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最先從氣味開始，法國大作家普魯斯特如是說。我生命史中極重要的年份
一九八二年，於心間長久呈現空白，就因為沒有絲毫的“記憶”氣味，或暫時沒有
。深秋的香港連日陰霾，卻不下雨，整日飄散帶鹽味的霧氣，有點冷，天也黑得早
。接下來是失眠之夜，但一九八二年的“氣味”終於找上門來了。
這年夏天，我碩士研究生畢業，但令我絕望的是上海的酷暑。那是白天黑夜都
無處逃匿的灼熱，人們甚至不像從熱水裡，而像是從滾燙的火山泥漿里鑽出來，身
上任何時候都不乾淨，空氣中更有一股刺鼻的鐵鏽味。是，這就是記憶中一九八二
年的“氣味”。這年夏天，我從可怕的酷暑中悟出一個樂觀主義真理：人類承受苦
難的能力是無限的，而天底下也沒有無限壞下去的事情，總有意想不到的大小“顛
覆”出現，來修正它們，改變它們。這天夜裡，我在溽暑中昏睡，被滂沱大雨震天
動地的水聲驚醒，空氣中瀰漫着剌鼻的土腥味和涼意，簡直恐怖，但又何等美妙！
其實，這年夏天真正折磨我的，不是酷暑——那不過表面如此。日日夜夜令我
心緒不寧的，是畢業分配無着落。在上海讀研究生三整年，沒有任何人向我提及或
暗示畢業分配會有問題。我考上的是“托爾斯泰研究專業”，有朋友告訴我，這是
別說撥亂反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就是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也沒有開設過
的俄羅斯文學新領域。該朋友還以善意、羨慕和幽默，稱我們這屆研究生是“頭一
茬汁水充盈的肥美韭菜”。
但是，我對於這件事始終心存難言之隱，其心情就像文革中沒被揪出來的“黑
五類”，無論怎樣裝作沒事人似地，跟別人一道哈哈大笑，聲音里總有幾分虛假。
理由不是別的，因為我是從新疆來的。三年來，我耳邊多次刮到有人在背後議論我
：“諾，那個外地人”、“瞧，那個新疆人”。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從這時起，
我就感到畢業分配不會順當，但我也不願“自取其辱”地去糾正甚麼，不想告訴他
們，“我在上海生，在上海長，十九歲去新疆開礦，三十二歲考學回上海，怎麼不
是上海人？”我不想糾正什麼，也因為一股屈辱從心頭油然而起：就算我是新疆人
、外地人，為什麼不能像堂堂正正留在上海，為國家、為這個罕有的新學科服務呢
？
然而，陰暗的直覺仍揮之不去：就算我是地道的上海人，故鄉也會拒絕我留下
。上海的戶口政策中似乎有成文或不成文的“鐵律”：凡是從上海出去的人，就不
能再回來。你看，六十年代初為減輕城市壓力自願回鄉務農的職工、支援邊疆建設
的社會青年幾乎沒有返城的個案。至於八十代初大批上山下鄉的上海知青回城，那
也是靠了“病退政策”的恩典，儘管有關部門都知道，幾乎每一份“病退”證明都
是假的，證明持有人明明歡蹦亂跳身體好着呢。今天回頭來看，當年知青鋪天蓋地
的“病退證明”，正是文革後中國社會肺葉上的第一粒“結核鈣化點”。有關部門
“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則是罕見的仁慈寬容。
但是，在研究生分配問題上絕無這種仁慈寬容。雖說我已有心理準備，但仍忍
不住有所期盼。我年輕時赴新疆當礦工，回上海結婚，妻子“捨命陪夫君”也成了
新疆人。今天，其實不止是我，妻子女兒也在等我畢業分配的結果。我留在上海的
話，她們也可以重回故鄉。再看自己的大家庭，兄弟姐妹中間有從未離開過上海的
，也有上山下鄉過的，就數我這一枝沒有“安定”。媒體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安定
”二字，對個人意味着什麼？其意義，乾脆說吧，就是今天留美人士的“綠卡”。
當年我們面對的嚴峻現實是，沒有留上海的“綠卡”，我們一家三口就跟正常的、
有尊嚴的生活無緣。
這年夏天是一九七九年入學的中國碩士生畢業的結果季節，一片歡騰，多少好
職位等着諸位呀，這是新世紀碩士畢業生的盛世景觀：肥美的頭茬“韭菜”們，都
以高度享受的心情被收割，被紮成捆，被送上市場，被洗淨切碎下炒鍋，被端上了
餐桌，化為“墨綠色”的濃香。我等一批人，也是頭茬“韭菜”，又何嘗不想也化
為“墨綠色”的濃香？但我們仍然生長在田頭，落寞地頂着正午的陽光。宣布畢業
分配的那天，系裡負責分配的領導向我解釋，“沒有辦法安排你的工作。系裡的職
能，講穿了，也不過是傳遞上級下達的通知。今天，這個通知就是告訴你：沒有單
位可以分配，你自己去找吧，找到合適的，我們幫你辦。”
於是，我開始了求職奔波。按說，我應該跟系領導據理力爭的：為什麼別的同
學不必為畢業分配奔走，而我就得為自己操心？難道這是我的事（在當時那個年代
）？其實，當時我確有一股憤懣之情，但我忍了。說得好聽，“支邊青年”的謙卑
又在起作用了，但說得難聽但真實的話，難道不也是自卑？回想在新疆礦上參加研
究生入學考試的那段日子裡，那些正牌大學畢業生可以享受國家規定的脫產複習，
而鄙人就因為有“支邊青年”的身份而自動“理不直氣不壯”，照常上班。不過連
着幾個星期上了夜班，竟受到采場主任的呵斥，我也“瘟腦瘟腦”保持沉默，裝聽
不懂。
從什麼時候起，“支邊青年”變得如此卑微，而卑微的力量又如此強大？幸好
很快有前輩“見義勇為”，推薦和指引我求職。上海譯文出版社、社科院外文所、
復旦分校、上海大學等單位都表示願意我去工作，並鄭重派出了人事幹部前去母校
接洽聯繫，這種熱情本身就是對我學識和能力的認可，“頭一茬肥美韭菜嘛”，我
喜不自禁。
那些等好消息的日子真是終生難忘！上海譯文社的一位主管甚至跟我交待起工
作來：你來上班，我們就把三卷集《涅克拉索夫詩選》的編輯工作交給你。我廢話
簍子的天性甦醒了：“高三那年，我就從外文書店把老人家的三卷集買回來了。像
法捷耶夫參加遠東遊擊隊那樣，背包里也放着涅克拉索夫詩選，不過我去的是新疆
礦上……”主管說，那好那好，老人家在天國知道也會高興的。我開始幻想日後在
上海譯文社上班的情形：一定不擠公共汽車，而要騎自行車，路上來去三個半小時
就背誦涅克拉索夫、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這不是新疆歲月夢境裡多次出現的情形？
然而，命里註定我跟涅克拉索夫等俄國詩聖無緣。上海譯文出版社等單位人事
幹部全都在母校畢業分配辦公室吃了閉門羹，是我害得他們浪費了大量寶貴的時間
。我也對“真相”大吃一驚：拒絕分配我工作的，不是用人單位，竟然是把我從新
疆招來又培養了我三年的母校。系裡一位老師代表組織找我談話，結果我問得多，
他基本無話可說。我一個勁追問“為什麼？”“總之，不可以留在上海。”“可是
上海需要我呀。”“需要也不可以。”“那為什麼一開始不明明白白告訴我？”“
……”“為什麼反而通知我，要我自己去聯繫工作單位，讓我到處奔波，做無用功
、付無效勞動？”“……”“也欺騙那些同情我的學界前輩，他甚至在上海人代會
上為我遞交過提案。捉弄他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對嗎？”“……”
很快，我知道了第二個“真相”。學校分配辦公室很早就在安排我的出路了，
那就是一心一意要送我回新疆。他們找新疆大學、新疆師範大學、新疆人民出版社
等單位，向他們“推薦”我。有趣的是，對方則明確明表示不需要這個專業。就是
說，在“拒收”。校方不灰心，繼續“說服”，同時安排我在上海到處奔波，包括
“跟涅克拉索夫神遊”……我感到莫大的失落。
不知為什麼，當重回新疆的可能性浮現時，我心裡一次也沒有出現新疆大學或
新疆出版社的影子，因為我進新疆後一直生活在戈壁灘上，那裡才是我的“新疆概
念”。看來，上海不要我了。回新疆礦上去吧，我對自己說，重新過那種身披羊皮
襖餐風飲露、懷揣俄文版《安娜·卡列尼娜》的日子。三年不見，同事們不管是愛
我的或是討厭我的，見我出現在礦上，一定會問“為什麼回來？”我將說“我永遠
屬於這裡，不管是肉體還是魂靈，都在這裡。”三年不在採礦場，重新回到原點，
仍然是原來的自己，只是多了一個學位，多看了一些書，就像普希金在著名的長詩
《奧涅金》中所寫：“我樂於放棄這假面舞會的破爛衣衫，豪華、喧鬧、烏煙瘴氣
的場所，去換取一櫃書或荒蕪的花園，去換取我那寒傖的田莊……（馮春譯）。”
這年夏天，我發現，文學的胸懷永遠仁慈。我已打算重回新疆礦上，但我的想
法立即受到指導教授的批評，她要我耐心等待，“在中國，好事多磨才是常情。再
說，《托爾斯泰年譜》的翻譯也是大工程，你又不是沒有事情做。”我委屈得說不
出話來，但也弄清楚了很多事。原來，研究生畢業“哪兒來，哪兒去”的分配規定
，不過是一個籠統的精神。外地畢業生不能留上海，實際上並沒有這回事。就在我
們學校，就在我這一屆，在上海無親無眷的外地生留下來的多的是。還有，在外地
大學畢業的學生直接分進我們學校，而且就安置在我所在的科系，占據了本可以安
頓我的空缺，真是巧得天衣無縫。
對此，我向一位負責分配的老師訴苦，他仍然說：“最大的麻煩你是外地學生
。”“但我出生在上海，是支邊青年。”“問題就在這裡，你可以不支邊嘛，一直
留在上海，今天分配絕無問題。”“當年我是熱血青年……”“誰讓你熱的？當然
，這是隨便說說的笑話。”剎那間，我心頭響起魯迅故鄉趙太爺對阿Ｑ的呵責：“
你怎麼會姓趙？你哪裡配姓趙？”我懂了：全部過錯就在於我去過新疆。
到八二年年底，我的分配問題沒有解決。到第二年八三年，再到第三年八四
年的八月，也沒解決。校方送我回新疆的努力始終沒有停止，新疆方面也一直在“
堅拒”，礦上則停發了我的工資。在此期間，那位可親可敬的學界前輩仍每年在上
海人代會上為我呼籲。但這一切彷佛已經跟我無關了，我貨真價實地當起“無業青
年”來，如果還算得是“青年”的話。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同時畢業的同學上班
已有多久了？我對這件事已不覺得悲愴了，甚至為這樣的結局感到“滿意”：研究
生算什麼？懂得一點托爾斯泰、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什麼了不起？真他
媽的。
我對外國文學專業的熱情也冷淡下來了，惟有對自己的新疆經歷耿耿難忘，也
自豪不已。就在這時，一批六十年代初參加新疆建設的上海人每周一和周五在上海
江西路勞動局門前集會，要求返回故鄉。這些支援新疆的青年，當年不少人對邊陲
生活懷有美麗幻想；有人更被“白面饅頭敞開吃，牛奶羊奶隨便喝”的許諾所吸引
。但西去的列車沒抵達目的地，僅剛剛進入蒼涼荒蕪的大西北，許多人的熱情就開
始消褪。列車把支邊青年載到新疆後絕塵離去，他們這才體驗到選擇的不可逆轉，
明白自己放棄的是全國最高水準的生活供應，於是失聲痛哭。支青們沒有想到新疆
與上海之間隔着如此漫長的窮山惡水，不僅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這才是最
傷而尷尬的。
這天，我在朋友家聊天，正好遇到朋友的哥哥下班回來大罵江西路勞動局門前
集會的支疆上海人，因為交通堵塞，害得他所乘的電車久久不能前進。這位哥哥罵
得實在太過份，我忍不住糾正他：“能說這些人的要求不合理嗎？他們為建設邊疆
，放棄了天倫之樂，奉獻了全部的青春。在我們國家非戰爭的年代，這可是最大的
犧牲了。”這位哥哥激動地說：“當年到邊疆去，又沒有人用刀用槍逼迫他們，都
是自覺自愿去的。這可不是什麼上當受騙，而是不折不扣出爾反爾，擾亂我們上海
的正常生活！”“上海，也是他們的。何況，他們受到的損失，也遠非什么正常生
活受到擾亂，而是一輩子受窮。建設社會主義，怎麼可以讓一部分人作犧牲？你看
到支邊青年破破爛爛的衣着了吧？他們當年要是不去新疆呢？”“那你倒說說看，
上海就這麼一塊彈丸之地，怎麼能讓他們都回來？”“這可是太簡單了，讓那些一
輩子從小到大享盡上海優惠、永遠不知饅頭也叫饃饃的人，去新疆工作上五年或八
年。都是上海人，一些人可以永遠住下去，而另一些人只要出一次，大門就永遠關
上？請問，這是什麼規定？不行，都想在上海過好日子，就得輪換輪換。”“不要
忘了，當理想主義者，是要付出代價的。”“但那也得由當事人自己來付，而不是
由別人強迫他們付。”“……”這位哥哥臉上露出了懼色，我以為他無話可說，誰
知他冒出了一句噎得我至今仍透不過氣來的話：“你就是他們一夥的，但你卻不敢
參加他們的集會，所以，今天你講得再漂亮，我也不佩服。”
啞口無言的是我，儘管心裡暴跳如雷。我回到家，就戲劇性地得到學校發來的
通知：可以留上海了，去一所區級教育學院報到。這是最後的決定，雖然輕描淡寫
得有點兒戲，但卻不容分說，即不許討價還價。所有的爭拗、對峙、欺騙、拒收、
不滿等等，到此結束，一筆鈎銷。歲月磋跎？這有什麼？不就是兩年嗎？人家當右
派等平反，等了二十年。遲到的畢業分配塵埃落定了。
但是，度日如年的時光從此飛梭般神速。轉眼十九年過去，世道來了個翻天覆
地：不僅研究生、大學生可以自由地留在上海北京這樣的大都市了——只要有單位
需要你；最讓人訝異的是，就連來自農村的民工也可以大搖大擺地進城打工和謀生
。上海的襟懷原來是廣闊的，而且從善如流。
今天反而是我有點“內疚”：上海後來開始愛我了，甚至愛所有的人了，但我
卻踏上了海外謀生的不歸路。我一直在反思當年，僅因為分配不順遂，我這個激情
歲月的“自願者”、“理想主義者”會變成最耿耿於懷的怨怒者，為何那麼絕望、
痛徹心扉？是自私？我連俄國女詩人茨維達耶娃的詩句也念了出來，以澆心中的塊
壘：“我把一切都獻了出來，你莫斯科卻轟我出去、驅逐我。你是個什麼東西，竟
在我面前如此傲慢？……如果說我不再愛你，那也是你不愛我在先。”
今天回憶這一切，簡直恍如隔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