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人的發展而言，中小學教育比大學教育更重要。在美國，中小學上名校不僅可以不直接花錢，而且不必經過考試。這就是充分利用學區制，搬到好學區里，孩子自動獲得入學資格。

　　房價、房地產稅、義務教育等問題，一直是國內民生的熱點。在美國，房價和教育問題直接相關。兩者的連接點就是房地產稅。對此，我過去作過一些介紹。意圖不在於照搬美國模式，而只是希望展示美國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辦法，為中國提供一個參照。

　　美國的中等房價，如今已經跌到16萬美元以下。CNN在2010年2月房價更高的時候就報道說，考慮到美國中等家庭收入為六萬四千美元左右，市場上75%的房子是可承受的。所謂可承受，就是住房消費不超過家庭總收入的30%。

　　國內許多讀者曾指責我故意略過了美國的房地產稅，進而誇大了美國住房的可承受程度。對此我也撰文進行過解釋：美國對住房費用的統計，包括了房地產稅和住房保險等一切費用。不過，這裡更關鍵的問題，是房地產稅主要用來作為教育經費。那些家裡有幾個孩子、經濟狀況不太好的家庭，實際上是通過繳納房地產稅獲得了大量的教育補助。我曾開玩笑說，這是美國式的“傍大款“。

　　以我在波士頓遠郊不足6000人的小鎮為例。這裡學校曾進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前百名公立高中的排名榜，屬於頂尖的學區。當然，代價是房價高。房價高，房地產稅就多，教育經費就充足，當然學校好了。但算算賬就明白，“窮人”恰恰在這裡大有可撈。比如，五十萬的房子，在中等房價以下，其每年的房地產稅為7000多美元。這裡生均教育經費，每年則高達13000美元左右，有的中小學教師年薪能到八萬，比周圍地區高一倍。如果你家裡一個孩子，一年繳納的房地產稅則不過是孩子的教育成本的一半。如果你有兩個孩子，一年從鎮裡等於獲得了兩萬美元左右的教育補助。當然，五十萬不是“窮人”能拿得出來的。但是，二十多萬的房子也能找到，房地產稅才三千。實在買不起，則還可以租房子。只要住下來，有了地址，孩子就零費用地自動入學，連午餐都有補助。

　　那麼，誰來給這些“窮人”的孩子埋單呢?當然是富人。這還是通過房地產稅來實現的。暑假的一個星期日，女兒在家裡練琴練得身心交瘁。我對她說：“咱不練了，爸爸帶你玩兒去。”說走就走，開車五分鐘就到了鎮中心的湖邊。這裡有各種免費的船隻。我們從救生人員那裡一人要了一條划艇下了水。在寬廣的湖面，只有我們兩個人，除了很遠的地方依稀可見的一點帆影和一個汽艇。相比之下，頤和園的昆明湖倒象是個養魚池了。環視這一塵不染的人間仙境，我心裡突然冒上個俗不可耐的問題：誰給我們這“慈禧級別”的享受埋單?誰支付那些救生人員和碼頭、船隻的費用?答案很清楚：房地產稅。當然，維持這種地方公共設施開銷比維持一個學校系統要便宜得多。

　　當我們慢慢劃向一個鬱鬱蔥蔥的湖岸時，一棟豪宅從樹叢中隱隱而出。憑着對本鎮的知識，我大致可以判斷：這棟黃金地帶的豪宅至少兩三百萬。“誰來埋單”的問題迎刃而解。簡單地算算就知道：按三百萬美元算，這棟豪宅每年的房地產稅是四萬多美元，這種富豪家庭，孩子往往上私立學校，不占用公立學校的資源。有的甚至不住在這裡，只是某個季節來度假而已。所以，他們的稅金大多是用來補貼我等平民百姓的孩子的教育費用，維持包括這湖光山色在內的公共設施。不僅如此，我等在富人家門口划船的平民百姓，腰杆還很硬。富人的房子，要按照我們規定的尺寸蓋。如果仗着自己有錢就蓋高樓、讓房子超越樹叢，我們平日到湖上划船時看着心煩，就可以叫鎮政府把那豪宅拆掉。這就是老百姓集體決定的“區域規劃”：有些地方是自然保留地，你有多少錢也沒法買。有些地方騰出來開發，富人可以來，但必須縮頭縮腦，把房子躲在樹叢中，讓我們划船時感覺不到他們的存在。其實，富人們也從這種限制中受益。他們買了豪宅後可以放心：周圍四望之地，不會有醜陋、傲慢的房子破壞自然景色。

　　我所住的地方雖然豪宅很多，但由於離波士頓比較遠，還遠不是最貴的地方。有個叫Weston的地方，中等房價高出一百萬，是馬薩諸塞州最貴的鎮。幾年前，一個金融總裁在那裡蓋了棟幾千萬的豪宅。五口之家如此揮霍，惹得《波士頓環球報》也專門報道。但是，鎮裡的一位世代居民接受採訪時反而心懷感激：“這家人實在幫了我們鎮的大忙了!”為什麼?這麼一大棟豪宅，龜縮在茂密的綠地和森林之後，躲開了公眾的視線，只會讓當地的自然環境更好。另外，每年這一家繳納的房地產稅就高達幾十萬美元。這樣的富人多了，當地學校還愁經費嗎?

　　美國和中國一樣，面臨着貧富分化嚴重的問題，雙方的基尼係數也不相上下。許多批評者指出，以房地產稅支付當地學區教育經費的制度，製造了區域間的貧富分化，使富學區和窮學區的學校成為兩個世界。但是，對於一個每月能拿出一兩千塊支付房租的家庭，在這種制度下仍然有許多機會去“傍大款”、靠在高端地區買便宜房或租房來沾富人的光。而且，你不管搬到多富的地方，當地中低收入的人口最多，選票也最多。即使富人繳稅多，在地方事務中，比如定什麼稅率、往學校投多少資、怎樣保護環境等等問題上，富人要聽中低收入階層的話。這樣的機制，多少緩解了貧富分化所造成的社會矛盾。

（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