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數據表明，自上世紀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兩撥移民潮以來，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第三撥移民高潮在進入新世紀的十年中已成愈發洶湧之勢。不同於第一撥混雜偷渡客的底層勞工和第二撥國門初啟之時的"洋插隊"，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組成。高端群體、龐大數量和趨勢化發展構成了不容忽視和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國是否正在經歷社會中堅階層的集體流失？中國已是世界最大移民國，目前約有3500萬華人散居世界各地。

　　北京買房，不如移民？

　　中國社科院《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

　　2010年4月北京車展上， 一則移民廣告打得相當煽情：在北京買房？不如移民吧！

　　這條廣告背後心照不宣的潛台詞是：在二套房購買門檻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環以內一手房價每平方米均價仍死守3萬元時，仍未從金融危機中恢復的美國，已開始推行EB-5類簽證，吸引各國有錢人入籍，最低投資50萬美元(約人民幣342 萬)，即有資格申請美國綠卡。“理論上，居住二環以內的北京人民都具備了移民美國的條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機構協會會長齊立新說。

　　美國國務院最新公布資料顯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聯邦財政年度獲批的EB-5類簽證移民總數，已從2008財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來自中國。齊立新說，投資移民成功率高的國家分別為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其規定投資門檻分別為40萬加元(約235 萬人民幣)，80萬澳元(約454萬人民幣)，150萬新元(約962萬人民幣)。

　　加拿大移民局數據顯示：2009年，加國投資移民全球目標人數為2055人，中國大陸的名額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資起步價40萬加元(約235 萬人民幣)計算，僅2009年，即使只按“門檻標準”計算，從中國流向加拿大的財富至少23.5億元人民幣，相當於一座世博會中國館。

　　事實上的財富轉移遠遠高於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請移民加拿大時，馬舒（化名）辦理的是技術移民，儘管彼時身為廣州某公司高管的他資產已達上千萬。“投資移民門檻很高，不是說你口袋有三百多萬就能移民加國了，還必須雇用一定數量的當地雇員，每年有一定銷售和利潤額度。”

　　在相對少數的投資移民之外，技術移民是一個更為龐大的群體。齊立新告訴記者，近十年申請各國技術移民的數量與投資移民相比，大約為20∶1。

　　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體面、收入頗豐的中國中產精英同時向加拿大移民局遞交移民申請。

　　“分數有可能達標的人才基本素質為碩士以上學歷、精通英語，3-5年以上工作經驗，”馬舒說，“就是中國的中堅分子。”

　　馬舒只是龐大的“中堅分子”群體中的一個。據統計，2009年度，中國移民加拿大共2.5萬人；移民美國約6.5萬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亞約 1.6萬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異軍突起的中北美小國也同時在吸納大量中國大陸移民。

　　2007年，中國社科院發布《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的同時，中國流失的精英數量也居世界之首。

　　他們在尋求什麼？

　　優質的教育，健康的環境，安全的食品，規範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徵，都對移民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尋求安全感、為孩子謀求優質教育，是所有受訪者移民的前兩條理由。其中一名受訪者是身家數億的溫州商人。2009年，他開始將中東的生意轉移至美國，通過投資一座中美貿易城，投資移民。他坦言越來越不喜歡每周有四天時間得在外應酬、打點各路官員、朋友，嚮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時間留給老婆和孩子”。

　　在他的圈子裡，移民甚至成為身份量級的標識。他們將之稱為“抄捷徑”，即用過去20年裡迅速積累的財富，支付轉型期的中國所付的或忽略的代價：規範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徵稅點、低遺產徵稅、健康的空氣、安全的食品、免簽多國護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齡人中，許多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父輩、親友偷渡歐洲，有的為了入籍還加入法國外籍軍團，“現在輪到我想出去了，”他說，“但已經跟他們那批移民不一樣，我們有了更多選擇。”

　　另一個低調得近乎隱秘的移民群體常人無法輕易接近。公開資料顯示：加拿大的多倫多和魁北克是華人富豪移民的首選地。而在澳大利亞，華人富豪的首選地是悉尼與墨爾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已經明確將吸引華人富豪作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據。而對於這些新富階層來說，財產的安全則是他們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過去幾年也成為國內富豪青睞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遺產稅，令該國對國內富豪的吸引力加大。與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對移民沒有居住時間的限制，因此許多獲得新加坡綠卡的中國富豪仍可以持續在國內經營企業，這點也對國內業務存續的企業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許多國內富豪都在新加坡烏節路(屬於商務中心)購買公寓房，或者是聖淘沙購買別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犧牲我一個，幸福後來人”

　　他們中的大多數需要褪去在國內“成功人士”的光環，回歸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們更多着眼於自己子女的未來。

　　在技術移民的世界裡，他們首先得適應謀生的艱辛與社會地位的落差。各國在制定技術移民政策時，都將本國急缺的人才類型作為優先考慮對象，如澳大利亞、加拿大青睞IT工程師和會計師。

　　但由於兩國各大公司只認可本國及北美的工作履歷，大多數來自中國的技術移民都無緣從事原先的職業。

　　剛到加拿大時，馬舒的謀職底線是“先當個經理，也是可以的”。

　　三個多月後，他終於在一家電訊公司謀到銷售國際長途電話的工作。這名快40歲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輕一起競爭業績，每拉到一個顧客，獎勵2加元，如果足夠勤奮，一個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幣5191.28 元)。

　　受過高等教育，在國內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教養良好，地位體面，收入可觀，這是中國技術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頭即赴美讀MASTER、PHD，畢業後留美工作的留學型移民，他們移民時年齡已在30～40歲，選擇餘地與競爭力都較小。

　　馬舒身邊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學老師，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術骨幹，到加拿大後，他們成了卡車司機、超市貨櫃員、收銀員；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術，表現頗受認可，卻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歲時，重返大學，現在正讀大一。

　　和普通大眾想象中不同，大量技術移民在國外的生活雖然平穩卻遠不如國內光鮮。在遙遠的異國他鄉，他們中的大多數需要褪去在國內“成功人士”的光環，回歸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們更多着眼於自己子女的未來，他們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夠在異國延續自己在國內的成功。“犧牲我一個，幸福後來人。”一位已經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術移民如此總結。本版據《南方周末》

　　觀察：如何面對精英移民

　　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一個成熟的社會應當思考的，是如何增強自身的吸引力；如果因為擔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動，那就是背離世界大趨勢的因噎廢食之舉了。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陸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國際移民，其中不乏作為社會中堅的精英階層，通過留學、技術移民或投資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歐美澳加等西方發達國家。

　　人們不禁產生疑問：這些高素質人才往往都是耗費了本地社會十餘年，甚至數十年的資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當下稀缺的人力資本，如此輕易就流失海外，中國怎麼辦？其實，早在我們遇到這個問題之前，亞洲的不少後發國家和地區，如印度、新加坡和台灣，都曾經歷社會中堅階層大流失。

　　與台灣曾經走過的發展軌跡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國大陸不僅面臨產業結構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擴張高等教育的覆蓋率。這些都為海外華人華裔專才回流提供了多元的就業機會。儘管目前實際回流人數還很有限，不過，乘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的勢頭，尤其是經歷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嘯之後，“回國”已經越來越普遍地成為留學生及專業人士的備選項。

　　在移民研究的社會學領域，目前主流觀點也是強調全球化時代跨國網絡所建構出的跨國社會空間，以及由此帶來的跨國社會資本積累，社會資本與貨幣資本之間的轉換。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們眼中的資源流失，“人才獲益”、“人才流轉”、“軟實力”等概念已逐漸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們周圍其實早有眾多經驗可資借鑑。我們可以學習印度，強化故土與海外僑社的聯繫，因為海外網絡就是社會資本；我們也可以學習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國際都市以吸引跨國財團，透過企業入駐帶來整個海外精英團隊……總之，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一個成熟的社會應當思考的，是如何增強自身的吸引力，讓現有居民不願離開，令海外精英趨之若鶩；如果因為擔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動，那就是背離世界大趨勢的因噎廢食之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