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伯三歲死了爹，五歲去了娘，然後在村子裡吃百家飯，直到八歲的一天。
那一天，二大伯逢人就說：“我要去北京。”，五十年代，偏遠的西南邊陲小村，這是一個比今天從東南沿海偷渡到台灣還要艱難的計劃，所以除了已經被打倒的鐵嘴孫瞎子，每人把二大伯的話放在心上，甚至沒有人偷閒笑話他。但是孫瞎子對二大伯說：“這個娃娃，以後不得了。”三十年後，孫瞎子因為這句箴言，得到了平生算命最大的一筆報酬，二大伯從北京寄了八百塊人民幣為沒有後人的孫瞎子風風光光辦了後事。
對於一個無父無母，年僅八歲的小孩，實現去北京的理想比你我大多數移民加拿大的過程要困難得多，實際上也簡單得多，也傳奇得多。
半年後的某一天，當村子已經停止在飯後談論丟失的二大伯，公社書記政誠惶誠恐接待一位從北京來得民警，以及已經九歲的二大伯。一位來自北京的民警啊，每天生活在離毛主席不到十里的地方，於五十年代親臨我老家那樣的農村，確實是個大新聞。
還是回到二大伯，他已經記不清怎樣到了北京，也記不清怎樣能夠被人帶回老家，但是這不妨礙他成為一位令人尊敬的冒險家，公司書記當場排版，從那天起，二大伯由公社直接供養。
回憶總是很快，十年後，二大伯第二次來得北京時，他已經北京某大學的一名新生。這次二大伯在北京比第一次呆得久，直到兩年後才因為在風雲突變的文化大革命中站錯隊，被發配回老家。又過了半年，公社還不知道怎樣處理這位犯了錯誤北京大學生，二大伯站錯的隊又被怎麼站對了，大學發公函叫他火速進京參加革命，現在已快入土的當年的公社書記每天都會念叨：“那是進京勤王，戲裡唱過。”
時間一晃進入了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二大伯的傳奇還是停留在進京勤王。
時間一晃進入了小平南巡的九十年代，二大伯的傳奇還是停留在進京勤王。
時間一晃進入了三個代表的二零年代，二大伯的傳奇還是停留在進京勤王。
時間一晃進入了兩千零一年，我第一次在電話里聽到了二大伯的聲音，我二大伯那夾雜着普通話的鄉音哦，剎那間，我想家，我想哭。
二大伯執意要來送家鄉第一位出洋的後生，我在長城喜來登酒店大門忐忑不安等他。
二大伯佝僂着背，穿着一套還沒有剪去商標，非常新的西裝，騎着自行車到了酒店，他拉着我的手，說了很多，我已經記不全，一個在北京呆了快四十年的異鄉人，臨退休才剛剛享受在北京多如牛毛的副處級科員待遇的老頭子，見到一個風華正茂，就要起帆遠航的年青人，說什麼很重要嗎？

我能刻在心中的，僅僅是二大伯的最後一句話。
“年輕時，走些遠路，吃些苦，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