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來自挪威的消息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獲者為——劉小波，為此重帖一篇劇團的舊博文。

讀劉小波最後的陳訴之斷想——

                      朋友還是敵人

在2009年底，中國政府突然間好像把握住了法律的“火門”，利用法律的有力武器，一是裁決了英倫毒品犯的死刑，二是在聖誕節那天宣判了對持異見人士劉小波的11年的監禁懲罰。而今，我們能夠讀到劉小波題為“我沒有敵人”的最後陳訴。

在劉小波的陳訴裡面，他提到“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着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劇團曾經讀過的一本書，那是戴晴因為1989年的學生運動，即使她對後來發展的趨勢已經再持異見了，最後還是被送進了北京郊外的秦城監獄。出獄後，她同樣以這樣的思維方式寫了一本“我的入獄”，送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她堅決要求不能修改她對監獄管理人員和監獄生活的一個字，如果改動，她堅決地就不出版。因為她也看見他們的負責，耐心等等。出版社也並未改她一字，照樣出版了。

看來，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思維上有一定的共性。是不是太善良或者簡單了？其實，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在中國，政治鬥爭與刑事犯罪之間是存在着巨大差別的。

從河南到北京大學中文系讀過書的劉震雲，在他陳述他小時候只能讀到的有限的書裡面，有本叫高玉寶的“我要讀書”或“半夜雞叫”的書，裡面就有周扒皮，半夜三更起來學雞叫，劉震雲就說：當時內心特別佩服周扒皮，想象看，一個70多歲的老人了，為了這件事情比任何一個人都得早起，還得跟雞進行對話，達成協議，不容易啊。

這事情如今聽起來，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是，從這裡可以看出，人的思維是在自由或者不自由的環境裡面都扼殺不了的，思想可以自由地飛翔。二是角色的轉換：朋友還是敵人？可以換位思考。

比如Ｒ．特里爾著《江青全傳》的“江青的最後十年”，就說到這樣的事情：在江青被法庭受審的時候，江青問：“江華（當時中國最高法院院長），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江青透過她的金屬眼鏡框盯着這位法庭庭長。

江華似乎吃了一驚，但一會兒之後又冷靜下來。“可以，你問吧。”“法庭是不是刑場？”  江青說話就像律師開始盤問證人一樣。

“上次法警扭傷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內傷，現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來了。” 她把她把左胳膊緩緩地放在右臂上，法官們在椅子上坐立不安。“還有一件事，我們有約在先，江華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們不讓我說話，你們想妨礙我時就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為對付我的武器。這就是你們對待我的方式，”江青說：“黨內有許多事只是你們這些人不知道罷了，你們清楚，在那個年代，共產黨做了哪些讓你們抱怨的事。你們把什麼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個創造奇蹟、三頭六臂的巨人。我只是黨的一個領導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逮捕我，審判我，就是詆毀毛澤東主席！”

當她講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進來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說：“既然你們不讓我講話，為什麼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薩來代替我呢？“江青投出一顆炸彈。“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她對靜下來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給華國鋒寫‘你辦事，我放心。’的話“，她環顧四周，她的眼鏡成了法庭中照相機的焦點。“這不是毛主席給華國鋒寫的全部內容，至少還寫六個字：‘有問題，找江青’”。結果，法庭上又是大亂。

看到這裡，大家都會說江青本來就在無理取鬧。

當公訴人拿出有利的證據。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尋找他們“犯罪”的材料。江青摘下眼鏡放在右手中一揮，打斷了江華庭長的話，她向法庭反問：“抄他們家值得大驚小怪嗎？告訴我，你們現在難道沒有抄過我的家？”

歷史不是也再反反覆覆地重演嗎。

那麼秦城的監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呢？

江青關在秦城監獄。一位曾在此服過刑的犯人說：“那裡沒有人，只有閻王和幽靈”。在這裡，犯人被單獨關押，不給牙膏，以免吃牙膏皮自殺。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底，絕望的江青企圖以另外一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腦袋往牆上撞。但是，在她房間裡安裝的橡皮牆，再加上門外窺視口的不斷監視，粉碎了江青的自殺企圖。江青愛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還是肉餡的，她都喜歡。一天晚飯時，江青偷偷地把兩個肉包子塞進袖子，準備留作夜宵吃，被看守發現，看守她的警衛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現在吃的。”江青羞愧萬分，把偷拿的包子放回原處。

 這就是紅色中國的第一夫人，最後還是自殺了。

這些都已經成為了歷史，也許再過一百年以後，那麼後來的人再回頭過來看這樣的歷史，肯定跟我們今天的視覺又不一樣了。

劇團手裡還有一本這樣的書，是意大利著名女記者兼作家法拉奇在1979年寫的《人》，是由郭毅翻譯，新華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價格1元5角5分。其實為內部發行，我借閱我兄弟的，看完就沒有歸還，主要原因是我沒有看得懂。現在在網上查閱，得到的信息是這樣的：由於政治及文化環境的原因，作為法拉奇代表作的《人》，其多個中文譯本在80年代初於中國大陸曇花一現後，便沒有再版。讀者的有限使得法拉奇在大陸知名度與她的國際聲望、人格魅力形成巨大的落差。

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

小說主人公是一位1960——1970年代希臘政治舞台上風雲一時的任務，作者曾經與他同居三年，用第一人稱寫法敘述廖這位為自由和真理而孤軍奮戰，毫不妥協的英雄的坎坷一生。奇怪的是，這本書轟動了整個意大利文藝界和新聞界，在2年的時間裡面，該書就發行量達一百五十多萬冊，這在僅有五千七百萬人口的意大利的歷史上是罕見的。

在人民網上有一篇毛喻原的文章“法拉奇：一個當代神話”，文章寫道：“在我看來，法拉奇與普拉斯是人類精神天空中兩顆閃亮的明星。無疑，她們已成為某種重要的尺度、某種珍貴的參照和某種讓人理解生活、校正生活的警醒。普拉斯沉入靈魂，行走在人類感情的刀鋒上，以詩歌的全部力量表達人對現實生活的極度恐懼和絕望，以其自身的死來向世人展示何為真正的生。法拉奇根植於現實，穿梭於人類敵對行為的硝煙之間，以“新聞”的犀利手法傳達了人之精神世界的五光十色，以其頑強的生來向世人展示何為真正的死。兩者殊途同歸，達到了一種極致，一種無法逾越的高度。

法拉奇在中國的知識界一直都有極高的聲譽。這從以下這個事例中可以得到證明。１９９３年法拉奇來到中國，在中國社科院發表演講。乘公共汽車前往聽講的學生不顧主辦單位的反對，把整個演講大廳及走廊都擠得水泄不通。在演講結束後的提問時間裡，一名意大利語專業的學生站起來說：“我並不是來問問題的，因為我從學會閱讀起就一直閱讀您的書，我已經知道您的答案了。我到這裡來是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學向您表示感謝……我感謝您，我們感謝您，因為通過您的作品，您教給了我們兩件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勇氣與自由……請您不要死……我們非常需要您。” 

Time flies! 這一彈指，又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啊。

如需轉載，註明出自∶幸福劇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