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上海人沉醉於懷舊情緒之中時，從手搖唱機里傳出來的老歌依然能勾起無限的遐想，所以蔡琴演繹的懷舊金曲才能在浦江的夜潮聲中贏得強烈的共鳴。同時，人們不由得懷念起許多懷舊金曲的首唱者——金嗓子周璇。

    在剛剛落幕的上海圖書交易會上，一本剛剛出版的《周璇日記》吸引了讀者的眼球。這本書之所以讓書商和讀者不忍釋手，是因為它最真實地記錄了周璇在悲情時刻的縷縷思緒。

    1951年春天，周璇在拍攝她最後一部電影《和平鴿》時，突然精神錯亂，不久被送進上海虹橋療養院。這本日記就是她在療養院以及回家後那些日子裡記錄下來的文字。從這部日記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患病後的周璇，可以看到一代影后、歌后生命漸漸殞落的餘輝，以及在她身後的整整一個時代。

    但是，無論在中國電影史上，還是在上海當代文化史上，提及周璇，不能無視黃宗英的存在。後者不僅頻繁出現在《周璇日記》裡，更是周璇悲情故事的見證者，也是周璇的兒子周民的養母。讀者一定記得，10年前，周璇的另一個兒子周偉，與黃宗英打了一場官司，最終以黃宗英敗訴而告終。其時，這個消息被媒體渲染得沸沸揚揚，各種說法撲朔迷離、莫衷一是，許多曲折至今也無人梳理得清。從此，這位白髮蒼蒼的老藝人似乎“退出江湖”。最近在某網站上，圍繞周璇的身世與患病，又有人無端地掀起了一陣似是而非、混淆視聽的波瀾。

    近來這幾年，黃宗英先後兩次腦血栓發作，今年3月底又做了一次腹部手術。得知《周璇日記》即將以出版物的形式公開後，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一場大病後的這位著名作家和表演藝術家，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甜姐兒捧金嗓子

    筆者說：“您就從怎麼會收養周民開始說起吧……”

    “這大概是前世的緣分啊……”老人是這樣開場說第一句話的。她是指的周民，她的意思是和周璇的兒子周民之間似乎有着一種前世的緣分。

    接着，她便陷入對往事的回憶中：“大約是在1935年還是在1936年吧（筆者註：應是1937年），我記不準確了，趙丹和周璇一起拍《馬路天使》，那時周璇還是一個小姑娘，她在片場拍戲，休息的時候還趴在地上和別的小朋友打彈子。趙丹和她，一個是大人，一個是小孩，沒什麼來往的。

    “我呢，在上個世紀40年代，大概在1946年1947年間，在上海金都大戲院演話劇《甜姐兒》（筆者註：這部話劇幾年裡連演數百場，使“甜姐兒”黃宗英馳名上海灘）。一天演兩場，下午一場，晚上一場。中間從5點到7點是周璇的獨唱音樂會。這樣就碰到、認識了。有時我會站在側幕里聽她唱歌，給她捧場，圈裡說，算是‘角兒捧角兒’吧，但也沒有什麼深交。

    “1949年解放後，她從香港回來時，趙丹和我與周璇也沒什麼往來。

    “上海解放不久，周而復出面組織成立了戲劇電影工作者協會。我擔任了這個協會婦委會下的福利部部長。這個婦委會由袁雪芬、筱文艷、丁是娥等各個劇種的成員組成。福利部為了解決演員的後顧之憂辦了一個托兒所。

    “這個劇影托兒所先是在靠近巨鹿路675號（上海作家協會）那裡，先是接收3歲到7歲的小孩。後來應大家的要求又辦了一個1歲到3歲的班。這個托兒所後來轉到延安西路、定西路那裡。這個劇影協會第二托兒所的所長叫朱茂琴。

    “第一托兒所的所長叫薛素珍。我十六七歲在上海時就認識她了，薛家是大老闆，相當有錢，家裡有洋房、轎車、遊艇，復興西路上越劇院的房子過去好像就是薛家的。他們全家都傾向和支持共產黨。

    “劇影托兒所成立了一個理事會，我擔任了理事長。袁雪芬也是理事，我們之間的感情蠻好，她也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現在她就住在我家對面（上海淮海中路上的新康花園）。這就是50年代初的情況。”

    周璇在枕流公寓突發精神病

    “大約在1951年吧，有一天，有人匆匆趕來說：快、快，周璇在枕流公寓的家裡，精神病發作了，在房間裡燒東西，要把小孩從窗口摔出去。枕流公寓居委會的幹部也來電說：趕快去人處理，否則要出人命了。在這種情況下，我便和黃晨（筆者註：著名導演鄭君里的夫人，也是劇影協會婦委會成員）、吳茵等人趕到枕流公寓周璇的住處。

    “到了那裡，見周璇的房間裡一片混亂，她在燒什麼東西，也看不出來。我趕緊安撫精神紊亂、煩躁不安的周璇，黃晨便抱起周民，把他送到朱茂琴的劇影第二托兒所去。當時周民只有10個月大。按托兒所的規定，起碼要1歲的小孩才接收，但周民是個特殊情況，只能特殊對待，我說先把他送去再說。他們說床位也沒有。我說把這裡的小床搬過去安置他。

    “劇影協會的張立德、老凌也趕來了，還有在場的居委會幹部，面對這個突發事件，大家覺得必須立即作出處理，我們商量下來，決定要把周璇送進精神病院。

    “周璇的養母在一邊說，她用盆子敲我，我嚇煞了、嚇煞了……我安慰她說，不要怕，我們會處理好的。我們當即叫來劉瓊和韓非，讓他們兩人把周璇哄出去，說帶她外出散心，其實是把她送往精神病醫院。”

    就這樣，周民離開了他的親生母親周璇，劇影第二托兒所成了他的棲身之地。

    “周民大約是1951年8月被送進劇影托兒所的，當時他大約10個月左右，所以我們填他的生日是1950年9月。

    “小時候，周民長得虎頭虎腦，很可愛，大家都很喜歡他，叫他‘大頭’，爭着要抱他回家。那時候托兒所里有一個炊事員叫洪雪珍，她在民民的生活里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當時在托兒所里民民年紀最小，洪雪珍特別喜歡他，常常把民民抱在手裡，給我印象很深。”

    說到這裡，黃宗英眼神里流露出慈祥的母愛，她說：

    “那時候，小孩小，費用很大，我把工資幾乎全花到托兒所里了。當時趙丹一個月的工資是360元，我是230元。第二年冬天，上海麻疹流行得很厲害，有的托兒所出現了一些事故；我們理事會開會商量這件事，我們已經把工資都貼進去了，但還是沒有條件請專職醫生24小時看護，小孩都還小，我們責任很大，就請來上海最有名氣的兒科醫生俞鼎新，抽空來托兒所檢查一下。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理事會決定把劇影第二托兒所停辦。理事會在開會時提出，其他小孩可以由家長領回去，周民怎麼辦？商量下來，大家都說，吳茵你年紀比較大，有點經驗，你就把周民領回去吧。好的好的，吳茵說，我也喜歡這個小孩。於是，理事會共同把這件事決定要來了。”

    趙丹的父親說：“這是老天爺把他送來的……”

    “上午決定了這件事，到下午，我下班回家吃晚飯時，忽然見門廳里怎麼有一張小床，一看這是周民睡的小床嘛，是誰把他送來、扔在這兒的？說好送到吳茵那裡去的，怎麼送到我這兒來了？再看，民民這個小鬼頭和趙青、趙矛（筆者註：系趙丹和第一任妻子葉露茜所生的兒女）爬在地上，三個人滾在一起白相（玩）得起勁。

    “我就問了，周民怎麼到我們家來了？家裡人說，吳茵的婆婆不肯收下。那時，吳茵、黃晨他們和我們住在一幢樓里。

    “這時，趙丹的父親就說了：宗英啊，我們沒要這個孩子，這個孩子自己就來了，這是老天爺的意思，我們就收下來吧。

    “我說，多一個孩子倒沒有什麼，可是我工作那麼忙，沒有時間來教育他。

    “趙丹的父親說，這你就不要管了，孩子就交給我吧。這個小孩大頭大腦的，很活絡，非常討人喜歡。於是，就把他留下來了。（筆者註：2003年4月1日，趙矛和周民去南通祭掃趙丹墓地，又專程趕到如皋騎岸，找了很久，才在別人家的地里找到爺爺的墳，燒了紙錢。）這樣，民民就成了我們家的孩子。

    趙丹喜歡和小孩玩，趙青、趙矛那兩個孩子大了，十幾歲了，周民才一歲多。”

    周民曾改名叫趙民

    “1950年10月底，我到波蘭華沙出席世界和平大會。回來後在全國各地做了兩百多場報告，宣傳世界和平，歷時3年。還要參加各式各樣的社會活動，這些日子裡我特別忙，很少回家。

    “回到家後就聽到風言風語：黃宗英收留了周璇的私生子。

    “民民已經3歲多了，已經完全融入了我們的家庭。因此，我們聽了心裡就很不舒服，想小孩長大了，被人私下議論，也對他不利。

    “這時，我們正巧要搬家，搬到一個新的環境裡去，這是一個機會，乾脆趁此機會把民民的姓改了。

    “於是，我們就去找了地段戶籍警。當時的那個戶籍警和我們家關係蠻好的，我們對他說民民他媽的事情劇協在管着，我們有時去看一看，她的毛病是抑鬱型的，我幾次見她躺在床上連腳上的棉鞋也沒脫，這個小囡就只有我們來管到底了。結果沒費什麼周折就把周民改成了趙民。

    “那時，上海虹橋精神病院的院長叫粟宗華，在他主治下，周璇的毛病還是時好時壞。星期日，周璇也回家。我們去探望她，離開時她總是送我們到電梯外，她會伸起雙手，向我們揮動，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嚷嚷道：‘宗英姐姐，再會再會噢！’其實她要比我大幾歲。

    “我在1953年12月27日生下了大女兒趙橘（筆者註：因趙丹演過《屈原》，《屈原》裡有“橘頌”，所以取名為：橘。）。第二年夏天，天氣熱嘛，我讓橘橘和民民理了一樣的男小囡頭髮，並排坐在一起拍了一張照片，兩人像親兄妹，一模一樣。我常指着照片對別人說，喏，這是我的大兒子，這是我的小閨女。

    到了1956年，周璇的毛病有所好轉了，精神病院的粟宗華院長和劇影協會領導要求我們配合治療，讓我們帶民民去探望他生身母親，帶周璇出來玩。

    “當時是組織上派汽車，讓劉瓊和韓非去醫院接周璇，由他們兩人安排，帶她出來喝咖啡、吃西餐，要讓民民陪着去西餐館。

    “我想趕快要把民民的姓改過來，否則會影響周璇情緒的。我又去找了戶籍警，把戶口簿上的趙民又改成周民。

    “還有一個有趣的小插曲，趙青、趙矛的娘是葉露茜。每到星期六，葉露茜就打電話過來，要趙青、趙矛到她那裡玩。劇影協會領導也打電話過來，和我商量怎麼安排周民去看望周璇。

    “這時候，我的小孩也開始懂點事了，趙橘就在一邊問我：‘姆媽姆媽，他們怎麼有兩個姆媽，我怎麼只有一個姆媽？’有一次，周恩來總理接見我和趙丹，我就把這個笑話講給周總理聽，周總理聽了，哈哈大笑起來：‘蠻有意思蠻有意思的’。

    “1956年，周璇出來活動，新聞紀錄片廠還給她拍了一段片子。記得是在我們家裡拍的，周璇一邊彈鋼琴，一邊還唱了歌，趙丹也在旁邊。這段新聞紀錄片公開放映過，當時影響蠻大的。這都是組織上為了配合她的治療作的精心安排。觀眾看到了電影，也很高興。”

    周璇究竟是怎麼死的

    “轉眼到了1957年。那年夏天，周璇突然生病了。她住在當時的虹橋精神病院。那年夏天上海流行急性腦炎，她感染上了，被緊急送到華山醫院治療。

    “當時我正懷孕，產前我曾到醫院探望過她。有一件事，我很受感動。那年夏天，上海的天氣很熱，當時又沒有空調，我見到她的病房裡擺滿了很大的冰塊。

    “護理人員對我說，你知道嗎，這是市委市政府開會研究決定的。他們專門調用了工業用冰，放在周璇的病房裡給她降溫，這種規格和待遇，在那個年代屬於破例的。可見政府對她的重視。

    “周璇在華山醫院治療了一個多月，終於沒能挽回生命。她是因傳染上急性腦炎去世的，在這一點上沒有什麼疑問，那種無端的猜測是沒有根據的。

    “周璇逝世後的治喪活動，我因為生育很少參與。只是在追悼會上，電影局安排由我宣讀了一篇悼詞。那麼多年過去，具體內容記不清了，只記得，我表示要帶好民民，把她的兒子培養成一個好孩子，讓她在九泉之下安息。她的遺體火化後，香港報章上也刊載了種種猜疑。我看沒有什麼意思，也是沒有必要的。

    “而周民就到了趙家門裡，跟定了，成了我和趙丹的兒子。

    “我們又把周民安排到榮毅仁的妹妹榮素珍開的上海第一婦嬰托兒所，這是當時上海最好的托兒所了。

    “為了照顧好這個特殊的兒子，我特意把在劇影協會第二托兒所的炊事員洪雪珍接到我們家裡來，專門照料周民。因為周民從小是洪雪珍帶大的，和她熟悉，和她有感情。民民長大後，也沒忘記這個體弱多病的老保姆，還常去探望她，塞錢給她。”

    “說到這裡，黃宗英似乎動了感情，忽然提高了音量感慨地用上海話說：

    “民民疊格（這個）小人是有良心格（的）噢！”

    關於周璇的遺產

    筆者提到，周璇病故後，海外陸續有善款匯到國內來，據說折合人民幣有40多萬，後來被有關部門退了回去。筆者問：“這件事您知道嗎？”

    黃宗英答：“這件事我不清楚，50年代，我們不會對組織上提這種問題。”她又說：“大約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銀行有人找我，對我說周璇在海外有一筆遺產，他說你撫養周民已經有將近10年了，你是他的養母、是他法定的監護人，只要你出面簽個字，就可以把這筆款子轉到國內來。

    “我說，我們不要這筆錢。中國銀行的人說，這不是你們要不要的問題，國家需要這一筆寶貴的外匯。這樣，我就簽了字。具體有多少數目，我已經記不清了。

    “我記得，我們只取過1000元港幣，後來這筆錢到底到哪裡去了，我也不知道。那時候什麼都要憑票，我記得取了這一筆外匯後，還給了一大堆布票，我買了布，請裁縫到家給周民做了幾套新衣服，橘橘（指趙橘）都是穿民民穿下來的棉襖，外面罩一件衣服。

    “‘文革’抄家的時候，周璇還有像三五牌香煙那麼大一個首飾盒被抄走了，後來歸還抄家物資時，是民民去取的。東西沒了，好像折了21元5角吧。還拿了兩隻女式手錶回來，給孩子作個紀念。”

    “我和趙丹從來沒對民民談過周璇”

    “我們私下裡還說起周璇，但我和趙丹從來沒有正式或非正式地對民民講過有關他媽媽周璇的事。從來沒有，也沒有對別人講過此事。在你們這次採訪前，也沒有對別人講過這件事。我們覺得不應該去揭別人的隱私，這不符合我和趙丹做人的準則。

    “周民不喜歡電影和電影圈裡的事，趙丹的事讓他整理，他不寫。周璇的事，我先讓他寫，他不寫，他不願聽，他說聽了這種事就煩。他好像還挑挑揀揀，不知他心裡怎麼想。他有怪脾氣，家裡好了，熱鬧了，他就走開；困難了，不太好了，他就回來了。

    “有幾次我從側面看毛毛（筆者註：周民的女兒），像周璇，非常像，輪廓像，神態像。

    “民民從小頭就長得大，小時候外面買的現成衣服都套不進去，要請裁縫到家裡專門為他做。趙丹和我，還有弟弟、妹妹都叫他大頭。我們家裡經常唱上海流行過的那一支童謠：大頭、大頭，下雨不愁，人家有傘，我有大頭……

    “趙丹從小就特別喜歡民民，經常把他扛在肩上，帶他去吃西餐，帶他到文化俱樂部去玩。在家吃飯的時候，趙丹總要說：‘來，大頭，坐到我旁邊。’

    “有一度政治空氣緊張，趙丹很迷信，外面碰到什麼事情，或者要出席一個什麼會議，總要在小紙片上寫幾個字，吉還是凶，好還是不好，去還是不去等等諸如此類的卜語。他每次占卜的時候，總是會把民民叫到身邊：‘來，大頭，你來給我抓鬮。’仿佛只有大頭抓的鬮，才會給他帶來好運似的。

    “‘文革’中，趙丹被審查期間，總要在紙片上寫幾個字，也要民民抓鬮。”

    周民在紅衛兵的皮帶下撲在趙丹身上保護他

    “‘文化大革命’了。大字報上寫着：‘趙丹是反革命’，民民就在大字報旁邊寫：‘趙丹是革命的’。

    當時大字報貼到了我家門口、走廊上、房間裡。一天要來五六十批紅衛兵，許多市民也圍在我家門口看西洋鏡，看了大字報，還要上樓來湊熱鬧。

    “周民就去撕大字報，用毛筆去改大字報，用紙去覆蓋大字報。他帶着弟弟妹妹趙橘趙左趙勁，到處撕寫趙丹和我的大字報。

    “他是趙丹和我的鐵杆‘保皇派’，他也是我哥哥、他的大舅黃宗江的鐵杆‘保皇派’。我的孩子裡，黃宗江最喜歡他了，我的嫂子阮若珊也喜歡他。

    “他還要和別人和紅衛兵辯論，人家說趙丹是反革命，他一定要說趙丹是革命的。北京電影學院的紅衛兵衝到我們家，抄家、搶東西，還用皮帶抽打趙丹，他就衝上去和紅衛兵撕打，被家裡人拉開。紅衛兵繼續毆打趙丹，周民不顧一切地撲在趙丹身上，對紅衛兵說：‘不准打我爸爸！’

    “紅衛兵轉而打民民。事後，我就對他說：‘民民啊，我求求你，你走吧，你和趙丹、黃宗英沒關係，你和我們脫離了關係，人家不會尋到你的，你走吧……你再這樣下去，要被人家敲死的。’但他不肯，他不吭聲。

    “在那個非常時期，他變成了家裡的老大，庇護着爸爸媽媽，庇護着弟弟妹妹。在那些日子裡他常說一句話：‘做人要像一個人樣子。’所以，後來趙丹就更加喜歡他了。

    “趙丹‘解放’後，第一個就想到周民，想方設法把他從農村調到省城。那次他到江西的一個劇組去，部分原因也是為了周民。他見到當時江西的第一書記江渭清，又和管文教的省委書記黃知真講了，最後黃書記把周民安排到了省文聯。

    “後來趙丹去世，根據政策可以調一個孩子回來。當時我們有三個小孩子在農村，我們就先把周民調回上海，進了《萌芽》編輯部。

    “不久，我又找了當時擔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陳荒煤，要求落實政策，把那個人（指周偉——筆者注）從內蒙古調到北京中影公司。

    “後來，那個人寫了一篇文章《我親愛的媽媽黃宗英》，寄給一家報刊，那家報刊的編輯把這篇文章拿來給我看，問可以不可以發表啊。我說，這麼寫啊，把我抬得那麼高啊，我沒有那麼好，這不行，等我死了以後再說。太肉麻了，我就沒同意發表。你們知道，我父親是工程師，我們是知識分子啊。對有些事情，我們不能太在乎。

    “那時候，只有我的女兒趙橘還在外地，她是先去插隊，後參加高考，進了當地的師範學院。當時，一個朋友從美國寫信來要幫助我女兒出國，我想先把她辦出去也好，將來回來也可以不受戶籍的限制，也可以回上海。

    “‘文革’結束後，趙丹補發工資，大概是2萬元。趙丹講這是血汗銅鈿啊！上影廠來電話要家裡去取錢。他就讓民民去拿。取了錢，民民直接存到靜安寺那家銀行，當時給每個孩子和親戚賬戶上都存了一千元。

    “後來，搬到新康花園，也是民民到電影局去跑，才解決的。

    “1980年，趙丹追悼會上，捧骨灰盒的也是民民。

    “所謂遺產官司，那些錢，最後也是民民出面到外省去辦來的。我不要，一分也不要。我給民民的要比那個人多得多。

    “人是要憑良心的。”黃宗英一字一頓地說。

    一個永遠解不開的謎團

    筆者問：“那麼周民的生父究竟是誰呢？”

    黃宗英答：“最後都不能肯定。朱懷德不承認，解放後他害怕人民政府，我們讓他一個月送48元來付周民的托兒所費，他乖乖地送來，就是不承認。

    我們都有這個懷疑：就是生父另有其人，誰呢？那是周璇在香港的事（筆者註：指懷孕），難說，周璇不說，誰也說不清。都沒有根據。有一位社會名流說像某個人，但也沒有醫學根據。當然，現在這些人都不在世了，不能下最後的結論。”

    筆者又問到了唐棣。

    黃宗英答：“不太了解這個人，50年代，領着個孩子跑東跑西，到處要錢，要知道周璇是個精神病人啊，怎麼受得了！他到我們家，我們還給了他100元錢，‘文革’中又到湖南路來，我們那時也沒有錢，都領生活費，就沒給。

    “反正我和吳茵、黃晨幾個到周璇家去時，見到周璇大櫥里有許多東西，裘皮大衣什麼的。後來她瘋了，送精神病院後，再去時就什麼也沒有了。許多人都說是他串通女傭人，做了手腳。”

    黃宗英最後說：“這都是歷史了，都是過去多少年的事了，就讓它過去吧……”

    她的聲音越來越輕、越來越弱，就仿佛是那個年代的回音。

  　《新民周刊》

資料來源：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371090100nha7.html

          2： http://www.people.com.cn/GB/wenhua/1088/20441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