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出版集團美國公司張矩、趙非說：“西方的讀者一提起中國，不是‘揭短’，就是‘考古’：傳統文明成果纍纍，當今記錄劣跡斑斑。實際上，中國哪這麼簡單、片面？近三十年來的中國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我們要讓世界左看右看、前看後看，好好看清翻天覆地的當代中國！”


◆高伐林


　　中國大陸有多少家出版社？這很難一下說出一個準確的數字，因為時常在變化，只能說“五百多家”；這麼多出版社，在美國設分公司的有多少家？這倒是可以一口答出：一家。
　　從1990年以來，別無分店，獨此一家——科學出版集團美國公司。
　　說“科學出版集團美國公司”，在北美華人民眾中的知名度，接近於零；還是得說“中華文化圖書展”，才會讓許多人恍然大悟。近年來，大型中文圖書展已經在美東遍地開花，但是最早、最勤、最大的——也可以說最成功的中文圖書展，是由他們主辦的。1999年秋，他們與中華文化基金會、江蘇出版總社聯合舉辦首屆中華文化圖書展，排隊交款的長龍在偌大展廳繞場蜿蜒一周的盛況，轟動新澤西；2003年，他們將公司從紐約搬到新澤西的南布朗斯維克（South Brunswick），租用大型倉庫，擴大批發業務；然後在整整一年裡，舉辦了25場大型書展，紐約、芝加哥、波士頓、亞特蘭大、底特律等大都市，馬里蘭、俄亥俄、德拉瓦、明尼蘇達等州的華人社區，賓州的理海、康州的紐黑文等大學城……都一次次高掛過“中華文化圖書展”的鮮紅橫幅。
　　當然，科學出版集團美國公司，並不簡單地等於一家中文書店。實際上，他們的事業，遠遠超出舉辦圖書展銷。這一點，是筆者與該公司總經理張矩、副總經理趙非一席交談之後，聽他們暢論中文圖書向美國拓展的脈絡，中國圖書出版界搞活、與國際接軌的局面，以及他們為之付出心血的歷程，才大開眼界的。說該給他們記推動中國出版行業現代化的大功，絕非溢美——誰讓他們是“獨此一家”呢！
　　張矩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北京大學化學系學生，畢業後分配到科學出版社工作，1988年來美國留學拿到碩士學位，1990年創辦並主持科學出版社紐約分公司（後來改名）。我跟他聊着，他的畢業於中國科技大計算機系的副手趙非，一直在開箱、驗貨、上架……忙着準備最近又要出去辦書展。




把活生生的中國介紹給世界

　　還沒等筆者提問，張矩就說起了他們不遺餘力地介紹中國圖書的動機：要讓外界全面地、及時地、深入地了解當代中國——“西方的讀者一提起中國，不是‘揭短’，就是‘考古’：傳統文明成果纍纍，當今記錄劣跡斑斑。實際上，中國哪這麼簡單、片面？近三十年來的中國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我們要讓世界左看右看、前看後看，好好看清翻天覆地的當代中國！”
　　筆者問：要讓世界看清中國，得靠外文書，而你們展銷的主要還是中文書啊？
　　張矩早料到筆者有此一問：我們公司1990年在美國起步後，在一段時間內，主要業務是將我們科學出版社和中國其它出版社所出版的英文科技圖書，推向國際市場。這部分工作現在也還在做，銷路最好的圖書是中醫類，例如《中國針灸學》，我們每年都在美國市場上銷售一千冊左右。但是從那時起我們就非常清楚一點：美國書要進中國，最大障礙是價格；中國書要進美國，最大障礙是文化背景。中國文化自成體系，博大精深，外國人常常不得門而入，就得有橋梁——海外華人就是橋梁，首先得讓他們對當代中國有翔實了解，然後靠他們去向周圍的美國人介紹、傳播。
　　張矩舉了一個例子：“張戎的《鴻》在歐洲熱銷，在美國賣得卻並不理想。這本書的經紀人在法蘭克福書展上也沒說清為什麼。在我看，區別就在歐洲和美國的華人數量懸殊。《鴻》講的故事，任何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中國人都能講得更精彩，但當時歐洲華人很少，歐洲對中國很不了解，《鴻》講的故事讓他們着迷；美國的華人多得多，美國人相對比較了解中國，對《鴻》就沒有太大興趣。”
　　張矩說：深刻反映中國的圖書，就得通過海外華人“搭橋”來讓西方了解。“西方人到中國去得多了，對中國有了直觀印象，但即使這樣，中國人的佳作還是要靠海外華人口口相傳。像余華的《活着》，涉及多麼豐富的中國人心理、文化以及政治社會背景！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君臣一問一答中蘊藏多麼深奧的潛台詞！外國人乍一接觸怎麼能理解得了？首先就得靠華人先接觸、先感受。”
　　張矩話頭一轉：“你知道我們的‘特價書’賣得多麼火嗎？”
　　“特價書”，是指當代、近代和古代書畫名家的畫冊精選、書法碑帖、攝影佳作。他們從2004年開始，進了大量“特價書”，光是畫家就有齊白石、吳昌碩、張大千、徐悲鴻、傅抱石、黃胄，以及石濤、八大山人、鄭板橋……達上百人之多。這就是因為看準了海外華人對外交往的需求：這些藝術精品超越文字藩籬，直接訴諸視覺，充盈東方風韻，而且還——價格低廉。作為禮品贈送周圍的美國朋友簡直絕了。“這就是文化傳播！這大半年來至少賣出了兩三千冊。去年我們在新澤西辦書展，中美文化協會一位副會長聽到消息趕來，他在美國居住多年，國語已經不是很流利了，邊開車邊給我打電話問路，第一句話說中文，隨後全講英文。他來後問我有沒有考古、歷史文化方面的書，我隨手遞給他一本。他如獲至寶，說‘只要是pictures，有一本要一本！’他要送他的老美朋友。到交款時一算帳，共計1400 多美元，他又進去抱了五本25美元一本《中國傳世攝影》。”
　　張矩還記得前一年馬里蘭州華人狂買書法畫冊的場面。10月初他們剛在那裡舉行完書展，特價書從國內運到了，馬里蘭華人聽到了消息，一再要求他們馬上再去一趟，專門展銷“特價書”。剛辦過書展，馬上重返，行嗎？最後銘感盛情，還是去了，能賣多少賣多少吧，不賣別的，就運去一卡車特價書。“你看那買書人像潮水一樣，空手湧進來，大包扛出去，才半天，就全部賣光了！”
　　正巧趙非情不自禁地走過來插話：“你們看看這書，印得多漂亮！”我接過來一看，是樓慶西主編的圖文並茂的介紹中國建築的系列《雕梁畫棟》和《戶牅之美》，前者講梁柱，後者講門窗。我由衷地讚嘆：實在是好書！

從“雪中送炭”到“錦上添花”

　　話說回來：華人買中文書，主要當然不是為“傳播中國文化”、買了送禮；而首先要滿足自己和家庭的精神需求。
　　筆者問張矩：你們從1999年開始辦書展，這麼幾年了，感到有什麼變化嗎？
　　張矩說：當然！華人買了新房，總得有間書房；有了書房，總要有排書櫃；有了書櫃，總要放滿圖書；放滿了書，總要有中文書……中文書多了，就要考慮家庭中各個成員的需要。
　　如果說，當初他們是“雪中送炭”，現在，需要“炭”的人還不少，但他們更得“錦上添花”了。
　　有的書，說不上算“雪中炭”還算“錦上花”。華人素來“望子成龍”，兒童書永遠賣得好。“《漢英雙解新華字典》，這麼多年，總賣了五、六千冊出去了，現在依然熱銷。下周末我們去馬里蘭辦書展，那邊電話已經打過來了：‘《雙解新華字典》我們訂110本！’在北美這書不光我們賣啊，別家都在賣，可想而知有多大需求了！還有漢語拼音《唐詩三百首》，我們幾百、幾百地購進，每一次書展帶去幾百冊，都全部賣光！江蘇少兒漢語拼音彩圖版中西名著，一套八本《水滸》《西遊記》等等，也熱銷多少年……”
　　不過，張矩說，讀者閱讀需求越來越分化，中文圖書市場越來越細化，他們的圖書供應也越來越個性化。有那麼一批人，越來越有特殊需求：有的專要歷史專著，有的點着名要某種文學雜誌，有的只盯着人物傳記……這些人，購書量不是很大，但是挑書很精，也很偏。後來張矩索性要他們將所要的書列出單子，幫他們回國向出版社搜求訂購——他們也不急，買到了就給他們留着，什麼時候辦書展了，他來交錢取書。
　　從這些愛書人那裡，張矩、趙非也得到很多信息和啟發，對該進什麼書更心中有數。張矩很得意：不少讀者看了我們的書展後，稱讚我們進書挑得特別“精”呢！有些好書確實是小眾化的書，賣得不那麼快，但我們還是要進——作為有規模的圖書批發商，圖書品種要多、要全。
　　精通市場的張矩，也坦承對中國圖書出版的憂慮：“最致命的問題是文化資源枯竭。你看，三聯、人民文學出版社，這些享有盛名的大社，近年來，多半將老書拿出來重新包裝再推向市場。這種做法從經濟效益上講當然很好，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原創力的萎縮——出不了新東西嘛！一年多了，《狼圖騰》之後除了《江澤民傳》，再沒有一本賣得很火的書了。”

中文媒體的覆蓋率決定書展的成敗

　　“文化資源枯竭”的陰影，也逼近台灣。
　　張矩特別提到了台灣來的讀者這個群體。
　　台灣來的移民，沒有經歷過“文革”，沒有被強行割斷中華文化的傳承，從小研墨臨帖，不少人能來幾筆丹青，談一番老莊，對中華文化更能品味、欣賞；而且，他們來美國年頭久，到了熬出頭的人生階段：孩子大了，工作穩了，家底厚了，有餘錢憑自己的喜好想讀什麼書就買什麼書了。比起來，大陸來的儘管也不乏成功人士，儘管目前多住上了大房、開上了名車，但是不少人還要供養孩子上大學，還得準備應付可能突然丟飯碗等等變故。所以在書展上還不如台灣來的移民更能“一擲千金”。
　　台灣移民讀大陸書，“簡體字”算一個困擾，但其實也只是個小溝坎而已。前幾年，不少台灣來的朋友對簡體字很牴觸，但近年來反感情緒已經大為鈍化。幾位台灣來的作家對筆者說過：定下心來讀一本簡體字的書，讀完了也就讀通了。比起中國大陸，台灣文化資源更有限，愛讀中文書的讀者越來越將目光投向大陸版圖書。為了幫助他們突破簡體字藩籬，張矩特地進了一批《兩岸現代漢語常用詞典》。對於沒有文字障礙而又價格誘人的畫冊，台灣移民更是喜歡。張矩介紹說：我們在德拉瓦辦書展，一位來自台灣的華人僑領，在朋友家看見從我們書展上買的書，大驚，說辦這樣的書展、賣這麼好的書，如此大事我居然一無所知！他立馬打來電話，一氣就訂了65套，還說他認識的人中至少20人喜歡這些畫冊……
　　在這麼多地方辦書展，效果有好有差，馬里蘭和新澤西的書展效果最好，這是為什麼？
　　張矩斷言：與中文媒體有關係——“絕對的”！馬里蘭和新澤西這兩處有個共同點：中文媒體覆蓋了大多數華人。有的地方，像波士頓，華人人數不少，但是沒有強大的中文媒體，雖有幾家中文報紙，可是質量差，發行量小，覆蓋面有限，書展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很多華人不知道我們書展，雖然我們是與中文學校合辦，但沒辦法來對中文學校家長之外的華人廣而告之。當地的中文學校是全美規模最大、學生最多的，有八百學生，他們星期六下午上課，我們上午的書展就冷冷清清，寥寥無幾，下午才人流如潮。馬里蘭州就不一樣，同樣也是與中文學校合辦，中文學校也很大，有七百來人，同樣是星期六下午上課，但是我們書展上午的客人比下午更多，說明他們是專門來買書的。
　　居住狀況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像馬里蘭的洛克維爾（Rockville），華人非常集中，附近弗吉尼亞州的華人也只有咫尺之遙。波士頓華人就住得分散，好在城市緊湊，華人在郊區分布面積還不太廣；芝加哥就糟糕了，那麼大的城市，華人繞城而居，分散在很大的地域，又沒有很大的華人超市，沒有像樣的中文媒體。張矩很苦惱：我們相信那兒一定有很多人愛讀中文書，但是怎麼讓他們怎麼知道我們？
　　張矩對筆者預測說：適合美國人學漢語的書，包括教材、工具書，可能是一個新的銷售增長點。隨着全球漢語熱升溫，越來越多的人來問有沒有這方面的書。不過，國內這種書出得太多、太濫，沒有叫得響的品牌。
　　他認為，還有一個領域應該很有潛力，即中國旅遊圖書。《游遍中國》和《游遍世界》最近就很受華人歡迎。不過總體來說，國內眼下做得不好。“現在有很多老外在做中國旅遊書，我去年在法蘭克福書展就碰到中國私營企業一對姐妹，與外文出版社合作，做了一本游北京的書，非常精彩。她們是請一位旅居北京的美國人寫的，那視角就不一樣，按照旅遊手冊來，想得挺周到，挺有特色。她們帶到法蘭克福書展的書，全賣光了。她們設想每年將信息更新一次，理由是‘北京發展這麼快，每年信息就大變’。我建議她們拿到美國來，可以銷一萬！她們聽傻了。我說這話不是吹牛，我把這書拿給Ingram看了——他們是全球最大的圖書批發商，就說這書肯定能銷得好。”
　　他們當年在美東第一家舉辦中國大陸書展，但是現在在美國經營中國大陸圖書已是群雄逐鹿，光在新澤西就有多家在做。張矩說：從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角度來看，經營圖書的人多多益善。不過，我們在競爭中還是有自信的。我們靠什麼取勝？靠在這個圈子裡浸泡出的對書的直覺。
　　這倒不假。張矩他們極端重視圖書市場的信息。一年一度全球最大的法蘭克福書展，與倫敦書展齊名、號稱“全球老二”的美國書展，元月份的北京圖書訂貨會，夏末的北京國際書展……他們都不缺席，捨得在這方面花錢，前往觀摩、搜尋，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久而久之，他們練出了靈敏的眼光和嗅覺。“到北京書展上看看，中國一年出多少種書！看得人眼花繚亂，根本不可能從容細讀、挑選，完全靠靈感，瞟一眼就要把握是否能做。”
　　靈感那麼准嗎？偶爾也看走眼。張矩舉例說，像《八二屆畢業生》，當時沒看到書，只看到書名，想着我們這裡“文革”後第一屆大學畢業生那麼多，這本寫他們的書一定受他們歡迎，沒想到讀者並不太理會。“但是，”張矩強調說，“真正的好書，一定受市場歡迎，能夠長銷。桃李無言，也能下自成蹊。像林達《歷史深處的憂慮》《總統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個夢想》幾本書，我賣了多少年了？我敢進，敢向人推薦，因為我有底氣。讀者買了、看了，沒有不說好的，並不是我王婆賣瓜。還有《我們仨》、余秋雨《借我一生》，我們都看準了。……最讓我們吃驚的是《圍城》，多少年了？一直暢銷，人們就是要看、要買！最近又賣光了。”

為了吃鮮桃，只好栽桃樹

　　科學出版集團美國公司另一部分業務（在張矩看來更值得重視的業務）是推動中美出版界的交流，推動中國出版行業現代化：與國際接軌，向市場轉型。如果將賣中文圖書比作“摘桃子”，那麼他們竟用了很大的氣力來挖坑、栽樹——這是為了後人能吃上“鮮桃”。
　　他們能擔當起參與中國出版界百年大計的重任，起源於一個偶然事件。
　　說來話長。美國書展BEA（原來叫ABA——American Bookseller Association，1995年改成BEA，BookExpo America），每年都在美國不同城市舉行。中國從1990年起，年年都來參加。科學出版集團美國公司1990年底在紐約成立，1991年參加在紐約舉行的這個書展，布置起一個展台，這樣與中國新聞出版署的人，一回生二回熟。
　　1993年度美國書展在邁阿密舉行。“那年那兒治安出了問題，書展主辦方為安全起見，決定不對公眾開放。我們公司就沒訂展台，只派一個人過去看看。事先我們幫中國新聞出版署代表團訂了旅館，去幫着接一下飛機，張羅一下。他們十幾個人到了，參展的圖書都由團員隨身背來了。書展開幕頭一天，他們到現場一看，傻眼了：什麼都沒有！別說家具、燈具了，連地毯都沒有，現場就是一塊劃定給你的水泥地。我們公司去的那個人，趕快幫他們到處聯絡，又租又買——火燒眉毛的關頭，也顧不上花多少錢了。總算到開幕前弄來展架，把參展的圖書都攤開來了。”
　　張矩說：那次中國代表團帶隊的是中國新聞出版署外事處處長，他直後怕：中國展台真要是砸了怎麼交代！怎麼回事呢？現在想中國當年辦公、通訊聯絡條件，簡直恍若隔世，1993年那時節，就是這麼落後、這麼難：在北京那麼大排場的機關，與這邊書展主辦者，怎麼也聯繫不上——他們也不知道怎麼跟人家聯繫，連收傳真都不方便，想付款都付不了！你沒交錢，人家怎麼給你弄？展覽結束後，代表團來到紐約，見到我了，他們說：這參展的事兒今後就交給你們吧，你們在這兒，什麼事都好就近安排，要交錢也可以墊上。第二年，1994年，美國書展在洛杉磯舉行，我們就正式接受委託，承擔籌備中國圖書展台的所有事務：訂展位，做展台設計、布置——地毯、展架、家具、燈具都得到位，中國人愛抽煙，連煙灰缸都得備齊了。中國的圖書運到了我們接收，代表團的人到了我們接待……
　　張矩告訴筆者：當時我們的感覺是，中國的出版在世界上占的份額實在太可憐了！偌大中國，新聞出版署只租了兩個展台；我們接受國內幾家出版社委託，另外聯合搞了一個，一共三個，在美國書展那麼氣勢恢弘的廳堂，成百上千展位中，真就只是滄海一粟！
　　中國圖書的展台從當年的兩個發展到2000年的十個；參展從沒什麼效益，慢慢發展到買賣版權越來越有生意可做。“現在e-mail都通了，中國與美國書展主辦者可以直接聯繫了；新聞出版署自己成立了公司，承擔參加國際書展這一部分業務，我們的歷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接出來和請回去

　　通過受新聞出版署委託籌備參展事宜，張矩他們看到了中國出版業的落後，也明白了這落後那落後，最關鍵的不是別的，正是人才落後。既然自己身在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出版強國，那麼發揮自己的優勢和資源來培訓中國的出版人才，就責無旁貸了。
　　中國出版業正在一個改革過程當中，“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張矩對筆者講述了很多中國出版界的新事奇事，那些在法規邊線遊走、在灰色地帶竄進竄出的各色人等。因為中國有關主管部門對小學、中學、大學的圖書館規模有了硬指標要求，學校升級，例如中專升大專，大專升大學，除了師生比例、科研經費等等指標，圖書館藏書量也是考核標準之一，許多個體書商看準時機，買個書號，就自己策劃選題出為圖書館配的書，什麼種類都有，社科、文化、教育……
　　個體書商服務質量比國營出版社、國營書店好，而且還便宜——他們自有很多節省成本的怪招。“這幾年書商做‘特價書’都做瘋了，他們一出一套，十種二十種，只用一個書號，這雖然不符合中國圖書出版管理規定，但是法不責眾啊——要是按規定每一本一個書號，光書號他就得掏20萬元……”但個體書商文化素質不高，當然影響到出版圖書的水準。出版行業如此這般，雖說是搞活了，但是也搞亂了。不過，對這種現象，光是堵截肯定不行，還得加速培養高素質的出版、發行骨幹。
　　1999年，科學出版集團美國公司開始與中國新聞出版署合作，在美國辦班，培訓中國出版業人才。那一年，他們還沒有交卸中國參加美國書展的籌備任務，那邊要接待中國出版署代表團，這邊出版培訓班辦起來了，兩副擔子將他們壓得人仰馬翻。
　　從那年開始，每年搞兩三次培訓班，請紐約大學出版中心安排老師講課，每次來二、三十人。在紐約上幾天課，再帶去參觀、考察美國最大的圖書配送中心、書刊發行中心。每次培訓班主題不一樣，有發行，營銷，編輯，高層管理——高層管理那次培訓班，來的主要是出版社的總編輯，副總編輯……
　　張矩說，每次培訓都是由中國新聞出版署將名額分配給中國各個出版社及新華書店系統。我們要求學員年齡不要超過四十歲，年輕人才有培養前途，接中國出版行業的班麼。名額報到新聞出版署，新聞出版署要對他們舉行考試：考英文，也考業務。現在，經過張矩他們培訓的學員已分布在中國兩三百家出版社。
　　趙非告訴筆者，學員們稱培訓班為“黃埔幾期”，他與張矩對培訓班學員都如數家珍，密切注視這些“黃埔學員”後來的作為，因為這是對培訓成效的檢驗，誰誰當了河北省人民出版社社長，誰誰是大百科出版社的總編室主任，誰誰後來辦了《格言》雜誌，還有誰誰成為出版界出席中共十六大三個黨代表之一……張矩不無得意地說， “黃埔頭期”學員中後來嶄露頭角的“大名人”多了去了，來時是處級，五六年過去，都提拔到了出版社領導這一級，出業績、挑大梁了。“第一期培訓班的劉國輝，當時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處處長，回去之後，發行柳建偉的長篇小說《突出重圍》，讓人民文學出版社打了一場翻身仗。當時那本書賣了三千冊就賣不動了。正巧北約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劉國輝看準時機，趕快重印《突出重圍》，賣了十來萬冊。後來他就一路勢如破竹，一直到《哈利·波特》：簽約時他對人家保證首印五萬套，五萬套！別的出版社都不敢接，說中國神怪名著《西遊記》比《哈利·波特》棒多了，孩子都不一定看呢。老外也信不過他們，只將一到三冊的版權給他們，第四冊要看他們前三冊發得如何。真正開機印的時候，他當場給了人家十五萬套、四十五萬冊的版稅。人家二話沒說，馬上將第四冊的版權給他們了。最後你猜賣了多少？——130萬套！西單圖書大廈根本不敢在店裡賣，在外面廣場搭了桌子，買書的沿着長安街排長龍！現在劉國輝已經提拔到全國新華書店總店當總經理去了。”
　　不僅“走出來”，而且“請回去”。張矩他們從2000年初，從美國請出版界的專家去中國講課。“一年講一次，去一個星期，去北京、上海。每次請不同的專家，2000年、01年、02年、03年都是三位，去年去了五位。”
　　請專家，都是由紐約大學出版中心主任羅伯特·班奇（Robert Baenfch）出面，根據他們所提的要求來邀請合適的人。羅伯特曾經在麥克勞希爾等多家出版、媒體企業擔任高層主管，最高擔任過麥克米蘭公司的副總裁，經驗十分豐富，跑過世界上三十多個國家，去過四十多屆法蘭克福書展。那年七月他做心臟搭橋手術，十月份照樣跑法蘭克福。退休後來擔任這個出版中心的主任，他有“中國情結”，在法蘭克福書展和美國書展上各主持一個講座，都與中國有關。
　　他出面邀請去中國講學的專家，都是美國大出版公司、發行公司的老總、副總，“除了羅伯特，這些人都是第一次去中國，感受之好，遠遠超過我們事先的描繪，非常欣賞中國的發展。”讓他們去演講，也等於在中國出版界給他們做了宣傳。講什麼呢？第一年，講的是圖書出版的基本概論；第二年開始連着幾年講期刊，去年又講圖書，今年張矩安排了六月份帶一個加拿大出版代表團去中國——二十家出版社，每個人隨身帶去十本到十五本書，他們開講座，旁邊展覽室就把各家的樣書陳列出來，當時就可以談版權。
　　張矩告訴筆者，很多人年頭就來打聽，今年講什麼？什麼時候講？由新聞出版署組織來的聽眾都是各出版社中層以上骨幹，每次都把大會議室擠得爆滿，有的出版社主管把社裡的年輕人都轟去聽。他認為，美國專家講的營銷，對中國尤其可供借鑑，“美國與中國出版界最大的不同，就是營銷——美國一年要出多少種暢銷書，而中國一年才出幾本？”
　　張矩說：最有意思的是Ingram副總裁，“去年我2月份帶他們去，9月份，他就組織美國、德國、意大利、荷蘭、丹麥、波蘭六個國家的圖書批發商，拉着我回去參加北京書展。我給他們介紹了新華書店負責人劉國輝，第二天又給他們介紹了一家拿到了全國總經銷權的民營企業（中國現在有十二家民營企業拿到圖書批發權），那民營企業老闆真叫厲害！跟他們泡上了，晚上帶上翻譯找到旅館去，他們住哪兒，他跟到哪兒，跟老外一直聊到晚上兩點。聽說他們法蘭克福要聚會，他跟着也上法蘭克福；這幫人說好今年要去意大利，他也要跟着去意大利。老外當然高興，德國的批發商立刻就有興趣對中國投資……
　　張矩、趙非似乎看到了每家每戶的書架上、書桌上，都越來越多地擺上質量上乘、印刷精美的中文好書。
　　（寫於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