動都沒有使中國走上民主道路呢，這就不能不使我們看到中國專制文化的根深蒂固，認識到實現自由民主的艱難，現實問題套用孫中山的話說，就是“民主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胡耀邦 先生沒有背棄自己早年追隨共產黨時的信仰，在這一方面，他和趙紫陽一樣是一位合格的共產黨人；同時，他也是一名優秀的中華兒女，他在生活上勤儉節約，在作風上平易近人，在性格上開朗直率，因此是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和大寫的中國人學習的榜樣，是每一個有志於中國進步事業的志士仁人的典範。我們紀念他更是為了學習他，以他的為人和精神激勵我們去為中國的進步而共同奮鬥！
現代文明的標誌就是民主政治和法治社會，任何人治和“清官”思想都是錯誤的，也是對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的不負責任。但是，在民主自由和人權法治還沒有在一個國家形成政治制度時，好人的出現和“清官”的作用還是有着很大的積極意義的，雖然他們不能夠保證每一個人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權利，不能夠確保每一個公民的權利的實現，可有着像胡耀邦這樣的好人和清官總比沒有要好得多，否則，中國的冤假錯案更是俯拾即是，冤民更會多如牛毛，無疑，國家將會更為不幸。也許，以上正是這次座談會召開的由來和人們的情結所致。 附帶說幾句話，我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三朝冤老”。我早在1981年胡耀邦先生執政時期就成為了一名冤民加訪民，那是因為我在忠於職守受傷致殘後並沒有受到依法處理。當時，在當地（中共黑龍江省伊春市委）領導人的干涉下，使兇手逍遙法外，即使是後來通過上訪在國家公安部和劉復之部長的親自過問下，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顯然，胡耀邦 先生並不可能知道這樣的小事。至於後來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先生的領導下所發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冤假錯案（直到前天我還到公安部上訪），就更加使我感到官僚主義和專制的可怕了。當然，我不寄希望於任何“青官”來過問我的冤假錯案，現實中也更不可能有像胡耀邦這樣的好人來關注底層弱者了。所以，我等只有頑強地“折騰”下去，為了個人的維權，為了社會的公正而努力，直到實現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得法律保護的憲政社會。
最後，用尚在病中的謝韜先生的一首《緬懷胡耀邦同志》的七律作為本文的結束語，也是作為對舉辦這次座談會的主持人盧玉 女士和所有參加者的敬意。
緬懷胡耀邦同志 七律 舉國維艱起步難， 耀邦大勇奮爭先。 萬民有口皆稱頌， 千古無碑世代傳。 天道循環難阻擋， 良心未泯躍塵寰。 英魂飛向雲霄渡， 不求功勳載史篇。 謝韜 2008年歲末（病前初稿） 沙葉新訪談錄“知識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說假話” 懷 堯 1907年，留學日本的中國青年組織話劇社“春柳社”在東京上演話劇《黑奴籲天錄》，這一年作為中國話劇史的序幕已被載入史冊。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話劇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郭沫若的《蔡文姬》、老舍的《駱駝祥子》和《茶館》以及曹禺的《雷雨》等劇目，至今光彩奪目，堪稱經典。回首中國話劇的百年發展歷程，在它從繁盛步入孤獨的途中，時有力作並獲得卓着聲名的劇作家屈指可數。其中，弱冠之年便開始發表作品的沙葉新，可謂最為耀眼的扛鼎者，前國家領導人胡耀邦甚至譽之為“當代莎士比亞”。 作家沒有良心不可能寫出好作品 吳懷堯：您的主要劇作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創造出來的，90年代以後作品似乎不多？ 沙葉新：其實我一直在創作。80年代末我在寫《孔子•耶穌•披頭士列儂》，寫了好幾年，很艱苦，我說我如果能寫好這齣戲，生了癌病我也不後悔。後來又繼續寫了一些戲，都在上海演出了。去年我還寫了《幸遇先生蔡》，在香港演出了。我比較喜歡的還是《孔子•耶穌•披頭士列儂》。去年我有三個戲曾演出。一個是在上海，剛才說了，去年的5月和7月吧，兩次演出我的《陳毅市長》。一個是在紐約，去年4月21號上映我的《假如我是真的》，是台灣導演王童在紐約舉行他的影片回顧展，《假如我是真的》是他七部展片之一。三是在香港，11月演出我的《幸遇先生蔡》。三個國際大都市同時演出我三個戲，可喜可賀吧？ 但最讓我高興的還是我去年得知我的《孔子•耶穌•披頭士列儂》被選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中，不是存目，不是選場，是全文。這是中國國家教育部重點推薦的高校中文專業教材。我不矯情，我說實話，我很高興，我一直比較喜歡我這個作品。 吳懷堯：90年代商業浪潮兇猛，中國轉身進入消費時代，您個人是否受到衝擊？ 沙葉新：90年代意識形態的色彩開始淡漠了，所以知識分子又面臨着另外一種選擇，說俗了，就是權和錢的選擇。正如魯迅所言，有人退隱，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當官，有人發財，但也有人堅守。可悲的是堅守的人越來越少。作家沒有良心不可能寫出好作品。90年代是知識分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責任、良心、道義、勇氣、執着、誠實、規範、準則，都被恥笑，說什麼年代了，您還堅守這樣一些破爛，所以很多像我這樣的人又不適應了。我也有過彷徨、有過困惑，也有過笑話。90年代的商業大潮洶湧澎湃，把一部分想堅守的知識分子席捲而去，就像錢塘大潮一樣，您即便原先只是想在岸上看看的，也會把您席捲下海。可是我理解那些下海的知識分子。90年代知識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場、商場沖走了，但還有一小部分人在堅守。他們面對不公，面對邪惡，沒有閉上眼睛，沒有掉頭而去；他們仍有良知，還在堅持真理，敢說真話，堅持伸張正義，揭露黑暗。 知識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說假話 吳懷堯：知識分子是一個讓人肅然起敬的名詞，讓我們聯想到人文關懷和社會擔當。您對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精神的定義是什麼？對當下知識分子的表現作何評價？ 沙葉新：真正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於說“不”的人，是人類基本準則：和平、正義、民主、自由、公正、道德的扞衛者。可如今的一些作家和知識分子，他們的寫作已異化為自慰，為手淫，為當眾做愛，為集體性交；已媚俗為大小報紙的炒作，為T字台上的作秀，為閃閃發亮的霓虹燈，為黃金時段的電視廣告！作家一旦成為明星，勢必俗不可耐。知識分子一旦依附權勢，勢必奴顏媚骨。我想知識分子儘管已經邊緣化，但仍應有使命，仍應有立場，仍應有義務，仍應有天職，絕不能墮落為傳聲筒、軟骨頭、牆頭草和說謊者。知識分子精神簡言之就是獨立的精神、自由的精神。 獨立，講的是品格。獨立蒼茫，天馬行空，不依不傍，無拘無束，我行我素，獨往獨來，威武不屈，富貴不淫，有所作為，有所不為。不做工具，不當奴才。不接聖旨，拒不遵命。 自由，講的是思想。敢想敢說，敢愛敢恨。只相信科學，只服從真理。不因“輿論統一”而放棄己見，不因“保持一致”而違心表態。絕不容許侵犯思考的權利，誓死扞衛心靈的自由！ 知識分子的精神，在上一世紀的前半世紀還存在。而在後半世紀，則基本喪失，只在80年代末有過曇花一現，隨即便瓦解冰消，蕩然無存。在這以後的20年，知識分子更加萎靡、諂媚、虛偽、墮落。知識分子從未像今天這樣的不像知識分子，我是指精神。當代的中國沒有雨果、沒有薩哈羅夫，沒有馬丁•路德•金，沒有哈維爾，也沒有魯迅、蔡元培、陳寅恪、馬寅初、梁漱溟、顧准。將來很難說，至少目前沒有。 吳懷堯：在您看來，中國20世紀知識分子所承擔的最大責任是什麼？每個人經歷的試煉和黑暗都是不同的，對您個人而言，在過去的歲月中，最痛苦和恥辱的是什麼？ 沙葉新：中國封建專制數千年，光靠一個世紀的時間就想把頭腦里的封建思想垃圾清除乾淨，是過於輕敵，過於樂觀了。在20世紀，知識分子前半世紀是啟蒙的先鋒，後半世紀則是愚昧的幫凶。知識分子如果在本世紀還要擔負啟蒙的責任，那必須自己先要消除愚昧，先要接受啟蒙。對我自己來說，說假話是最痛苦和最恥辱的。文革中，我的劇本《邊疆新苗》挨批，說違反“三突出”的社會主義文藝創作原則，宣揚資產階級的“花花草草”。“四人幫”在上海的幫凶要我檢討，我起先想抗爭，後來骨頭軟了，還是屈服了，寫了假檢討，說了假話。當時內心極為痛苦。痛苦不是因為被迫檢討，而是假檢討、說假話。我痛苦得差點精神崩潰，精神分裂。從此我再也不這樣了，絕不說假話，絕不假檢討。當然這很難做到，但我儘量做到。必要時可以讓步妥協，但是有一個前提是必須保持原則，保持底線，不說假話。對於不同的觀點，不接受沒有關係，但是要聽取。 吳懷堯：由己及人，您覺得知識分子最大的痛苦是什麼？ 沙葉新：知識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個知識分子不說真話，逼他說假話，這是知識分子最痛苦的事情。為什麼文革當中有那麼多知識分子自殺，除了被打被關、身體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還是精神的痛苦，靈魂的痛苦。他覺得他喪失了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他在撒謊。這是不可饒恕的罪過，有很多知識分子就是這麼自殺的。我第一次經歷精神的痛苦、靈魂的痛苦，就是在這個時候。好，快把這沉重的話題翻過去。四人幫倒台了。我像所有的人一樣歡欣鼓舞。這個罪惡的一頁，這個給我們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一頁，十年哪，終於熬過去了。抗戰不過八年。那個十年呀，你們有幸沒有生於那個時代。 吳懷堯：您有沒有畏懼、想退縮的時候？在本應該安享晚年的時候，是什麼力量支持着您，讓您繼續批判，堅守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 沙葉新：我也有過片刻的軟弱，有過短暫的彷徨。有時我會想，我這是何苦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不知我者，以為我是“右派”，以為我爺爺是大地主，以為我父親是國民黨，以為我老婆是反革命；總之我是苦大仇深，才會寫這些揭瘡疤的文章，否則豈不是吃飽了撐的？其實，我有很好的家庭，有很好的兒女，有不錯的房子，有小康的收入，心情一直非常好，始終是個快樂的人。當然，更無私敵，至少不會將把我視為敵人的當作敵人。我多的是朋友，這是我最大的財富。所以我說我是一個快樂的人，一個天下無敵的人。我真的不願意毀掉這來之不易的生活。我完全可以回到我的專業中去，重抄我的本行，寫寫話劇，滿足自己的藝術欲望；寫寫電視劇，過一個有名有利的幸福日子。但一想到我只為自己活着，而且是苟活，就覺得可恥、可恥，非常可恥！即便只為家庭活着，也讓我覺得極為不安。身為知識分子，多少還應該為民族、為大眾活活吧？應該為提升民族的精神高度，為推動社會的民主進程，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我是個快樂的人。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我篤信生命應該是快樂的，生活應該是快樂的，工作應該是快樂的，家庭應該是快樂的，愛情應該是快樂的，友誼應該是快樂的，體育應該是快樂的，藝術應該是快樂的。 中國話劇市場為何衰落 吳懷堯：商業戲劇在歐美歷史悠久，目前已經形成了成熟的產業化的運作模式。但是在中國，戲劇一直都不是很景氣，更不要說商業戲劇的正常發展，您認為問題出在哪裡？ 沙葉新：戲劇要貼近生活。而戲劇目前不景氣很大原因就是面對真實的生活它掉頭不顧，因為它太真實，不敢面對；而面對虛假的生活它撲面而去，因為虛假能一團和氣。戲劇不是為了觀眾，戲劇不是反映生活，而是為了得獎，為了五個一工程。但誰都不要看這樣的戲。所以我覺得戲劇應該邁向真實的生活。人要活在真實中，戲劇也要活在真實中。但生活不要戲劇化，生活戲劇化會很噁心。生活戲劇化叫裝酷做秀。我個人認為當代話劇最大的問題之一是缺乏真實性，和現實生活無關，缺乏干預生活的激情。 吳懷堯：20世紀中國話劇我所知不多，您能否給我掃掃盲？ 沙葉新：像任何新生事物一樣，中國話劇也有它起源、成長、發展的過程。從春柳社開始，當時的話劇由時代精英、知識分子階層發起，以一種外來形式來反映社會問題，典型如《黑奴籲天錄》。一開始，它就在思想意識形態上與中國戲曲走了另一種路數——反映現實、反映民間疾苦、反映社會問題，“戲劇為人生”的傳統占了主導地位。這種傾向在抗日戰爭、民族危亡的時刻更顯示出它的力量。建國以後是離開戲劇藝術本質越來越遠的一個時期，話劇基本成了黨的宣傳工具。根據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所有文學藝術包括話劇，都被要求成為“螺絲釘”，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實際上，1949年以後，話劇是一個逐漸被工具化的過程。你幾乎想不出，從1949年到1976年，有哪些話劇能在戲劇史上留存下來，當然，老舍的《茶館》是個另類，是個異數，它是不遵守領導指示而產生的作品。它的存在恰恰證明了，能在文學藝術史上留下來的作品，一定不是“遵命”文學。 從1976年到2000年這25年中，話劇藝術最為興盛的時期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時候戲劇走在其它藝術形式的前面，是戲劇帶動了文學的復甦，現在人們還記得《於無聲處》引發的巨大社會震盪。然而，再回過頭去看那個時期的作品，就不能單單從“轟動效應”來評價了，應該從藝術價值等多方面對它進行理性分析。70年代末到2000年這個階段的話劇藝術，和1949年以後的話劇藝術相比當然是個進步，思想內容上觸及時弊，藝術形式上大膽創新。80年代的話劇在總體水平上要遠遠超出過去70年，但沒有高峰，沒有經典，沒有代表人物，沒有新的流派，沒有新的戲劇思潮，所以我的評價也不是很高，也不能很高。這種狀況與1949年以來話劇藝術一直處於“講話的限制之內”有關係，即便思想相當解放的80年代也未完全擺脫“講話”的束縛，對話劇藝術本質的認識尚無新的思維和理念；可能有一些，但影響不大。 90年代以後，中國又進入另一個與以往不同的時代，小平同志提出的社會構想大步實現，給整個社會帶來巨大變化。這個時期的中國，是我們自己所不承認的那個“中國”逐漸被國人接受的過程。社會思潮中，犬儒主義占了上風，聲色犬馬很自由，就是沒有思想的自由，這對藝術本該具有的人文精神帶來了極大傷害。這個階段的話劇，雖然花樣百出、拼命想留住觀眾，但觀眾流失依然很多，好多話劇劇團因無觀眾都無法演出，導演、演員甚至劇作家紛紛“轉戰”電視劇，劇場門可羅雀，越來越小眾化，小到只能自己欣賞了。被定位為“高雅藝術”的話劇是越來越衰落了。 吳懷堯：除了創作之外，當代戲劇創作在體制、市場、教育等方面還存在哪些弊端？ 沙葉新：據我有限的了解，幾大戲劇院校招生時“走後門”幾乎成了潛規則，這當然是教育腐敗的結果，這樣的招生能培養真正的人才嗎？真的很難說。編劇和導演需要藝術，需要思想，更需要品格，如果這幾方面全都缺失，對整個戲劇事業的發展將有重大影響。至於劇團體制，已經有了很大變化，走向市場。1985年到1993年，我在上海人民話劇院當院長的時候，經費來源已經相當一部分靠演出了，不足部分才需要財政補貼。合併之後的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體制更靈活，演員的使用、編劇的使用基本符合市場化規律，獎勵制度、用人制度都有很大變化，這是好事兒，能激發藝術生產力。 吳懷堯：當代社會休閒娛樂方式的多元化，這是話劇市場衰落的主要原因嗎？ 沙葉新：娛樂方式的多元化有影響，但它不是根本原因。我在美、英、德、加、澳、日都看過戲。美國百老匯的戲劇非常發達，固然很多是商業戲劇，但也仍然有不少新銳的、先鋒的好戲；即便商業戲劇也極為精彩。我去英國倫敦考察，出租車司機竟然不知道我們要找的劇院在哪裡——不是司機對倫敦不熟悉，而是倫敦的劇院太多；在個人所得稅極高的英國，戲劇工作者的所得稅卻是比較低的，這是因為他們為倫敦成為“戲劇之都”、增加財政收入立了大功；我去參觀演員進修所，那裡全是自費且價格不菲，五六十歲的老演員尚且一絲不苟地練體形，真讓人感動。這些國家的娛樂方式比我們中國多樣化得厲害，但他們的戲劇仍然興盛不衰。對國外戲劇人而言，戲劇是一座精神的聖殿，是生命的追求。為什麼要當演員？“別人只有一個生命，我有上百個生命活在我的角色中！”中國當代話劇人則更多是浮躁。 如何保護和發展民族文化 吳懷堯：說到美國，我想起自己在念書時歷史教科書和政治教材中，經常把它和霸權主義、干涉我國內政聯繫在一起。您去過美國，怎麼看待這個自由女神像矗立的國度？ 沙葉新：美國是個非常年輕，非常有活力的國家，它不過兩百年，現在是世界首富。對它的讚美和對它的攻擊，可以說勢均力敵。這個世界由於價值觀的不同，對同樣一種事物都可能有兩種以上的看法。所以現在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價值觀非常非常難。包括對9•11的看法都有兩種。有一點我實在是難以忍受。雖然我是穆斯林，是回族，但是我對美國的兩座大樓被轟炸非常悲痛。死去的都是些無辜的人呀。我不諱言我喜歡這個國家，喜歡美國人，他們年輕、有活力。他們比較少謊言。他們比我們要有誠信。他們比我們有較高的素質。我曾多次去美國，和美國黑人、美國外交官、美國教授、中國留美學生交談過。他們說感謝美國給了他們機會。我和一些並不喜歡美國的人也交談過，他們說：雖然我不喜歡美國，但是讓我重新再選擇一次，我還是選擇美國。因為我安全，我自由，至少有言論自由。兩個免於的自由你們知道嗎？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美國有缺點，這我就不說了，有點套話之嫌。說別的國家好，就一定要說它一些缺點，不如此就怕人說不愛國，這太沒意思了。凡是想要出去的人，我建議你先到美國看看，不帶成見地看一看。你一定會發現很多你不理解的，比如它的霸權，但也一定會發現讓你驚喜的。 吳懷堯：歷史的天空沒有人可以遮蔽。近些年來，全球化推倒各國疆界，使全球經濟向一體化大踏步挺進。在這種大形勢下，您覺得民族文化如何才能得到保護和發展？ 沙葉新：全球化勢不可擋，誰也阻擋不了。我們改革以來20年的現代化其實就是朝向全球化。所謂跟國際接軌，所謂改革開放，什麼意思？就是全球化！向誰改革開放？向朝鮮？向越南？向古巴？是向美國向歐洲啊！是向資本主義世界——是不是？難道不是這樣嘛！向國際接軌，你跟阿富汗接軌？跟第一世界接軌啊！WTO，為什麼花了15年參加這樣的組織？15年啊！哪樣不被他們審查了？假如上個世紀令人矚目的成就可以列舉很多，我認為加入WTO是中國最偉大的成就。我們一直強調穩定穩定，加入了WTO之後，我們嚴格地遵守那些規矩去辦事，能不穩定嗎？ 全球化之後，很多意識形態的東西會進來，美國的大片會進來，唱片會進來，沒有關係。美國全球化的程度應該比我們高多了吧！應該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吧？你們去看，他們也保護本土文化。也許他們不典型，歷史太短，本土沒什麼東西。儘管如此，他們對印第安的文化還是加以保護的呀。假如美國是中國這樣的國家，有5000年歷史，有豐厚的民族文化，那它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一定會考慮民族文化問題。我們不用擔心，不是說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性嗎？看來這句話有點道理。全球化不會淹沒本土真正有價值的東西，相反還會豐富全球文化。如果全球化讓每個人都說一種語言，都穿一樣的服裝，都是一種性格，都跳一樣的舞，這樣的全球化還有什麼意義呢？全球性不是破壞性。對民族文化還是會保護的。 吳懷堯：上海曾經是中國近現代文化的重鎮，但近些年最讓人矚目的是它跑步前進的經濟，而不是整體的文化深度，這和上海的文化人肯定是有關係的，對此您怎麼看？ 沙葉新：上海是商業城市，將本求利，要精密計算產出和投入。這濃厚的商業氣氛和價值取向，不能不對海派作家有所影響，所以海派作家多少都有點生意經、生意眼。這也很難說是壞事，否則也太書生氣，太不食人間煙火了。儘管如此，海派作家也並非沒思想，沒腦子，沒是非，沒正義。只是他們需要一個前提，就是首先必須保證他們的安全不會受影響，其二必須保證他們的利益不會受損傷，這樣他們才“敢於”出頭，“敢於”說點真話；否則便明哲保身，退避三舍。在某種情況之下，他們似乎也敢放言，比如在文人面前說說官府的腐敗，也很激揚；在官府面前說說文人的異端，也無忌諱。但他們絕不願意在官府面前罵官府，也絕不願意在文人面前罵文人。上海素稱冒險家的樂園，但上海人只敢冒險做無本的生意，絕不冒險做無利的買賣。這就是上海人的精明，包括文人。我理解他們，同情他們，並不鄙視他們。他們其中不乏極富才華的人，也不乏我的好友。他們之所以有時不得不像“二丑”，是因為他們生存環境控制極嚴，言論空間極小，說真話的成本極高。但只要他們不賣友求榮，只要他們不為虎作倀，只要他們不損害他人，他們的小心保護自己就應該得到理解和尊重。他們有沉默的權利，有自保的權利。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他們心中也並非沒有良知和正義的火焰，只是有待點燃罷了。況且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像我這樣的“大聲喧譁”，就像不能要求我都像他們那樣“沉默是金”；我不說你懦夫，你也別說我憤青，相互尊重對方的態度和立場，否則思想文化的生態也會失去平衡，也很不正常。 吳懷堯：幽默是一種境界和力量，您的文章嬉笑怒罵冷嘲熱諷，您覺得自己幽默嗎？ 沙葉新：自認為幽默是很不幽默的一件事情。佐臨先生跟我講：哪有自己講自己幽默的呢？什麼是幽默？幽默是洞察事物本質的一種能力，是一種不僅洞察事物本質的矛盾，並且能用一種喜劇化的方式把它實現出來的一種才智。幽默的人有一種豁達的、開朗的情懷。要真正做到幽默，真的不是很容易的。我只能說我有點俏皮或者調皮。幽默這個級別，我還達不到。 吳懷堯：對中國歷史上特殊年代的八個樣板戲之一《紅燈記》，您似乎有一種特殊的情感記憶，在一篇文章中對其着墨甚多，能說說背後的故事嗎？ 沙葉新：1965年3月，中國京劇院《紅燈記》劇組來上海獻演，我去看了，地點是在上海九江路的人民大舞台。我坐在樓下第一排的邊座。大幕在開場鑼鼓聲中升起，第一場是粥棚，李玉和在和交通員接關係，矛盾突出，衝突激烈，極為簡練地就將全場觀眾立即帶入戲劇的規定情景之中，令人不得不看下去。隨着劇情的發展，高潮迭起，精彩紛呈，我熱血沸騰，情緒高漲，鼓掌拍紅了雙手，眼淚模糊了雙眼。那樣的激賞，那樣的亢奮，那樣的感動，那樣的讚嘆，直至劇終都覺得自己的情感在燃燒，從面頰到周身血液都是火辣辣的。這樣的觀賞經驗，令人久久難忘，如今事過三十多年，和當年一同看過此劇的朋友談起那一次的觀劇感受，還是那麼激動不已。需要說明的是，我們看此劇是在1965年，那時文化大革命還沒開始，雖然政治颱風已起於青苹之末，但整個社會還沒經過文革那樣政治狂暴的大沖洗，當時的氣氛還不像一年之後那樣的緊張和肅殺，文藝欣賞活動也還沒有完全被宗教化、政治化。 那時對我以及絕大部分的觀眾來說，看戲還僅僅是看戲，是欣賞，是玩樂，是嗜好，是享受；並非朝聖，並非拜佛，不是上課，不是受教。那時藝術欣賞中的觀演之間的關係還屬正常；雖然政治第一仍被視為金科玉律，但也還沒有絕對化到以後那樣嚇人的程度。鑑賞心態還是自然的、真實的。所以我和我的同時代人那時在觀賞《紅燈記》時所獲得的強烈的情緒感染，應該是一種美學感受；當年那樣一種空前的激動也純因《紅燈記》的藝術魅力所致，眼淚絕不是硬擠的，掌聲更不是誇張的。這和以後在文革中再度觀看此劇時的心態有所不同。 《紅燈記》儘管在文革中被神化，被罩上一層靈光，被異化成一種政治權勢，被供奉為一種文化宗教，但在此之前，你不得不承認它本身自有強大的藝術魅力。它確實是好，確實是美，確實是精彩，確實令人激動。雖然它也有時代局限，但不論從劇本本身還是從表演導演、音樂創作以及舞台美術的水準來說，都代表了那個時代京劇藝術的最高水平。尤其在用古老的京劇藝術形式來表現現代生活方面，它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正因為如此，它才能被那個時代的觀眾普遍接受，才能感動當年整個一代人，以致對它如痴如狂，就像當年我看此戲時所表現的那樣。我本來就是一個京劇迷，小時候也學過一些京劇唱段，看了《紅燈記》之後我又成了現代京劇迷，迷上了樣板戲。我女兒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我給她取了個樣板名字，叫“沙智紅”，即《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紅燈記》。當時全國一共只有八出樣板戲，我讓我女兒一人就占了三出，可見我對以《紅燈記》為代表的樣板戲的痴迷。有什麼樣的時代就有什麼樣的戲劇，有什麼樣的戲劇就有什麼樣的觀眾。當年像我的這樣痴迷於樣板戲特別是痴迷於《紅燈記》的觀眾，為數並不少。 吳懷堯：如果現在回頭來盤點一番，你覺得此生最欣慰的是什麼？ 沙葉新：就是我這一生做了自己最喜歡做的事，寫作，這是我最欣慰的。一個人一生能從事他最喜歡的工作，不是那麼容易的。我年輕的時候就想當一個作家，但是那時候不知天高地厚，現在基本還算一個吧，不是很有成就。另外，我每次轉型都不錯，先是戲劇創作，後來當院長，當院長至少沒有成一個貪官，清清白白上台，不帶污點下台。 吳懷堯：在祝您早日康復的同時，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您有沒有孤獨的時候？ 沙葉新：我覺得社會越進步，社會越文明，應該孤獨者越來越少，解決孤獨的方法、包括藥物也越多。我之所以持這樣的看法，可能是因為我這個人就不孤獨。我有三不：一是從來不知道什麼叫睡不着覺，看到枕頭就打呼；二是從來不知道什麼叫胃口不好，精飼料、粗飼料都能吃；三是不知道什麼叫生氣，但總是惹別人生氣。不生氣的人一般不太會孤獨，他的人際關係好呀。我因為從小受寵愛，我的家庭也很和美，而且我的基因不是孤獨型的，所以我不孤獨。這真的和基因有關係。有一次，我參加一個研究孤獨的座談會，主持人在採訪我的時候說，她不信我不孤獨，硬追着我問：沙先生，您想想看，您一定會有孤獨的時候。我想了半天，我說：有了，有了。我想起來了她很高興：什麼時候？我說1939年。啊？在什麼地方？我說在媽媽的子宮裡。在媽媽的肚子裡那多孤獨啊，關在裡面十個月，沒電燈，沒電話，漆黑一片；養出來了，誰都不願再回去，可見那是孤獨之處，你說是不是？ 採訪手記： 秋天的晚些時候，黃浦江的流水已經很涼了。 經過郵件和電話溝通，沙葉新先生接受了《懷堯訪談錄》的獨家專訪。此前，2008年4月1日，愚人節那天，他被查出患有胃癌。四天后，住進醫院。4月10日開刀，24日回到家中休息調養了11天，5月5號回到醫院做化療。“我當初之所以沒說我患癌，絕對不是因為我擔心讓大家知道了，我會自卑，我會變成需要眷顧和同情的‘弱者’，從而我會在正常、健康的群體中被疏離。不，我是怕人麻煩，怕人為我擔憂，我不願意別人為我憂心忡忡。”他說。 比起他博客上的照片，沙葉新瘦了一圈。我問，生理上的變化是否給你帶來心理上的影響？生完病的狀態跟以往不太一樣，他說，消極的不是沒有，總覺得有陰影，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復發和轉移，這是自己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十年以前還可以說來日方長，現在不知道來日是何時，好像我總是喜歡去想象，可能人離死亡越近，離世俗越遠。” 他靠在椅子上，拿着一個按摩儀在身上來來回回，若有所思地說，“如果獲得第二次生命，就覺得打了勝仗，會更積極工作，更熱愛生活，更熱愛生命，更熱愛我的朋友，更熱愛我的家人。”訪談的過程中，沙先生熱情的招呼我們喝茶，配合我們拍照，回答我們的提問，為我們朗讀他弟弟的詩歌，讓孫女“乖，把門帶上，出去玩哈！” 兩個多小時不停歇的談話，我們見識了一個劇作家頑童般的幽默、令人敬佩的樂觀和不摧不折的良知。天黑的時候，他明顯有些累了，我們隨之停止了這次談話，並約定通過電子郵件完成餘下的採訪。不久後，當我們再次短信聯繫沙先生的時候，獲悉他身體不適。顯然，在這種情況下，讓一個七十歲的老人坐在電腦前回答我們的提問是不合適的。為此，我們通讀了沙先生個人博客的所有文章，希望能有所發現。 幸運的是，我們的不少問題，沙先生在以前的文章中或多或少有過闡述（這也說明我們的採訪功課有待進一步加強和深入）。於是，我們有針對性地採用了其中的部分內容，將之和此前的採訪融為一體並請沙先生過目後發表。需要說明的是，如果有讀者據此認定這個訪談“偷工減料”，那麼我們對此表示歉意。 當然，我們最想說的，還是祝福沙先生身體好，心無憂。
李銳對改革開放的個人回顧 李 銳／口述 王建勛／整理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回顧往事，自然離不開鄧小平、陳雲、胡耀邦和趙紫陽四個人的作為，因為改革開放的成敗是同他們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其中關鍵人物是鄧小平。 鄧小平在歷史上是被毛澤東同志器重的。早在上世紀30年代的江西，鄧小平就因追隨毛澤東而挨過整，被撤職。隨着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不斷上升和穩固，鄧小平在戰爭年代就更受到重用。1949年後，毛澤東發動的"反右派"運動，鄧小平是積極的。但在經濟建設等方面，他基本站在劉少奇、周恩來一邊。文革伊始，"打倒劉鄧"。毛澤東對劉少奇是一定要打倒的；而對鄧小平則是打而不倒，並不同意開除他的黨籍。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又起用了鄧小平。一年後，由於鄧小平反對"四人幫"反對"文革"，再次被打倒。 1978年，沖在改革開放第一線的先鋒人物是胡耀邦、趙紫陽等人。耀邦首先幹了兩件大事：一是批"兩個凡是"，發動真理標準討論；二是平反冤假錯案。這就把毛澤東的文革，並把他的歷次整人的政治運動基本否定，毛澤東晚年織就的意識形態網絡也被撕開了一條縫兒。那時，批"兩個凡是"、平反冤假錯案，陳雲是贊成的，鄧小平堅決站在胡耀邦一邊。1980年，鄧小平接受了李維漢關於要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意見，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著名長文。可惜剛起步，又被胡喬木利用波蘭發生的團結工會事件腰斬。這是很令人遺憾的。 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政治老人的關係，按鄧小平的話說，是有時候有些"談不攏"。改革開放，鄧小平在經濟上是堅定的，如成立"特區"等等，這是壯舉；而陳雲仍堅持"鳥籠經濟"。這是原則性分歧。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不管黑貓白貓"，"摸着石頭過河"，不被既往的正統理論所限制，敢於突破，這是有極大功勞的；而陳雲仍沒有完全跳出舊框框。1989年，中顧委發了個"一號文件"，是陳雲談學習哲學問題的，刊載了陳雲同趙紫陽、胡啟立、李瑞環1987年以後的談話。陳雲說："列寧《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 鄧小平多年領導過胡耀邦，也早就熟知趙紫陽和萬里，啟用他們三人是完全正確的。上世紀80年代中，對這"三駕馬車"，鄧小平都是大力支持的，給予積極肯定。 除開一些小事外，胡、趙二人合作得是好的，都贊成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全面改革。但鄧、陳兩位老人對全面改革卻有不盡一致的看法。又有幾個人在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中間穿梭，經常送材料；他們看不起胡耀邦，對趙紫陽也有意見。如1983年，陳雲要批胡耀邦，就是這幾個人從中興風作浪，後被鄧小平制止了。以後這幾個人又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後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前者只搞了28天，被胡、趙聯手制止。 1989年風波，中顧委的四個人——杜潤生、李昌、于光遠和我贊同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處理學運。後來批鬥了我們幾個月，準備開除我們的黨籍，是陳雲把我們四個人保下來了。陳雲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 1992年春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挽救了我國改革開放可能夭折的危機局面。現在，鄧、陳兩位老人已不在了，"左王"的干擾也不存在了，這是一種便於與世界同步前進的形勢。第二個"歷史決議"，對中共建國後的歷史經驗教訓，包括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做過總結。現在改革開放30年了，我們總的說，取得極大成功，但也有教訓需要總結。鄧小平同志功績赫赫，但他也不是神，不可能句句正確，事事正確，所以，我建議也做一個歷史問題決議。這樣，我黨我國進一步全面改革開放的路就更好走了。 經過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但代價也大，單位能耗和對資源、環境的破壞也居世界前列。更可怕的是貪污、腐敗愈演愈烈，且呈難以遏制的勢頭，大大小小的腐敗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結，如此下去，會使中國共產黨淪為一個利益集團，構成新興的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近幾年來，黨中央領導陸續提出了"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物質、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正確的治國方針，這些善良的願望明顯優於30年前的"四個堅持"，但要真正落實，前提是不能再走專制的老路了，必須按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價值規律，即民主、法治、憲政來治國理民。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老大難的問題了，不能再猶豫不決了。 政治體制改革千頭萬緒，我建議首先從開放言論自由、實行輿論監督，和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幹部個人收入、家庭財產申報、公示入手。為了早一天啟動20年前黨的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以法治國，實施憲政。我曾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召開時，連續三次上書中央，敦促開啟這一戰略舉措。現藉此文，再次呼籲，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的合法性計，為中共的興旺發達計，為國家、民族和天下蒼生計，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時不我待！ 晨 讀 隨 筆 丁弘 茅盾 先生有《夜讀偶記》，50年前讀起來覺得很深，內容也豐富，文筆既是隨意的，又是言之有物的。受益甚多。我今在耄耋之後，晚上看看電視就睡覺，晨間讀一點，隨手寫一點，算是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一、討論“普世價值”很熱鬧 上月看到陳奎元先生批判普世價值的文章，他是針對溫總理的。看那調子不是理論層面的討論，而是政治層面的爭論了。這位陳 先生是社科院的院長。《人民日報》居然也刊出。我情不自禁地寫了個小文章回應。題目是《否定普世價值意欲何為？》吉林史學家靳樹鵬先生函稱：“這一問，問得好！”中央黨校的杜光先生第一次通過電子郵箱來函說“你仍是通俗活潑的文風，深刻。寫的好，不是一般的好”。王榮鈞先生（上海大眾汽車公司總經理）把我的文章群發給文友，說“有說服力”。唐寶林兄（北京歷史研究所前中國陳獨秀研究會會長）也因處得好，“批評我話說得太客氣了”，應該怎樣怎樣。
出人意料，在這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批判普世價值的議論，火山似的噴湧出來，其勢洶洶然！許多報刊投入了戰鬥。 如說：“肯定普世價值是敵對勢力的滲透陰謀！”強調“普世價值是對中國的醜化、和妖魔化。”認為“這是不能容忍的。”認為世間談不到“普世價值”。 鄧偉志 先生（據說是蕭縣人，同鄉呢）上書中央呼籲爭論休戰，認為不是說“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嗎。中國爭論這個問題，國際影響太壞，對“否定普世價值意欲何為？”他最後作了回答：“批判普世價值的人所反對的不是普世價值理念。他們所反對的是根據這個理念設計和建立的制度，他們反對用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觀，來取代一黨專政、全面壟斷的現實制度。當前中國的現實充分表明，權力不受制約的體制，是一切社會弊端的總根源。”
二、從“黨主立憲”到“十問憲法” 陳平同志賜閱他的大作《十問中國憲法》。這些年，許多同志想的是“能執行憲法”就好了。“何日憲法大開張？”李銳老、馬沛文老都有文章強烈的呼籲。中國的《憲法》怎麼樣？還沒看到這樣的文章呢。 1954年我們有了自己的《憲法》，叫“五四立憲”。但並沒有“立”起來。不過是停留在字面上。記得為訂了“憲法”，奉命到省里（南京）去學習十天（叫長會短訓）。回來煞有介事的在報上寫了幾篇“講話”。一陣風過去又不談《憲法》了。工作中遵循的是“黨的政策”。政策隨着運動的發展，而不斷提出新的概念，如劃右派的“六條標準”等等。前提是違憲的。 百年前康梁他們爭取的是“君主立憲”，慈禧和那些王爺們認為：“天下者，愛新覺羅氏之天下也！”你要立憲，奪我們的權嗎？康梁出逃，譚嗣同獻出了頭顱。 百年後，爭取的是“黨主立憲”。希望黨可以領導着執行《憲法》。無私地還政於民。看來也難度很大。而執行《憲法》，又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唯一出路。 台灣的李敖先生狂傲、幽默而風趣，到大陸來宣稱擁護共產黨，理由是大陸的《憲法》也很好啊。
陳平是司法局的負責同志，所謂業內人士，講之精矣！研究《憲法》，認識獨到，他和美國憲法、俄羅斯憲法等文件具體比較，認為有十點可商量的地方。認為《憲法》不宜規定一個國家的指導思想和社會制度，也不要講述歷史，講的話反而背了歷史包袱。 任何社會都是一個運動的過程。 他描繪一個漫畫很有趣： 在路口上，克林頓奔“資本主義方向”。葉利欽張望一下，也走了這條路。小平同志把“社會主義”的路標拔出來插到另一邊，也跟上去了。 本來可以理直氣壯地說，“補資本主義這一課是必要的”。認為《憲法》規定社會主義就喪失了話語權。 三、讀應克復文章有感 收到過幾本《當代中國研究》，這是在美國Princeton這個地方出版的刊物，是一個國際性的理論平台。在上邊看到過幾篇應克復先生的文章。他的文章，有時也直接寄給我，昨天就收到一篇，是談《鄧小平的改革理念和實踐》的。
拜讀仍是過去的感覺，一是所論為當今最重要的話題；二是講的深刻、細緻，有獨到的見解；三是語言通俗，邏輯性強，從啟蒙的需要來看，可說“克復文章甲天下”。這可能是我的偏愛，這沒有貶低別人的意思。如同說“桂林山水甲天下”。不否認五嶽的雄偉，更不否認黃山的“歸來不看山”。 從他的文章，總得到新的啟發，這兒只舉今晨看到的一點： 30年前，推倒“兩個凡是”，黨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來認為是偉大的轉折，認為真是太好了。從而得以啟動改革開放這新的30年嘛。僅僅這樣看是科學的嗎？ 應克復的文章中說，鎖定經濟建設這“一個中心”，就沒能把中國引入現代化的主航道。他認為可從三個視角思考，一，中國近代的基本歷史經驗；二，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基本軌跡；三，毛澤東極權統治的基本教訓。都是同樣說明中國的落後不僅是經濟的貧困呀！更重要是專制主義統治的循環往復。“特別是引進了列寧、斯大林主義之後，毛式的現代專制集權統治，對社會的破壞力和對人性的殺傷力，是中國歷史任何一個封建王朝難以企及的。長期生活在嚴酷的極權統治下，中國人最渴望的是什麼呢？”解決貧困問題是重要的，政治改革同樣重要。 他認為“對工作重心轉移”應作新的歷史評價。 應的文章一般登在國際論壇上。這當然也有好處，說明：一，中國並非無人；二，中國有議論自由，能寫這樣的文章。 我想到仲甫先生的話，法律保護已有的文明，言論自由創造新的文明。（大意）
四、重新認識伯恩斯坦 修正主義本是褒意詞，思想有錯或是過時，進行修正不是很好嗎？可是列寧的這條路線，卻把它作為貶意詞，認為修正主義是敵對思想。毛澤東把“鬥私批修”作為戰略任務。 國際共運中，列寧認為最大的修正主義者是伯恩斯坦。不是一般的批評他，而是認為十惡不赦，語言的情緒是值之死地而後快的！ 王若水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剝離了馬列，這是捍衛了馬克思。謝韜談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分清了第三國際、第二國際的界限和其中的是非功過。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說清伯恩斯坦了。因為近百年間，我們在他身上潑了大多的污泥濁水。 上月我在電子郵箱上給國發同志發一句話：“現在最好講講伯恩斯坦的故事，你有興趣嗎？”他認可，又感到材料不足。其實“故事”云云，講講情況而己。他有單位的依託，是黨校的負責人之一。 為了促進，我寫了一個提綱，這可能是多餘的： 為什麼想起了伯恩斯坦； 他的小傳； 列寧為什麼最恨他； 他和恩格斯的關係。恩格斯把他作為思想的傳人，甚至把很多財產都給了他； 馬恩之後他的地位和貢獻。 在馬克思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之後（恩格斯五次重述此語）是否可以說伯恩斯坦這個所謂最大的修正主義者是真的傳承了馬恩的衣缽呢！ 何祚榕 先生上書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三同志，鄭重推薦余孚先生的大作《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承何先生的關懷，對余文得以先睹為快。這篇文章立意高遠、知識淵博，立論如曹丕所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其中以不多的文字就說清了伯思斯坦的歷史地位。
余孚說：“伯恩斯坦是恩格斯的晚輩，他根據德國的變化修正了馬克思原來的思想。一百多年前，他就得出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正在得到自我調節的能力，不是兩極分化，而是中產者日多，資本主義必將走上民主之路，工人上升為市民，自由主義將完成社會主義。” 余孚是說：歷史證明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是正確的。而列寧把馬恩早年不妥之處，提供給東方，與落後的封建專制主義相結合，成為革命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五，高玉寶，你怎不說話呀？ 昨天，上海王榮鈞先生在電腦上傳給我五篇文章，都是談《高玉寶》一書的。他不知道我認得高玉寶。
這些文章，看了叫人難過，是從不同角度揭示《高玉寶》書中的“周扒皮”這個典型人物是虛構的，捏造的，不道德的。其《半夜雞叫》一章，說地主早起學雞叫，讓佃戶早出工，刻畫“周扒皮”的貪婪無恥。在實際生活中，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是一個樸實的農民，勤苦致富，買了些地之後，仍是省吃儉用，一根腰帶也捨不得買，用些破布條扎在腰間，“從早到晚不閒着”，且待人寬厚。《高玉寶》一書中，不真實的生動細節，成為全國地主的形象。周在土改中被打死。“龍生龍，鳳生鳳”，他的孫輩在文革中仍被斗。可是，有貧農老太私下說，周家是好人，有上台批鬥的也露出一句話來：“在他家吃的（比現在）好些。” 轉來的材料有孟令騫的《半夜雞不叫》，有陳寶成的《憂傷的心靈》，有李廣宇的《叫與不叫問題》等等。我想裡邊應有高玉寶的文章，高玉寶你怎不講話，其實你是一個好人，你不講別人怎麼知道真情呢？ 1956年我到北京，正和他一起住在十二條海運倉那個大院裡。我在人民大學本科，他在預科。當然因為《高玉寶》一書的出版，影響很大，組織上照顧他，給了他一間小平房，但簡陋到不能再簡陋了，雙人床就是在兩個條凳上，放一個木板，歪斜的掛着帳子。有一個三抽屜的小桌，幾個凳子。我是調干生，當時每周寫點東西，作為“首都通訊”寄回自己的報社，為此，我對高玉寶立即感到興趣。 這樣，今天我可作為“人證”，證明高玉寶和作家荒草之間是有爭論的，他不同意歪曲事實，反對把不是周扒皮的事加到他身上。我還有“物證”，即當年我發表在報上的文章，它記錄着高玉寶當時的心情是不解和不安，他說：“這樣寫，我怎樣做人呀！” 高玉寶的文化水平很低，十個字中有三四個不會寫，我看他本子上的書稿看不下去。荒草同志進行輔導，這是他的任務。他有理論，認為文藝創作進行塑造不僅是許可的，而且是必要的，文藝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當然是理直氣壯的，反覆對高玉寶進行教育。最後高只有唉聲嘆氣……。一位鄉親後來問他：“有半夜雞叫這樣的事嗎”他吱唔說：“這是文藝創作藝術上的事情。”進而又解釋：“這兒沒有，不等於全國沒有。”這是在大環境中無可奈何的自嘲。 周春富的慘死是不幸的。高玉寶也是不幸的。他當時就感到不安。後來認為應服從革命的需要，只有顧全大局。他是一個有良知的人，但他不得不像韋君宜說的那樣“為革命獻出一切，居然還要獻出良心。”他有什麼辦法！我當時記錄了他和荒草之間不休的、長時間的爭論，也沒有肯定怎麼才是對的。雖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當時是非界限是模糊的。“政治掛帥第一”。
為了激發鬥爭精神，這是不擇手段的。毛澤東說得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既然是暴力革命，“兵不厭詐”，詐就是騙，就是謊言。 既然是暴力革命，對謊言也就不要奇怪。 把《半夜雞叫》作為中學教材是謊言。 把《聯共(布)黨史簡明教材》作為幹部教材也是謊言。這一點章士鴻先生（人民日報上海記者站站長）的文章講的清楚。
為了革命的需要，《黨史》有多少真話，多少假話，這也要重新研究。 今天，我們對高玉寶只有同情，對荒草也不應深究。從革命的規律性，李大釗早有話，最擔心“天天在破壞人類的文明，”列寧的老師普列漢諾夫，也從這一規律性擔心人類的道德取向。
許多人關心到《高玉寶》一書造成的不良後果，澄清事實是應該的。一個民族喪失道德理念，是可怕的。現在說謊不臉紅的人已經比過去多了。如再這樣下去，何談科學的發展觀呢？ 和高玉寶同志分別已50年，音信全無。現在許多人談你的書。你看到一定很難過。你應該發言。你在哪裡？你還健在嗎？ 與秋石兄絕交書 吳祚來 秋石兄是秋天的石頭，冷峻而有骨氣，鋼鐵一樣的堅硬，但卻沒有一顆善良溫暖的心靈。 我記得他小時候叫紅旗（他表哥叫梁效），後來是小平同志關心他，改了他的名，叫求是，意思是別打着紅旗躲貓貓，還是求是一些吧，為國民做點實事，說點實話。 現在他有了文化了，改個詩意的名字，叫秋石，秋後的石頭，有點冷，在點硬，但到了冬天的時候他也死不了，因為他是無血非動物。 秋石 先生祖父是猶太人，父親是蘇聯人，母親是中國人，因為祖父的關係，所以他對猶太人學者有感情，因為父親是蘇聯人，所以他對前蘇聯政治家有點喜歡，媽媽是中國人，所以他用中國文字寫作，會說中國話。
秋石 先生最近寫文章說，中國人啊，最好還是用他外祖父的思想來管理中國，實現思想一元化，就是遵守他外祖父的那些十九世紀的思想原則，永遠管制我們中國人的思想，似乎中國人永遠不能有自己思想，永遠不能獨立思想，中國人離了他祖父那幾本破書，就活不了，沒他祖父那幾句話，中國人都不知活着有什麼意思。
他祖父有什麼思想呢？ 一是暴力思想，就是對有錢人、有權者進行暴力革命，全世界沒錢人聯合起來，管理世界統治世界。這種思想現在能用麼，鼓動無錢無權的人對有錢有權的人實行暴力革命，這不就是顛覆政權罪麼？ 二是階級鬥爭推動社會進步，鄧小平以來，中國人講的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不是階級鬥爭，中國人早明白了這點道理，怎麼還要回到秋石先生祖父那兒去取經呢？
秋石外祖父講鬥爭，胡溫講和諧，南轅北轍呀，我們聽誰的，當然聽胡哥的，胡哥沒思想？還得聽秋石外祖父的思想？扯吧你。 三是剝削理論，資本家就是剝削家，專門剝削窮人的，現在經濟危機看出來了吧，農村人沒有工作了，沒有就業機會了，自己沒錢了，國家經濟也沒力量了，原來呀，資本家是雞，你養資本家，資本家就給你下蛋，雞看起來剝削了養雞人，但雞可以不斷下蛋給你吃啊，這蛋是什麼呢，就是工資呀。你把雞給殺了，誰給你下蛋呢？ 全世界人要都聽秋石先生外祖父的，全世界人都得餓死或者回到原始社會過叢林生活，或互相鬥爭死了。
秋石 先生說，歷史與人民選擇了他外祖父的思想來統治中國。
前蘇聯的歷史北朝鮮東德國的歷史南亞紅色高棉波爾布特等等，都是歷史與人民選擇了你外祖父的思想，但結果呢？文革時代也是你外祖父的思想，結果呢，我想告訴秋石先生一個常識，就是，歷史的選擇，不同於現實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不能等同於公民的選擇，人民是政治家口中的一個概念，想怎麼用就怎麼用，公民卻不同了。公民每一個都有選票，通過選票來選舉自己的執政黨，選舉自己領導人，人民能幹什麼？人民與歷史躺在一塊，與那些獨裁者們一起，早 "萬歲"了。
公民們才偉大呢，他們用稅來養活國家，養活政黨，養活執政者，因為他們是國家與政黨的供養者，所以他們有自己神聖的權力，決定國家的未來，所以，決定國家與執政黨的，不是歷史，也不是人民，而是現實生活中的公民，這麼一點小道理，秋石先生怎麼硬是不懂呢，還是假裝不懂，在那麼混飯吃呢？我就不明白，秋石 先生是公民，還是人民，如果他是公民，他通過納稅與選票就能證明自己是公民，而如果他是人民，他怎麼能證明自己就是人民，人民是一張巨大的支票，只有獨裁者才能使用它。有一點社會常識不得不告訴秋石先生，那就是科學是不能做為國家信仰的，只有宗教才能做為信仰。
為什麼呢？ 因為科學是會進步的，如果你將一種思想視為科學，那麼科學是會進步的，人類開始認為太陽圍繞地球轉，那就是當時的科學，後來以為地球是宇宙中心，再後來，太陽是太陽系中心，太陽系不過是銀河系的一員，所以科學不能作為信仰，只能不斷推翻前人成果，獲得認識上的進步，科學不能作為信仰，十九世紀任何一個思想家的思想都不能作為信仰，無論是你外祖父的，還是別人外祖父的思想，都是站在那個時代看問題，現在拎出哪個學者，思想都比那個時代的人先進，科學，為什麼呢，當代人能站在古代人肩膀上，古代人能站在當代人的肩膀上麼？科學與社會科學思想不是解決終極關懷的，只有宗教是解決終極關懷的，所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都是歷史認知中的一環，如果死抱某一個時期的某一位外祖父的大腿不放，只會使偉大的中華民族變得弱智，變得愚昧。政治家追求的，不是文化特色，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利益，文化人追求文化藝術特色，宗教家追求信仰，經濟家追求利益，政治家追求什麼呢？ 政治家追求價值，也就是政治家為民族追求自由解放，追求民主正義，通過制度來保障這些價值觀念深入人心並付諸實施，政治家如果追求信仰，那麼就會政教合一，就會出現中世紀，政治家如果追求經濟效益，那麼整個國家就成了一個謀利的公司，政治家如果追求特色，那麼就會有政客們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不追求價值，只玩些特色，政治不需要特色，要的是價值，沒有價值只有特色，那是浮光掠影，貽害民族民生。秋石先生，你是黃皮膚的中國人了，還是說點中國人的話吧，別老是你外祖父說過什麼，外祖父原則，偉大的胡哥和諧理論早將你外祖父階級鬥爭理論揚棄成骨灰了，還有敬愛的溫總理，他在答記者問時，說到他慈愛的母親，八九十歲的老人了，對快七十歲的兒子溫總理說，要用良心講話。是啊，咱們中國人講的，是天地良心，是母親的良心，秋石 先生，聽自己母親的話吧，對中國母親負責吧，別對十九世紀的外祖父負責，讓外祖父見鬼去吧，我們做有獨立思想的中國人，我們講良心，我們講人性，我們講科學，我們講民主，我們感恩天地，感恩父母先人的養育之恩，你的外祖父對你個人可能有意義，但對我們無數中華兒女，帶來的只有罪錯，沒有恩情！
秋石 先生，醒醒吧，做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別在那大鬍子外祖父的膝蓋下乞求一點所謂思想的殘渣剩羹。
2009-3-18
可怕的告密制度 艾 風 近讀寓真《聶紺弩刑事檔案》及章詒和《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兩文，不禁使我思考起中國的告密者與告密現象。雖然我對章文明指是黃苗子等告密者把聶送進了監獄尚存疑問，因在“聶檔”一文中找不到有力證據。但想到章詒和既然敢於指名道姓，而且文中還說黃苗子身後另有一文化人在監視與告密他，看來章似乎確是另有所據了？ 後又讀到章詒和《臥底》一文，此文根據馮亦代自己出版的一本日記類書藉《悔余日錄》所載，馮在1958年被有關部門派到章伯鈞家當臥底，每次到章家去閒談後都要寫書面匯報。所謂有關部門，可能是指統戰部。當時有關部門派人找馮談話，先曉之以義，後誘之以利，允諾給以摘帽、恢復原工資、組織給以充分信任等等條件，要他完成臥底任務。馮答應了，而且完成得很好。馮直到晚年有所悔恨，才出此書記錄下這段歷史。 黃苗子是著名畫家，馮亦代是翻譯家、出版家，兩人都曾被打成右派，都是受害者，在我心目中素有良好形象，想不到他們也會去充當臥底者與告密者角色，真正地使我震驚不已！ 告密現象，在我國古已有之，歷代統治者要馭服臣工，鞏固王位，都會利用或鼓勵告密。到明清兩代，告密已向制度化方向發展，不論錦衣衛，還是文字獄，都製造了一連串恐怖政治。但若與毛澤東的專制統治相比，那還是小巫見大巫。毛澤東利用康生之流所創造的一套告密制度，可說集蘇聯克格勃與蔣介石軍統、中統之大成，達到了超越世上所有專制制度的登峰造極的地步。可謂：地無分城鄉，人無分親疏，時無分運動中或運動前後，處處有、時時有告密者與告密現象存在。它以革命的名義，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大旗下，兒女告發父母，妻子檢舉丈夫，朋友揭露朋友，同事告密同事，都成了家常便飯，還製造輿論，洗換頭腦，美其名曰：大義滅親，站穩了階級立場，提高了階級覺悟，是積極靠攏黨組織的表現，是入黨、提干、升薪的必要條件。這就徹底顛覆了自古以來的家庭理念與社會道德準則，徹底顛覆了知識分子歷來固守的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個人尊嚴，變成人人都跪伏在毛澤東腳下的奴隸……。 這套告密制度，從延安整風、審幹、搶救運動中逐步形成，建國後毛澤東把它推向全國，靠一次次政治運動，毛打斷了幾千萬知識分子的脊梁骨，迫使他們無奈地臣服於他的腳下，眼睜睜地看着毛澤東把這個虛稱的共和國從黨天下變成了家天下。 這套告密制度，不僅有一套理論支撐，而且有各項制度相配套與完善。諸如人事制度、檔案制度、戶口制度、糧食制度等等，還有運動初期的分類排隊制度、動員制度；運動中期的檢舉揭發制度、坦白交代制度、內查外調製度、大小會批鬥逼供制度；運動後期的定案、處分制度等等，不勝枚舉。核心是處處在教育、鼓勵、提倡你：告密光榮，告密是政治進步的表現，只有告密才能得到信任與重用；不告密就是落後分子，三類分子，抗拒改造分子，就會受到岐視、批評、處分。 再從公安制度與黨團制度來觀察。全國城鄉每個基層單位都設有治保委員，加上街道、村子裡的類似小腳偵緝隊之類的積極分子隊伍，就把所有人都監視得密密實實。只要你家來個陌生人，就有人上門盤問；只要你稍有不滿、牢騷，就會一一匯報上去。你想入團、入黨嗎？那就不僅要經常匯報自己的思想，還要教你不斷匯報別人的思想與言行，在不知不覺中你就學會告密了。因此，告密現象被日益普遍化、日常化，幾乎遍及城鄉的每一個角落。在這種告密制度下，中國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遷徙自由等等被剝奪得乾乾淨淨，幾十年下來，可憐的中國人還真不知自由為何物。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毛澤東的專制獨裁，是集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之大成。據一份材料披露，毛的保險柜裡裝着文革被期中央領導人你揭發我、我揭發你的書面材料，而保險柜的鑰匙長期由張玉鳳掌管。所以毛在世時，中央領導人都不敢得罪這個女人，還要討好她。即使毛去世後，依然如此。這個告密制度的恐怖性、殘忍性，可見一斑！ 在這種告密制度下，告密者就比比皆是，形形色色。從中央大員到斗民百姓，從名聞中外的政要、專家、作家，到已被專政的勞改犯，勞教、管制分子，雖不能說人人有份，但你至少在無數次坦白交代中有意無意地涉及了別人，成為不是告密的告密。 告密者大致分兩種狀況：一種靠告密而向上爬，靠告密而求得各種政治、經濟利益，這類人的靈魂已扭曲，心靈已被毒化，他們應受到眾人的譴責與鄙視；另一種是因蒙蔽受騙而告密，被斗被逼而告密，對這類人應予原諒。尤其在勞改、勞教、右派流放集中地，公安管教人員為便於控制、管理這批人，故意在這些人中挑起矛盾，製造“狗咬狗”，逼迫他們相互告密，對此種情況，更應予以同情、諒解。對像黃苗子、馮亦代這種受害者，被有關部門利用人性弱點，許以種種好處，一時做了臥底者或告密者，人們也應給予原諒。但他們本人應像馮亦代那樣表示悔恨、醒悟，慢慢淨化自己的心靈。 總之，告密制度是可憎的，告密現象是可怕的，它只對專制統治者有利，對平民百姓絕對有害。它越盛行，社會越恐怖。只要個人曾有個告密行為，不管是主觀有意還是被迫無奈，都該反思與悔恨，都是一種恥辱，都是這個專制制度刻在我們臉上的烙印，就像林沖臉上的火印一樣永遠洗不掉。只有人人起來批判告密，批臭告密，永遠不再告密，才能割掉這個長在專制制度身上的毒瘤，才能迎來民主憲政的春天！公民自由的春天！ 實事求是，秉筆直書 ——李新回憶錄《流失的歲月》的歷史價值 韓三洲 2008年年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1918——2004）的回憶錄《流失的歲月》，幾經周折，終於在內地一家出版社出版了。 李新本人1936年加入共產黨，1938年到延安，曾任延安《中國青年》雜誌助編、中共北方局青年幹部訓練班主任、晉冀魯豫中央局青委書記、中共河南杞縣縣委書記、河北永年縣委書記等職；建國後在中國人民大學歷任教務部副部長、黨委副書記、中國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等職；曾協助范文瀾編寫《中國通史簡編》，主編《中華民國史》、《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通史》，並擔任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82年後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可以說，依照傳主本人幾十年革命生涯以及體制內的豐富經歷，再加上真實的言說，這部回憶錄應該有它的歷史意義和政治價值，不只僅僅停留在是這些年常說的反思二個字，而是在還原歷史，讓後人看看，幾十年來，我們一向視為高尚的、神聖的中國革命，曾經歷過多少曲折複雜的歷史過程，而黨內一些落後的帶有狹隘封建性東西，又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多少危害和後遺症。 整風的手段傷害人 延安整風，始於1941年5月毛澤東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之日起，而中共北方局整風高潮，是在1943年。李新當時在北方局青委工作，目睹很多整風時期的事情。當時，北方局的書記一職，由彭德懷代理，他對中央發來的一切指示，都奉命惟謹，如《改造我們的學習》，在延安還沒有得到重視時，北方局就已經認真的學習了。1943年春，太行分局召開全分局的高幹會議，薄一波、安子文對北方局過去的工作提出了很尖銳的批評，認為北方局執行了一條不但不敢發動農民，反而壓制農民起來鬥爭的右傾路線。對此，北方局的領導人彭德懷、羅瑞卿拒絕接受這些意見，但會議上的這些爭論沒有結果，鬧得不歡而散。隨後，中央把爭論雙方的主要人物都調回延安整風，在後來的整風運動中，彭德懷為此受到“圍攻”，也就是他在廬山會議上對毛髮脾氣所講“延安整風，你操了我幾十天娘，我操你幾天娘還不行！”的由來。不過，當年的薄、安等人，並沒有提到“百團大戰”，因為那時候人們都認為打日本沒有錯，誰也不能說打日本打錯了，特別是像“百團大戰”這樣的大戰役，在前方，誰要是說它錯了，這不就是漢奸思想了。誰也不會想到，這在今後竟成了彭老總的一條主要罪狀了。 彭德懷走了，來了代理書記鄧小平，此時北方局的整風審幹也進入高潮。這年夏天，由於胡宗南準備進攻延安，所以在備戰聲中加緊了清查內奸。7月，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做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十多天時間就搶救出1400多個“特務”，為了加強反內奸的領導，還成立了一個劉少奇為主任，康生、彭真、高崗為副主任的“反內奸鬥爭委員會”。鄧小平是1943年10月接替彭德懷的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抓整風審幹，特別是清查混進黨內的反奸鬥爭。他做整風報告，號召大家要和黨一條心，坦白交代歷史上和現在的一切政治問題，如有隱瞞，後果自負。鄧小平的說話語氣和正在學習的文件《搶救失足者》精神一樣。就在當天晚上，總政治部的的敵工部長張義權自殺了。第二天又開大會，宣布張義權畏罪自殺，黨組織決定永遠開除其黨籍，並說像他這樣以自殺來威脅黨，是毫無意義的，自殺就說明他有問題，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李新認識張義權，覺得這樣的同志都是老革命，對黨是忠誠的，是不會有問題的。 此時，中央又發來一個針對領導幹部的電報，電文稱：不要以為你們身邊的同志都可靠，說不定日特、國特就睡在你們身邊。一看這口氣，就知道是毛澤東的口氣。就在人人自危、個個緊張的時候，一天下午，緊急集合的號聲響了，傳來命令，跑步到村外的河邊集合。人們到河邊整齊地排隊站好後，一聲命令：坐下，不准動！並要大家都脫下衣服，並可以下水，但不許交談。接着便把每個人的衣服口袋翻來翻去地搜查，看看有什麼信件和文字之類的東西。搜查完畢，才宣布解散。各人回到宿舍，發現自己的背包都已被搜查，所有的個人隱私都曝光了，有的是家人、朋友、愛人的照片、書信被弄亂了乃至被拿走了，片紙不留，都成為審查思想和行為的最好材料。後來才知道，這時候搜查女同志的情況，更是駭人聽聞，無法形諸筆墨。 當年把審幹追查稱為勸說，由三四個人組成一個勸說小組，每個人勸說兩三個小時，三四個人輪流勸說，被勸說者一天24小時都不得休息，其身體的疲乏和身體的緊張程度非身歷其境者所能想象。所謂勸說，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點，他們再追問一步，一隻要把你追問成“特務”才算了事。為了要你“坦白”，他們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勸你。說只要坦白，就可以和黨“一條心”幹革命了，否則，你在革命陣營里永無立足之地。那時候，參加革命的一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被稱為“半條心”，敵特分子是“兩條心”。無論是“半條心”還是“兩條心”，都需要向黨“坦白交代”，只要坦白交代了，才可以和黨“一條心”，成為真正的革命者。 這就是傳主所經歷的整風運動，從中可以看出，當年整風運動中所使用的手段和辦法，是多麼容易傷害革命同志。 任弼時曾經提出政黨經費問題 書中記述，自參加革命後，連續三天僅有兩個人作竟日長談的，卻只有一次，就是在1948年8月與任弼時的談話，畢生難忘。 其中，任弼時具體問到永年全縣黨務工作幹部的情況，縣委多少人，常委幾人，都是些什麼樣的人；縣委機關多少人，每年需多少經費，全縣共有幾個區委，每個區委有多少脫產幹部，不脫產的又有多少；全縣共有多少個黨員，多少個支部；鄉村支部是否有脫產幹部，支部書記是否脫產，不脫產他們的生機又怎樣解決；全縣共有多少個脫產的黨務人員，全年黨務工作的經費大約是多少，等等。任弼時問得極為詳細，並做了一一記錄，而且把數字記得很清楚。隨後，又問：“你們現在的黨務工作不很多，全縣只有幾十人，開支也不太大，你看如果不靠政府供給，自己搞生產，能解決問題嗎？”李新以為，這番話的意思就是要停止對下面的供給了。 任弼時解釋：“現在要準備召開新政協、成立新政府，新政府是聯合政府，不只有共產黨，而且有各黨派；到那時，如果各黨各派的經費都是自給的，我們共產黨的經費怎好由政府供給呢？”李新說：“將來新政府成立，對各黨派也給點經費不就行了嗎？”任弼時說：“問題不那麼簡單，你給他們多少？給共產黨多少？誰來決定？而且，政黨的經費由政府供給，這樣好嗎？” 政黨經費問題，也是現代社會凸顯的一個政治問題，任弼時同志能在60多年前認識調研這個問題，也是具有先進性和預見性。 “反攻倒算”與“讓步政策”之爭 回憶錄說，在甘肅張掖地區參加“四清”時期，每次進城開會，都要去看看歷史學家黎澍，因為可以從他那裡得到從北京傳來的毛主席指示，特別是有關歷史方面的指示。例如毛主席說：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統治階級“那有什麼讓步政策？只有‘反攻倒算’。”這分明是批評范文瀾和翦伯贊的，因為這兩位歷史學家都認為農民大起義之後，封建統治者以史為鑑，被迫對農民讓步，總要採取一些輕徭薄賦、鼓勵生產的政策，從而使經濟得到發展，社會向前進步，漢唐初期的盛世就是這樣來的。 而毛澤東根據解放區土改後逃亡地主組織“還鄉團”的事實，認為地主與農民之間乃至一切剝削者與被壓迫者之間，都只有仇恨與鬥爭，不可能有讓步與妥協。這是他1957年特別是1962年以來強調階級鬥爭、把階級鬥爭絕對化的必然發展，再往後就發展到“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從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 黎澍在私下談到這個問題時，不住地搖頭，大聲說道：“他老人家為什麼在20年代和30年代要去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呢？沒有讓步能有統一戰線嗎？”李新也認為：“大躍進餓死了人，農民有意見，他老人家還是讓步了，連食堂也不堅持了。看來世界上天天有鬥爭，也天天有讓步，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呀。”他們對最高領導的這些思想既感到迷惑，又感到憂慮，當年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已經夠緊了，如果再繃緊一點，豈不要繃斷了？ 為紅四方面軍抱不平 過去教黨史，知道西路軍是在高台地區被馬家軍打敗的，現在來到了位於張掖的高台地區，當地還有不少當年失散下來的紅軍，作者就做了一番實地考察。 原來1936年，三路紅軍即將在陝北會師，黨中央考慮到陝北地方小，而且地瘠民貧，難以養活這麼多軍隊，決定向外發展，於是首先東征。東征軍雖然對閻錫山作戰取得了勝利，但卻招致十萬國民黨中央軍入晉相援。黨中央為了避免內戰擴大，便回師陝北，隨後，又決定舉行寧夏戰役，向西發展，希望通過寧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取得第三國際和蘇聯的援助。後來寧夏戰役計劃沒有實現，已經渡河的紅四方面軍紅軍便稱為西路軍。他們是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正式命令而行事的，決不是像《毛選》第一卷有關注釋所說的那樣，是什麼張國燾的命令。至於11月改稱西路軍，不但有中央軍委的命令，而且還有中共中央的決定。作者考察時，對其中的原委尚不清楚，這些事情到80年代才搞清楚。但根據地形地物和殘垣廢壘，可以想見當年紅軍浴血奮戰的情形。 在作者弄明白了這次戰鬥的時間是1937年3月的具體日期後，又讓人心中極為憤懣。《毛選》中，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是這樣寫的：“為敵人嚇到的極端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可這篇文章的寫作時間，竟是1936年，他怎麼能在1936年就預見到1937年的西路軍失敗呢？很顯然，這時毛著編委們幫助整理成這樣的。作者在60年代曾認真研究過“西安事變”，知道當時黨中央考慮的中心問題就是建立第二次國共合作，所以西路軍的前進、停止、後退、再前進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西路軍都是按照這些指示行事的。怎能把西路軍的失敗算在張國燾頭上呢？儘管張國燾錯誤很多，“罪該萬死”，也不能如此對待呀，更何況還有兩萬多西路軍戰士呢！黨內鬥爭如此複雜而殘酷無情，作者此時才有所領悟。 《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 我們也聽毛主席的話 曹德謙 《左傳》有這樣一個故事：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壬午，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洛，魏顆敗秦於輔氏。獲杜回，秦人之力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 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這個故事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某大人作出了一個正面的許諾，但後來又作出了一個與前者相反的許諾，作為後人，我們應怎麼辦呢？ 魏顆在這裡作出了一個英明的決定。他認為，他爸爸在清醒的時候叫他嫁後媽，因此，應採納他清醒時候所說的話，不應該聽他在昏迷的時候所說的話。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毛澤東老爺子在清醒的時候說過些什麼話。 1941年10月28日 ，《解放日報》刊載毛澤東的話說：“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地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我們認為，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應當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
1944年8月23日 ，毛澤東在延安接見了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秘謝偉思，做了長達8小時的談話。他在談到未來國家體制時說：“立即召開臨時國民大會。臨時國會必須有全權改組政府和制訂法律，一直到正式通過憲法為止。政府將直接向國會負責，國會的功能大體上可以與英國的下議院相似。”
談到美國的干涉時，毛澤東說：“如果美國堅持美國武器必須分配給一切抗日的軍隊，包括我們共產黨軍隊在內，這不能算干涉。相反地，如果美國只把武器給國民黨，那才是干涉，因為這樣做就會幫助國民黨繼續違抗人民心願。促進中國人民利益能夠得到保障的干涉不能叫干涉內政。中國廣大人民將歡迎這種干涉。” 他進一步說：“美國施展影響的另外一個途徑就是由美國人來傳播美國思想。不管在中國也好，在美國也好，任何一名美國官員與中國官員會面時就應當向後者宣傳民主。副總統華萊士到重慶訪問就很好，應當增加這一類的訪問。” “駐華美軍的每一名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宣傳員。他應當同他所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去進行交談。美國軍官應當去找中國軍官進行交談。總之，我們中國人認為你們美國人就是民主的榜樣。” “美國人在中國，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如果各處都有美國人，就會對國民黨起某種抑製作用。他們就不敢那麼為非作歹了。昆明就是一個例子，昆明已相對地成了一個自由的城市。” 毛澤東還特別批判民眾落後論，他說：“我們的體會是：中國人民是懂得民主和喜歡民主的，不需要長期‘訓政’。” “我們不會害怕美國的民主影響。相反的，我們歡迎美國的民主影響。我們絕不會愚蠢地認為西方只有科學技術可取。美國不用擔心我們合不來。我們必須使用，我們必須取得美國的幫助。我們是不能跟你們作對的。” 1945年9月，毛澤東在回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的問題時說，未來的“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和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做的口頭報告中指出：“我們黨內有民粹主義思想存在，就是想直接從封建經濟到社會主義，不經過資本主義。”他說：“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他還精闢地說：“現在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這最後一句話，正是劉少奇所忠實執行的。 這些都是早期的毛澤東思想。大哲學家馮友蘭按時間的先後，把毛澤東一分為三：科學的毛澤東，空想的毛澤東，荒誕的毛澤東。大歷史學家唐德剛則把毛澤東一分為二：前期的正確和英雄的毛澤東，後期的錯誤百出罪惡累累的毛澤東。 因此，我們也遇到了一個與魏顆相似的問題。聽前期毛澤東的話，還是聽後期毛澤東的話。答案當然很明顯，必須聽前期毛澤東的話。因為毛的後期，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說，已成了一個不正常的人。
我們順便要指出，胡繩時代的中國社科院領導者是一個清醒的領導集團，而今天的社科院領導者卻成了一個莫名其妙的集團，竟把主張向美國學習的人斥之為別有用心。 最後，我們要引用黨內精英李銳、李普、胡績偉、杜光、張定所發表的一篇文章：《發楊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作為結束： 遺憾的是，我們在建國不久便偏離了這一條歷史必由之路。以“一化三改造”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革命，剝奪了資本家、農民和手工業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剷除了市場經濟賴以生長的土壤；接着開展的“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剝奪了知識分子的思想言論自由，切斷了在社會上傳播自由民主的管道。在斯大林主義指導下的這兩個“剝奪”扼殺了民主革命的繼續發展。為封建專制主義的復辟繁孳，提供了經濟基礎和政治思想環境，使它得以在社會主義的旗號下死灰復燃，捲土重來，導致社會倒退。 我們在青年時代都曾投身民主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鬥。建國以後，經歷五十多年的的曲折道路，在我們白髮蒼蒼垂暮之年，才遺憾無窮地發現，我們仍然面臨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這使我們感到痛心，也感到沉重的責任。我們希望，一百多年追求憲政中華的志士仁人的願望不致落空。“五四運動”以來為民主革命英勇犧牲的先驅者的血不致白流，中華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啟蒙運動，需要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我們熱切地希望，一切有遠見的政治家和有識之士，都能認清這個歷史趨勢，願應歷史的召喚，為推動新啟蒙運動，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做出自己的貢獻。 我們已經付出了多大代價，我們還要付出多大代價 ——《烙印》序 錢理群 應該讓每一個不了解那一段血腥歷史的年輕人都來讀這本書。 我多次說過，“強迫遺忘”，已經成為我們的既定的思想文化國策。它的要害，是要對年輕一代實行新的愚民政策，讓他們不了解歷史的真相，不能吸取歷史的教訓，無法識別新的欺騙，不能繼承先驅者的精神遺產，導致反抗資源的缺失，而陷於麻木與盲從。 因此，即使是還多少關心一點當年的事情的年青人（更多的年青人早已麻木得什麼也不想知道了），也經常發出這樣的問題：這些看起來很和善的爺爺和奶奶，為什麼會成了聽起來那麼可怕的“右派”？他們觸犯了什麼？究竟犯了什麼“罪”？——坦白地說，每次面對這樣的天真的提問，我的心都陣陣發涼：天哪，這是怎樣的歷史的隔膜啊！ 那麼，我的孩子，就請讀這本書吧。錢奶奶告訴你，她的上了《人民日報》，驚動了“中央領導”的“滔天大罪”，就是因為她發表了《九點意見》，說了這樣一番話—— “凡是與群眾利益有關的事情，應廣泛徵求民意”，人民“要求掌握自己的命運”。 “要求改善目前‘以黨代政、黨政合一’的現象”。 “我們常常聽到一些名言：如‘共產黨員吃苦在先，享樂在後’，‘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所做成的’。說的好聽一點，這是沒有兌現的教條，說得難聽一點，那簡直就是空話”。 “（國家的）中心任務就是發展生產。” “我要求對胡風問題作一交代。胡風問題不單是胡風問題，他和每一個公民的命運都有聯繫，因為目前我們國家還沒有一套完整的法制”，“黨中央為什麼不像教導我們的那樣，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原則來處理問題呢？這豈不是成了‘言者有罪，聞者報復’了嗎？” “不准侮辱人格，不許施以精神極刑！” “一個政黨，當她做的事符合於全體人民的意志的時候，人民是擁護她的”，“人民看一個執政黨，不但要看她的黨綱、黨章，還要看她的所作所為，還要看黨內每個黨員的作風”，“人民是會把不符合人民意志的黨和政府趕下台去的”，“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他們是不朽的”。 這些言論，在今天看來，都是“常識”。但如一位學者所說，“一旦常識遭到普遍的破壞，僅因為說出‘常識’就要受迫害，多數人感到自危，生活就會極其可怕”，“而捍衛常識竟要以生命為代價，則是最為可怕的”（雷頤：《捍衛常識，為什麼要以生命為代價》，文載《同舟共進》2008年2期）。——這樣的“因為說出常識就要受迫害”的“可怕生活”，而且遍布全國每一個角落，就是從1957年的“反右運動”開始的。儘管在此之前，五十年代初批判《武訓傳》和反胡風時，就已經有了先例，但那還是在局部的範圍。可以說，從1957年以後，每一個中國人都生活在“自危”中了。 我們要追問的是，為什麼說出常識，就要受迫害？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掌權者聽着不舒服，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則是說出常識觸犯了統治者的利益。 本書作者1957年說的那句話：“言者有罪，聞者報復”，可謂一語擊中要害，點破實質。 請記住這一點：1957年的右派都是因言獲罪的“思想犯”。 要問他們為自己的直言付出了多大代價？本書的每一個字，都是血的控訴：多少燦爛的生命被剝奪，多少無辜的老人、幼兒受牽連，多麼殘酷的身體的摧殘，多麼深重的精神的創傷，還有永遠也去不掉的“烙印”，就是五十年後，夢中驚醒，也仿佛“烙印依舊”，在這個所謂“人民共和國”里，自己還是“思想犯”！ 問題是，烙印依舊，是因為“言者有罪”的歷史，並沒有因為1978年包括作者在內的絕大部分右派被“改正”而結束。本書的敘述延續到“1998”，正是一個警示：在天安門廣場慘遭屠戮的學生、市民，所犯的也是“思想罪”：1957年的歷史在1998年重演，而且更加殘酷！ 問題更在於，到了新世紀的今天，夢魘也依然未解。 不斷傳來的，是這樣的大道消息：新聞總署副署長揚言要“因人廢書”，這就等於公開宣布：“因言治罪”依然是今天的當政者管理新聞出版，控制輿論的基本指導方針。我們國家至今仍沒有制訂、看來也不準備制訂《新聞出版法》，絕非偶然。 打開報紙，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新聞”：某幹部或教師因在網絡或手機上發帖對領導表示不滿，橫獲“誹謗罪”而被撤職或拘捕，而且這樣的新聞也是遍布全國的：前有山東高唐，重慶彭水，安徽五河，近有東北某縣，難怪有人說：“言論獲罪版本不斷刷新，值得反思”（見《炎黃春秋》2008年2 期）。 這都表明，我們依然沒有走出“言者有罪，聞者報復”的時代：本書作者1957年的“危言”依然是今天的現實，這確實令人驚心動魄，卻又是必須正視的。 於是，我們不能不這樣提出問題—— “我們已經付出了多大代價，我們還要付出多大代價？” 結論只能是這樣：我們不能只是回顧1957年的歷史，還要把1957年“爭取思想、言論自由”的旗幟高高舉起，這是我們這一代，還有我們的後代沒有完成的歷史使命。 一位朋友說得好：“要保護言論自由的唯一手段就是：使那些企圖濫用權力的當權者們從親身經歷中知道，一旦他們侵犯了言論權利，一定遭到堅決的抵抗。除此之外，我們別無保障”。 當我們沉默，容忍，就永遠沒有言論自由；當我們開口，爭取，就有了希望。 還是本書作者五十年前說的那句話：我們要“掌握自己的命運”。 2008年3月2 日急就
和諧源於寬容 ——五十年思想改造匯報之三 戴銘辛 歐洲一些國家的城市既沒有中國大城市那麼多的居民，也不像香港、日本那樣快的節奏，置身其中你會有種種不一定能確切說得出來的舒適感，大概這就是我們現在一直掛在嘴上的“和諧”吧。 社會和諧不僅僅依靠外部環境和硬件保障，那麼軟件如何呢？在“……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國家是階級鎮壓的工具，指誰是反革命誰就得是，如辯解就得罪加一等。人們相互間則是火眼金睛，連睡覺都要帶着敵情觀念，像地震年代防震那樣敏銳地觀察着周圍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即使在家裡也是時時充滿變數的，媽媽在孩子睡下後必須翻遍他的衣服褲兜，不能留下從課堂上檢來的粉筆頭，以免第二天孩子在外面塗塗畫畫，一不小心被人認出是條反動標語，那可就闖大禍了！ 如此這般可能建設和諧社會嗎？當然不會有人提，連斗都鬥不過來呢，誰去提和諧。再說，鬥爭哲學是偉大領袖提倡的啊，是革命的法寶，連一個“和”字也是修正主義的啊！“評……”、“再評……”是當時的經典著作，講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洋洋灑灑一直戰到“九評”，真是頭頭是道、滿嘴噴沫。最後據說把對方的理論班子打啞了，捍衛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確方向。老百姓哪懂這些啊，只知道拍巴掌、喊加油。因為這是領導安排的雷打不動的學習任務，誰敢說個不字呢。 還是政治家有政治頭腦，雙方舉了免戰牌，各家忙各家的事去了。不知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在今後的書本里會是個怎麼樣個寫法？其實不用你小百姓操心，不好寫就不寫麼。57年從“陰謀”變到“陽謀”不就是一眨巴眼的工夫，還帶着點賊皮蹋臉的調侃麼。其實始作蛹者也明白這不是什麼高棋，所以還要帶點無賴相。小百姓可就苦了，有人大呼上當，有人覺得是自討苦吃、甘認倒霉。其實啊，陰謀傷害的是敵人和對手，陽謀傷害的則是全體知識份子和人民群眾，僅僅為了私心、權欲，這值嗎？歷史會記下這一筆的。 中國老百姓真是最“溫良恭儉讓”的了，50年了，55萬人的冤假錯案還不能讓他們說句話嗎？都可以寫進吉尼斯世界記錄了，怎麼沒人申報呢！除了已經作古的，有幸活下來的年青的已是古稀了，當年歲數稍大的現在都已耄耋了，還有一百多歲的呢。50年的真話、實話——歸根到底是人話終於想說一下了。何必讓當局如此緊張呢，為見一次面，有人出門時就作了不能再回家的準備，你沒看見73歲的老人用輪椅把94歲的老媽都推來了嗎？這不是炒作，老人們一輩子都不會懂這個。這是悲情、是悲壯！是會受到全世界尊重的。 不幸的老人（包括已經故去的）絕大部分都是這個國家的草根百姓，他們在這塊土地上勞動生息，他們是草根，是這個民族的根，既不想高攀去與鮮花鬥豔，也不會與畝產萬斤、幾十萬斤的衛星樣板田爭寵，他們只默默地為牛羊提供草料、讓孩童們在上面玩耍。但他們也決不是窩囊之人，只是往往信守“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格言，今天這些七老八十的老頭、老太太捶胸頓足要討個說法也確實出於無奈，他們想把要說的真話、實話留在人間，要不然一旦去到陰曹地府，人話是無法與鬼溝通的。 當局為什麼就不能寬容點呢？和諧社會是人心所向，50年前要是當局也有一丁點兒和諧社會的想法這將免去多少百姓的傷心和今天當政者的煩惱呢！ 期待一個權利主導的“對話時代” 傅國涌 2009年，中國又一次處於大變動的前夜，朝廷的緊張程度大大超過了往年，某種意義上比20年前開年時還要恐慌，那道廣為人知的“不折騰”上諭，就是一個小小的明證。到2008年，經歷了30年經濟層面的改革，原來這條路無疑已走到了盡頭，北京奧運會是最後一次超級盛典，以GDP為合法性全部來源的王朝註定了走下滑線，不在預料之中的世界性金融風暴更加使這個把全部賭注押在經濟增長上的王朝雪上加霜，所有的動作於是都圍繞着如何保穩定展開，在“不折騰”的旨意下，近期不時傳來有博客和網站被“折騰” 掉的消息，這場針對所有官方媒體和民間網絡的清理、堵截行動，又大大加劇了這種恐慌氣氛。 對於朝廷維持現有統治的努力來說，中國今天最要害的部門不是安全部、公安部，也不是國防部，而是中宣部和教育部。近60年來，特別是最近這20年來，我們明顯可以感覺到這兩個部在輿論控制和愚民教育方面的成功，經濟變革帶來的社會變化，和人們思想上的變化，如果沒有這兩個部主導下的信息過濾、強行洗腦、修補粉飾，使多數人處於不明真相的蒙昧狀態，這個吏治敗壞已深入骨髓的王朝也許早就被送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但人算不如天算，互聯網的誕生使密不透風的恢恢天網有了許多網眼，隨着官方意識形態不斷失效，國人的思想越來越多元化，原來完全由朝廷操控的話語權開始不斷流失，令朝廷日益感到不安。如今朝廷已不再將共產主義烏托邦作為自己的遠景目標或道德訴求，而是羞羞答答打出一面褪了色的無比曖昧的社會主義旗幟，而且在上面縫上“中國特色”的補丁。 所以在1月4日 和5日北京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上，分管這一塊的中常委李長春要強調與民間爭奪話語權，“着力提高輿論引導水平”，為維持社會穩定“提供強大的思想保證、輿論支持和文化條件”，就是清醒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此前，2007年11月16日，他在《求是》半月刊發表的署名文章中就曾直言：“當前，我國社會思想文化多元多樣多變，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不斷增強。”但他提出的應對之方只是“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到底是什麼？人們心照不宣，說穿了就是貪污腐敗，就是專橫壟斷，就是男盜女娼盛行，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就是憲法權利只是紙上的空頭承諾，就是我們只能夠選擇不同牌子的冰箱、空調、汽車……這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僅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虛構的社會主義之間有着巨大的落差，而且與斯大林、毛澤東這些混世魔王主宰的所謂社會主義實踐也已風馬牛不相及。20年前，做過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出版具有預見性的《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一書，當年10月被中國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以“反面教材”名義譯成了中文，這本書準確地預言了蘇聯的解體，預言了東歐的紅旗落地，20年後讀來，尤其震撼的還是他對中國的預言：
“中國將加入世界強國之列，從而恢復自己昔日的泱泱大國的地位。然而在這一進程中，中國將重新解釋共產主義的主旨，而共產主義理想的象徵，將不再是一個在國營鋼鐵鑄造廠里辛勤勞作的產業工人，而是一位掌握了高技術、在環太平洋地區的國際市場上積極競爭的工商企業家。 這一成就的代價必然是意識形態的淡化。現代中國在進入21世紀後可能仍由共產黨統治，但它將不再是一個公有制的國家。“ 現在已進入21世紀的第9個年頭，事實與布熱津斯基20年前的預言幾乎是吻合的，這本書的價值也因此凸顯。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個改換包裝的灰色王朝就是穩固的磐石，不會遭遇危機，永遠不會隕滅了。恰恰相反，在放棄了高調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之後，對自主社會充滿恐懼的王朝將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之上，這種依賴性之強，使它骨子裡變得非常脆弱，一旦經濟出現波動，變數就不在可掌控之中。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2008年下半年以來，整個社會從上到下都在心理上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最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人從來沒有一個時候像現在這樣不信任朝廷的漂亮許諾，朝廷要拉動內需，鼓勵消費，而對未來沒有預期、沒有信心的國人幾乎不為所動。對經濟危機的驚懼壓倒了一切，求變的心理開始在國中瀰漫，許多人開始變得越來越不怕朝廷了。這些信息我們可以在互聯網上強烈地感受到，御用文人們也感受到了。 近期，在官方媒介上不斷有這樣的文章出現，《暸望》周刊2008年第51期刊載的評論員文章指出：“從外部來看，敵對勢力通過支持境內一些‘異見人士’，不時推出‘意見書’、‘公開信’，挑戰我政治底線。境內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苗頭，既有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也有否定改革開放、否定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言論。有人宣揚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宣揚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還有人以反思改革為名，否定改革開放，否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社會科學報》在2009年1月1日 刊載的一篇署名文章說得更清楚：“現在知識界和思想界存在兩種極端的思潮。一種思潮將歐美式民主作為今日中國發展的指標，過激地訴諸西式民主。一種思潮將今日中國存在的問題看作是改革導致的‘資本主義復辟’，過激地訴諸‘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其實，壓根就不存在什麼“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從來都不是地域的，這是仲共創始人陳獨秀早就解決了的問題，不值一駁。
中國的歷史走到今天，可以說是四種思潮、力量之間的較量，除了上述兩種，最強勢的當然是掌握現有大部分資源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信奉的不過是實用主義、機會主義，全部目標就是保持現狀，繼續無限度地攫取政治、經濟、社會資源，並且子孫永保榮華，最次也是要移民歐美。另外一種就是在楊佳案和甕安等事件傳達出來的民粹主義思潮和力量，我對他們這些個體和群體顯示出的中華民族的血性尚存，深為感慨。民粹主義和否定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試圖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思潮有某些交叉，與自由民主的思潮也有一些交叉。其主要訴求是公平、平等，對於受到不公正待遇、處於兩極分化下面一極的民眾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它不可能在制度安排上為民族找到出路，只有和第二種思潮結合才是可取的。 時至今日，說到底，無論掌握朝廷權柄的既得利益集團下多大的決心，撥多少的經費，都不可能把其他思潮、力量連根拔除，持續保有一家通吃的態勢。誰都知道，要想長久地保持現狀不變，這是不可能的。變是必然，也是常態，問題只是怎麼變？向哪個方向變？幾條變的路都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壞的一條路，那就是王朝崩解，天下大亂，玉石俱焚，社會陷入無序狀態，重新分配社會的財產，不可避免的大規模流血，將使我們這個歷盡苦難的民族再次付出難以估計的代價。這是我和我認識的絕大多數朋友都不願意看到的一條路。最好的一條路，就是對話、開放、和解之路，各種不同的思潮及其代表的實質性力量相互搏弈，相互制衡，承認多元多樣多變，誰也否定不了誰，誰也吃不了誰，通過對話，制定新的規則。走這條路的主導權目前看來還在既得利益集團手裡，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經濟形勢的變化，主導權也會發生轉移。我個人更期待既得利益集團中的一部分清醒者，從自身的長遠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出發，能早日接受事實，與其他思潮、力量的代表坐下來，以對話代替對抗，讓2009年成為對話時代的起點，20年前我們曾經喪失了一次通過對話解決危機的機會，難道還要無限期地等待下去。爭取最好的結果就是爭取雙贏、多贏，在這個意義上，如果真的要倡導“不折騰”，就應該開放輿論而不是管制輿論，從開放言禁、網禁、報禁入手，把新聞自由提到議事日程，將一切問題訴諸公開、公平、公正的輿論，這才是落實“不折騰”。如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真的不怕放在陽光下，接受各種質疑、挑剔、批評，那麼，我們今天走哪條路，選擇哪一種價值來重建核心價值體系，都可以在公共媒介上進行討論，而不是單方面專橫地將某些思潮、價值扣上“西方”、“歐美”等地域性帽子，加以輕易的否定。 中國要變，這是大時代的呼聲，如何以較小的代價、較輕的成本和平地完成“變”，這是我們每個負責任的中國人要思考的，無論在朝、在野。前幾天，有個年輕朋友給我發短信說，“如果現政權能在近期這個段落成功轉型，主動放權、讓權，代價最小，於民族乃是幸事。社會成本問題可探討，然放眼世界，任何自由皆爭來，非乞討來也，恩賜只有不丹。”我回覆說：不丹也是先有十萬人示威爭來的，不是王室主動放權，乃是內外壓力的結果。所以，我不贊同策士的高論，而寄希望於中國多一些公民，像“天涯”、“牛博”上的那些公民那樣，站在公民的身份說話，而不是像有些所謂的知識精英處處抱着為朝廷謀劃的心態，策士和公民的立足點不同，前者着眼於權力，後者只知道自身的權利所在。我們今天最重要的是建設公民社會，而不是乞求當權者。知識分子在這個變動的關頭，選擇做策士，還是做公民，此事甚大。有些人嘴標榜超脫、超然，打着學術旗號，故作高深狀，骨子裡還是為帝王謀，歸根到底還是依附於權力，缺乏自身的獨立性。幾千來，包括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歷史進程每一次幾乎都由追求權力的人主導，這一次應該由追求權利的人來主導。2009年，歷史的大幕正在徐徐拉開，未來的路能不能走好，固然取決於朝廷的舉措是否得當，同時也取決於民間有影響的知識分子有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和公民品質，當然，更取決於大多數公民能不能把自己當公民，以權利主導這一輪的社會變革進程。 2009年1月10日
走進歷史時光隧道，發現民族文化英雄 ——紀念國際文化名人熊式一先生誕生一百周年 燕遯符 說明：熊式一先生是上世紀頂尖級翻譯家、文學家和戲劇家，由我這麼一個文學與戲劇的外行來為他寫紀念文章，其中自然有需要說明的原因。我有一位朋友是熊家後人，想要在熊 先生百年誕辰之際舉辦些紀念活動。那時候我正在北京市民間文化交流圈裡進進出出，認識一些文化人，就去找他們。初步了解熊先生情況之後，有的人很感興趣，準備寫文章，積極操辦。可最後，這文章誰也不敢寫。“上頭”發了話：“熊式一是最大的右翼文人，不宜紀念”。沒有辦法，我只好自己把這活兒接了下來。既是為朋友幫忙，更是以此與“上頭”對對話（或較較勁兒）。此文在一個小型紀念會上發表，受到許多來自“左”方的攻擊；2005年商務印書館低調出版《王寶川》中英文對照本，以此文為代序；這是半個多世紀以來第一次在大陸出版熊先生的書。上世紀前期，中國知識界裡絕大多數人都被“共產革命”忽悠，只有熊先生等極少數最具獨立思考精神的人慧眼識真、特立獨行。今天，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界正在進行反思，想要找回丟失了的魂魄與精神。以熊式一先生為參照點，肯定會大有裨益。（2009年2月7日）
熊式一 先生是誰？憑着什麼尊他為民族文化英雄？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國正積貧積弱遭受列強欺凌和侮辱，租界公園赫然打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就在這個時候，一位文弱書生遠涉重洋隻身去到倫敦，成功地把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弘揚到了西方世界的中心，傾倒了包括英國王室和美國第一家庭在內的千千萬萬歐洲人和美國人。從此之後，他頭戴國際文化名人桂冠，把中華文明的種子撒向全球。文以載道，自古以來，傑出的文化人自然又是最富責任感和愛國心的優秀炎黃子孫。這一點既反映在他的文藝創作上，也直接表現在他的傳奇經歷中。二戰期間，他利用自己的國際聲望奔走呼號，雖然手無縛雞之力，那功用並不在千軍萬馬之下，為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過獨特的貢獻。民族文化英雄的稱號，他當之無愧。他，就是熊式一先生。
熊式一 先生1902年10月14日生，江西南昌人，三歲喪父，母親周氏出自南昌名門大家，博習經籍，旁通岐黃，是孩子的啟蒙老師。熊式一先生天資聰穎，過目成誦，很小就把四書五經、春秋左傳、古文辭類等背得滾瓜爛熟，為日後的成就打下了紮實的根基。但他並沒有如母親盼望的那樣“狀元及第，官拜翰林”，只是筆耕一生，為中西文化交流架橋鋪路。這大約是受了父親“睥睨官場，不屑功名”遺風的影響。
早在二十年代從北京高等師範英文科畢業後熊式一先生便開始了寫作和翻譯生涯，在鄭振鐸主編的《小說月刊》上發表小說劇作，並翻譯了大量英國名著，如肖伯納的《人與超人》，哈代的《卡斯特橋市長》，巴里的《彼得·潘》和《可敬佩的克萊敦》等。他滿懷希望給主持中華文化基金會的胡適送去大摞譯稿，胡適無意出版。徐志摩卻大為賞識，稱之為中國研究英國戲劇第一人。徐志摩的推崇引起學界矚目。一些大學擬聘為文學 教授，均因沒有外國大學學位無法呈報教育部而未果。他“咽不下這口氣”，於1932年底隻身西渡英倫。
在英國，許多留學生熱衷研究莎士比亞，他卻反其道而行之，偏要弘揚古老中華文化，讓西方人見識中國傳統戲劇的風采。那時候世界看中國，除了包小腳吸鴉片就是三妻四妾野蠻殘暴。為了給同胞正名，塑造美好的中國人形象，他比較了幾個通俗劇本之後，首選《王寶川》的故事，經過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加工，花了六個星期時間用英文把它改寫成英美人士能夠接受的雅俗共賞的舞台劇《王寶川》注。劇本完成之後，屢經波折，半年未能上演。1934年夏被倫敦文藝性出版社麥勛書局看中，慎重出版，成為文藝刊物上的熱門話題。一時洛陽紙貴，文學泰斗肖伯納、毛姆、巴里、威爾士等人大加讚揚，紛紛與作者結交。同年冬在倫敦演出，由熊式一先生親自導演，首演成功，賣座奇佳。此後一周八場，連演三年九百場，可謂盛況空前。倫敦人以爭看《王寶川》為榮，驚動了王室，瑪麗皇后攜兒媳和孫女（當今伊麗莎白女王）親蒞觀看，外交大臣以及各國使節陪同前往。後來此劇還在歐洲各國演出，並於 1935年秋飛越大西洋，成為在百老匯上演的第一部中國戲，美國劇壇為之轟動，羅斯福總統夫人親自接見作者，合影留念。……。總而言之，《王寶川》問世之後，在它的讀者和觀眾心裡中國成了“神龍出沒，桃李爭艷，夢幻儲於金玉寶器之中，文化傳於千變萬化之後”的天國仙鄉。
《王寶川》颶風吹過，世界各國人士都稱它是中國舞台劇的傑作。熊式一先生認為這是誤解，應該讓世人知道中國文藝精品與一般通俗劇本的差別，於是緊接着又用了十一個月的時間每天孜孜不倦把元曲巨著《西廂記》逐句逐字譯成英文，結果賣座倒不如《王寶川》。與下里巴人比較起來，陽春白雪畢竟曲高和寡。但《西廂記》受到學界高度評價，肖伯納直說：“我愛《西廂記》遠勝於《王寶川》。《王寶川》不過是舊式傳奇劇罷了，《西廂記》則和英國古代最佳舞台詩劇並駕齊驅，而且只有中國十三世紀才能產生。”《西廂記》後來成為英美各大學中文系與亞洲研究所的教材。哥倫比亞大學更向聯合國文教基金會申請經費，把它印行成大學叢書。
弘揚中華文化不是一代人的事，必須後繼有人，所以熊式一先生又是一位熱心的教育家。曾執教於英國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和美國夏威夷大學，上世紀 50年代初應林語堂先生邀請赴新加坡南洋大學主持文學院，後來又在香港創辦清華書院，桃李滿天下。他的許多優秀學生在世界各地一流學府任中文教席。現任牛津大學教授、《紅樓夢》的英文譯者大衛·霍克斯就是他的得意門生。
中國讀書人自古憂國憂民。熊式一先生繼承了這個優良傳統，又是一位嚴肅的思想家和熱忱的愛國者。 1940年前後他以中國現代時勢和社會變遷為題材與背景，創作了劇本《大學教授》與小說《天橋》。英國文豪威爾士稱那是“一幅完整的、動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圖畫，描寫了一個大國家的革命過程”。中國史學家陳寅恪讀後贈詩：
海外林熊各擅場，盧前王后費評量。 北都舊俗非吾識，愛聽天橋話故鄉。 《大學教授》共三幕，從“五·四”運動寫到抗戰前夕的南京政府時期，對社會政治的錯綜複雜、深不可測、是非難辨作了驚心動魄又細緻入微的描述。可惜我們中國各個時期熱血沸騰的青年學生們無緣及早拜讀。如果早知道有那麼多政治上的陰謀詭詐，或許就不會有那麼多年輕人前赴後繼地去為野心家們充當棋子兒和炮灰……。還有一點值得特別提出的是，該書後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取景於殺人如麻的中日戰爭前夕的南京一幕之後，我又加了幾行開戰後的一鱗半爪。恐怕有人要說這是畫蛇添足，反減低了戲劇的高潮，但是寧可如此，我要讓大家聽一聽日本軍閥對世界人民祈禱和平的反應是什麼！”熊式一先生寧可犧牲自己作品藝術上的完美，首先關注祖國前途和人類命運，人格魅力躍然紙上。
“七·七事變”前後熊式一先生正在國內。當時所有作家不分左右組成全國文人戰地工作團，他與宋慶齡、郭沫若三人被推為主席團，在上海招待各國記者，作大規模國際宣傳。後來大會議決，公推宋慶齡赴美，郭沫若赴德、法各國，熊式一 先生返回英國。當時英國保守黨執政，與日本結為同盟。他到處發表文章，爭取輿論支持。還陪同孫科去見丘吉爾，丘吉爾正在鄉下院內砌牆，表示只要自己上台，一定支持中國抗日。不久張伯倫下台，丘吉爾果真上台，但屈服於保守勢力，答應日本要求，關閉了滇緬公路。這條公路是中國與東南亞的運輸大道，戰略意義極為重要。熊式一先生義憤填膺，立即寫信指責丘吉爾言而無信，並在報紙上撰文批評英國當局，引起輿論同情。不久丘吉爾夫人回信：“我很高興地告訴您，滇緬公路又開放了。”
熊式一 先生還做過一件大事，寫蔣介石傳。那是開羅會議之後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進行到後期，要為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等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同盟國領袖立傳。寫蔣介石傳的任務落到了熊式一先生頭上。從着手準備到成書歷時數年。
1959年故友郭沫若邀請熊式一先生回大陸觀光訪問，熊先生以在香港遇車禍為理由婉言謝絕。80年代初從香港清華書院退休後，熊先生一直在香港台灣等地居住。1990年還獲得台灣文藝特別貢獻獎。1988年年近九十的時候終於踏上回大陸省親的路，看望他在北京工作的幾個子女。1991年8月2日 再次從台北回來，本來還打算去南昌，不幸於9月15日病逝於北京。終未能回到江西老家，但總算安息在故土，了卻了葉落歸根的夙願。
作為國際文化名人，熊式一先生以文會友，廣交中外名士，張大千、徐悲鴻、劉海粟、梅蘭芳、老舍、冰心、費孝通等許多業績輝煌聲名如雷貫耳的頂尖級人物都是他的朋友，或曾經是倫敦他家裡的座上客。可是半個世紀以來他本人的名字在大陸卻鮮為人知。十年之前筆者也是如此，直到 1992年熊式一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時候，他的長媳張華英女士請我寫篇紀念文章，看到了一些私人收藏資料，才知道現代中國曾經有過這樣一位功勳卓著的文化巨人！這一發現使人震驚，也引人深思。……。
回顧多年前西方戲劇舞台上颳起的那股中國風，對於今天人類探討如何繼承各民族優秀傳統，共創地球村新文化，必定大有裨益。現在大家都在關注建設“全球倫理”的問題，其實“全球倫理”到底應該是什麼模樣？看看熊式一先生的《王寶川》，也許就能得到許多啟示。它問世將近七十年，已經有上百種語言的譯本，在一些國家被指定為中小學必讀教材，成了幫助青少年塑造健全人格的經典。這個劇本不僅在當初引起轟動，而且經受了全世界讀者觀眾半個多世紀的檢驗，歷久彌新，至今仍不時在各地上演。它的魅力來自何處？來自發自人心的真情實意，來自貧賤不移富貴不淫的堅貞情操。時代有古今之分，地域有東西之別，人性之至真至誠卻不容變更，這就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由中國傳統通俗小劇改寫而成的《王寶川》能夠在世界範圍內產生持久影響並非偶然。與講述王寶釧故事的京劇《紅鬃烈馬》劇本相比較，它有幾處重要改動。首先，在劇本開頭的相親過程中去掉了怪力亂神的內容，只留下寶川慧眼識真；尤其是原來那位西涼國的代戰公主不再作為薛平貴的另一位妻子與寶川平分秋色，而以寶川平貴夫妻團圓作為結局，否定了中國歷來的一夫多妻制，後者正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糟粕……。總而言之，只有超越了傳統，才能繼承與弘揚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今天我們振興中華文化，一定要站在當今世界文明的制高點上，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去偽存真的提煉，才能夠海納百川，與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前進。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多年，我們要跨出國門走向世界，熊式一先生正是跨出國門走向世界的成功典範。肖伯納給他的信中曾經寫道：“等到一天中國把世界各國的各種人全吸收盡了，歸化盡了，同化盡了，理想中的天堂便人人可登了。”此話也許不宜從字面去生硬理解，卻實實在在地表達了這位文化背景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文壇巨匠對中國的景仰和傾慕。這就是說，只要人人都奉獻出正心誠意，文化背景的差異不會導致相互排斥和敵視，反能促進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互相尊重友好交往，一起走進大同世界。熊式一 先生的功績正在於他向全世界獻上了中國人的誠意正心。從而成功地進行了一次中西文明對話。發掘和繼承熊式一先生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用文明對話去化解文明衝突正是關繫到當今全人類命運的重大話題。
祖國統一是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共同心願。不分派別，不分傾向，只要這個人對民族對國家對人類作出過卓越貢獻，人民就應該尊敬他，記住他。這才是泱泱大國氣度。上世紀初，中國人形象遭到嚴重扭曲的時候，熊式一先生利用戲劇舞台為我們的民族贏回了尊嚴；國際法西斯勢力猖獗，國家危機深重的時候，他又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國際影響，為祖國和人類作出了卓越貢獻。學識、才華、人格、風範至今煜煜生輝，堪作後世楷模。今天，我輩正致力振興中華民族，發展先進文化，又恰逢熊式一 先生誕生一百周年，但願能夠以此為契機，走進時光隧道，清除裡面的烏雲迷霧，讓歷史天空中這顆明亮的星在它摯愛的故國重放異彩，照耀我們的今天和明天。
謹以此文與海內外前輩長者學子同仁共勉。齊心協力發掘和繼承好熊式一先生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註：熊式一先生將“釧”（Armlet）改為“川”（Stream），認為這樣更典雅，可以入詩。 獨立不改，微茫起正聲 ——讀盧躍剛《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的信》有感 王 康 讀到盧躍剛先生 2009年2月26日《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的信》，
已是3月4日 了。這封信是一座里程碑，中國知識分子睽違已久的個人精神獨立和道德重建的宣言。
這份宣言不是空穴來風。孔子：士不可不弘毅……，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司馬遷：《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文天祥：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不知道躍剛是否宗奉儒家，但這份宣言貫穿首尾者，皆浩然之氣。中國三千年來上帝缺位，宗教渙散，孔孟以降將天地人間之道訴諸個體生命，故有“任重道遠”之嘆。 近日收到蘇州親戚寄來的一包信札，中有梁漱溟先生 1971年3月28日寫給二姨唐至中的信：“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態度是獨立思考和表里如一，無所畏懼，一切聽其自然發展”云云。我又正重讀愛因斯坦1933年3月10日在美國西部帕薩迪納《不回德國的聲明》（3月11日發表於《紐約世界電訊》，New York World Telegram）：“只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就只想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裡，這個國家中所實行的是：公民自由，寬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等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們有用言語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寬容意味着尊重別人的無論哪種可能有的信念。這些條件目前在德國都不存在。……我希望比較健康的氣氛不久會在德國得到恢復。我也希望將來象康德和歌德那樣的德國偉大人物，不僅時常會被人紀念，而且也會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過對他們所矢忠的偉大原則的實際遵守，而永遠受到尊敬。”躍剛的信，既遙接梁氏獨立風骨，又遠續愛因斯坦這類生於現代極權國家而格外珍視自由的歐洲知識分子的歷史精神。
2006年，章詒和女士因為一位霸道而愚味的文化官員鄔書林的禁書言行，連續發表三封公開信，為自己的尊嚴拍案而起，在道義和氣勢上逼退了“新聞出版署”這樣古怪而專橫的意識形態衙門。我曾在一個講壇上以“烏托邦與公開信”為題作演講，借俄羅斯自恰達耶夫《哲學書簡》到托爾斯泰《致亞歷山大三世》到索爾仁尼琴《致蘇聯領導》，謳歌在歷史關頭獨立而英勇地運用良心和智慧的高尚行為。並認為廣義而言，知識分子一切正面推助文明，抵抗愚昧、邪惡和專制的文字言論，都具有公開信的性質。 當下中國經緯萬端，從精神歷程看，它已進入自己的公開信時代，如同馬丁·路德向羅馬教廷宣稱：這是我的立場、我的信仰，我不能不這樣；如同左拉對法國軍界和最高司法當局宣稱：我有的僅是對真理和正義的崇尚，我決心不使法國淪為謊言和不義的犧牲品，我相信法國感謝我幫助她挽救榮譽的一天終會到來；如同薩哈羅夫：為了俄國的精神出路，必須剷除使人虛偽和虛與委蛇隱瞞自己真實觀點的環境，必須有一個真實的思想自由和完全停止一切形式的對信仰的迫害……，在無法控制的劇變和悲慘的動盪之中，維護生命的唯一保障是人的信仰自由、道德上求善的傾向性。現在，輪到中國來體現自己的信仰自由、道德勇氣和精神力量了。 躍剛的公開信應受到特別的關注，是因為我們特別缺乏個人獨立自由地表達對人生、社會，尤其對精神道德世界的主張。沒有對個體生命的尊嚴、價值、意義的自覺，沒有在此自覺基礎上的社會擔當，中國將要麼停留在沙聚之邦的封閉世界中，要麼淪為拒斥文明自由和人性的野蠻帝國。 正如康德所言，啟蒙運動是使人從自願接受“監護”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在那種狀態下人不依賴外在指導就不能運用自己的才智。那種“自願接受”監護的狀態，在偉大的康德看來，並不是由於缺乏才智，而是由於缺乏在沒有權威幫助的情況下運用自己才智的勇氣和決斷，康德的口號是：勇敢地成為智者吧！（Saperearde！）大膽運用你自己的才智吧！這就是啟蒙運動的戰鬥口號。 事情很清楚，時下中國的智者們，對“國情”、“社情民意”、“全球化”等的了解，早已遠遠超出康德、愛因斯坦、恰達耶夫和索爾仁尼琴。但是這些聰明識時務順應潮流的袞袞俊傑諸公，卻遠離中國最基本的真實，罔顧中國的危機和凶象。一個象中國這樣龐大的社會和生命共同體，決不可能僅僅依靠金錢、更不可能仗恃專制而通向真理、公義和幸福。愛因斯坦在紀念居里夫人時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居里 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於歐洲的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未來。對我們而言，採取還是不採取可能甚至肯定會付出個人代價的獨立而大膽地運用智慧的人生立場，還取決於對社會狀態的感受和對國家前途的期待。大體而言，中國已經出現兩種評價標準和結論。一種自然屬於官方及其全部輿論工具（高校、研究機構、媒體……）的自我宣傳、美化，即人們耳熟能詳的“崛起”、“盛世”、“優越性”、“獨好”；另一種並非在所有方面完全相反，但它拒不承認一個摒棄了善惡是非、正義、謙卑、感恩、敬畏、慈悲、憐憫等人類深度本性和文明公理的社會，會擁有光明的未來。相反，中國面臨亙古未有的危機，巨大的物質膨脹和經濟擴張與精神、道德、倫理、思想、靈魂世界的嚴重失衡和悖反。專制空前“成功”、國家權力空前強大，青年一代幾乎悉數被金錢、欲望和虛無主義征服，民族主義越益呈現出虛驕、狂妄、排外、目空一切、巨大歷史非理性……與此同時，楊佳案、三鹿奶粉、礦難乃至汶川地震，可謂人之自暴，天之示警，亦已至矣。
八十年前，一場“大蕭條”導致蘇俄走向斯大林主義，東西方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崛起，十年後爆發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值此世界性金融海嘯和經濟危機，中國何去何從，不僅攸關此四分之一人類的命運，而且涉及世界禍福。中國能不怵惕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沒有萬全之策，中國的事連上帝都頭痛。只能返求諸己。 躍剛為中國開了一個新頭。他拒絕來自國家性質和官方審批的榮譽，這對中國知識界奉行了二十年之久的犬儒主義是一次乾脆而稀罕的鄙棄。 躍剛公開、鮮明地表明自己“起碼的自我意識和歷史感，不願被一種無形而強大的東西裹挾，不願參加‘曠日持久的預謀’，哪怕這種裹挾和預謀對於我個人來說有諸多好處”。徑直告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不能參加這個評選”。我們實在久違了這種“直道”。躍剛和我所存活的這個“新中國”正在迎來它的六十周年本命年。每一個國人都會以自己的方式面對這個特殊年頭。躍剛此文，也許沒有《零八憲章》那種作為一個時代精神文本的影響和意義，但作為2009年早春二月間的一封公開信，它給長懷“不忍之心”憂國感時的人們的啟示，卻別有一番滋味。躍剛有幸，互聯網輕而易舉地將絕跡了六十年的大丈夫精神傳遍世界。 躍剛此文，反覆提及幾個名字：劉賓雁、蘇曉康，趙紫陽，尤其劉賓雁。我個人深受賓雁先生之惠，讀之熱於衷腸而心有戚戚焉。離開劉賓雁，中國三十年報告文學的歷史還能真實、客觀、完整地陳述嗎？離開了“頭馬”的競賽還有什麼意義嗎？塵封了曾經給人以溫暖、鼓舞和希望的《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千秋功罪》、《神聖憂思錄》，斬伐了由於長久思想管制、精神壓抑而歸於急躁、激進卻轟動和刺激了億萬國人的《河殤》，“這是讓我們這些三十年報告文學文體風暴的參予者和見證人來抹殺歷史，嚴肅講，是一種對作家人格和理智的調戲和侮辱。戕人，然後自戕。”旨在斯言，躍剛不參予精神滅絕，斷然而立，賓雁先生天上有知當大慰。 離開了曾貴為國家總理和執政黨總書記的趙紫陽，中國改革開放的宏大敘事還能進行嗎？躍剛並非政治中人，但中國既然政治凌駕一切，他與我們就不能置身“政治”之外。而由一名作家來證偽最高統治階層的荒唐缺失與全社會的遺忘，僅此一點，已足以顯示我們離“和諧”還有多麼遙遠的距離。 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真正關心的只在公義與真理，從不是覬覦任何權位。一切權力中人是否也該有所觸動有所反省呢？ 無待他求，這正是一種純正的中國士人精神，慎終追遠，存亡繼絕，守先待後。重提，反覆提及劉賓雁、趙紫陽，並非時髦。道成肉身，劉、趙的精神、作品、事業仍然存活，仍然是中國的大忌，更是中國高尚精神的象徵。此中風險憂患，正是躍剛為先賢託命的題中應有之義。它們構成了當代中國最特別、最珍貴的貴族精神。順便說一句，劉再復先生不久前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禮讚東西方貴族精神，我真有一種久違的感慨。古今中外一切貴族精神的核心，乃是獨立地求道、衛道與傳道。貴族精神並不只是痞子流氓精神的對立面，而是充實、光輝、自洽，無待於外的守持與擔當。高等貴族精神則接近殉道者和聖徒，蒼茫寂寥，移世獨立。唯如此，才能推己及人，知其不可而為之。又想起了余秋雨，這名在“文明的碎片”里“千年一嘆”的散文家，二十年來榮居帝國“大師”之列，透顯當代江南才俊八面風來六合聲聞的風采。在那封“淚書”中，他自願（但願僅僅是“自願”）降低身段，公開訓誡在地震中喪子失女的父母們不要“橫生枝節”，以免給“國外反華敵對勢力” 以“口實”，讀之令人愕然。有研究當代中國作家文人者，把盧躍剛、劉再復和余秋雨的行狀文字略作比較，庶幾可寫一篇新《性格組合論》。
面臨各種榮譽，人們的態度千差萬別。我行我素，咎由自取本無可厚非。當年薩特曾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聲稱拒絕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但這名准斯大林－毛澤東哲學家卻在天安門城樓向獨裁者鞠躬。索爾仁尼琴拒絕葉利欽的“聖安德烈獎”，卻接受了普京的“最高國家獎”，兩者都源於他的“俄羅斯情結”。近二十名男女因各種緣故拒領諾貝爾和平獎。躍剛拒絕參加一次報告文學評選活動，並不構成文學或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但這是一次特殊的精神拒絕和道德升華。躍剛宣告：恕不“配合”。“像騾子像馬那樣到領獎台上去遛一圈式的配合，‘配合’倆字讓我聽了很不舒服，很不舒服！”這是一名真正的作家、記者的特殊感受，特殊直覺，特殊情緒。它幼稚得像一個十歲的孩子面對成人世界的世故卑污陰暗無趣而拒絕接受面前的髒物，它對斯世斯國功成名就瀰漫洋溢的鄉愿哲學太不給面子，它讓那些人性練達世得洞明的名流、專家、權威、大師何其惋惜而欲開導之規勸之懲誡之，卻如春雷春風掠過天庭地面人心。 蕭伯納、威爾斯、羅素曾奉行“費邊主義”，甘地、托爾斯泰、馬金·路德·金堅持“不合作”、“不以暴力抗惡”，中國則“百代皆行秦政制”，作鷹犬，作喉舌，作耳目，不知天下羞恥事。文人墨客淪為精神宦奴，實在是東方最慘不忍睹的史跡，佛陀、閻王在世也無可如何。躍剛的人生選擇簡約明確，我個人認為將來可選為中學語文和公民讀本的範文，甚或列為中國報告文學大系卷頭語：因人廢言，因人廢史，已闖下過彌天大禍。很多時候很多事情，我們不能講真話，但是我們可以沉默，不講話。這是現行體制下一名作家做人做事最起碼的要求。所以我向各位澄清立場：此事關涉原則，既如以往，恕不“配合”。 俄國文學有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怕烏斯托夫斯基，老派的詩人和文學紳士。1979年蘇聯新斯大林分子趁老暴君誕辰 100周年企圖復辟倒退的歷史關頭，帕氏慨然簽名，與薩哈羅夫、丘科夫斯卡婭、羅伊·麥德維傑夫等世界聞名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一起……。我們的躍剛已經多次用他自己的方式、言辭和文體，顯示了他自己的“綱領”，使我們受益不淺。令我特別欣慰的是，躍剛還很年輕，擁有眾多友人。他的路還長，我衷心感謝並祝福他。
躍剛此信，精神氣象其來有自。我願把紀念李慎之先生八十誕辰一段相關文字，獻給躍剛：
先生對命運垂顧的領受始於最後十年，始於四顧寂寥、一無憑籍的歷史荒原，始於抉心自食，剔骨還父，剜肉還母的光明覺悟，始於為中國，為中國知識人再立人極、再立中國聖賢人格的蒼茫暮年。 1989年“六·四”之後，先生在一片肅殺凜冽中作河東獅吼：決不在刺刀下做官！ 這是大丈夫本色，“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我若見性時，輪刀上陣也得見之”，一旦肝膽照人，便使風雲際會，便如雷霆乍起，天地變化草木蕃生；這是豪傑氣概，“不忘在溝壑，不忘喪其元”，“蒲輪安車在其左，刀鋸鼎鑊在其右”，“自返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以滌盪萬夫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虛妄；這是高蹈風骨，壁立千仞，棄天下若敝履，既已學絕道喪，大地陸沉，則自懸孤心於霄壤，獨懷守先待後之悲願，“道之不存，乘桴浮於海”；這是聖賢襟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視一切高位強勢富貴功名若浮雲過太虛，棲遑為蒼生，微茫起正聲。 惟斯語，先生已頓成人傑，為世立德，可臻不朽。 君不見，當天地色變，狂飈驟至，晦盲否塞，六合黯澹，迫於恐懼，出於困窘，囿於偏私，出於無奈，聰明、世故、練達、識時務的中國剎時重歸於無聲。先生一語既出，即若金聲玉振，振聾發聵，聞者莫不動容，莫不醍醐灌頂，如遭電擊，如受棒喝。 君不聞，“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再論反右派冤案並未了結 王亘堅 2006年兩會期間，我通過“岩松信箱”發出《反右派冤案並未了結》一文，希望兩會代表和委員堅持正義，支持受害人要求賠禮道歉並賠償損失。不出所料，這些代表和委員無一人表態，這是中國特色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必然的現象。 三年多過去了。眾多受害“右派”人士上書中央，據理力爭，義正言辭，但執政黨官方對此不曾有所答覆，由於國內外正義人士的呼籲和質問，包括國際人權組織的譴責，為了敷衍應付，對個別反映強烈的受害者也稍有安撫，如送水果看望，給於微量補助，補發原工資（不考慮物價因素），甚至給個別人分少量住房等等。以此瓦解受害人的鬥志並分化他們。 因此，有必要重申我們劫後餘生，風燭殘年的右派老人及被害致死的諸難友家屬及子女的強烈要求。 1957年，由毛澤東陰謀策劃（他自己叫陽謀）以動員大家幫助黨整風為手段（他自己說是引蛇出洞）以整肅和馴服知識分子使之屈從於毛的專制統治為目的反右派運動，總共打了55萬多“右派分子”（他自己叫聚而殲之）。毛的這一罪惡陰謀奪去了愛國知識分子的青春，葬送了他們的光輝前程，撕毀了剛剛制定的憲法，野蠻的踐踏了人權，極大的敗壞了社會風氣，從此真話絕跡，假話盛行，常見獻媚取寵，絕少逆耳忠言，家庭內部互相防備，父子、兄弟之間劃清界線，甚至揭發告密，以獲得生存的空間，使黨的領導凌駕於憲法和稱為最高權力機關的人大之上。黨的領導幹部成為無人敢於批評的和不受監督的特權階層，使昔日幫助中共奪取政權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變成歌功頌德只能鼓掌的工具。這就為日後的官場腐敗成風播下了種子，並為毛澤東以後發動大躍進，反右傾以及“文革”等禍國殃民的運動掃清了障礙，使毛澤東真正成為獨斷專橫的惡霸！他的絕對權力把中國拖到了經濟崩潰，人民悲慘，敢怒而不敢言的地步。總而言之毛澤東陰謀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後患無窮！ 被毛澤東誘騙並聚而殲之的 數十萬“右派分子”在長達22年的屈辱苦難生活中受到了駭人聽聞的迫害，不但被撤職、扣薪、勞改，許多人被發配邊疆，因成受不了繁重的超負荷勞動，在饑寒交迫中死去。妻離（或夫離）子散，家破人亡更是不勝枚舉。所有右派子女都受到歧視、敵視和凌辱，耽誤了他們的升學和就業，許多右派家屬和親友被株連，終日不敢抬頭。總之，毛澤東的罪惡罄竹難書！ 毛澤東死後，“文革”才得以結束，在敬愛的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堅決而果斷地幾乎全部為“右派分子”做了“改正”，使他們重振精神，發揮才智，為國家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可以說，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有這批人不可磨滅的功績 但是，由於 “右派改正”當時受到“兩個凡是”陰魂的干擾，加上鄧小平“是必要的，正確的，問題在於擴大化”的謬論，這一重大冤案至今並未了結 第一，作為執政黨的中共，至今未能徹底否定這場運動，如實地承認它是一大冤案，應予徹底平反，而不是以“改正” 來敷衍。對毛澤東不能搞兩個凡是，對鄧小平也不能搞兩個凡是； 第二，既然是大冤案，對受害者就應該賠禮道歉並賠償損失。對“改正”右派被扣發22年的工資應當補發並考慮物價因素； 第三，既然那場罪惡的運動使那麼多人蒙受長期的深深地精神折磨和痛苦，有不少人被迫害致死，有不少家庭失散解體，有不少右派子女因受歧視而影響了升學和成長，婚姻和事業……那麼在對這一冤案平反的同時就應當予以精神賠償，而不是僅僅的不發工資； 第四，“文革”扣發了“走資派”的工資，一律全部補發，只有“右派”不能享受這種權利，為何？ 近幾年來，向執政黨提出上述要求的函電和聲明不絕如縷，眾多劫後餘生的右派老人艱難的上訪或參與簽名，許多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也義正詞嚴地向當局提出為右派正式平反並賠償損失的意見。 總之，為蒙冤22年的右派平反昭雪是必然的，是遲早要落實的。執政黨當局絕對不能採取裝聾作啞，自然淘汰和日久蒸發的辦法，那樣是不得人心的，是不會得到人民群眾信賴的。既然聲明以人為本，既然要構建和諧社會，對如此重大的冤案不理不睬，若無其事是絕對行不通的。雖然，殘存的右派老人已不多，且都風燭殘年，但除他們本人外，還有他們的晚輩和親友，還有眾多的社會正義人士（包括在海外的人士），他們都不會坐視不理，許多右派子女的優秀代表，有的寫出影響深遠的專著揭露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的陰謀及其後果；有的寫出右派家長蒙冤和苦難的經歷；有的滿懷深情的懷念已經含冤離世的親人或長輩，所有這些都是人間正義的呼聲，都是對執政黨的勸告或警告。 如果官方想以小恩小惠削弱右派老人的意志，放棄自己的部分權益，降低索賠標準，只要求補發工資不考慮物價因素，只要求補發工資不要求精神賠償，那是讓老人們廉價出賣自己的債權，放棄自己的權益；就是讓老人們在最後的年月里丟掉原則，將自己應得的利益拱手讓出。我們這些老人一生光明磊落此時能如此奴顏婢膝嗎？這樣能對得起死難的難友嗎？因此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堅持原則，為了我們受之無愧的名義和當得權益而奮鬥。 官方給一點補助固然也能解決點問題，但就其性質而言，它不是賠償，而是施捨。如果官方承認五七反右是冤案，那麼，按照有關法律規定，是必須履行賠償義務的。對於世人皆知的反右大冤案，官方無論如何不能採取迴避或拖延應付的辦法，這樣做永遠堵不住億萬世人的嘴。既然聲明要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那麼，對如此重大的千古奇冤聽而不聞，袖手旁觀，如何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擁護呢？ 一個女教師不幸的一生 趙世秀 我叫趙世秀，北京西城區玉桃園小學（原馬相小學）退休教師，一九二五年出生在河北一個有着古老歷史的小縣城，優越的家庭環境，讓我從五歲就上小學，12歲上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師範初中部，童年的幸福無憂，使我在後來的人生路上一直學不會提防人心的險惡，不過，即使我有足夠的心計，也提防不了毛澤東的險惡，中國五十五萬右派，精英無數，有誰想到會被毛澤東的“陽謀”謀殺？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國，華北淪陷，中華民族危機，日本人燒殺搶，我到處逃難，冬天躲日本鬼子，趴在墳地里，黃昏剛要回家，抬起頭就看見鬼子騎着高頭大馬從河堤上走過，我和姐姐立刻趴在墳頭上，嘴裡不住的禱告：誰家的老祖宗保佑我們吧！在當了四年亡國奴後，我終於過了黃河逃到中國地（日本人沒有占領的地方），考上了河北中學，一年後日本鬼子打過黃河，我又跟着學校逃難，沿着伏牛山十八盤，跋山涉水，腳上的鞋還沒幹就又開始過河，但我們內心充滿希望：逃到中國地，自由、讀書、救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肩負起民族的興亡。單純又強烈的愛國熱情，恐怕是所有流亡學生的信念。只是沒想到，在解放了的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我必須接受批鬥、毒打、勞改、流放，卻無處可逃。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讓我這個在茫茫人海中再普通不過的小人物被卷進了這場五十五萬生靈塗炭的大劫難。在這場知識分子的浩劫中，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一個小學老師，一個自認為論知識、論才情怎麼也沒資格應該劃為右派圈裡的人，居然也能成為中國歷史上五十五萬分之一的右派。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調到馬相小學。年底，正值我休產假，在家沒參加反右的動員會，產假結束後學校告訴我，你是右派了，看大字報吧。劃右派的理由是：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一貫輕視領導仇視團員（根本沒有的事）。起因是在學習農業綱要四十條時的發言：幹部下放農村鍛煉兩年很好，幹部得到鍛煉，農村又增加了勞動力，還可以監督農村幹部執行政策，有的村幹部逼着農民賣糧，交不夠公糧就讓在場院裡站着不許回家。還有村幹部把餵馬的輕活分給自己親近的人，又不好好喂，馬都瘦了。馬鞍子放在場院外，雨淋了也沒人收。我們把政策學好，遇到這樣的事可以幫着合理解決。這是我農村親戚來看我時說的，卻成了我當右派的理由。 我反省自己，從未有過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的念頭，從事着一份自己熱愛的工作，兢兢業業，像所有的人一樣平凡地生活着，追求着自己的事業，兩耳不聞窗外事。生活在北京，和農村、農業合作化統購統銷八杆子打不着，只不過是實話實說，黨和政府就給了我一頂“光榮”的右派帽子。在勞動改造期間，還算有點人性，沒送到勞改農場，照顧我們這些老弱病殘、孩子媽去挑城磚，五十多斤一塊兒的城磚，用扁擔一挑就是一上午；去高溫車間勞動，汗就象淋浴一樣，痱子一層摞一層，從爐前模具工一直做到產品檢驗，就是經我檢驗的產品可以直接出口。工人樸實善良對我很好，在他們的概念里，我並不是另類，工廠的領導看我的勞動根本不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就說：你幹這麼好，就到我們工廠來吧，我說：好啊！你們到教育局要我去吧，結果，區教育局的領導回答：我們是讓她通過勞動改造思想，不是讓她去當工人。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被摁着頭皮接受勞改，不能堂堂正正的做個工人。像所有右派一樣積極勞動，但從未寫過一篇檢查，從未在會上作過任何檢討，因為我沒錯，坦蕩磊落，沒有理由把自己像剝筋剔骨一樣剖析的一無是處，以求得所謂的積極接受改造爭取早日摘帽的恩賜，並不是我對抗反右，而是實在找不出自己錯在哪裡有值得檢討的理由，這些也是我在勞改小組裡最後一個摘掉帽子的原因。那些和我一起勞改的右派，有小學一級教師、團支部書記、中學老師等等，我們一樣的單純積極，其中一位中學老師只因丈夫被打成右派，她站出來說：我了解，他不是右派，結果因為這句話她也被打成右派，這就是所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嗎？如果這句話也夠右派，那五十五萬太少了，應該全國人民都是右派，那就不該叫右派，應該是全國人民都閉嘴，只讓那個一句頂一萬句的人說，那他也感到沒意思，沒人斗着玩兒了，他的其樂無窮哪找啊，所以還要引誘你開口，然後，打你個地富反壞右，再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還有什麼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可言？完全是封建帝王的獨裁專制。反右運動以及由此誘因引發的文化大革命仿佛讓我體會到歐洲中世紀的黑暗。 在毛澤東一手策劃和導演下的一九五七年這場知識界的災難和以後的文革，使多少人死於非命、家破人亡，我當然也沒能例外。我的姐姐——山東一個師範學校的教導主任，了解她下鄉（蹲點）的地方老百姓吃不飽快要餓死了的情況，當看到報紙上說那個地方人民生活多麼好，糧食畝產多少萬斤時，說了句：吹牛。被想撈取政治資本的投機者告發，打成極右分子，文革中被逼自殺。 因為沒有發現身邊有我這個右派分子，老校長被免職，新校長也換成了周虹。1966年文革開始時，我剛做完一個大手術，正在家休養，一天，突然去了很多人把我抓走，掛上右派分子的大牌子遊街，不許回家，當天開大型批鬥會，讓我跪在台子上，從中學叫來的紅衛兵做打手，一面說着無中生有的謠言，一面用鞭子抽打，打得頭破血流暈倒在地，昏死過去三次，再用冷水潑醒，放在門板上，在漸漸清醒中聽見兩個女看守的對話：“她怎麼辦”？另一個說：“校長說照死里打……”。我犯了什麼罪？有那些合理的審判程序？適用哪條刑法？一個共產黨豢養的小學校長就掌握着生殺予奪的權利，毛澤東這個大劊子手完全達到了借刀殺人的目的，他培養了多少小劊子手，文革非正常死亡多少人？當局從沒向這些死難者及家屬道歉。周虹借這場運動私設牢房私設公堂，讓我72歲的老母親掛上地主的牌子批鬥，我們是中農，街道開有證明，周虹撒謊告訴紅衛兵說：證明沒蓋章。一個叫吳金榮的老師給我捏造了幾十條謠言，她在一個會上作檢查說：我把一切壞事都說成是趙世秀干的，就是要表現積極想入黨。共產黨就吸收這樣的人當黨員，就像吸收周虹入黨一樣，這個家庭開賭博場的周虹，只是當年新四軍到她家鄉參加了隊伍入了黨，斗大的字不識一籮筐，解放後補習個初中，就當校長，因為是黨員。就像吳金榮要入黨，也要踩着我墊腳才行。周虹好像打死我都不解恨，她把吳金榮和她自己捏造的謠言，讓學校老師都簽名，寄到我丈夫趙曉林 (湖北漢川一中教師)的單位，指使漢川一中整他，趙曉林被打成“歷史反革命”被逼自殺，通知我他死亡的時候已是一抔骨灰，骨灰盒上寫着：歷史反革命，至於他受到怎樣的對待，不得而知，我一滴眼淚也沒流，我一定要澄清他是不是“歷史反革命”。最後給他平反時，漢川中學兩個人外調八個月才搞清楚：原來趙曉林的一個同學作證他參加過三青團，調查全班幾十個同學，還有校長老師沒有第二個人證明他參加過三青團，找到作證的同學問為什麼只有你一人證明趙曉林參加過三青團，他不得不承認是在單位領導的逼迫下作的偽證。是誰讓他的領導逼迫他作偽證？剝奪一個生命的權力，比碾死個螞蟻都容易，但是，我為他驕傲：士可殺，不可辱。他用生命維護自己的尊嚴、抗議邪惡，也足以讓當權者看到他們的卑鄙。而我要活下去，苟延殘喘也要活下去，要看着那些害人的人如何下場。
為了把我遣送回老家，讓農村老家接收我，學校的王泰春冒充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對老家的村幹部說：你們留下她吧，趙世秀在北京，毛主席都不安全。村幹部讓他出示證明，王泰春拿出的卻是馬相小學黨支部的介紹信，村里不接收，最後他對幹部們說：你們去北京管吃、管住、管路費逛逛北京，村幹部他們到北京玩兒了一趟，逛完不得不答應學校帶走我們。我們整個家都留在北京，只帶了衣被，我母親、我和兩個孩子被武裝押送，黑洞洞的槍口嚇的我女兒只流淚不敢出聲。在老家，沒有房，住在我母親家的小廚房裡，一天半夜，一群說是民兵的人，敲門要搜查有沒有反動的東西，結果什麼也沒搜出來，把我的兩塊布料、還有他們認為“值錢”的東西等拿走了。日本鬼子是燒、殺、搶，毛澤東領導下的鬼子是打、殺、搶。被流放農村後，我大孩子在他應該接受教育的年紀，卻不讓上學，一個農村小學校長就可以剝奪國家憲法規定的公民有權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他只能過早地承擔起生活的重擔，繁重的體力勞動、吃不飽，白天下地，夜裡拾糞，十幾歲的年紀頭髮就是灰白的，直到落實政策回到北京頭髮才慢慢變黑。我的母親，在我到北京上訪的時候，趁家裡沒人，跪在小板凳上，嘴裡念着：“保平安…..保平安……”，她用這種最虔誠、最無奈的方式，祈禱我能平安、不被公安抓住。 1979年我回北京落實政策，在給我的結論上說：趙世秀同志在整風反右期間發表的言論不屬於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應該劃為右派分子，現決定予以改正……。二十年非人的生活，就這麼輕輕鬆鬆的一筆帶過，連句道歉的話都沒有。我們走時在北京的家，房子、東西全被掃蕩，帶着衣被走，帶着衣被回，走時全家五口人，回時只剩下三口。站在原是我北京的家、現在是西直門二環路的地方，我的家呢，房子呢？從右派到文革，二十年，二十年我生命中最好的年華，我兩代人幸福生活的開始，被反右運動徹底碾碎了：當六二年摘掉右派帽子站在講台上，校長周虹向學生介紹說：她是摘帽右派，現在當你們的班主任時，那種屈辱讓我都不知道該恨誰；當我的兒子用他幼小的肩膀背起糞瘺在半夜去拾糞(掙工分)、一群狗圍着他咬的時候；當他們的同齡人追在後面叫他們小右派的時候；當我女兒的老師站在講台，在全班同學面前面孔扭曲、聲嘶力竭地對她說：“我要讓全班同學和你劃清界限”時，誰能說出這小孩子做錯了什麼。如果說小孩子不懂事喊他們小右派還有情可原，那做為老師這樣說，對十歲的孩子是不是太殘忍了！這教人善惡的老師，人性的善惡被政治被強權顛倒了。如果你懼怕可以不出聲，但不可因諂媚、討好去欺凌弱小，即使我們真的犯了罪，與孩子有何干？我們成了毛澤東與人斗其樂無窮的遊戲裡廝殺的對象。成了獨裁統治的犧牲品——連小孩子也不放過。
這群人，這群被屈辱和沉重壓了半個世紀的人，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滄海一粟，幾個浪頭就被打下去裹挾在泥沙中不知所蹤，但對於“人”這個生命的個體來講，應該是如何的寶貴，應該是在平等自由中保有尊嚴、爭取幸福的生靈，這種幸福是否也包括說話的權利？包括受教育的權利？包括生命被尊重的權利？歷史終究會沉澱出它的真實，不因時間的流逝而遺忘，只能是越來越清晰。在沉寂了五十年後，我們終於在沉默中覺醒：反右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對各界、各階層知識分子的血腥殺戮。我是死裡逃生的倖存者，比起那些已逝去的生命，我們有責任記錄歷史把這沉冤昭與世人。對於錯誤，政府應該向受害人及家屬賠禮道歉，給與精神賠償，這對死者是祭奠，也是對生者所受苦難的撫慰。西德前總理維利· 勃蘭特面對納粹屠殺了600萬猶太人的死難者紀念碑那永記史冊的下跪，非但沒有使自己顏面掃地，反而使德國人贏得了世界的諒解和尊重。中國共產黨向來稱自己實事求是，既然承認右派是錯劃，為什麼不對自己的錯誤進行徹底糾正，以贏得國人、受害人的諒解？歷史不會遺忘，我們的後代也不會遺忘，與其欲蓋彌彰，遮遮掩掩，為自己的錯誤找堂皇的藉口（《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反右鬥爭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不如大大方方的徹底承認錯誤，反而會使政府形象得到升華，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我們一向要求日本政府正視歷史，抗議修改教科書，我們的政府正視歷史了嗎？哪本歷史教科書上提到了對右派的殘酷和對那些被虐殺的生命絲毫的歉意？？ 五十年滄海桑田，回首往事，數不清的辛酸，道不盡的屈辱，我能簡簡單單地寫出這些已經使我很痛苦，當年要在心愛的崗位上做出一番成就的熱情，以及不止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萬知識分子為建設祖國的熱情，被毛澤東無情的反右、文革徹底粉碎，成了無數生命的悲哀。但我始終堅信自己沒有錯，我為自己的正直、寧折不彎自豪，為成為光榮的右派分子自豪。有時候我真想給自己做個胸牌，上寫着：我是右派，我光榮！我這一生恨之入骨的就是日本侵略者和毛澤東，日本侵列者破壞了我童年的幸福生活，讓我過着亡國奴和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好在我還能充滿希望地逃，逃到中國地；而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的反右和文革破壞了我及上千萬人一生兩代人的幸福，讓我無處可逃，這就是他統治下的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毛澤東這個前無古人，舉世無雙的“救星”，把無數中國人一批批推進死亡的焚屍爐，只不過比納粹把猶太人推進焚屍爐婉轉點兒，而他坐在中國人民的累累白骨上，繼續他的獨裁酷政。 1978年我右派改正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揭露周虹如何在文革中打砸搶、抄家整人，早已隨她林彪死黨的丈夫回了老家的周虹，在經過當地單位在北京的調查和全校老師的確認、並且她自己承認打砸搶的事實後被定為“三種人”；也許是王泰春在文革中太猖狂了吧，區委找我了解情況，我把知道的全說了並讓我寫成材料上交，王泰春也被定為“三種人”。極力提議我當右派的趙靜宜，在我落實政策回學校後，匆匆調離學校，不管她極力提議我當右派是出於妒嫉，還是另有企圖，如果她還有點人的良心，在這個年紀，是否也會感到內疚！儘管這些小爪牙們得到輕描淡寫的處理，也只不過是個小小的替罪羊，對他們沒有什麼損傷，對於我們受害者，沒有任何意義，我們更盼望着當年反右的元兇及幫凶（認為反右是正確和必要拒不徹底平反的），被記在歷史的恥辱簿上，被後人唾罵，並使執政黨汲取教訓，徹底平反，不再使悲劇重演。 難以忘卻的記憶 河南 王有備 無情的歲月像世代奔騰的黃河流淌不息，逝去的往事像空中飄浮的煙雲轉眼即逝。似歌似哀訴，記錄了不知多少人間的悲歡離合的辛酸、生死離別的悲痛。回首往事，撫摸累累傷痕，掀開記憶的畫面，不忍卒讀。鋪天蓋地的政治運動，炮火蕭蕭的文攻武鬥，深深定格在我的腦際。深知個人肉體精神的創傷難比黨和祖國的創傷，但記憶像一隻永遠被牽在我手上的風箏，一萬多個日日夜夜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那是一場災難，一場噩夢，痛定思痛，長歌當哭。 1957年反右時，對我在教育雜誌和文藝刊物發表文章的每一個標點，每一個鉛字都進行了嚴格的審查，斷章取義，出人意料的被稱之為毒草，加上我出身於“罪惡家庭”，又被意外地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真不明白人為的一頂帽子，人們再也不用以前的眼光看我了，同學朋友像躲瘟疫一樣遠離我，得意門生仇視我。我多麼渴望過一天沒有擔心受怕，奚落歧視，無憂無慮的日子啊！我真後悔不該念書，不該參加工作，就不會有今天非人非鬼的下場了。根據我的體力可以承受“勞動改造”對我的“考驗”。一句污言穢語，一個卑視的神色都可以使我徹夜難眠，刺得我心頭流血。非常幸運，1960年我僥倖被起用安排在我家附近的一所農村中學教書，和我相依為命的母親在我起用的第二年撒手而雲。孤獨的我在1963年和一位心地善良的姑娘結了婚，第二年兒子來到了我的身邊，給我帶來了希望和歡樂。 好景不長，人才夭折，明星隕落，社會掙扎，祖國呻吟的、打着鮮紅的旗幟向科學宣戰，向文化進攻，掃蕩知識，踐踏理智的“文化大革命”給我又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輪流批鬥，掛牌遊街游鄉。妻子受不了這樣的打擊，在紅衛兵的威脅挑唆下離我而去，不滿周歲的孩子因是“地主羔子”、“右派崽子”，不讓親生母親把他帶走。從此我開始了當爹當娘的艱苦歲月，被攆出學校後，就住在村中屬於我的那間年久失修的茅草屋裡。這算什麼家呀！沒灶沒桌沒床。蜘蛛占滿了所有的空間。我只好鋪草為床，支土坯為灶，孩子放在好心人送來的破筐里，擱在不漏雨不透風的牆角。白天游鄉時，我前掛牌後背孩，夜晚我在大隊挨斗時，孩子在家任其哭嚎。在那虔誠同邪惡擁抱，蒙昧和幼稚結合，是非顛倒，人妖混淆的年代，我能挨罷斗回家照看孩子，這對階級敵人來說已經是最大的寬大和恩惠了。 一個冷雨敲窗的春夜，夜是深邃的，雨是冰涼的，我們幾個“壞蛋”正在大隊會議室里接受貧下中農吹滅燈的“教育改造”，怒斥聲中伴着按頭擰胳膊，拳打腳踢的瘋狂動作，間或還有鈍器落在身上，我只有兩手抱緊腦袋任其擺布。長達幾個小時的“教育改造”總算結束了，我已麻木不知疼處，頭暈腦脹得分不清東西南北。心中只有一個念頭，牽掛着高燒嗷嗷待哺的兒子。在愛心的驅使下，我掙扎着起來，強支持着遍體鱗傷的身子，拖着灌鉛似的雙腿，強忍着撕心裂肺的劇疼，踉踉蹌蹌時走時爬地往家中走去，仿佛眼前每一寸路都在延伸着距離，當我萬分艱難地走近家門時，屋內死一般的沉寂，一種不祥之兆襲上心頭，本能地推開柴門，急忙去摸破筐中的孩子。他一動不動，鼻孔內連微弱的氣息都有沒有，胸前只剩下剛能覺察到的微溫。一種從沒有過的莫明其妙的恐懼占有了我所有的神經，急忙點燈一看，孩子已緊閉雙眼，臉上的淚痕依稀可見，四肢冰冷，面部的表情不知是痛苦，還是祈盼，不知是憤怒還是怨恨。身邊還放着好心人送來的鴨蛋………。我兩眼一黑，癱倒在筐前，當我甦醒時，遠處傳來斷斷續續續雄雞的啼叫，我發狂的親吻着孩子，嘴裡不住地念叨：“兒子！我親愛的乖乖，爸對不起你是爸爸給你造的孽呀！你沒有罪，你不該這樣死呀！………”。我沒有了親人，希望完全破滅了，覺得自己沒有活下去的價值，想馬上離開這個使我受氣受累受歧視的非人的世界。面對昏暗的燈光呆呆地坐着，懷裡緊緊地摟着兒子，腦海里一片空白，我不敢大聲哭，也不敢高聲嚎，生怕驚醒熟的兒子，只有把眼淚往肚子裡咽。腳步聲由遠而近，在屋門外停下了，大聲吼道：“天快明了，抓緊把孩子餵好，別耽誤到公社遊街。”我的心像刀攪一般，頭像五升斗那麼大，苦澀的淚水流了出來，覺得受壓抑的感情將要沸騰爆發，我木訥地站起來，把孩子抱在胸前的懷裡，用衣服裹緊，用繩子拴牢，幻想用愛心和體溫喚醒這個幼小無辜的生命，給苦命的兒子最後的溫暖。萬念俱灰，一切絕望，我又想到了死，縱然使盡全身力氣，也無法拴牢上吊的繩子，欲死不能，痛苦使我全揣顫抖，腦子裡亂麻一團。遠處的烏鴉哀叫了一聲，我想它也有一個溫暖的巢，我多麼想有個溫暖的家呀！家在那裡？親人在哪裡？親人在哪能時？兒子、母親和不是出自內心和我離婚的妻子在哪裡？我的心碎了，淚也流幹了………。雜亂的雞叫迎來了東方的魚肚白色，我只有懷揣兒子去公社了。
草菅人命的“415”勞改集中營 鐵 流 本文所說的“415”勞改集中營，指的是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直屬“415”勞教築路支隊，與德國法西斯在戰爭年代設立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有所不同的是，中國的勞改集中營針對的並不是客居異國的猶太人，而是和平年代的本國合法公民，其中主要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本國知識分子。作為“415”勞改集中營的倖存者和“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的一名成員，我有責任把自己所知道並且親身遭遇過的真實情況據實記錄，並以此文祭奠在“415”勞改集中營罹難的右派難友。 李井泉的“豐功偉績” 四川是劃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自然災害”、“大躍進”期間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劃右派多，說明緊跟“偉大領袖”毛澤東；餓死人多，是因為高舉“三面紅旗”。由於有“右派多”和“餓死人多”的豐功偉績，原省委書記李井泉才得以扶搖直上，當上了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儘管共產黨統治之下的法律沒有懲罰他，冥冥上蒼還是給予他以最低限度的輪迴報應。“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作為四川省最大的“走資派”，被紅衛兵勒令跪在成都人民廣場遭受30多萬群眾批鬥，爾後老婆跳樓自殺，女兒遭“造反派”暴凌，兒子斃命於“武鬥”。正應了一首民間詩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皆報。” 四川到底抓了多少右派分子，迄今為止沒有一個權威結論。難友李才義在《風瀟瀟，路漫漫》一書中引用《當代四川簡史》的資料為50279名。據民間傳說，直到1980年末，仍有不少人向中央申訴，要求複查自己的右派問題。有一次鄧小平問李井泉：“你當四川省委書記，到底揪了多少右派？現報上來的數字已超過了八萬多人還有人申訴。我給你擦屁股嘛你得告訴我一個實數啊！”別的單位揪了多少右派我不知道，我所在的《成都日報》社不足50人的採編隊伍，就有12名右派分子。相鄰的《四川日報》社，150人的編輯記者抓了50多名右派。《星星》詩刊從主編到編輯全是右派。四川當時有7000多萬人口，該有多少右派分子呢？ “415”勞改集中營 勞動教養或勞動改造，是毛澤東及其共產黨的重大“發明”，也是殘殺包括右派分子在內的本國人民的一把“兵不血刃”的利劍。在中國的法律條文裡，並沒有“以言治罪”或“以思想治罪”的懲罰條款，因此也就沒有任何一家法院可以依法給右派分子定罪。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中共國務院於1957年8月1日 發布《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其中有三條是專門針對右派分子的。這樣一來，中共各級黨委負責人僅僅依照這個“決定”，就可以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把右派分子及其它異議人士送到勞改集中營里強制實施“勞動教養”。與此同時，還可以裝模作樣地對外宣布：按照規定，被勞動教養的人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有“通信言論自由”！
“勞動教養”被稱為“最高行政處分”，沒有時間限制，什麼時間解教，主要是根據本人的“改造表現”。因此，要想“表現好”，就得“靠攏黨和政府”，“檢舉揭發壞人壞事”，“爭取立功受獎”。一言以蔽之：通過“勞動教養”，就可以把曾經擁有一些獨立人格和獨立見解的知識分子及其它人民群眾，改造成為一條條沒有脊梁、沒有思想、沒有自我的癩皮狗。如果你不做狗要做人，輕則批鬥，重則殺頭，永遠沒有出頭之日！我是寫文章惹禍的“鐵帽”右派。1956年10月四川省文聯主辦的《草地》文藝月刊上，發表了我8600字的“干預生活”的小說作品《給團省委的一封信》。1957年7月19日 ，在省市委聯合召開的千人批判斗會上，我被定為“死不悔改”的極右分子，隨後被開除公職，送峨邊沙坪農場勞動教養，後轉“415勞教築路支隊”，再轉看守所、監獄，一共關押了23年之久，相當於一個字關押了我一天。1958年，為了打通大西南大通道，為毛澤東的“大躍進”壯威助陣，成都至昆明的內昆鐵路動工建設。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聞風而動，立即從全省各勞教場所抽調年齡在18歲以上、35歲以下的青壯年“右派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在當年4月15日組成集中營式的築路支隊，故名“415勞教築路支隊”。
我所在的第19中隊駐雲南省鹽津縣黃桷槽，負責開掘內昆鐵路黃桷槽隧道。“415勞教築路支隊”共有30多個中隊，每個中隊有4個大組，每個大組有4個小組，每個小組有13至15名勞動教養人員，俗稱“教民”，加上支隊直屬的醫院、運輸、測繪等隊，總共有近萬人，分布於雲南省鹽津縣普茸渡一帶。我們這些“教民”多是1949年之後參加工作的幹部職工，大部分人是讀過幾天書的知識分子，根本不懂得開山放炮、架橋鋪路的專業技術，唯一的本錢是年輕力壯有點力氣。按照常理，築路支隊應該對我們進行最低限度的專業技術培訓，至少應該學習十天半月的築路知識。共產黨的專政當局一上來就拉我們上“火線”。我們相信共產黨的話，為了提前“摘帽”和“解教”，哪管自己的人身安危，誰不願意拼命表現呢？ 築路支隊的管理幹部，多是來自農村的復員轉業軍人，根本沒有文化教養可言，管教我們的辦法是一罵、二打、三捆、四吊、五批、六斗，手段極為殘暴毒辣。我們每天除了長達十五、六個小時的超負荷勞動，晚上還要進行兩個小時的“思想改造”。平常不能隨便走動，即使是到一里外的商店買點生活用品都要報告申請。相互之間不准探聽情況或談論案情，如果幾個人糾合在一起便是“小集團”。來往書信要接受檢查，我們中的一些人為了提前“解教”，還會常常去打小報告告密。據難友原重慶市第二人民醫院外科主治醫師車玉生回憶，他在“415”醫院作主治醫生期間，每天各中隊都要送來不少傷員，少則七八人，多則十多人。這些傷員不是炸斷手，便是炸掉腿，有的還炸掉了腦袋，血淋淋地嚇死人。以下是我自己親眼目睹的幾件慘案。 爭先恐後的段大組長 四大組組長段某是改造積極分子，經常受到表揚。反右前是重慶一家國營工廠的車間主任和支部委員，家裡有妻有子，生活過得幸福美滿。“整風”中他回應毛澤東的號召，本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最高指示，在工廠里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說：“北京大學教授們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我看工廠也一樣。書記、廠長不懂生產，怎麼領導組織工人生產？我們的廠長、書記應該脫產去學學技術，不然永遠上不了台階。” 為此，段某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當時我在主辦中隊牆報，一次他私下和我聊天：“曉楓，劃你當右派千值萬值，你畢竟寫了篇大毒草《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可我就那麼幾句話，還是他們再三動員我說的，你說冤不冤？” 我不敢附和，笑笑說：“你反對書記、廠長就是反黨啊！你沒見北京那些教授，凡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哪一個跑脫了？”
他無可奈何地嗯了聲說；“看來這付藥吃定了，可害苦了我的老婆兒子。管他媽的干它三年，我不信帽子摘不掉。” 為了“摘帽”，他總是拼命在前，吃飯在後。一次他們大組的三小組放炮，裝了12炮，只響11炮，一炮啞了。處理啞炮是件危險工作，一要技術，二是膽量，三要機警。他是大組長，負責全大組的安全，處理啞炮自然是責無旁貸。 段大隊長爭先恐後地提着一桶水，拿着鐵挖耳，吸着煙趕往啞炮現場。他蹲在岩石前掏炸藥，不知是鐵挖耳觸着了雷管還是引線還在慢燃，突然“轟”地一聲巨響，黑煙沖天，只見群石狂飛。他的身軀隨着沖天的黑煙，伴着騰空的岩石，像天女散花似飛向四處。一隻胳膊搭在遠遠的樹梢上，一隻大腿飛向橫江邊，眼耳口鼻模糊不清，鮮紅的血流遍工地。 一抹殘陽血紅血紅，幾隻暮鴉在遠遠的樹枝上淒切悲鳴。我和大家哭着喊：“段大組長，段大組長……” 沒有回聲，只有橫江在咆哮。我們以為段大隊長是因公死亡，應該通知家屬開個追悼會。情況反映向中隊長，中隊長想也不想便一口回絕：“右派分子是專政物件，開什麼追悼會，叫木匠用木板釘副棺材，在山坡上埋了就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敢說個“不”字？！真可謂：“為黨整風獻赤誠，多少男兒暗悲聲？未待摘帽身先死，萬千飛石葬冤魂！傷心淚落橫江冷，少妻幼兒誰同憐？微願化着鄉台夢，悲歌一曲留古今！” 葬身危石的王思貴 王思貴和我同年，1935年5月生，是1956年的大學畢業，分配到四川省灌縣工業局作科員。“大鳴大放”期間他沒有說一句話，誠心誠意擁護共產黨，只是由於出身小地主家庭，單位為了完成“反右指標”，不明不白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 1957年歲末，他回老家簡陽過春節，與表妹談定終身大事，準備來年“五一”結婚。節後他高高興興回機關上班，一天人事科突然通知他收拾行李，去自貢某地方報到。他以為是調動工作，很爽快地和人事科幹部一起坐上汽車去指定地方報到，到了之後才明白那裡是省公安廳勞改局“415” 勞教築路支隊的收容站。一進門讓他打開行李檢查，然後解下褲帶、鞋帶以及隨身所帶的錢和糧票。他感到情況不對，提心弔膽問了一句：“同志，我是工作調……”
未等說完，公安幹部黑着臉說：“誰是你的同志，我們是專政機關，你現在是專政對象，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 他急得一頭冷汗，不停地聲明：“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你們可以打電話問我局裡。” 對方嘿嘿一笑：“好人不會到這裡來。你叫我問誰去？右派分子都是不認罪。告訴你，就是你們局裡定性送你來的。” 他傻了，張着的嘴再說不出什麼來。經過十多天的“思想改造”，王思貴被送到19中隊，不但和我同小組，睡覺還連着一個鋪。開初他思想沉重，整天不說一句話。等和我混熟以後，有一次悄悄問我：“黃同志，這勞教有多長時間才能回到單位？” “現在我們只能相互稱同學不能叫同志。”我首先糾正他的“錯誤”，然後把我知道的有關勞教情況告訴他：“聽我們單位黨委組織幹事講，勞教是最高行政處分，改造好後可以回機關重新工作。至於時間長短，決定各人的改造表現。” 他聽後沈思了一會兒又問：“那我表妹來信問到我，我該怎麼回答？” 我犯難了，如果說犯了錯誤當右派，對方說不定會劃清界線，鬧個雞飛蛋打。不說吧便是騙人。他見我犯難，想了想說：“只要時間不長，我會表現得很好，幹活大不了出幾身汗嘛！” 由於他心地善良，思想純潔，為人真誠守信，我們兩人成了知心朋友。他說話算話，勞動賣力，事事走在別人前面，從不拈輕怕重，組裡人都喜歡他。不久，大家推舉他作了組裡的生產安全員。所謂生產安全員，就是每次放完炮後，未待硝煙散盡，就要戴上藤帽拿着撬棍，第一個衝進隧道處理危石。這是件十分危險的工作，稍不注意就會出現傷亡。好在他膽大精細，一直未發生過問題。 記得1958年元旦前夕，中隊部提出“苦幹加實幹，創造高產迎元旦”的口號，規定每組每班掘坑進度1.8米 。
那天上班前，我們兩人沿着橫江河一邊走一邊談，心情顯得特別舒暢。他絮絮地告訴我說，他沒將“勞教”的事情告訴表妹，只說暫調雲南工作，大約1960年底可以回家。他還說，他表妹已在做嫁妝，親手繡了鴛鴦戲水的紅花枕頭和喜鵲鬧梅的被面，等他一回家就結婚。我被他美好的憧憬深深吸引，希望他早日“解除勞教”回家結婚。想不到這竟是一相情願的美好幻想！ 兩個小時後我們組接班，一上陣大家光身赤膊，放開雙臂揮動12磅 大錘，拼命重擊炮釺。只見坑道里錘光閃閃，炮釺和鐵錘的叩擊聲震耳欲聾，那被擊碎的岩石化成一片雪白細粉，灑滿坑道。四個小時激戰後轉入填藥裝炮點火，不一會兒轟隆隆的炮聲震得群山發抖，濃濃的硝煙填滿坑道。為了搶時間，不等硝煙散淨，王思貴一手提撬棍，一手拿馬燈，鑽進了刺鼻嗆人的隧道里。我和其它老右藉此坐在洞外休息透涼，大談“精神會餐”（“教民”們很難吃飽一頓飯，更難吃到一次肉，又不敢縱論時政，只好說吃）。不足五分鐘，忽聽洞內嘩啦一聲碎響，接着聽到啊喲一聲叫喚，亮光突然熄滅了。
我預感出事了，一個箭步竄進洞裡，重新亮上馬燈。天呀，王思貴仰臥在血泊中，藤帽飛離頭部，眼孔鼻洞還在咕咕咕地冒血泡。我上前抱着他，大聲呼叫：“思貴，思貴，你醒醒呀，說話呀……” 他沒有醒，沒有說話，熱熱柔軟的身軀漸次變硬發冷。組裡十多位老右和我泣不成聲。鑑於上次段大組長的教訓，我們不敢再提開追悼會的事，立即派人去向中隊部報告。睡夢中的中隊長連床也沒起，不急不慢地說了一句：“急什麼，天亮再說。” 我們不敢違抗，把屍體遺到一旁，又拼命搶進度去了。大家深深感到，這死的不是人，好像是一條狗、一條豬。 後來我們把王思貴草草埋葬在山坡上，沒有紙錢，沒有香燭，只用一塊石頭作標記。我傷心至極，憤慨至極，只能在腦海里寫下一首哭拜詩：“天愁地暗日月昏，千里陰風送歸魂。晨朝笑談春花事，夜臥血泊作亡靈。危石無情吞南冠，酷吏有持屠賤民。不信秋肅長浸骨，待等冰融祭告君。”
“放衛星”奪走16條生命 毛澤東不僅是製造中國殺人如麻的政治風景線的權術大師，也是製造中國“假、大、空”經濟風景線的權術大師。1957年的反右鬥爭，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裡就製造出上百萬的政治“賤民”，有的被送進監獄，有的被押送到勞改集中營或下放農村接受勞動改造，自此再沒有人敢反對共產黨的施政偏差，更沒有人敢對“偉人”心存質疑。偌大的大陸中國完全掌握在了毛澤東的網羅圈套之中，使他獲得了歷代帝王從來沒有享受過的絕對自由。在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共產黨和八億人民，好像是個麵團，想怎樣捏就怎麼捏。 接下來，毛澤東躊躇滿志，得意忘形，又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以實現所謂“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設想。 1958年8月4日 ，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在《徐水人民公社頌》的報道中公然寫道：“徐水將要發射畝產山藥120萬斤、一顆白菜520斤、小麥畝產120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的高產衛星。”一時間，“放衛星”成為各行各業的工作目標。
“415”勞教築路支隊自然也不甘落後，下達了日掘坑道5.6米 的任務指針，超過鐵路兵機械化開掘任務的300%。
距我們中隊十里之遙的12中隊，負責橫江河便道的修築工程。這條便道把雲南的鹽津縣和普洱渡連在一起，必須搶在年底前通車，保證築路物資通行無阻。便道最艱難的工程是打通猴子崖，顧名思義，就是只有猿猴才能夠攀爬的萬丈懸崖，這裡奇險陡峭，只能通過削山斬壁放炮打眼，一寸一寸地爭奪進度。可是支隊下了死命令：要在1959年國慶十周年前通車。勒令勞教人員待罪立功，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放一顆大大的“衛星”。 12中隊抽出一個實力最強的大組，每天分四班打眼放炮，分秒不停。隔河望去，猴子崖日夜燈火通明，炮聲轟隆。按照安全技術操作，本應從山頂往下削；但是為了搶進度，搶工期，12中隊採取掏掘開挖，從懸崖絕壁上凌空開闢一條血路（又叫挖神仙土），這樣可以省去很多土石方工程。 中隊幹部們為了榮升，為了得獎，哪管右派分子的死活，天天在那裡督戰。路基挖出來了，山也掏空了。大約是1959年的9月12日 ，那一天暴雨如注，一個小組正在掏空的山崖便道里作收尾工程，突然發現細石和泥漿從頂頭砸下來，他們還未反應過來，一聲轟天巨響，整個猴子崖向前移動了十幾米，幾百噸的巨石把滾滾橫江截去一半。16名參加施工的右派分子來不及叫聲爹媽，全部埋葬在由巨石重新壘起的山崖里。慘劇發生後消息封鎖，既不通知受害者家屬，也不向各中隊通告。但是，“紙包不住火”，只要是當年在“415”築路支隊的“教民”，有誰不知道這一人間慘劇呢！
這一慘劇深深留在我的腦海里，常常闖入夢中。幾十年後的今天依然心存餘悸。在我的《風波萬里》組詩中，有一首詩是獻給這些冤魂的：“天崩地坍勢如雷，橫水卻步鬼神驚！一山巨石截江斷，幾多男兒未有聲。夢裡家人誰知曉？斷頭天涯無信音。禍起酷吏強功利，只圖升官放衛星。” 胡大學猝死廁所邊 他姓胡，叫什麼名字我已經記不得了，只知道他是重慶大學的調干生。他個兒很高，有1.85米 ，長得白白淨淨，不苟言笑，很少與人說話交談，一副典型的書生模樣。他是一大組二組的小組長，只要是休息時間，就躺在那個不足60公分寬，兩米長的屬於他自己的連鋪床位上抱頭沈思。後來我通過他點點滴滴的言談，才知道他參加過國民黨的遠征軍，只是還沒有上火線日本人就投降了。此後他回到學校讀書，1949年之後考入西南革命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重慶市人民銀行工作，後來作為調干生再去深造。
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他在一次座談上公開為正在展開批判的西南師範大學講師董時光辯護說：“董時光要反黨，為什麼要在1953年大老遠的從美國回來？既回來又為什麼要去反黨？從邏輯上講不通，除非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回來的。” 想不到就因為這麼幾句話，他被劃成右派，然後開除學籍送來“勞動教養”。 一次我請他為牆報寫稿，他久久望着我，好一陣後才說：“曉楓，我現在成天想的是如何早一天改造好回家去陪孩子老婆。寫什麼稿？你不就是寫稿寫出右派來的嗎？小伙子，要吸取教訓啊！” 我語塞，不知說什麼好。他拍拍我的肩頭繼續說：“這裡是勞教隊，專政機關，我們一定要少寫少說，不要再惹出麻煩。我家庭包袱大，愛人又沒工作，孩子在讀書，一天愁死了。” 胡大學為了幫助家裡，每月“工資”除去伙食費後把餘下來的八元人民幣全部寄回重慶家中，從不買生活用品和“進口貨”。當時修鐵路的糧食供應標準儘管比農場高，但也不夠吃，常常覺得肚子餓。原因是沒有油葷和副食品，再者勞動強度太大。打隧道全是用的鐵錘炮釺，那鐵錘最輕的都是八磅重，要用力重擊鐵釺才能把岩石打個米印。一個炮眼淺的一米 ，深的1.8米，可想要用多少力氣？上拱發旋用的力氣更大，兩個人要把重達三百多公斤的拱石抬上馬架，腰板常常壓成了一張弓。因此，我們大多數人都把餘下的錢買“進口貨”，不向家裡要就算好的了。胡大學身高體大，熱能消耗自然比我們多。
我漸次發現胡大學瘦了，他常背着人喝鹽開水吃折耳根。一天天氣特別熱，毒毒的太陽掛在萬里無雲的藍天上，照得工地生焰吐火。胡大學突然暈倒在路基上，我急忙把他扶到樹陰下休息，提醒道：“胡大學，你不要太節省了，得買東西吃啊！不要餓壞了身體。俗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他警覺地看看四周說：“曉楓，你是好人，說話得注意。不要擔心，我自來有貧血。”說話間，監工的幹部從老遠走來，他立即站起來拿上工具，又吆吆喝喝乾活去了。出於關心，我把這情況向中隊管生活的事務長作了報告，建議能否給他增加一點糧食標準。事務長把眼睛一愣，大聲申斥道：“糧食定量是國家政策，是你能管的嗎？”嚇得我連聲認錯。 沒過多久的一個冬天的早晨，有人發現胡大學長伸伸地躺在廁所地邊，跑上前不停搖拽，可他再也沒有任何反應。中隊長叫來衛生員檢查，想把死因弄個清楚。衛生員背着藥箱跑來東敲敲西按按。一敲是濁音，一按是水禍，皺着眉半天不表態。中隊長等不及了，忙問：“什麼病？” 衛生員想了好久才找出一個適當的醫學術語說：“可能是營養不良導致心臟衰竭而死。” 中隊長不滿意地盯了衛生員一眼，不屑地說：“什麼心臟衰竭？我還不知是癆病。看着幹什麼，快把他埋了，免得傳染人。” 胡大學默默地走了，什麼也沒留下，只留下家裡沒有人供養的妻子和孩子。真可謂：“十萬青年十萬軍，投筆從戎男兒情；未遂報國平生志，卻是新朝一賤民。憂得妻子擔兒少，節約克已脂膏焚；未曾摘帽先斃命，神州又多一冤魂！” 前所未有的“反抗潮” “415”築路支隊的管理獄吏說：“勞動教養”要過“三關”，“生活關、勞動關、思想改造關”。 所謂“生活關”就是忍受飢餓，即使餓死也無怨言，還得說“社會主義是人間幸福天堂”。“勞動關”就是超負荷地加班加點，累死了也要喊“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思想改造關”就是在每晚的學習會上痛罵自己、污辱作賤自己，罵得越厲害，作賤得越徹底就是改造得越好。 1960年10月內昆鐵路停修，“415” 築路支隊轉調涼山喜德縣修築成昆鐵路，到了1961年4月又轉調四川廣元地區修築廣旺（廣元至旺蒼）鐵路。此時，正值所謂的“自然災害”。
我們53斤的月糧食定量驟然降到42斤，實際吃到肚裡的不足35斤。在那個“米貴如珠”的歲月，黑市糧食每斤高達人民幣五元，縱是一斤紅苕、南瓜每斤也賣到一點五元人民幣。我們每月的“工資”扣去12元的伙食費外，剛好買一斤黑市糧。 這時我們都是已有四年“教齡”的“教民”，大家對“摘帽”或“解教”已不感興趣，成日所關注的是如何填飽肚子，不受飢餓熬煎之苦。於是勞教隊出現了許多怪異現象：一是不少人紛紛將自己值錢的衣被或手錶，拿去向駐地四周的老鄉換取食物；二是賄賂炊事員以便在打飯時能照顧一下；三是凡家裡有食物寄來的難友每日出工必須背在身上，縱是晚上睡覺也得抱在懷中，否則立刻不翼而飛；四是非正常死亡時有發生，而且多是心理衰竭瘁死；五是出現逃跑潮，本人也是其中一員。為此，築路支隊在管理上進入空前的恐怖殘酷時期。批判鬥爭，捆綁打吊，帶銬砸鐐，每天都有。我是全中隊著名的不怕捆、不怕吊的好漢，“衣服換饃偷糧食”外加“生吃豬肉活吞雞”。當我把自己衣服換完吃掉後，出於報復便專偷幹部的衣服去換。一次被捆綁打吊整整一天——至今天陰時手臂還陣陣麻痛——第二天照干不誤。 我們中隊最先逃跑的是張先痴（南充市文聯幹部，1980年“改正”後曾出任《嘉陵江》文藝編輯）、周茂其（巴中市人行幹部），他們從天津取道準備偷渡香港，後被逮捕歸案分別判處10年、15年有期徒刑。我於1961年春末夏初砸銬逃跑，走到廣元即被抓捕，關在“415”支隊集訓隊小監。 何謂“集訓隊”？這是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蔑視人權的又一“重大發明”。他們發現即使把這些異類關進監獄，也不能得到“改造思想”的理想效果，於是便採取分化瓦解、以人治人和隊中設隊、監內設監的毒辣手段。他們把勞教分子分為“左、中、右”三個大類。所謂積極接受改造的（即那些失去人格與尊嚴，專門檢舉揭發打小報告，企圖用別人的痛苦換取提前“摘帽解教”的人）；一般接受改造的（指那些既不反抗也不賣命，在勞動與生活上隨大流的所謂中間派）；反改造的（指那些不向政府靠攏，不打小報告，堅持個性與人格尊嚴的反對派）。在反改造分子中又分為三類，即經過批鬥願意悔改認錯的；雖未悔改認錯但仍能爭取轉變的；“堅持反立場”死不改的死硬派。 第一、二類在嚴格的監督下作為“反面教員”留中隊繼續改造，以警示其它“教民”。第三類送到支隊集訓隊直管。集訓隊出工有武警押着，晚上睡覺有武警看着，大小便有武警跟着。這樣他們還嫌不能折磨人和侮辱人，又專門設置小監。顧名思義就是單獨牢房。被關押的人不勞動，月定量為22斤，每日八兩，吃住拉撒在一個屋子裡。人是群居動物，把你單獨隔離關押，既不能吃飽又不見陽光，其殘酷程度可想而知。 所謂“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 我在小監關押了近兩個月，一天突然把我放了出來，叫我回薛家橋新建的二中隊報到，奇怪的是竟然無人押送。這時才得知毛澤東因發動“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不得人心，導致反右傾運動中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幾百萬幹部得到“平反”。於是黨內一些有良知的領導幹部也提出應該為右派平反。此時正值蘇共召開21次黨代表大會，在會上除繼續揭露清算斯大林殘暴專橫的罪惡外，還肯定鐵托和南斯拉夫馬列主義聯盟的功績。大家一時間借題發揮，認為“中共太殘暴”，“毛澤東是斯大林第二”，“社會主義社會沒有民主自由”，“無產階級專政沒有人性”，“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升虛火發高燒”，全國“根本沒有什麼自然災害，全是人為因素造成”，“共產黨要向全國人民清罪，毛澤東應引咎辭職”，“中國共產黨應學習南斯拉夫鐵托，把一黨專政的共產黨更改為馬列主義聯盟”等等。 毛澤東是個要個人威信不要全國人民死活的暴君，他不但不認錯，反而變本加厲地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所謂“最高指示”：“右派不存在甄別問題。”於是，一線回歸的春光化為烏有，不滿、憤怒、仇恨在大家胸中燃燒！時有難友周居正提出中國共產黨應學習南斯拉夫，更名為“馬列主義者聯盟”！此語一出贊同者眾，想不到竟釀成“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的政治冤案，使不少人或血灑刑場，或瘐死獄中。
周居正早在就讀師範學堂的1945年便參加中共地下黨，1947年在重慶領導“反飢餓、反內戰，爭民主、要自由”的學生運動並且發動“民變武裝”，被國民黨逮捕，與《紅岩》作者羅廣斌一同囚於白公館的渣滓洞監獄。1949年9月，當所謂“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來時，他和羅廣斌撕下自己的被面繡制五星紅旗。到了羅廣斌的《紅岩》小說及電影作品中，這一情節被移植到了女共黨江姐即江竹筠身上。 1949年11月27日 ，國民黨血洗渣滓洞，周居正與羅廣斌策動越獄，在血與火的生死關頭，周居正不顧身體瘦弱和個人安危，幫助難友郭德賢（中共黨員，曾任重慶人民廣播電台台長，現已離休）背出四歲孩子，這個孩子現在已經60多歲，在天津市當總工程師。關於周居正的事跡，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紅岩忠魂》中有詳細記載，在紅岩紀念館的石碑上，至今仍鐫刻着他的名字。就是這個周居正，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
打右派的痛苦經歷，加上他早年追求的理想，促使周居正重新開始思索，他在日記上寫道：“毛澤東以流氓無產階級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而是封建專制獨裁的社會主義。在中國要實行的社會主義，要領先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先覺分子，高舉三面大旗：反對帝國主義，實行國家和民族獨立；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權利和國家制度；發展經濟建設，實現國強民富，建設民主、富強、獨立、社會主義的中國。”案發之後，這段話便成了所謂“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的“綱領”，也是周居正被殺的重要罪證。難友王景（原一機部重慶供應站科員，大學生）在作了一番研究後提出：“中國應該運用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南斯拉夫的方法，美國的科學制度。” 我同隊同鋪的難友楊應森，一個少年時代就追求進步、獻身革命的中尉軍官，因在整風中提出“軍隊國家化”的建言，便被劃為極右，開除軍籍送來勞教。現在又提出“應趕快建立馬列主義聯盟，以挽救中國，解人民於倒懸”的觀點，並開玩笑說“願自任書記長”。 我當時認為“檢驗一個黨一個領袖，不是紙上寫的東西或嘴巴上的大話，要看他是否給人民帶來生活的改善和社會的繁榮昌盛。” 自貢市文聯的王志傑，偷偷在紙上畫了一幅頭戴王冠、身穿長衫、坐在龍椅上的農民，一手拿着馬列主義盾牌，一手舉着法西斯屠刀，左腳踏民主，右腳踏自由的漫畫。就是這些私下的言行，想不到竟然成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企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嚴重罪行”，給不少右派難友惹來殺身之禍。 右派中的“王連舉” 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右派也不是鐵板一塊。人是有思維的動物，隨着外部環境的變異而變異。一些“教民”由於經受不住苦難的折磨，更經受不住“立功受獎”的誘惑，總想積極“靠攏黨和政府”去檢舉揭發壞人壞事，爭取早日“摘帽解教”，廉價地充當酷吏的搜山狗。 原南充市公安處法醫、錯劃右派姚鳳起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為了“立功”，立即向中隊作了檢舉，說有一個“反革命”組織，在積極發展成員，伺機準備暴動，還列舉了幾十個人的名單。中隊立即向大隊報告，大隊立即向支隊報告，支隊立即向勞改局報告，勞改局立又向省公安廳報告。為了抓住“證據”以利於“破案”，公安廳以姚鳳起為特勤人員，打入根本不存在的“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擔任“組織部長”。姚鳳起立了大功，不但獲得了“摘帽解教”的賞賜，兩個兒子的戶口直接遷入北京市，數十名難友卻因此走上斷頭台！ 大約在1962年11月，四川省公安機關突然在築路支隊宣布戒嚴，一次抓捕了近200多名右派，全部戴上械具關入戒備森嚴的集訓隊。接着在各中隊召開殺氣騰騰的大小會議，號召全體勞教人員“自首坦白，檢舉揭發”，搞人人過關。 一時間，整個築路支隊風聲鶴唳、一片恐怖。對於被認定的幾十名骨幹分子，更是日夜刑訊，威逼口供。不少人打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經過一年多的關押審訊，最後把供認或基本供認的69人定性為“反革命”成員，經中共四川省政法黨組批准，由省檢察機關批准逮捕。後經四川省高級法院審判，69名被捕人員中有23名被判處重刑，其中死刑2人，死緩3人，無期4人，有期徒刑14人。現對遭受重判的23人進行簡要介紹：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級黨校教員。大學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判刑時38歲。1945年參加中共地下黨，後失去組織關係。1948年被捕，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監獄，1949年11月脫險。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送四川省勞改局“415”築路支隊勞教，1961年解除勞教、留隊就業。1962年7月被拘留、1963年2月被逮捕，1963年11月被判死刑，1964年3月被殺於四川省永川縣。1985年其妻提出申訴，1999年被駁回。其妻繼續申訴，未立案。 楊應森，原共軍瀘州步兵學校教員。四川岳池人，33歲，1966年11月22被判處死刑，提出上訴被駁回，於1964年3月被槍決。 魏昭，南下幹部，原重慶九龍坡區政府副科長，共產黨員。湖北均縣人，36歲。1963年11月5日 被判處死緩。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83年、1986年省高級法院兩次駁回其申訴，向最高法院申訴，置之不理。2001年1月因病去世，2005年3月其妻再申訴，未立案。
陳仲偉，原重慶西南設備安裝公司工人，四川巴縣人。30歲，1958年被劃為壞分子，勞教，1962年5月解除勞教，清放回家。1963年11月5日 被判處死緩。
廖廉康，原簡陽機制磚瓦廠醫生，四川榮縣人，35歲，1963年11月17日 被判處死緩。
冉茂涵，原長壽縣小學教員，四川酉陽人，44歲，1963年11月7日 被判處無期徒刑。
彭恢榮，原犍為縣糧食局、區供銷社會計。四川健為人。32歲。1962年4月清放回，1963年11月6日 被判處無期徒刑。
楊全松，南下幹部，原西南炮校、重慶炮校參謀、教員，旺蒼縣人民銀行幹部。江蘇溧陽人，31歲。1963年11月16日 被判處無期徒刑。
朱文安，原社會職業不詳，四川什邡人，50歲。1958年被勞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5日 被判處無期徒刑。
傅汝舟，原省建工局、省城市規劃設計院幹部，大學文化程度，四川漢源人，38歲。1963年12月15日 被判刑20年。提出上訴，1964年1月5日維持原判。
袁進修，原萬縣師資訓練班學員。染平人，31歲，1963年2月15日 被判刑20年。
李玉平，南下幹部。原屏間山縣糧食局幹部，青年團總支書記。上海人，31歲1963年11月16日 被判刑20年。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81年被駁回申訴，2003年再申訴，2005年6月再次被駁回。
彭福志，地下黨員。原銅梁縣委農工部副部長。銅梁人，38歲。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 被判刑20年。1980年9月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84年申訴，未立案。1989年因病去世。1999後、2005年其近親屬提出再申訴，未立案。
熊紹武，轉業軍人，原秀山縣合作聯社採購員。秀山人，30歲。1960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 判刑20年。
王景，原一機部重慶供應站科員。大學文化程度，達縣人，35歲。1963年12月16日 判刑18年。據說是勞改中因工傷事故死亡，事實是被活活打死於“415”支隊的101隊。
費宇鳴，原江油縣人民銀行幹部，大學文化程度。成都人，33歲。1963年11月17日 判刑15年。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81年申訴，被駁回。2003年再申訴，2005年6月再次被駁回。
陳民國，原涪陵縣民辦小學教員，大學文化程度。涪陵人，33歲。1959年勞教，1963年12月17日 被判刑15年。
梅明春，原江北縣小學教員。江北縣人，50歲。1963年12月17日 被判刑15年。
陳彥，轉業軍人。原平武縣糧食局幹部。貴州大方人，34歲。，1962年6月清放回家，1962年12月17日 判刑15年。1980年複查錯劃右派，予以改正。
20、朱夢波，轉業軍人。曾在華陽幹部療養院任助理醫生，後在成都開業行醫。江蘇無錫人，33歲。1958年被勞教，1960年11月被判處管制3年。1963年2月被捕，1963年12月18日 被判刑10年，提出上訴，被駁回。1965年提出申訴，沒有答覆。
21、陳有為，原武勝重慶小學教員。武勝人，31歲，1957年被為右派送農村監督勞動，1966年到內蒙，被“捉回”。1961年勞教，1963年2月日被捕，1963年12月18日 被判刑12年。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後提出申訴，1981年8月24日省高級法院再審判決，宣告無罪。
22、朱世臣，新都人，26歲。原西南師範學院學生，被劃為右派、勞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新都縣法院判刑13年。 23、謝友樹，射洪人，33歲，轉業軍人，1955年在重慶被收容。1958年勞教，1963年廣元縣法院判刑8年。 二、勞教隊所在地法院加刑5名。 吳建章，內江縣法院加刑8年。 賀少真，廣元縣法院加刑10年。 管光榮，廣元縣法院加刑10年。 魏登高，榮山縣法院加刑10年。 楊福民，榮山縣法院加刑10年。 三、由當地公安機關管制17名、勞教3名等處理共41名。 築路支隊：李朝富、朱紹文、黃光明、周志堅、鄧先基、殷立萬。 永川看守所：胡榮光、周榮華、陳雲武。 永川茶場：譚國仁、焦德潤、易永康、劉大學、鍾克勤、張國中、李治民、楊興壽、李才義（另案處理，現已平反）。 榮山煤礦：陳昌輝、陳光裕、謝永昌、范通才（因另案被捕）。 蘆山苗溪茶場：李平揚、馬國才。 秀山縣：舒順德。 達縣：任明晃。 灌縣：湯從田、魏興志、郭福良（農民）、姚鳳起（免刑）。 健為縣：劉華年。 松潘縣：唐永祿。 河南鎮平縣：陳同瑞、楊溫友。 陝西原縣：余運中。 吉林省某縣：李海龍。 灌縣唐崇才、邱福明等 以上諸君均為清一色右派，此材料原件現存於四川省檔案館《四川省高級法院審判卷宗》，檔號： 16666-16758。
逃過一劫 在大搜捕前的兩月，我因難忍飢餓三人偷米150被捕，為求活命越獄遠逃西北，於1963年1月通輯歸案。在押解回成都的第二天，築路支隊頭號獄官金支隊長，親自到監獄提審我。他說：“只要你坦白交待，檢舉揭發他人，我們立刻‘清放’你回家。” 我聽後微微一笑道：“感謝金支隊長教育，你‘清放’我回家，我已經沒有家了。我的愛人耐不住早劃清界線離了。還有，我不知‘坦白’什麼？‘交代’什麼？又‘揭發’誰？” 他迫不及待道：“馬列主義者聯盟的事。” 我說：“馬列主義還要交待嗎？那不是改造我們的思想武器嗎？” 他氣得臉色發青，斥責我道：“你裝蒜，我問的反革命集團。” 我說：“我不知什麼集團，只知逃跑。” “你為什麼要跑？” “你們打我吊我，又不給吃飽，我咋不跑。”提審最後不了了之。因我出身童工，解放後又參加過歷次政治運動，對共產黨“坦白從寬”的政策心知肚明。我在省廳秘密監獄關押近兩年時間，審訊我的是省廳七處兩名幹員羅某和李某。他們百般哄騙、千般施壓，也奈何不得我這個狡黠的“死頑固”。引誘我上當，我不跟進；暗示我“立功受獎”，我不動心；用飢餓摧殘我意志，我勒肚忍受。自始至終都是一句話：“吃不飽就要逃跑，‘馬盟’事件一概不知。”氣得兩位幹員吹胡瞪眼，罵我“忘本變質，死心踏地與人民為敵”，最後以“越獄逃跑，抗拒改造”的罪名，加判我有期徒刑12年。 判刑後，李某和我長談了一次，他說：“曉楓，你是共產黨、毛主席一手培養起來的年青工農作家，可你不改造思想，忘本變質。這次算你滑脫了，下次如果再犯到我手裡，定叫你粉身碎骨！” 李某言之切切，兩眼殺氣。噫嘻！我總算活了出來。 堅決不可“坦白從寬” 周居正、楊應森等人都是知識分子，儘管身為共產黨員卻不知共產黨的“粑粑燙”（四川話，厲害之意）。面對刑訊與引誘，輕信“坦白從寬”、“立功受獎”，一旦留下口供，留下筆錄。“粑粑燙”的共產黨就憑這些口供筆錄，最後殺了他們。 楊應森被判處死刑之後，他們為了“教育”我，把我同他一起關在死牢陪罪。一天，趁監管人員不注意時我悄悄問他：“應森，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喲？” 他無可奈何道：“曉楓，哪有什麼組織啊，你是知道的，就說了那些不該說的話而已。全是苦打成招、飢餓煎迫的結果。唉，在這個暴政壓迫下，活着有什麼意思？還不如一死為淨。你看，我全身哪兒不是傷痕。”語畢，仰天長嘆，一臉黯然。我解開他衣服一看，果然全身上下傷痕累累。天呀！誰能挺得住？ 我和周居正不在同一個勞教中隊，卻一同在省公安廳梓橦巷秘密監獄關押過。監獄裡三個監區，他關在三監區，我關在一監區。一次放風，大概是新來的獄吏搞不清楚案情，把我們監舍四個人趕到三監區的壩子裡放風。我聽說他關在這裡，不知是哪個監舍，便引喉高唱電影《夜半歌聲》中的插曲：“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人道的烽火，已燃遍了整個歐洲，我們的熱血，第聶伯河奔流……” 歌聲喚來了他回應，監舍一處鐵窗的洞孔里彈出一個紙團，紙團上只有“保重”兩個字。再看，一張清瘦的臉頰上嵌着付眼鏡，鏡片後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黑洞洞的鐵窗後面閃灼，像盞明亮的燈，沒有聲音，只有示意：勇敢點，頂住邪惡！…… 聽說周居正被宣判死刑後留給妻子曾昭英的遺言是：“相信黨，相信歷史，永遠跟共產黨走！”然而，他的兩個兒子終因經受不住殘酷的政治歧視和精神壓力，一個在農村用鐮刀割喉自殺，一個跳嘉陵江自盡而死。他的妻子曾昭英申訴喊冤幾十年沒有任何結果。 他們被處決後，我又和判處死緩的魏昭關在一起。魏昭關結案後仍戴着沉重腳鐐，膽怯慎行不露口風。一次閒談，當他知道我是築路支隊的“勞教右派”時，相互才拉近距離。他悄聲問我：“為什麼事關在這裡？” 我笑笑說：“不知道。” 他又問：“判沒有？是不是‘馬列案’？” 我道：“可能有些牽連。” “你承認沒有？” “我承認什麼？根本沒有的事。” 他“哦”了一聲，不知是出於失悔還是為我僥倖，沉默了好幾天后，才把他手抄的判決書給我看。我看後問他：“上面定你的罪是事實嗎？” 他搖頭道：“根本不是事實。” 我道：“不是事實怎麼會寫上，你上訴呀！” 他搖着腳上沉重的腳鐐道：“你不見楊應森、周居正都殺了，我想死麼？” 我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進一步問：“他們怎麼審你？” 他極小聲地說：“一是騙，二是逼，三是打，有一次還打得我吐血。” 我聽後罵了一句：“畜牲，真他媽的不是人。” 不幾天調監舍，我又和原長壽縣小學教員、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冉茂涵關在一起。經過私下交談，他也是喊冤叫屈，審訊過程大體一致。 1964年10月4日 結案後，我被送到四川省第四監獄“改造”，又結識了此案判處死緩的陳仲偉（原重慶設備安裝公司技工），判無期的彭恢榮（原四川省犍為縣糧食局會計），定案情況均為引誘脅迫與拷打，根本不存在什麼“反革命”組織。
1980年底我“平反”回歸報社，不知是出於“感謝”還是出於“嘲弄”，專門買來水果去省廳七處看望審訊此案的預審員李某。見面後他極為尷尬，沉默了好長時間才略顯內疚地告訴我說：“曉楓，想不到你會來看我，不會介意當年吧？我病了，現已是肝癌晚期。唉，也許是上帝對我們的懲罰吧？” 我淡淡一笑，安慰他道：“俱往矣！我們都是被歷史捉弄的人啊！” 此時我還不知道“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案”並沒有得到“平反昭雪”。後來忙於工作和拼搏，直到2003年才從朋友口中得知，由於中共當局拒絕受理，此案迄今為止還在覆盆之中。 一位不該被遺忘的預言家——於勉 林憲君 於勉，山東煙臺人，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重慶銀行幹部學校校長，系行政十三級高級幹部。 我和於勉相識於1958年3月在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三中隊勞動教養期間，初來大堡時，勞教人員住的工棚尚未完工，竹篾片牆還在敷泥，工棚內還沒來得及架鋪，勞教人員都睡在潮濕的地上，翻開墊被，下面鋪的蕨草全是濕的，上面掛滿水珠，許多人因此得了風濕關節炎，走路膝關節疼痛難忍。7月份才搭好通鋪，我和於勉毗鄰而眠，晚上常在枕邊竊竊私語，天南海北，無話不談。加之我又是他的煙臺同鄉，用膠東土話交談，格外覺得親切。他已48歲，大我25歲，我們相處不到一年，由彼此了解，信任到忘年交，他是我終生難忘的朋友和師長。 於勉一生為革命操勞，戰爭與疾病摧毀了他的健康，未滿50歲的人已滿臉皺紋，高度近視，看起來十分蒼老。到了勞改單位，迎接他的是勞累和飢餓，每天開荒、燒草在等繁重而超體能的農活常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其實最難忍受的還是餓肚皮，我們自來到大堡，幾乎沒有吃過幾頓飽飯，每晚收工回來的晚餐只有一小木瓢包穀清湯粥，靠這點食物充飢常餓得睡不着覺。 當時於勉經濟條件較好，常收到親屬從青島寄來的食物和匯款。他體弱多病少有機會下山。我每次被派外出挑東西都要代他買些麻餅、白糖、核桃之類的東西用於充機，1959年以後。即使有錢也買不到吃的了。 於勉知識淵博，閱歷豐富，對事物具有深遠的洞察力和超前的思維方式，我倆有兩次長時間單獨談話，至今還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他不愧為一個極有判斷力的預言家。因為他向我所說的內容，在後來的歲月中都不幸變為事實。 第一次是在1958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倆被派往幾里外的北山坡中耕洋芋。出工時天氣晴朗，不一會兒就下起了大雨，我們躲避不及，只好把鋤頭插進洋芋地，坐在鋤把上，在草帽的遮掩下靠在一起躲雨。我全身都濕透了，又冷又餓，十分狼狽，當時思想“冒包”色，牢騷滿腹。於勉見狀，就問我是怎樣當上右派的？我向他講了當右派的荒唐經歷：“1957年5至7月份我到山東老家探親去了，8月份才回省團校，我既沒有參加鳴放、寫大字報，又沒有給任何人提過意見，只是看到7個被打成右派的人心裡有些納悶，在日記里多寫了幾句：他們昨天還是革命同志，怎麼給領導提點意見就變成了階級敵人？毛主席不是事先說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為什麼現在又要給言者定罪呢？這不是出爾反爾嗎？我對毛主席搞的陽謀、引蛇出洞、聚而殲之這套把戲實在弄不懂。我這些想法並未向任何人談。豈料這期間領導已派人偷撬了我的抽屜，看了日記，然後由王毅校長出面命我交出日記。當天就根據日記上這些話把我劃為右派。並說我是利用日記猖狂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我不服，極力申辯寫日記是當時的思想活動，不屬於言論和行動，說不上是進攻。幾天之後，我以不認罪，態度惡劣，堅持反動立場被定為極右分子。直到送勞動教養前才有人悄悄告訴我：省團校分了8個右派指標，只差1個了，是用你湊數的。指標完成後又發現團課教研室的劉世斌問題比我還嚴重，團校請示了市委5人小組，答覆是：名額完成了就算了吧，把劉劃為中右好了。我對這段荒唐經歷越說越氣，對於勉說：“如果人的思想活動都可以定罪，這和古代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腹誹罪’，有何區別？是他們撬了我的抽屜，到底是我犯罪還是他們犯罪？” 於勉聽後連連搖頭，意味深長的對我說：“憲君啊，你真是個書呆子，政治上太幼稚，你教哲學教黨史居然不懂政治，你對毛主席也太不了解了。”他把話鋒一轉又說起了他自己。他說：“我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也經歷過延安整風和建國後的政治運動。我覺得黨內鬥爭比與日本鬼子，蔣介石的鬥爭還要殘酷，還要無情。在挽救失足者和鎮壓‘紅旗黨’的運動中，我看到不少好同志都成了刀下的冤魂。你不要不知足，現在還要感謝毛主席給你留下了一個腦袋哩！”他又說：“我這個右派其實比你還冤枉，你還有一項思想罪，我是因為沒有抓到右派才被打成右派的。”反右派鬥爭中，上級找他匯報銀行幹校劃了多少右派。他說：“我們學校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結果這句話成了上級給他劃右派的依據。理由是：“你說你們學校沒有右派，這句話就是右派言論。毛主席說，‘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難道你們學校不是人群？你和毛主席唱反調，不是反黨是什麼？”他有口難辯，右派帽子就是這樣戴在頭上的。 他被撤職後新來的校長，一副極左面孔，上任不久就劃了一大批右派，連在校學生都未能倖免。他成了本校的大右派，寫不完的檢討，挨不完的批鬥，又被降為工友使用，天天掃馬路，沖廁所，為職工端茶倒水，聽候驅使呼喚。他實在忍受不了這種羞辱，終於在一次檢討會上發作了。他說：“我看這次反右派鬥爭，簡直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無中生有地給人羅織罪名。”名這句話立刻被上綱上線，批鬥會上說他 “含沙射影，把領導反右派鬥爭的毛主席比喻為一條狗，把響應毛主席號召，積極參加反右派鬥爭的群眾說成是一群狗，這是惡毒攻擊毛主席和廣大群眾。”從此，他又成為極右派，命運急轉直下，最後被送勞動教養。 談到勞動教養的期限時，我說：“勞動教養是最高行政處分，還夠不上判刑，估計最多一年半或就該放回家了吧？”他說：“不會吧！哪裡有這麼便宜的事，你既然被當作專政對象送來，我看決不會輕易放你出去，即使解除勞教還要留在勞改單位就業。公安機關這一套我熟悉！”我聽了涼了半截，心裡很不是滋味，對前途十分悲觀，我說：“這樣看來，我這一輩子不是完蛋了嗎？”他又說：“不見得！你才23歲，年輕得很，只要能堅持活下來，我看還能等到平反昭雪那一天。”我困惑不解地問：“可能嗎？”他的分析是：“反右派鬥爭是毛主席在青島會議上一手策劃的。毛主席的為人我是了解的。他從來不會認錯，他有一句話叫‘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我看只要毛主席健在，你我再有多大的冤枉，都不要去想，還能翻過來。我年紀大了，病又多，恐怕等不到那一天了，我這副老骨頭早晚會丟在大堡這個鬼地方。”當時，我已隱約地領會到他話中的含義，心裡想，只有等毛主席去世以後，我們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了。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畢竟毛主席大我42歲，我相信自己一定能等到那一天。 第二次說話是在1960年的夏天。從1959年起我離開三中隊，到跑馬坪五中隊給小犯人當大組長。和於勉見面的機會就少了。那時沙坪農場的右派和小犯人們已開始大面積的患水腫病。有些人的臉、手、腳腫得發亮，兩隻眼只有一條縫。整體已不成人形，有些人則枯瘦如柴，形同骷髏。那些飢腸轆轆的小犯人，出於求生的本能大量外逃，出去偷吃的。他們什麼都偷，甚至剛種下的洋芋塊，即使浸泡過福爾馬林，灑上大糞也被他們刨出來燒着吃了。跑不動的病號，呆在工棚已奄奄一息。勞動生產已無法正常進行。大組長的主要任務是背病號送衛生所，埋死人和追捕逃跑的小犯人。1960年夏天，有一次我抓逃犯路過三中隊，在山坡上遇見於勉，他柱着拐棍，步履瞞跚地向我走來，拉住我的手告訴我：“如今身體已每況愈下，健康日益惡化。戰爭年代飽一頓，餓一頓留下了胃潰瘍，又患心臟病，實在拖不起了。近來隊部給予特殊照顧，生天發一斤大米給我，可以自己煮來吃，免受食堂盤剝。”他手上提一個美國造豬腰子形鋁飯盒，據說是抗美國援朝的戰利品，已準備去煮烯飯，見我來了很高興，顧不得煮飯了，和我坐在山坡上擺起了龍門陣，他問我五中隊的情況，我說：“原先有400多人。後來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一半了，最近又補充進來200多人。我那個大組分了40幾個，結果跑了十幾個。現在經常追逃犯都搞不贏。有些小犯人去偷彝胞的洋芋，海椒，被彝胞用鋤頭打死了兩個，有的夜晚逃跑又不熟悉道路，跌進峭壁深淵，屍體發臭了才被人發現。成年人也死了不少，熟悉的有陳重寅教援，小學老師羅志榮，大學生周蘭新，醫生劉天模等，這樣下去要不了兩年，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於勉聽後立即問我：“你知道為什麼大量死人？我看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在沙坪農場是剋扣糧食，在全國是決策失誤。”他對毛主席的個人品質極為反感，十分肯定地認為是毛主席製造了這一場全國性的災難。他說：“這場全國性災難的起因，根子在57年。說了真話的人當右派，當階級敵人；說了假話的反而提拔重用。不然，怎麼會有58年的大躍進，浮誇風？既然畝產上萬斤，怎麼會大量餓死人？我看沒有57年反右派，就不會有這麼多人無疾而終，毛這樣一意孤行，中國還會面臨更大的災難！”我為他激烈的言詞而擔心，怕他說漏嘴惹來麻煩，他對我善意的提醒似乎不以為然，接着說：“當年我說了真話，如今落到這個下場。現在什麼都無所謂了。你還年輕，來日方長，說話可要小心。只要能活着出去，你還可以干一番事業。反正我是熬不出頭了。”他對整過自己的那些人，一直耿耿於懷，對我說：“那些傷天害理，昧着良心整人害人的傢伙，決不會有好下場。不管他們在反右派中撈到多大好處，他們最終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說話的語氣就像《基督山伯爵》中那個法利亞#老，在伊夫堡監獄向鄧蒂斯說話一樣，他提醒我：“是什麼人從你的痛苦中獲取了利益，今後就打他算賬。”他甚至還向我講了一個春秋戰國時期那個著名的復仇者伍子胥的故事。他說：“當年伍子胥破楚後，把楚平王的屍體從墳墓中刨出來，鞭屍三百以解心頭之恨。有人阻攔勸說：棄了吧！將軍不要意氣用事，要注意影響啊！伍子胥摸着滿頭的白髮說：我都這麼大一把年紀了，還顧什麼影響不影響。別人愛怎麼說就隨他去說吧！我才不管呢。”我當時並不怎麼理解這個故事的含意，多年之後才逐漸明白了於勉的良苦用心。 這一次見面，他講的很多，有些內容已記不清了。我看時間不早了，還有追逃犯的任務在身，便起身告辭，匆匆向大堡方向奔去。 兩個月之後，我又一次追逃犯路過三中隊，路邊遇到重慶市公安報來的蔣柏齡。我向他打聽於勉的近況，他說：“於勉已經去世了，他是病餓交加含冤而死的。”在那個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和人為地製造饑荒的年月里，沙坪農場的山溝里早已餓殍遍野。被關押的右派和小犯人很難擺脫這種厄運。像於勉這樣的老者，更是在劫難逃，最先命赴黃泉。這是中國一代知識分子悲慘命運的縮影。 1961年春，我又被調到三中隊，聽和於勉關係較好的郎先瀛等軍人講：“於勉死得很慘，人還未斷氣，身邊的呢子大衣，俄羅斯毛毯和派克鋼筆就不知去向。據說是保管在中隊部。可誰也沒有見過，更沒有誰敢打聽這些物品的下落。於勉下葬時半裸着身子，用一張破草蓆裹着屍體埋在山坡一個土坑裡。時間大約是1960年秋冬之間，具體日期已無法查證了。 反右派鬥爭轉眼就是50周年了，我們這些大難不死，劫後餘生的倖存者，所經歷的種種磨難，是一生中永遠都揮之不去的陰影。至今我還時常夢到自己又回到了勞改隊，為自己尚未脫離牢獄之災而膽顫心驚，誰也無法抹平心靈上的創傷。 當年於勉的預言，後來果然一一應驗。他對許多問題的分析一針見血，判斷入木三分。他向我說的都是真話，至今記憶猶新，在“57”難友罹難50周年今天，寫下這一段真實的歷史，以示對他的懷念。 隨着歲月的流逝，我們這批當年20多歲的小伙子，如今已是七八十歲的老翁，何況我們說真話的時間已經不是很多了。不是嗎？我們這些倖存者有責任把歷史的真相告訴人民。 我小說中的女主人公 沈不沉 男主人公：豁出性命說實話 1969年，我被釋放出關了2年10個月的禁閉室，原武林機器廠被撤消，剩下的勞改犯200餘人調到蔣堂農場。1971年10月，以“武林案件”命名的反革命集團案審查結果確定為假案，我終於按照刑滿釋放的規格，脫去戴了一年多的腳鐐，分配到缸窯場員隊，戴反革命帽子留場繼續改造。 浙江省蔣堂勞改農場，相當於團級編制，我所在的下汪大隊下轄的3個勞改中隊，集中居住在下汪的監舍內；此外還轄梨園、缸窯、里塢3個場員隊，全部從事農業勞動。場員不同於勞改犯之處，是可以抽煙、留長髮，進出沒有武警看管，假日可請假外出，而且還有工資，我的月工資從開始的17元漲到23元。 不久，我結識了缸窯農場的水管員朱明倫。 朱明倫的案情頗具傳奇色彩，他給自己編了兩句順口溜：“豁出性命說實話，為說實話進牢監”。我來缸窯時他的案件已經平反，恢復幹部身分，但不在編，水管員只是業務分工的稱謂。 朱明倫比我小6歲，上海人，長得一表人才，說一口帶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話。他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分配到上海郊區的一個公社農機站當了一名農業技術員。1958年夏天，縣裡布置農業大躍進任務，當時的口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縣屬各公社水稻每畝產量至少不能低於5千斤。各個公社多數人都知道，這是一張永遠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但迫於情勢，只得照辦。有報5千的，有報1萬的，唯獨朱明倫所在的公社只報500斤。公社書記找朱明倫談話，要他順應時代潮流，不要因固執而誤了自己的前程。朱明倫把公社書記領到曬穀場，他對書記說：“5000斤干稻穀攤在這塊曬穀場上，它的高度就會超過30公分 ，所以，畝產5000斤是胡說，對不起人民也對不起黨。”
其實，公社書記何嘗不知，他向朱明倫攤牌：“如果不這樣做，誰也別想再坐在這把椅子上！”偏偏朱明倫是個認死理的人，昧着良心做事他不干。 然而，真正令他目瞪口呆的事發生了，1958年9月11日 ，廣西的《柳州日報》套紅刊發了題為《環江放出畝產13萬多斤的巨型中稻“衛星”》的新聞，接着，《廣西日報》、《人民日報》又相繼轉載。這年國慶節，《天津日報》報道了該市的東郊區新立村水稻試驗田畝產12萬斤的特大新聞。為了打破一些人的保守思想，上海市決定立即組織部分農業技術人員前往參觀，朱明倫是參觀人員之一。到了田間，看到在一塊田中，稻子一棵挨着一棵，不見空隙，如同一個大稻子垛。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在田頭，他看不見一個農民，在場的全都是市縣與公社的幹部。他問在場的幹部：這些稻子是如何種植的？怎樣管理的？他要求直接與種植這塊田的農民對話，但遭到拒絕。來此參觀的上海農業技術人員私下議論，水稻是絕對不可能如此密植的，最大的可能是從其它田中把稻禾連根拔起移植到一塊田中，這種事已經是屢見不鮮了。即使如此，這塊田的產量也絕不可能超過1萬斤。在當晚由天津市農業局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朱明倫的發言把所有的人都嚇個半死，他明確指出，這完全是弄虛作假，踐踏科學，其結果只能是禍國殃民，他要求中央派人調查這件事，並將真相向全國人民公布。
朱明倫畢竟是個乳臭未乾的渾小子，他這一來，捅下的漏子就大了。第二天早上他剛醒來，就被警車押回上海。接着，縣裡召開了專門的批判會，他被拔了白旗①，投入勞動教養。 假如事情到此為止也就罷了，可朱明倫卻說什麼也咽不下這口氣，在勞教期間，他多次上書黨中央與周恩來總理，措詞嚴厲地指出天津新立村搞的樣板是一場騙局，是沒有任何科學依據的，已經在全國各地造成惡劣影響，他要求中共中央派出調查組，對新立村事件進行徹底調查，對搞這種國際騙局的人給予嚴厲處分。殊不知新立村是毛澤東主席親自視察充分肯定而樹立的樣板，豈是朱明倫能板得動的？此舉的直接後果是朱明倫的矛盾性質徹底改變，由原來的人民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朱明倫因“到處散布流言，惡毒攻擊三面紅旗，已構成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 朱明倫在勞改期間，從來沒有認罪服法，每逢填表，在案由一欄中都填“說實話”。他多次明確表態，說“農業大躍進是騙人的謊言”，甚至揚言“我就是死不改悔！”為此，他吃盡苦頭，每次開批判會總少不了他。他雖然如此頑固地抗拒改造，但卻沒有加刑，刑滿釋放後戴反革命帽子留場。 早在1962年4月，中共中央就已下發了《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要求“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和基本錯了的黨員、幹部，應當採取簡便的辦法，認真的、迅速的加以甄別平反。”隨後，對在“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中受到錯誤批判和處分的絕大多數人進行了甄別平反。蔣堂農場對準備予以甄別平反的一連串名單中就有朱明倫，但在與上海協調時卻遭到擱淺，當時的上海是“文革”重災區，大家都熱衷於造反打內戰，哪有空閒去管這種事？更何況上海方面拒絕讓他返回原籍，更不同意他回到原單位。當我來到缸窯並認識朱明倫時，他已在此留場8年。 浙江中部特別是金華一帶，由西到東是一片狹長的黃土丘陵，那裡的泥土被當地老百姓形容成“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團糟”，這樣的土壤種植水稻產量極低。浙江省公安廳卻看中這塊寶地，在此建立蔣堂農場，在黨中央“以糧為綱”方針指引下，一隊又一隊的勞改大軍浩浩蕩蕩到此開山造田，並把從下汪到梨園的一大片梨樹砍去種植水稻。 缸窯場員隊在西邊山腳處造了一個水庫，還造了一條兩米寬的明渠晝夜不停流經隊部， 200多人的生活用水都依靠這條明渠。缸窯村的農民見此處有水可用，也造了一條明渠，雙夏期間，水源嚴重不足，雙方為了爭奪水源而糾紛不斷，缸窯中隊的一位生產隊長出面與農民交涉，卻被打成重傷住院。
朱明倫經過分析後認為，水庫水源充足，問題出在兩條明渠的水浪費太大，他建議在隊部附近打一口井以杜絕明渠的無端浪費。缸窯中隊領導採納了他的建議，在場員隊伙房東側打了一眼井，卻真的沒想到，井深不足3米 ，水質卻清冽甘甜。缸窯村地處黃土坡，長期缺水，農民見缸窯場員隊打出如此清冽的水井，便禮聘朱明倫幫忙，朱明倫經過勘查，選定了打井的位置，打出來的這這口井，居然比缸窯中隊水井的水質更好。
由於朱明倫對缸窯場員隊的傑出貢獻，他被蔣堂農場正式任命為缸窯中隊水管員，並在下灣水庫旁邊造了一幢15平方米 的平房，作為朱明倫的棲身之所。從此以後，兩條明渠不再使用，兩家也不再為水而產生糾紛。
終於有機會訪問朱明倫那幢神秘的小屋。 屋裡擺設很簡陋，一張木板床、一張自製的小桌子和一個小小的煤球爐。靠牆角放着些鍋盤碗杓之類，牆面刷得很白，卻沒有按照當前最流行的格局，在正中位置貼一張毛主席像，而是貼了一張座右銘式的墨寫大字：“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這種千篇一律的座右銘十分平常，也不大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及至我了解了他的案情之後，不由得從心底泛起一股肅然起敬的意念。他的這種近乎冥頑的執着與堅韌，對傳統道德底線的堅守，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這決不是每一個掙扎在困境中的人都能夠堅持得下去的。 次日，我到場部汽車修配廠檢了一塊黃銅，特地請一位老鉗工加工了一顆銅豌豆，經過拋光後金光閃閃，煞是好看，正面刻上“響噹噹”三個字，還在中間裝上了耳朵，穿上絲線，當作一件吉祥物鄭重其事地送給他，他有點不知所措，一下子沒能反應過來。過了兩天，我在缸窯的小店裡碰到他，他拉着我的手對我說：“謝謝你對我的理解，可惜我沒有關漢卿①的才華。 我報以一個心照不宣的微笑，他終於讀懂我了。 我是個喜歡舞文弄墨的人，50年代發表過一些詩歌與小說，但現在卻是個戴反革命帽子的異類，沒有資格在報刊發表文章，即使稿件質量上乘，一旦進行政審，還是會被被刷下去。然而積習卻蠢蠢欲動，居然胡謅出一篇小說。大意是說，一位來自大城市的女知青到農村插隊落戶，虛心向農民學習，從改良品種入手，終於種出大苞米……稿子寫好了，但在署名問題上卻舉棋不定，最後找朱明倫商量，署上他的大名，小說就順利在省報上刊出了。 女主人公：奇特的出場方式 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個郵包，打開一看，裡面是兩個足足一尺來長金黃燦燦的大苞米，再看寄件人的署名是“趙慧娟”。這事在我腦子裡整整盤旋了一整天，夜晚輾轉反側難以成眠，趙慧娟是誰？為什麼要給我寄苞米？一連串的問號就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天快亮時，忽地在朦朧中驚醒，“趙慧娟”不是我那篇小說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嗎？這本來就是憑空杜撰的故事，怎麼可能會有小說中人物給作者寄郵件的事？這豈不是荒唐透頂！ 我在省報上發表小說的事只有朱明倫知道，更何況用的還是他的名字，解鈴還須繫鈴人，只要找到朱明倫，就能夠解開這個謎。 朱明倫解開謎底，由此牽出了一個纏綿悽惋的愛情故事。 如果我愛你，與你何干 文化大革命期間，工農業生產全面停頓，只有人的生產突飛猛進，城市人口激增，生活資源匱乏，大中院校的畢業生與城市青年無業可就，於是中央決策，把大批青年驅趕到農村插隊落戶。那時候，有一段毛主席語錄歌十分流行：“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這就是我胡謅的那篇小說的時代背景。 缸窯村是公社所在地，有三個來自上海的女青年被分配到這個公社，起先，她們被編入由公社組建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挨村挨戶宣傳文化大革命。宣傳隊解散後，她們被安置到一個小隊裡從事農業生產，但仍集中住在公社的宿舍里。她們打聽到場員隊的朱明倫是農業大學畢業的，當過農業技術員，就向他請教改良品種的方法。其中一個叫方若伶的只有19歲，顯得特別熱情，隔三差五往水庫邊的那幢小屋跑。因為是同鄉，朱明倫也特別關注這位小妹妹，把自己在屋邊試種的改良苞米種子送給了她，還教她苞米定向栽培技術，使苞米在生長期內的通風光照更好，還可以在空檔處套種大豆。為了鼓勵她做出成績，朱明倫特意把我寫的小說送給了她，他不想沾我的光，就把這篇小說作者的姓名透露給了她，於是，小說中的“趙慧娟”便成了方若伶心目中的偶像，她在朱明倫指導下種的苞米果然不同尋常，收割以後，她揀了兩個最大的寄給了我。 我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和我在50年代中所寫的詩歌或小說一樣，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為了配合當前的政治任務，大抵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讓人物作出一種常人難以企及的行為，歸根結蒂要歸功於黨的教育，詮釋一種這個時代中國文學所獨有的主題理念，即所謂的“歌頌”，所以小說中的人物無非是一種政治標籤，決不可能有一點性格與靈氣。 從朱明倫對方若伶的描述中，我的腦海中已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形像，她穿一件白地藍格子襯衫，胸前別着一個毛澤東去安源的像章，頭戴一頂上海紅衛兵特有的向日葵遮陽帽，一頭青絲在腦後綰了一個大髻，向日葵遮陽帽的後邊就被卷了起來，只剩下前面的一半，就像田間盛開的半邊蓮，她也因此獲得了“半邊蓮”的雅號。 可是，當我見到這位上海姑娘時，卻令我感到赧顏，我小說中的趙慧娟沒有一點形像上的正面描寫，就像一個影子般飄來飄去，顯得那麼蒼白。而眼前的方若伶卻是齒白唇紅，身材高挑，她的舉手投足，處處散發出青春女性的芳馨。 此後，水庫邊、柳樹灣一帶常會出現他們的身影，場員隊裡關於朱明倫交了桃花運的傳言，已經到處沸沸揚揚了，我揣摩着這事有可能是真的，雖說二人年齡懸殊過大，但只要情投意合，倒也未嘗不可，中國歷史上就有許多先例，如孫中山與宋慶齡、魯迅與許廣平等。我用一種調侃的口吻把我的想法告訴朱明倫時，他卻是一臉的嚴肅，斷然拒絕，連連說“不行，不行！這簡直是犯罪！” 然而，我卻看見朱明倫桌上的玻璃板下面多出了一張小紙條，上面寫着：“如果我愛你，與你何干？” 這是《歌德自傳》中的一句話，脫胎於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原話是：“愛神的人，不要企望神也愛他。”這是一種無私的、無望的愛情理念，一種不謀求任何占有與回報的徹底的奉獻，也是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許多哲人們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事情並未順着我的意願發展，就在他們交往的這段美妙的小夜曲中，卻出現許多刺耳的雜音。 當中國的知識青年響應毛主席號召，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胸懷凌雲壯志，改天斗地，發誓要創造人類歷史上最輝煌業績的時候，他們中的許多人，特別是女青年，遭遇到的卻是太多的不幸與無奈。由於她們來自大城市，正值青春妙齡，長得如花似玉，一些農村青年便因之垂涎三尺。多數情況下，她們又無法主宰自身的命運，最常見的辦法就是先下手為強，等到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飯，然後再軟泡硬磨，不由得你不乖乖就範。一旦她們下嫁農村，便從此斷了歸路，她們的戶口就會一輩子在此落戶，再也無法遷回原籍。 缸窯公社的團辦主任耿某原是這個公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隊長，他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妻子是小學教師，還有一個10歲的女兒。但耿某生性喜歡沾花惹草，經常緋聞不斷，他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任隊長時，就有好幾個女青年慘遭毒手，但她們只能隱忍，敢怒而不敢言。耿某對方若伶特別青眼相看，對她處處照顧，有時還會動手動腳。不知怎的，被加油添醋的傳聞傳到了耿某妻子的耳朵里，她火冒三丈，怒氣沖衝來到公社，指着方若伶的鼻子大罵她是“狐狸精”，方若伶從未經歷過這樣的凌辱，氣得她嚎啕大哭，整整三天粒米未進。 不到一年時間，與她同時從上海來缸窯插隊的兩個女青年都已先後嫁了人，搬出了宿舍，16平方米 的房間裡只剩下她一個人，致使風險越來越大，她不得不處處提防，還特意買了一把剪刀放在床頭以備不測。
一天夜裡，她主動把朱明倫約到柳樹灣，二人坐在一棵大柳樹下竊竊私語。方若伶倚在朱明倫的胸前低聲說：“倫哥，我還是處女，我給你吧！” 這突如其來的舉動使朱明倫有點不知所措，他定了定神，這才吞吞吐吐地說：“不，你是天使，我不能玷污你，我的理智要我守住你的最後一道防線……” 方若伶悻悻地離開，臨行時丟下一句話：“倫哥，你真傻！” 儘管她時時戒備，但不幸還是降臨到她的頭上，這次，她無法迴避了。 寫日記是朱明倫長期養成的習慣，除了記錄思緒，評說時政，也摘錄一些中西方的名人警句。一天，他們正在小屋裡討論高爾基，恰好朱明倫的本子裡抄錄了高爾基早期的幾首詩，便拿出來給她看。這時有人來找朱明倫，要他馬上去一趟隊部，朱出門後，方若伶獨自一人翻看着小本子，越看越喜歡。此時已是日薄西山，天色漸暗，還不見朱明倫回來，她便在桌上留了一張字條，懷揣着小本子離開了小屋。 誰知禍起蕭牆，黑暗中總是有一雙眼睛在窺視着她。 方若伶住在公社辦公室旁邊的一間廂房內，吃過晚飯，她一人捧着小本子正看得津津有味，不料公社武裝部長的妻子來喊方若伶，說她兒子有一道算術題不會做，請她代為解一下。方若伶把那小本子鄭重其事地卷在被子裡，然後鎖上門出去。等她回到宿舍，卻見房間裡亮着燈，耿某正在燈下翻看她那心愛的小本子。 “你怎麼可以闖到我的房間裡來？”方若伶怒氣沖沖地問。 耿某一臉狡黠的笑容：“我早就懷疑這姓朱的對黨對社會主義懷着刻骨仇恨，現在你看，”他舉起小本子：“鐵證如山！” 朱明倫確實記述了“文革”期間他所見到的一些反常現象，也有一些牢騷與不滿，如果耿某真要舉報的話，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朱明倫很可能會再次入獄被判處徒刑。方若伶想到這一點，不禁柳眉倒豎，脫口而出：“你真卑鄙！” “是嗎？”耿某皮笑肉不笑，“你喊呀，喊得響一點，等大家都來了，我就把它公開！”他再次舉起小本子。 這一招還真的把方若伶鎮住了。她終於放低了聲音：“你想怎麼樣？” “這還用問嗎？”他走近方若伶壓低了嗓門：“我只要你——一樁最廉價的交易。” 方若伶在心底盤算着，在對方絕對占上風的情況下，硬拼只會把事情弄得更糟，她想得更多的是朱明倫的安全，為了她心愛的人，她願意犧牲自己。 最後，他們達成協議，方若伶在拿回小本子並確認它安全的情況下，她願意獻出貞操。 天空下起了小雨，老天也為方若伶的失身而哭泣。 將近午夜，朱明倫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他急忙開門，進來的是渾身濕透的方若伶。她撲倒在朱明倫的身上失聲痛哭。此情此景，朱明倫已猜着幾分，他抱起方若伶，一陣陣地吻她，他對她說：“好妹妹，千萬別這樣，我會永遠愛你的。” 朱明倫突然發現，他的語言竟是那樣的無力，他在此時竟會顯得如此笨拙。 “明倫哥，我對不起你……”她的全身在顫抖。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你都是我的，我們明天就去登記。”朱明倫終於清醒過來，說出了方若伶期待已久的一句話。但此時方若伶只是從牙縫裡迸出了兩個字：“晚了！”她從懷中取出用一個女人的貞操換來的小本子，雙手呈送到朱明倫面前，睜開被淚水與雨水沾濕的雙眼，深情地望着朱明倫，“晚了，一切都晚了！” 方若伶的目光從朱明倫身上慢慢移開，掃視了一下整個房間，當她看到玻璃板下面那張寫着“如果我愛你，與你何干”的紙條時，她尖叫了一聲，掙脫朱明倫的手奪門而出，朱明倫趕緊起身追了出去。 一聲轟然巨響，水花四激，那一夜，場員隊幾乎所有的人都聽見朱明倫那撕心裂腑的呼喊。 第二天一早，缸窯隊所有的場員都停止出工，100多人自發來到水庫下水尋找，兩個小時之後，方若伶的屍體被打撈上岸，朱明倫抱着她哭得死去活來。 朱明倫在水庫邊為方若伶建造了一座小墳，墓碑上寫着“愛妻方若伶”，並把自己的小本子在墓前焚化。他當着墓碑立下誓言，他將終身不娶，作為對方若伶的報答。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先前的平靜。朱明倫知道，耿某是個有權有勢的人物，在當前法制被踐踏的狀況下，莫說沒有任何證據，即使有足夠的證據，又怎能奈何得了他？ 孽海餘波 昔人有言：路不平，有人鏟；事不平，有人管，一個月後的一個星期天傍晚，耿某騎着自行車從蘭溪縣城回家的路上，整個鼻子被人割去。儘管公安部門千方百計捉拿行兇者，卻始終未能破案。 這件事流傳着好幾個版本，據耿某自己的陳述，他是在自行車上被人從背後上套上麻袋，從下而上將他的整個鼻子割去，動作極其利索。等到他忍着劇痛掀去麻袋時，只看到旁邊有一個被嚇得說不出話的老太婆，根本就沒有看到兇手的影子。另一種版本說是朱明倫干的，但大多數人不相信，雖然他有復仇的動機，但卻沒有能力做這樣的事，像他這麼個文弱書生，又怎能是身高一米八的耿某的對手？最後一種版本，也是絕大多數人肯定的版本，是那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俠客所為，無論如何，這都是耿某強姦方若伶所遭到的報應，缸窯場員隊包括缸窯村的農民，十之八九為此事拍手稱快。
耿某傷愈後不但沒有升遷，反而被查出有貪污情節，被清洗回家當了農民，從此他多了一個外號：耿塌。 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個春天，我接到朱明倫的電話，約我一起去看方若伶。 我們在金華車站見面，如今也已經是滿頭白髮。他從一個農科所退休，有高級職稱，每月可以拿3千多元的退休工資。但他仍然恪守當年在方若伶墳前立下的的誓言，從1978年回上海後至今沒有結婚。 老友重逢，舊地重遊，20多年前的酸甜苦辣一夜間注到心頭，說不盡的喜怒哀樂，拂不去是瑩瑩往事，當某一個細節變得朦朧淡化的時候，相互間的補充便立即使這個情節變得鮮活。 來到場員隊舊址，眼前的變化真有點令人眼花繚亂，昔日那麼熟悉的地方，如今卻變得異常陌生，要尋訪過去遺落的腳印，真不知有多麼艱難。小水庫連同方若伶的墓葬早已不復存在，原先的黃土路，如今都變成了水泥路，許多小轎車在這條路上往來穿梭。 來到缸窯村，已經沒有人能夠認出我們。我向一位老者打聽“耿塌”，此人已經在10年前死於一場車禍。被撞得身首分離，極為慘酷。 當晚燈下寫成一闋【木蘭花慢】： 記當年此地，曾攜手，話纏綿。對風雨江堤，撕心裂腑，難復沉冤。澆我千杯悶酒，怕胸中塊壘只依然。往昔窮途末路，如今桑海新遷。 劉郎不死又重還，愁壓九重天，把萬種悲情，兩行熱淚，來灑君前。料得今宵歸去，對孤燈耿耿夜無眠。四十年間舊事，一千萬里江山。 1978年8月初稿 2008年8月修改 真實姓名：沈沉 電話：13157717036 電子信箱：scbcsbc@126.com 善良溫柔的王義珍 —— 重慶市長壽湖右派採訪錄 政治”是個什麼東西呢？多年來，它比醫術重要、比親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
採訪後記 王義珍是我小時到我家來過多次的“長壽湖分子”之一。她給我的外觀印象是苗條修長，慈眉善目，眼睛常含着笑意，舉手投足顯得輕靈活潑。我永遠記得那對笑盈盈的眼睛，漂亮、親切，盈滿女性的溫柔和母性的慈愛。再見到她時已經是30多年之後。推開門，我一眼就認出了她，那雙笑盈盈的眼睛，滿面的和藹親切，連身材都保持着當年的苗條修長，雖然，頭上已是斑斑白髮。可惜，她當年“政治”不行，屢考屢敗，這一敗，一生的代價就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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