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親王流亡北京的日子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發生政變。我使館不承認政變後的政權，迅速撤回國內。

　　“三.一八”政變使西哈努克親王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轉變。從1941年19歲生日時登上王位以後，他一直致力於國家的民主和繁榮。只是由於他為了獨立而不做“美援”旗幟下的附庸，由於他為鄰國反侵略提供了一點點物質上和道義上的支持，美國就指使它的走狗朗諾、施里瑪達之流發動政變，將他廢黜。

　　周總理說，只要你的腰杆子能硬起來，我們就有辦法支持你

　　西哈努克親王在莫斯科聽到政變的消息，決心要報仇雪恨，在莫斯科到北京的幾個小時航程中，他初步籌劃了抵抗運動的藍圖，並與賓努親王及其他隨行人員進行了研究，決定號召柬埔寨各階層人民不計前嫌，同仇敵愾，投入到抗擊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戰鬥中。西哈努克親王在飛機上起草了《告高棉同胞書》。

　　一到北京機場，見到了周恩來總理等中國領導人和41個國家的外交使節，西哈努克立即意識到自己肯定會得到中國的支持。在和周總理同車進城時他將自己的構想和盤托出。周總理當即表示：只要你的腰杆子能硬起來，我們就有辦法支持你。

　　1970年5月1日，毛主席在登上天安門之前，同西哈努克親王進行了長達幾個小時的會見。毛主席向他介紹了中國革命的曲折進程，分析了全世界反帝鬥爭的形勢和小國可以打敗大國的道理，表達了支持柬埔寨抗戰到底的決心，並將柬埔寨的抗美鬥爭看做是對中國的支持。這使西哈努克親王深受感動。毛主席這番談話，隨後都體現在題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暶鳌敝小�

　　我就是在“五.二�÷暶鳌卑l表幾天之後，接手“柬辦”工作的，“柬辦”是外交部接待柬埔寨貴賓辦公室的簡稱。從西哈努克親王一行到達中國的那一天起，就由韓念龍副外長領導了一個由曹克強、韓敘等和有關部門組成的強有力的班子，負責接待工作，我們駐柬使館人員回國後，就受命把柬辦的工作接收過來。我的職務對外仍是駐柬大使，對內則是柬辦領導小組組長。

　　當時，柬埔寨貴賓住在釣魚臺國賓館的5號樓，柬辦設在7號樓。周總理對西哈努克親王的生活關懷備至，常常親作安排，還專門請來上海著名西餐廚師、人大代表郭萬棠為親王主廚，對柬辦的工作，總理更是事無巨細都親自過問，點滴不漏。

　　為了支持柬埔寨民族團結政府的長期鬥爭，中央決定將東交民巷15號院改建成西哈努克親王的元首府。這裡解放前曾是法國公使館，現在陸續改建了臥室、辦公室、會客廳、餐廳等，還增建了游泳館和多功能廳。同時，在這所院子的西樓設立了柬埔寨王國首相府(後又在東交民巷3號院重修了一個首相府)，還在友誼賓館設立了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政治局和政府的辦公地。

　　為了配合西哈努克親王的工作，我國政府充分發揮各種宣傳媒體的作用，不斷向世界介紹親王的活動，為他樹立抗美救國領袖的形象。那時，由於“四人幫”把持了文化宣傳大權，除“樣板戲”和少數幾部電影外，我們的廣播、電視裡幾乎就剩下“文化大革命”的欺騙宣傳了。頻頻出現的西哈努克親王夫婦，成了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明星”。

　　我第一次陪同親王夫婦訪問外地，是在1970年11月中下旬，我們16日自北京乘機到達西安。當地人民揮舞彩旗，敲鑼打鼓，舞起秧歌，使初冬的西北高原寒氣消融。陝西省領導進行了周到的安排，特地陪伴親王夫婦參觀了半坡遺址和兵馬俑，一睹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在延安訪問時，西哈努克聯想到自己的國家此時恰似中國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時期，心情特別激動。親王夫婦愉快地在毛主席棗園窯洞住所前合影留念。

　　張春橋的洋相和許世友的豪爽

　　1971年2月21日上午離開杭州，中午到達上海。張春橋、王洪文等組織幾十萬人夾道歡迎。由於街道狹窄，迎賓車隊無法順利通過人山人海。急得王洪文大罵陳阿大：“明天要再出現這種情況，我斃了你!”

　　下午，親王夫婦等下榻錦江飯店，晚上出席了上海市革委會舉行的宴會。宴會的菜餚異常豐盛，有用銀光閃閃的容器盛着的魚翅湯、法國式蝸牛等等。宴會上，由張春橋致歡迎詞，可他由於喝酒過量，早已身不由己，勉強走到麥克風前，醉醺醺、結結巴巴地，幾乎連稿子都念不下去了，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洋相。事後，他卻把責任推到飯店負責人身上，罵人家“把賓館暖氣燒得太熱了，把我熱昏了頭”，甚至給扣上了“反革命行為”的嚇人帽子。

　　在上海的幾天裡，西哈努克夫婦等參觀了一些工廠和人民公社，遊覽了黃浦江的過江隧道，還應邀檢閱了東海艦隊，出席了群眾大會，觀看了舞劇《白毛女》和歌舞、雜技等。親王夫婦一直興致很高。

　　雖然大的活動組織得還算順利，但小問題還時有發生。在親王夫婦到滬第二天的晚宴上，服務員竟將一條張着嘴大口喘氣的魚擺上了餐桌，原來，這條魚是廚師用布包着頭尾在油鍋里炸的，送上餐桌時魚還會動。西哈努克一看十分緊張，連聲“別，別，請撤走。”親王信奉小乘教，按照這種佛教的教規，雖然可以出家後還俗，可以娶妻生子，也可以吃葷，但絕對不能“殺生”。

　　上海訪問結束後，親王一行又在蘇州駐足半日，25日下午到達無錫，次日遊覽了太湖，27日前往南京。

　　專列預定在下午3點30分到達。在差幾分就到點、差幾步就到站時，列車突然停了下來——站外停車，發生了什麼事?事後，負責打前站的張龍寶告訴我，許世友將軍早已安排妥當，南京全城幾十萬人夾道歡迎，車站上萬人迎接。張龍寶提前半小時就到了車站。3點15分時，江蘇省和南京市的黨政軍領導以及有關方面人士基本上都到齊了，只是關鍵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員、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主任、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將軍沒到。差10分鐘，還沒到；差5分鐘，還沒到。真急死人了!怎麼辦?趕緊通知專列站外停車。但列車剛停，許司令就乘着吉普車，風塵僕僕地準點到來。只見他身着綠軍裝，風紀扣嚴嚴地扣死；頭戴綠軍帽，戴得端端正正；足登布條編織的草鞋，也還算是齊整，美中不足的是褲子和鞋上沾滿泥土，一看便知許司令這是剛剛打獵歸來。於是趕緊通知專列進站。當列車徐徐停穩時，時鐘正指着3點30分。

　　親王一行走下專列，許世友迎上前去，同親王用力握手、親切擁抱，儘管許司令的鞋面、褲腳不十分清潔，但酷愛潔淨的西哈努克並未介意。原來在離京前周總理就向親王介紹過許司令。對這位身經百戰、忠勇雙全的將軍，親王早生敬慕之情了。

“如果說親王做了中國的俘虜，我情願做這樣的俘虜!”

　　此時，西方國家的一些輿論工具放出風來，說西哈努克親王被中國軟禁了，成了中國的俘虜。親王的一些法國朋友專程來北京了解情況，親王二話沒說就把他在中國各地訪問的錄像帶拿出來，放映給他們看。各地領導人和廣大群眾熱烈歡迎和誠摯接待的場面，使他們非常感動，一邊看一邊詛咒西方媒體的無恥。親王的朋友拉胡夫人笑說：“如果說親王做了中國的俘虜，我情願做這樣的俘虜!”

　　來看西哈努克親王的外國朋友越來越多。大家都希望沿着親王所走的路線遊覽中國，親王也希望通過他們向西方說明自己在中國的真實情況。於是，親王又提請我國政府，按照上次的路線再為他安排一次旅行。

　　經過一番準備，親王一行的專列於5月3日下午從北京出發，4日午後到達南京，仍由許世友設宴接風。5月8日到達無錫，參觀了一些工廠，遊覽了蠡園和梅園，並再次泛舟太湖。11日至13日，在蘇州參觀了紡織廠，遊覽了拙政園、天平山，觀看了虎丘的五百羅漢和獅子林，出席了文藝晚會。還當場觀賞了蘇州手工藝人的刺繡表演。

　　按照預定計劃，最後一站是上海。沒想到，發生了一場“陪車風波“。在安排群眾夾道歡迎親王一行的車隊時，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等人提出了一個“陪車”方案，讓每個上海市革委的領導人陪一兩位貴賓。張龍寶說親王夫婦這次是非正式訪問，不陪車，讓他們自己在一起，也許效果更好。但徐景賢等堅持要陪。張龍寶打電話問我怎麼辦，我說：“不要理他們，這種事情沒法答覆，再說上邊也沒讓我們答覆。”但親王夫婦一行到達上海時，他們仍堅持陪車進城，由王洪文陪親王，市革委副主任馮國柱陪莫尼克公主……最糟糕的是馮國柱正患感冒，陪車顯然很不禮貌，還可能傳染，我們就請他不要陪了，但他硬是要陪，我們也沒有辦法。這事後來還成了我的一條罪狀——“看不起上海的造反派”。

　　當然，上海的接待水平還是比較高的，親王等人也很滿意，特別是我們安排他們參觀城隍廟等地，使他們對中國的道教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可是，這又成了我的一條罪狀，由不久後調到中央的王洪文帶了上去，說我“安排西哈努克參觀城隍廟，而那是封、資、修的東西，上海的群眾有意見”。

　　西哈努克在上海看招待尼克松的菜單

　　1971年，尼克松宣布了他打算訪問中國的計劃，目的之一是解決印度支那問題。10月20日，基辛格博士來華為尼克松訪華作具體安排。次年2月21日到28日，尼克松、基辛格及美國國務卿羅傑斯等人，對我國進行了正式訪問，經過會談發表了聯合公報，這對西哈努克親王是一個不小的刺激。一開始他對中國的做法不太理解：美國是到處侵略的頭號帝國主義，中國的朋友都在受它的欺侮，中國自己的領土台灣至今還駐紮着美國的軍隊，你們為什麼還要接待這個國家的總統?你們還能跟他談什麼?西哈努克親王雖然逐漸理解了中國的立場和做法，但是對美國政府這個頭號敵人，他仍然不共戴天：好，你要來，我就走!在尼克松訪華前9天，西哈努克夫婦就以非正式訪問的名義去了越南，賓努夫婦則去了我國的海南、汕頭。而尼克松剛剛離開上海回國，西哈努克便回來了，並提出他也要去上海，於是，在尼克松離開上海後的第5天，我就陪親王夫婦又來到了上海。

　　沒想到“精明”的上海造反派還是不精明：明明知道西哈努克厭惡尼克松，為什麼偏偏把他安排到錦江飯店按尼克松的要求布置的總統套房?上海的領導人以為他們剛剛接待了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的元首，標準自然很高，親王一定很高興。沒想到西哈努克聽說後，連房子都不願意進。他很嚴肅地對負責接待的馮國柱說：“我西哈努克是你們的朋友，而尼克松是你們、也是我們的敵人!”馮國柱只好讓錦江飯店的負責人趕快重新布置了總統套房。

　　當晚的歡迎宴會由張春橋主持。席間，西哈努克問張春橋：“尼克松到上海時，用的什麼菜?”張春橋連忙偷換概念，答了一句：“給尼克松上的菜比給親王上的菜差遠了!”沒想到親王並不就此罷休，繼續追問說：“你們能不能給我提供尼克松的菜譜?”弄得張春橋支支吾吾，十分尷尬。

　　第二天晚上舉辦文藝晚會，又把給尼克松演出的那套雜技、歌舞拿出來。不巧雜技演員在表演時竟6次失手，陪同觀看的王洪文趕緊向親王夫婦道歉說：“出現這麼多失誤，真對不起親王。”西哈努克卻大度而又揶揄地說：“雜技失手是很正常的事。尼克松來時不也是這套節目嗎?是不是也失手這麼多呀?”王洪文只好趕快把話岔開，邀請親王去體育館打羽毛球。

　　江青在為親王夫婦祝壽時的表演

　　西哈努克親王生於1922年10月31日，到1972年整整五十周歲。他的五十歲生日怎麼辦，我們沒有經驗。周總理親自出面找賓努親王討教。賓努親王說，要是在他們國內辦，至少要請五十位和尚念經。於是，總理決定也要請來五十位和尚。可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全國各寺廟的和尚十之八九者在“破四舊”時被趕出了寺院，哪裡找得到。最後只好改由五位代表五十位，並請佛教協會的趙朴初老作了安排。為了增添慶祝氣氛，周總理還安排了專場文藝晚會，並指名由東方歌舞團的張筠給親王跳柬埔寨宮廷舞蹈。這本來無可厚非，審查節目時卻受到所謂國務院文化領導小組劉慶棠等人的抵制。他們明知這是總理的意思，偏偏要追問“為什麼安排這個節目，是誰讓安排的”。代表總理參加審查節目的鄧穎超大姐為了息事寧人，表示“算了”，江青卻又讓唱什麼《千年的鐵樹開了花》。

　　中央確定的參加祝壽活動的名單中沒有江青，但她一定要來西哈努克的元首府祝賀，還要搶在鄧大姐之前來。我們不能擅自擋駕，只好請示總理。總理為了顧全大局，也只得同意她來。她來之前還指派我們去東單花店，專為她訂購了一束很貴重的鮮花。為了顯示自己的特殊身份，江青還送給親王一幅12英寸的《題廬山仙人洞照》，並在背面抄了毛主席題的詩。江青特意說明：“這張照片是我拍的，背面的詩是毛主席寫的。”我們的翻譯按江青的話直譯過去，西哈努克聽了非常高興，事後給毛主席寫信說：“你派夫人送來的照片，意義太大了，禮物太珍貴了。”江青一個出風頭的舉動，顯然使西哈努克產生了誤解。我們雖然批評翻譯沒有把這首詩是毛主席作的、江青抄的說清楚，但我們也明白，這不能全怪翻譯，一是外文中“寫”與“作”一般很難分，二是在那種場合，翻譯也不敢多問江青。

　　莫尼克公主的生日，江青又要來祝壽。一天早上，電話鈴響了，我拿起聽筒，對方說：“我是江辦!”以前我從未聽說過什麼“江辦”，對着話筒“啊”了兩聲，對方就不耐煩了，乾脆向我下了命令：“首長讓通知你，明天上午她要去給莫尼克賀壽，要你通知石少華照相。”

　　聽這口氣，我才明白“江辦”是江青辦公室的簡稱。周總理原定每逢莫尼克的生日，都由鄧大姐出面送蛋糕，有關人員去祝賀一下就可以了，不必再舉行什麼儀式。這次江青偏要參加祝賀，還要搶在鄧大姐之前送來蛋糕和鮮花。

　　外交無小事，基本上都是由周恩來總理統籌辦理。我們柬辦的工作也都是在周總理和外交部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因此，我們對於“四人幫”的插手很反感，也很難辦，有些事情難免要得罪他們。於是，他們在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時，就把所謂“柬辦問題”作為射向周總理的重磅炸彈，我自然也成了被整的對象。他們惡狠狠地說：“把他調到非洲去餵蚊子!”這時的周總理已重病在身，除重大決策外，很少能再顧及具體事務。1975年1月21日，我真的被調往非洲，當了駐毛里塔尼亞的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