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黑白鯨

《三國志》讀得越細，就會越來越感受到真實與神壇上的那個諸葛亮反差太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為什麼二千年來中國有過無數聰明的知識分子，卻沒有任何人敢於在諸葛亮的問題上說問實話。其實原因很簡單：諸葛亮已經穩穩地端踞在神壇上了！歷代知識分子只能對他仰視和信奉。如果誰敢於用平視的目光、用理性的態度考察於他，把他做為歷史的一部分來，和歷史一起接受審視，就等於放棄了中國人唯一的真正的宗教——儒。放棄了中國人唯一的真正的宗教，就等於放棄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生存權。當時絕對沒有“出國”這一說，不從眾就等於放棄前途、放棄生存。所以學者們只能把偶像捧得更高，既便有些批評，也是在仰視的角度上批評。

而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諸葛亮是中國歷史上的龐然大物，不能認清諸葛亮的真實面目，則不能認清三國歷史的內在玄機，也不能對整個中國歷史作出理性的審視。

豎立起一座神像，付出的代價卻是整個民族對歷史的誤會。而一個不能真正了解自己歷史的民族，就是沒有希望的民族。

而諸葛亮是如何登上神壇的呢？這裡面有很複雜的原因，分析其中奧秘，等於將分析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演變史，不能不說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但是，諸葛亮本人政治表演術、政治包裝術，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本人對諸葛亮的表演技巧主要歸納為3個“兩人”：

1、說的和做的如同兩人。（如以“嚴法治蜀”為名，行打擊政敵之實，詳見下文。）

2、同一件事情上前後言行如同兩人。（如諸葛亮先是稱李嚴“部分如流、趨舍罔置，正方性也”，後來又指責“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事。”隨意推翻自己過去的言論，可謂政治鬥爭中的便宜之舉。）

3、劉備在世時與劉備死後所做所為如果兩人。（如曾對劉大耳說，劉禪“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誇得連劉備自己都不太相信。而劉備一死，劉禪就成了“富於春秋，朱紫難辯”。）

因此，在有限的時間內，本文只能選取諸葛亮一生中的某些細節，通過對諸葛亮的政治表演術的研究，試圖還大家一個卸妝的諸葛亮——

（一）天才初顯

諸葛亮顯然是一個有遠大政治報負的人。出山之前，按陳壽的客觀記載，明明是“每自比管鍾、樂毅”，而《出師表》中，卻虛偽地稱自己“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一般不細心研讀歷史的人，不容易發現這種心口不一的強烈反差。三國史讀得越多，越能發現諸葛亮表里不一、心口不一的地方實在太多，這便是本人將這一組貼子定名為“諸葛亮的政治表演術”的最主要原因。

而以這種強烈反差為切入點，我們同時可以看出諸葛亮在其早年已顯出不凡的政治才能：

在漢末的亂世，沒有任何人能預言天下將歸屬何人。投身任何一個軍閥集團，都同時面臨着成王成寇的雙重命運。於是很多人便隨意地將自己的命運付之於未知的籌碼，其原因可能是知遇之恩，可能是正義感使然，可能是利益的權衡，甚至可能是某種慣性作用。而諸葛亮是不會把自己的政治前途輕易地交給任何人，他天才地選擇了劉備，邁出了“光昭將來，刊載不朽”的第一步。其所做所為出於以極其天才的考慮：看中劉備可靠的政治旗幟。

拒抗住了一時名利的誘惑，投身前景並不光明的劉備，這說明諸葛亮比別人有遠見，他追求的不是一生一世的功名顯赫，更不是所從屬政治集團的整體“事業”，而是“光昭將來，刊載不朽”萬世美名。這種選擇方式，如不加以分析，很容易為他的“表演”所迷惑，以為是一種“漢祚”的大公無私，實際上，這才是貌似大公的大私，遠比追求個人物質利益的“自私”更加“自私”。

同時，他也看中了劉備人才匱乏的現狀將給自己提供無比廣闊的發展空間。對待東吳的拉攏，他巧妙地回答：“孫將軍可謂人物，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盡亮，吾是以不留。”這幾句巧妙的對答，加上以《三國演義》為標誌的三國俗文化給人們造成的神化諸葛亮的思維定勢，使人們往往對這句話的理解是孫權器量小，所以不能充分發揮諸葛亮的才能。這種論斷顯然是幼稚且無意義的。孫吳不能“盡亮”真正原因，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好位子都叫別人占了”。

面對更為人才充盈的曹魏，諸葛亮則更是“立場堅定”。入蜀後，他曾為投魏的好友徐庶和石韜嘆息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一生一世具備一種表演緊張的諸葛亮，偶然有這麼一個間隙“真情”流露，便立刻暴露了自己“寧為雞首，無為牛後。”的真實思想。他為早年好友的“不見用”而遺憾，這種感情應該是真實的。但顯然他更多地是慶幸，自己沒有“倫落”到一個“多士”的勢力集團，因而成為一個三等帝國的一支獨秀。看到諸葛亮這一瞬息的真情流露，不仕吳的問題還需要更多解釋嗎？

（二）“嚴法”的背後

曾有人根據三國志上關於諸葛亮“嚴法”的記載，斷定諸葛亮“以法治國”，蜀漢是“法治化國家”。這顯然是象牙塔中的書生之論。

“法治”是近代資本的產物，在中國封建社會，在毫無法治傳統的中國，不論“嚴治”還是“寬治”都永遠是地主階級的政治鬥爭策略。“寬治”則是掌握政權的地主階級集團收買另一個地主階級集團的法寶，而“嚴治”作用一個掌握政權的地主階級集團用來打擊另一個地主階級集團的工具，是掌握政權的政客打擊其它政客的工具。

諸葛亮的“以嚴治蜀”也是同樣，它是諸葛亮用來打擊益州土著集團，維護荊州集團統治權的工具，是用來打擊持有不同政見者，維持諸葛亮一手遮天專權統治的工具。諸葛亮的“嚴法”恰恰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擅權心烈的諸葛亮，不僅大權獨攬，連小權都不肯鬆手，仗責五十以上都有親自過問，他絕對不允許朝臣們對自己稍有不順從。通過其絕妙的政治表演術，諸葛亮不僅排除了異已，而且為自己邀買來“刑法雖峻而無怨者”的美名。人們為了論證這一點，常常以諸葛亮的幾個主要政敵的被廢為例，如廖立、李嚴之被黜，習鑿齒稱之為“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丑者無怒”，但我們仍然可以通過蜀國官修歷史的縫隙，看到諸葛亮如果把自己化裝成“水鏡”的。

首先是李嚴。李嚴最終的失敗，是自己運糧不濟，派人假傳聖命，讓諸葛亮退兵，而自己又裝不知道這件事，最後諸葛亮拿出前後書信，李嚴只能認栽。從這一件事看，似乎李嚴罪當不赦，諸葛亮明鏡高懸，對犯法高官毫不留情。但從史料上一個個細節來分析，諸葛亮就再也演飾不了他一開始便對李嚴所抱有強烈的忌恨之心：

如李嚴被黜是建興九年，在此之前的建興五年，李嚴還是位置僅次於諸葛亮的顧命大臣，而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讚揚了一大群力朝臣，而對李嚴這位地位僅此於他的重臣卻隻字未提。看來《前出師表》真是諸葛亮的“心聲”！再會表演的人，也總會有一時放鬆，吐露心聲，這使我們得以歷史的真實。

再如，諸葛亮曾稱李嚴“部分如流、趨舍罔置，正方性也”；而到李嚴犯事，又說“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事。”（見《李嚴傳》）如此前後不一的言辭，讓我們體會到了諸葛亮的“機巧”不是說着玩的。千百年來，又有何人注意到這一尊神——諸葛亮常常隨意推翻他本人過去的言論。

諸葛亮與李嚴對立的原因無須要多論：兩個權力欲都很強的政客碰到一起，無論如何避免不了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李嚴是劉備欽定的第二號託孤圃臣，而對諸葛亮這樣一個無論權力欲和表現欲都極強的政治家來說，他根本不需要副手。於是諸葛亮處心積慮地壓制李嚴，消除李嚴的兵權，外放到江州，大行冷洛排擠。而最後似乎真是“蒼天不負有心人”，李嚴一念之差，親自把錯誤送到諸葛亮面前。

而廖立的獲罪完全是禍從口出。只因為當着李邵、蔣琬等諸葛亮嫡系的面，批評了劉備不把精力用於取漢中而於孫吳爭荊州的戰略錯誤，指責關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而後又對向朗、文恭、王連等朝臣。李邵、蔣琬自然把這種“重要信息”報告了諸葛亮，諸葛亮正好有了藉口，於是以“誹謗先帝，疵毀眾臣”的罪名把廖立廢為平民。從中國幾千封建歷史我們可以得知：製造“文字獄”，從某人言論觀點中尋找罪名，是官場鬥爭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凡是由言論定罪者，幾乎全部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自然，廖立的犧牲只是千百萬“文字獄”囚客中微不足道的一個，而絕非所謂諸葛亮“法度嚴明”的體現。

此外，史學家有時候也會通過比較間接的方式告訴我們事情的真相。《廖立傳》有雲，廖立“自謂才名為諸葛亮之二”。這下我們就恍然大悟了：廖立不僅自視甚高，自稱“諸葛亮第二”，而且才名冠於蜀中，受到蜀人普遍稱讚。惹怒的諸葛亮的原因恰在其中。

而彭（羨？）（字永年），似乎史官一時疏漏，便真情明達。這個彭永年劉備很喜歡他，“以為奇”，而諸葛亮“雖外接待（羨？），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見《彭（羨？）傳》陳壽講的再明白不過：諸葛亮心裡不接受這個人，但表面上對人家好，暗地裡在先主面前說人家壞話。這種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大概是所有“天才政治家”的拿手好戲。而誹謗的內容呢？是“心志廣大，難可安保”。簡直和劉備在孫權面前說周瑜的壞話差不多，挑不出實際性的錯誤，就指責別人是“野心家”。

由諸葛亮的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我們看出，諸葛亮對待政敵，是早有準備，時時留心，別人一時說錯了會麼話，犯了什麼錯，就抓住時機，施加政治打擊，致其於死地。而這些政敵在諸葛亮平時的排擠下，要麼如廖立、彭（羨？），心情壓抑，時不時發些牢騷，就被告密者利用（而在諸葛亮的政治高壓下，必然產生大批的告密者）；要麼如李嚴，犯了一點小錯，害怕諸葛亮藉機整自己，只好鋌而走險，於是更被諸葛亮抓住把柄。而從表象上看，似乎是諸葛亮法度嚴明，“惡無纖不貶”。諸葛亮的政治表演術可謂高妙！

（三）從《出師表》看潛台詞

古人說，讀《出師表》不落淚者為不忠。這一句話，便剝奪了讀書人的思想自由。

《出師表》作為中國文學的名篇，被歷朝歷代列入啟蒙課本中，我們中國人都被要求在沒有絲毫判斷能力的年齡背熟了《出師表》，按照老師教授的意思理解《出師表》。所以，很少有人細究《出師表》中一些微妙的東西。

本人認為，《出師表》有豐富的含義，既是諸葛亮控制劉禪的手段之一，也是諸葛亮心聲的流露；是諸葛亮面對蜀國政壇全體觀眾的一場表演，也是能從“字縫”中洞見其中潛台詞的珍貴腳本。

《出師表》中使用率最高的一個詞是“先帝”。在全760字中，“先帝”竟有13個之多。正文第一個詞就是“先帝”，最前面幾句話中，幾乎句句都有“先帝”。諸葛亮把“先帝”掛在嘴邊上，隨時提醒劉禪，你老子說了：“汝與丞相從事，事之若父”。通過打這張萬無一失的“先帝牌”，諸葛亮才能獨攬蜀漢軍政，“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除“先帝”外，出師表中另外兩個出現最詞是“宜”和“不宜”。“……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全然一副爸爸教訓兒子的口氣，看來諸葛亮“相父”當得確實理直氣壯。

而最能體現諸葛亮的大權獨攬的還是這句話：“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如此霸道的言辭，何忠之有？恐怕連被人稱為“奸佞”的曹操，都說不出這樣露骨的話來？

諸葛亮反反覆覆地教育劉禪要“親賢臣，遠小人”。而且在《出師表》中列舉了幾位“賢臣”，如侍中、侍郎郭攸之、費依、董允等，以及將軍向寵。這些人“忠心”與否暫且不論，但都是在整個三國史中名氣不大，可見能力最多為中流。所謂“賢臣”，必須是德才兼備，按照這個標準，上面這些中資之才很難稱為一流“賢臣”。但為什麼諸葛亮要提這幾個人呢？很難不令人懷疑諸葛亮不是在攏絡親信。

而諸葛亮不僅要劉禪“親”這些人，甚至明目張目地要求劉禪聽這些人的話。“侍中、侍郎郭攸之、費依、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廣益。”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從《三中志》中了解這些人的底細：董允，本是劉禪身邊的“太子舍人”、“洗馬”出身，諸葛亮親自提拔，成為嫡系，將其“遷為待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掌管御林軍。

向寵，諸葛亮“老同學”向朗的侄子（所以諸葛亮把作為“重點推薦對象”，不是與前面三位放在一起，而是單獨拿出來稱讚），當時也是“典宿衛兵”。

讓一個皇帝“事無大小”都要向由諸葛亮安插在身邊的、掌握大內兵權的近臣們請示匯報，“悉以咨之”，聽上去似乎已經不是我們大家熟悉的那個諸葛亮了，到是更象一位篡逆之臣。

而諸葛亮《出師表》的真正目的是什麼？顯然是配合第一次北伐所做的意識形態攻勢。《出師表》作為“政府行文”、“紅頭文件”，肯定要將一系列政治信號傳達給朝臣們。諸葛亮的北伐是頂着益州土著集團和劉璋東州集團的壓力進行的，他要借《出師表》來告訴朝臣們，他已經控制了劉後主，不聽他的是沒有好結果的。

不過，諸葛亮的日子也並不好過，“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為了北伐，為了向政治上的對立面證面他有“討賊興復”的能力，諸葛亮不得不立下了“軍令狀”，而且郭攸之、費依、董允等也成了和他拴在一條線上的螞蚱。愛諸葛亮的人，常常被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敗後“揮淚折馬謖”、自貶三級而感激涕零。實際上，諸葛亮是已經立了“軍令狀”；是乘着南征的勝利，意氣風發、滿懷信心地去北伐的；是做了無數鋪墊、虛張了無數聲勢而北伐的。北伐淺嘗則敗，最下不來台的是諸葛亮自己。而諸葛亮請罰的結果只是名義上貶為“右將軍”，實際上還是“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也許，換一個角度說，凡仁人志士，讀《出師表》真的應該落淚。是為一個情願守着一尊神像，而不敢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而落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