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天涯虛擬社區
Author: 范學德

　　 我真的覺得自己有點對不住美國。別的不說，就說這住吧，來到美國,一住就住下來快十年了，並且一直居住在芝加哥的北郊，算起來，活了這麼四十多年，除了故鄉鳳凰城外，芝加哥北郊是我居住時間最長的一個地方了，怎麼也算得上是第二個故鄉了，但我總覺得這芝加哥,是他鄉;而美國,則永遠是異國。
　　
　　有一天，我突然問自己，這是為什麼呢？除了這張生而有之的中華臉之外，語言當然是首要的原因：英語是外語。
　　
　　許多來美探親的老人，對美國的有一個最大不滿,就是他們（美國人）怎麼都講英語！好端端的一個中國人，任你過去如何才華橫溢，口伶齒利，可一到了美國，就啞了、聾了。如果你不會開車，還要加上瘸了，沒有腿了。我雖然沒有墮入如此的悲慘世界，但也一直在邊上轉悠着。雖然會點英語，但只是點而已，這輩子也指望不上像漢語說得那麼溜道和地道了。至於聽，也好不到哪裡去。而寫，就是夢了。由於英語不是自己的母語，所以，美國人的英語講得再標準，我聽起來也不如家鄉話那麼親、那麼有味。什麼味道呢？我說不明白，但能感覺到：就是心裡頭順道，渾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舒坦。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沒有鄰居。故鄉不能沒有父老鄉親，不能沒有鄰里。少了鄉親，沒了鄰里，就是鄉土也將失去迷人的味道:親情。但在美國，我沒有鄰里鄉親。這當然不是指地理意義上的，而是心理和文化意義上的，說乾脆了，是感情意義上的。我們家也有鄰居，相鄰而居的，左邊一家，右邊一家，對面還有兩家。我搬到新家已經兩年了，和屋對面鄰居家的男主人只打過兩、三次招呼，還都是在冬天下大雪的時候，我們都從各自的家門開始，掃門前雪，掃到路邊了，隔着車道，彼此微笑着打個招呼：“哈嘍！”或者更簡單：“嗨！”，房南邊那家的男主人，是一次割草時幸會的，他快步走過來，對我說，地界在這裡，這地方的草應當你們自己割。說完就走了。倒是北側的鄰居最友善，我們才搬來三天，女主人就送來了一盤點心，平時也說點什麼。
　　
　　和我交往最深，應當算北側鄰居家的狗。許多美國人把狗都當成了家人，還給它們起了個正了八經的狗名，我們鄰居家的那個狗就有名，叫高爾特（Galt）。我和它熟悉了後，見到它常大聲喊：“Galt！”它就知道我是喊它。說來慚愧，我不善於記人名，中文都不行，英文就更不行了。所以，除了北鄰的男主人外，其他鄰居的姓氏大名，我是一概不知的。我能記住“Galt”的原因，除了它可愛外，是因為我老喊它，而且一喊它，它就搖尾巴。我相信它那麼作，的確是出於高興，而不是出於禮貌與客氣。因為有時我在門前走忘記喊它一嗓子，它就叫幾聲，直到我注意到它為止。慢慢地我聽明白了，那汪汪的狗叫聲，也是以求友聲的。
　　
　　看到Galt它對我那麼友好，我有時就忍不住走到鄰家的院子裡，而Galt一看我來了，就更加親切友好了，它撲我舔我，撒完歡後，往地上一躺，等我給他撓痒痒。去年我回大陸探親回來，Galt是第一個用狗聲表達了對我的熱烈歡迎和深切懷念，而且持續了好幾分鐘。它的女主人忙推開門，看發生了什麼事，發現是我回來了，笑了，就“嗨！”
　　
　　我也“嗨!”
　　
　　老子嚮往着一個虛幻的遠古時代：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在最發達的美國社會中已經成為現實了。當然也有一點點的遺憾：就是犬之聲依舊，而一唱雄雞，卻難得一聞了。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我時常想到“鄰居”這個詞，並且，常常把它同沉默聯繫到了一起。如果你的鄰居是沉默的，或者，你對你的鄰居保持着沉默，老死不相往來，那麼，雖然是比鄰，其實與天涯也差不多一樣遠了。就拿我現在的居住環境來說，王勃的那句名詩也許可以篡改一下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應當改為：“海外無知己，比鄰若天涯”
　　
　　出於好奇，我想明白鄰居的確切含義到底是什麼。於是，就翻開了手邊的〈辭海〉和〈辭源〉，原來，我們的祖宗是這樣解釋鄰居的：“睦乃四鄰”，“鄰，猶親也”。說得好！它正抓住了我盼望的那種狀態和感情。
　　
　　看罷詞典，我站到窗前，漫無目的地看着小街對面的鄰居家，四周連一個走動的人也沒有。就這麼看着看着，我不知怎麼地了，有點想念故鄉了。我想起了自己從小長大的那個大雜院─“劉家大院”，想起了在那個大院子裡居住的十二、三戶人家。從我記事起，大家就一直住在那裡。還有和我年齡不差上下的那三個女孩子，我們從小就在一起玩，又一同上小學，上中學，不論小學還是中學，我們都在同一個班上。
　　
　　但我想的最多的卻是另外一個人，也是老鄰居，只是她是一個老太太。她家在“劉家大院”旁邊，叫“吳家大院”，但不像我們“劉家大院”這麼大，也沒有個院子的規模。但離我們家最近，只隔了一條窄窄的泥土小路，不到十米。
　　
　　在我的印象中，這位老太太一直是沉默的，我幾乎從來沒聽見她與誰說過什麼話，更不必說大聲地說話。我也沒看見誰和她站在院子裡聊過磕，或者她主動同誰打過招呼，至少我們之間從來就沒有打過招呼。她見到了人，總是趕快就低下了頭，規規矩矩的，連腳步也慢下來了，似乎連氣都不敢喘得粗一點.
　　
　　看了她十五、六年中，我從來沒在她的臉上看見過笑容，連微笑也沒有。老太太的臉黑黑的，擠滿了重重疊疊的皺紋，一道比一道深。她的眼神該用什麼詞彙來描寫呢？陰沉，陰鬱，還是麻木？我不知道。小時候我想到的詞是“陰險”，現在看來肯定是錯了。但那是什麼樣的眼神呢？我就是到今天也說不明白。“陰”是肯定的了,陰暗,暗淡，沒有光彩,木然,令人感到好冷，好像是墳墓。
　　
　　老太太個子矮小，一米五左右。人瘦瘦的，還加上了兩隻小腳。走起路來只能是小碎步，一個勁地向前挪，風大了，就能把她吹跑了。一年到頭，她穿的那一身衣服，除了黑色的，就是灰色的。也許，那就是她命運的象徵：一種無言的黑暗。
　　
　　一種無言的黑暗籠罩着老人的大半生，或者說，她真實的人生，就像是一個黑色的影子。在我生活的那個時代中，她這樣的一個人的存在，豈止是多餘的，簡直就是可惡的、可恨的,可棄的，是毒瘤，是毒蛇，是魔鬼，必須全部消滅，並且越快越徹底越好。
　　
　　她是“地主婆”。
　　
　　我們都叫她“地主婆”。
　　
　　“地主婆”不是人，而是“壞人”、“敵人”、“壞分子”。
　　
　　自從土改（“土地改革”的簡稱）後，老太太的丈夫就被劃為“地主分子”，屬於“人民公敵”。而她自然就是地主婆了，也是“人民”的“公敵”。至於她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我的家人大概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的丈夫姓吳，但我從來就沒聽到街坊鄰居有誰管她叫過吳奶奶、或者吳大娘、吳大嬸、吳大嫂。至於太太一語，早已經被革命革掉了，自然更不會有人也絕對沒有人敢稱她為吳太太。也許很久很久以前有過，但那個時候，這個世界上肯定沒有我，沒有我哥哥，也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自從我知道我家對面住着這麼一個人（我那時認為她根本就不配稱為我們家的鄰居，不過是住在那的），自從我知道她是“壞人”（地主和地主婆都是壞人，這是從小就刻在我心裡的革命真理），我和朋友們就都叫她“那個地主婆”，或者“那個老地主婆”，更簡單的就是三個字：“地主婆。”
　　
　　我們那個胡同的五、六十戶人家中，就只有她是地主婆，而且這個地主婆的政治帽子，她從土改那年以後就一直戴着，由於東北土改改的早，所以，她比關內特別是江南的地主們，早戴了至少兩年以上的政治帽子。但等到地主們、富農們都被帶上帽子了，就一樣了。每一次政治運動來了，他們都是被批判被鬥爭的對象。
　　
　　我看到了一次老太太被斗的大會，是在生產隊的場院裡。農民的鬥爭簡單有力，不念什麼批判稿，要罵，而國罵的那三個字是少不了的，連婦女也如此罵。罵完了問你老實不老實，回答什麼都是沒有意義的。接下來一定要打，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吳老太太不抗打，社員們一推推搡搡的，再加上打嘴巴子的，掃蕩腿的，幾下子就把她打倒了。當時流行喊的革命口號就是：我們一定要把階級敵人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老太太是沒有翻身。
　　
　　一直到我二十多歲那年，離開故鄉到外地求學，她雖然已經垂垂老矣，但還是一個沒有被“摘帽”的地主婆。在她臨死前，她是否被摘下了“地主婆”的政治帽子呢？我不知道。其實，她到底是哪一天離開了人間，我也是不知道的。
　　
　　我現在所能知道的就是：在她活着的那個下半輩子中，老人沒有被她的鄰居們當成一個人。不，她甚至沒有被她的鄰居們當成一個會說話的動物。除了在批判鬥爭她的大會和小會上向她吼着、叫着、跳着，或者舉起、掄起拳頭要她低頭認罪、老老實實交待問題之外，她的鄰居們對她一直保持了沉默。
　　
　　而我，就是那些沉默的鄰居中的一員。
　　
　　我從來沒有與她說過一句話。
　　
　　在那二十多年中，我常常見到她，但我從來沒有用看人的目光瞧過她一眼，從我的眼睛中發出的目光，是仇恨，是厭惡，是鄙視。更多的時候，我甚至連瞧她一眼都不肯。見到了她，脖子一扭，就把頭轉過去了；或者，快走幾步，就像躲避瘟疫一樣。二十來年的老鄰居了，並且，年齡上又是我的長輩，可我不但沒有和她說過一句話，就連一個招呼也沒有打過。
　　
　　而我、我們家，和她沒有一絲一毫的私仇。
　　
　　我表露出來的是公恨，從我的目光，到我的無語。
　　
　　一個少年的冷漠目光，和他的沉默無語，足以使一個老人的心寒透。
　　
　　也許，老人在死前，根本就不記得曾經有過我這麼一個小鄰居，我相信事實肯定是這樣的。老人如果記得我，我相信她甚至會覺得我比其他的小孩子要好，因為我沒有當面罵她，沒有朝她臉上吐吐沫，沒有往她家的窗戶上扔石頭。但無論老人記得還是忘記我，我卻忘不了我自己，我忘記不了我的冷酷和無情，我忘不了我心中的仇恨，我忘不了我那鄙視她的目光恰是是一把把尖刀，刺向的正是她的心臟！
　　
　　其實，有那麼多的機會，我是可以對她說點什麼的，或者就是打一句招呼，哪怕不稱呼她什麼，就帶着微笑問一句“吃飯了嗎？”我相信，假如我問侯她了，她就是到閉上了眼睛的那一天也不會忘記的。但我卻沉默了，但我卻把頭扭過去了。
　　
　　現在想起來，我無論如何都是應當和她說點什麼的。
　　
　　因為她的兒媳婦是我小學時候的老師，對我很好。我一見到她的面，就尊敬地喊“畢老師”，或者“畢老師好”。雖然文革一到，畢老師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但老太太的孫子畢老師的兒子還是我多年的同學，雖然不在一個班上，但一直都在一個年級。
　　
　　是的，我無論如何都是應當和她說點什麼的。我上中學時，上學和放學，時常和幾個同學一起，說說笑笑地從她家的門口路過。但是，只要她一露面，我們就一下子什麼也說、也不笑了，一個一個洋溢着青春氣息的年輕面孔，頓時成了冷麵。冷麵的啞巴。
　　
　　記不得哪一個什麼家說過了：人是會說話的動物。但記住了有一句話是魯迅說的，大意是：最高的輕蔑是無言，甚至連眼珠都不去轉它一轉。
　　
　　當一顆仇恨的心對他人一直保持着沉默，他在心裡是沒有把那個人當成人看待的。
　　
　　事實就是這樣，那麼多年來，我從來就沒有把我們家的老鄰居─吳老太太當成一個人，所以，我一直對她保持了沉默。
　　
　　當然了，這並不是說我沒有把她與“人”字聯繫在一起過，但連在一起所組成的詞彙卻是：“壞人”，“階級敵人”。而在當時的教育的開導下，我已經習慣於不把“階級敵人”當成人來看待了。只有當他們被改造好了，他們才能回到人們的行列中。但上面又一直教育我們並且使我相信，“敵人”的本性是永遠也改變不了的。
　　
　　想起來了，我也有過一、兩次對她說話的時候，但不是一對一，而是眾人對着一、兩個人，是跟着大家一起喊口號：打倒什麼什麼的。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事，她和丈夫一同被批判鬥爭，脖子下面掛了一個大牌子，上面寫的就是“打倒狗地主！”一類的口號，然後在下面寫上了他們的名字。現在回憶起來很奇怪，那時我根本就沒注意他們的名字是什麼，只盯着那名字上面被打上的一個大大的叉，紅色的，用紅墨水畫出來的，與被判處死刑立即槍斃的人的名字上畫的那個紅色大叉一模一樣，很醒目。
　　
　　這一個來月我一直拷問自己的靈魂：為什麼二十多年來，對於吳老太太─這個我們家的鄰居，我一直保持着沉默？我知道我錯了，但卻似乎不清楚我錯在了哪裡。
　　
　　這兩、三天來，我似乎看到了一點光亮：
　　
　　我之所以保持了那麼長時間的沉默，是為了使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態度與上面保持完全一致。當時上面反覆宣傳要“站穩無產階級政治立場”，儘管年少的我不怎麼太明白那是什麼意思，但我的“政治立場”卻一直站得很穩，就是一事當前，不問是非，不思是非，無條件地站在黨和偉大領袖一邊，渴望成為“毛主席的好孩子”、“黨的忠實兒女”。因此，凡是上面視之為“階級敵人”的人，不論這個人現在表現得如何，不論我是否了解這個人的過去，我都要把他們看成是我的敵人，與他們徹底劃清一切界限。對待他們的方式，無論是輕蔑，貶低、挖苦、批判；還是鬥爭，打罵，關押，槍斃，我都認為是天經地義、合情合理的。
　　
　　我對待吳老太太的方式就是：不把她當作一個人，更不必說當成鄰居了。
　　
　　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這是我從五、六歲進露天電影院看電影時就問大人的一個問題。一開始我以家長的標準為標準，然後是老師的，再大一點，就以偉大領袖的標準為標準了。上面說什麼是好的，我就相信那是好的；上面認為什麼是壞的，我就相信那肯定是壞的。
　　
　　以人或者集體的標準為標準來衡量人，結果必然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進而把那些與我異心之人，視之為非人。
　　
　　若沒有上帝，我怎麼可能把人當作一個人呢？任何的不同，無論是言語、種族、性別、文化和觀念的不同，還是社會地位、政治立場以及家庭出身的不同，還是宗教信仰的不同，都可以成為一個堂皇的理由，使我將與我不同的人視為非人，並且作踐他們。
　　
　　但人是上帝創造的，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無論我與其他人之間，彼此的分別有多麼大，但我們在上帝面前有一點是共同的：我們都是罪人。而無論一個罪人的罪孽有多麼深重，另外的一個罪人也好，或者一群罪人也好，他或者他們都沒有任何權利不把那個人當成人，更不能以殘無人道的方式去對待他。侮辱一個人，就是侮辱了創造他的上帝；踐踏一個人的尊嚴，就是親手破壞上帝的創造。
　　
　　我明白了，那麼多年來我之所以跟着社會的潮流去作踐自己的鄰居，是因為我不相信上帝，是因為我心中不敬畏神。
　　
　　一個不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心中也是有恐懼的，但那是對人、對權力、對金錢的恐懼。那麼多年來，正是我心中的恐懼，使我本能地把“階級敵人”視為自己的仇人，並把仇恨的怒火與邪氣傾瀉到他們身上。因為若我不把敵人當成敵人，我就可能被上面當成人民的敵人。而這是我萬萬不敢想象的。
　　
　　我心中的怒火與邪氣包含了什麼呢？我看不透。父親打我，我生氣，但我的火不敢往外發，只好壓下了。鄰居家的孩子大口吃糖，我饞，但我們家沒錢買，我就是嫉妒死他們了，也得把火憋在肚子裡。還有，同學給我提意見，老師說這是為了幫助我，我就是不服，但為了表現虛心，這口氣我得忍住。但是，面對着敵人，就是什麼樣的火我都可以發了。哪怕引起這火的，與他毫無關係，但我可以把以往壓下的所有的火，把過去憋在心裡的全部的氣，統統地傾瀉在敵人頭上。如此行，我不但受不但任何批評，反而成了我階級 鬥爭覺悟高的確切證據。
　　
　　我心中最大的恐懼是對未來的恐懼，雖然我相信了上面關於美好未來的一切美妙的 傳，但我對未來並沒有真實的信心。在那個艱難的歲月中，生活的勞苦從小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聽官方說，“階級敵人”復辟資本主義的夢想若實現，勞動人民就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我信了。我認為絕對不能讓這些地主、地主婆的夢想成真，那樣，不僅生活更苦了，我的腦袋也可能搬家的。於是，我仇恨一切敵人。
　　
　　我的恐懼和妒忌是交織在一起的。我們家是地道的窮人，這使我在羨慕有錢人的同時，卻不自覺地妒忌一切有錢人。我下意識地認為，我們之所以窮，是由你們富人造成的，即使不是你們今天造成的，也是你們的昨天、過去的剝削壓迫造成的；即使不是你造成的，也是你老子、你老子的老子造成的。所以，當我看到吳老太太被鬥爭時，我不僅沒有生憐憫之心，反而興災樂禍，覺得他們活該倒霉，誰叫你們過去對窮人那麼壞了，誰叫你們過去老是吃山珍海味，穿綾羅綢緞，住高樓大廈（上面就是這麼講的）了，你們過去享夠了清福，現在也該吃點苦了！
　　
　　當一個人用冷漠，輕蔑，妒忌，恐懼和仇恨來對待他的鄰居時，他是沒有鄰居的。
　　
　　在西方，有一個關於“鄰舍”的著名故事，一個人問耶穌:“誰是我的鄰舍?”耶穌回答說：
　　
　　“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服，把他打得半死，撇下他一個人就走了。正好有一個祭司，從那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旁邊走過去了。又有一個利末人，來到那裡，看見他，也照樣從旁邊走過去了。只有一個撒瑪利亞人，旅行來到他那裡，看見了，就動了憐憫之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口，包裹好了，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帶他到客店裡照顧他。第二天，他拿出兩個銀幣交給店主，說，請你照顧他，額外的開支，我回來的時候必還給你。”
　　
　　耶穌講完故事後也問了那個人一個問題：“你想，這三個人，誰是那個落在強盜手中的人的鄰舍呢？”
　　
　　那人回答說，“是那憐憫他的。”
　　
　　耶穌說：“你去，照樣作吧。”（引自〈聖經新譯本〉）
　　
　　“誰是我的鄰居呢？”
　　
　　這個我思索了許久的問題，終於找到了答案：鄰居就是彼此關懷、彼此和睦的人們。憐憫之所在，就是鄰居之所在；愛之所在，就是鄰居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