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退揖讓之間

令尹子文是春秋戰國時代，楚國的名宰相。姓斗，名谷於菟。楚國是當時南方新興的國家。研究春秋戰國的歷史文化就知道，北方大概偏重於傳統守舊；到了南方，楚國是後起的國家，氣象就不同，文化思想都有新興開展的現象。同時他也有很好的政治家。

令尹子文，令尹是官名，等於後世所謂的宰相、首相。子文是封號。他的道德、學問都很有修養，而他當時在國際間的聲望，大致相當於近代日本明治維新的名相伊藤博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他三次上台做首相，並沒有覺得了不起，一點也沒有高興過。“三已之，無慍色。”三次下台卸官，他也沒有難過。人在上台與下台之間，儘管修養很好，而真能到淡泊的並不多。一旦發表了好的位置，看看他那個神氣，馬上不同了。當然，“人逢喜事精神爽”，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難免。如果上台了，還是本色，並沒有因此而高興，這的確是種難得的修養。下台時，朋友安慰他：“這樣好，可以休息休息。”他口中回答：“是呀！我求之不得！”但這不一定是真心話。事實上一個普通人並不容易做到安於下台的程度。所以唐人的詩說：“逢人都說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這是描寫當時在朝做官這種情形，古今中外都是一樣，不足為怪。不但中國，外國也是一樣。“不喜不慍”，這是很重要的修養。此其一。

其次，上台終有下台時。爬山的朋友就知道，爬上去時固然很難，下山的時候更危險。因為向上爬很費力很痛苦，一定會小心。走下坡的時候，就滿不在乎了，但往往在這時出毛病。我們可以從爬山體會人生。人“上台終有下台時”，而且老是站在台上，永遠演上去就沒有意思了。和電影、電視界的人一接觸就知道，再好的明星，演上十年，也就不再受歡迎了。大家看慣了的面孔，就會生厭，必須要換新人。所以有時下來，換個面孔，蠻好！同是一個人，到別的地方站站，蠻好！此中也其有人生哲理。此其二。

在權位、名利之間，大家都說對富貴功名不在乎，但有人問我喜歡什麼？我一定說喜歡錢。問我有錢沒有？我老實回答沒有錢。當然，不應該要的錢不會去拿，危險的錢不敢去拿，所以一輩子也沒有錢。但錢是人人喜歡的，所以要講老實話。如果說“我絕不要錢”，這個話真不真？很難說了。同樣的說“我絕不要做官”，這個話是不是真心的，也很難說。富貴功名我很喜歡，可是絕不亂來，絕不幸致。這是坦白話、良心話，我喜歡，但不苟取、不亂來，這已經了不起，是很好的素養了。如果說我絕對不喜歡，那是假話。人要誠懇。所以做官，必須要學學令尹子文，三次上台，不喜，三次下台，不慍。我們看書時往往把這種地方很輕易帶過了，如果自己切實一體會，才知道他真是了不起。上台，應該的，你交給我做，只要能夠做的我盡力去做；下台，最好，我休息休息，給別人做，心裡無動於衷。這還不怎麼難，最難的是：“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定詳詳細細告訴後面接任的人該怎麼辦。普通交接，只說：“這事我辦了一半，明天你開始接下去。”就這樣了事，令尹子文，則把事情的困難、機密，全部告訴來接印的新人。多數人都會有經驗，新舊任交接，在交印時總不是味道，多半不願把困難的所在告訴新任的人。即使雙方是好朋友，也是一樣。甚至原來兩個好朋友，一個在台上的病危了，另一個到醫院去探望，關心的是哪一天可以去接他的印，而不是病情何時好轉。看了幾十年人情，頗恨眼睛還很亮，不太老花，耳朵也頗靈光，這真不是件快樂的事！

這裡是說令尹子文對國家的盡忠負責。對來接任的人，看成是工作的接班人。他這種態度，在表面上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在外面做事的人，對這些要牢記，這是對國家盡忠，對自己盡職。在一個團體，就為團體盡忠，不為私事。所以子張問到令尹子文時，孔子便說：“忠矣。”指出令尹子文是國家的忠臣，因為他把私人的利害得失丟開了，完全為國家盡忠。“曰：仁矣乎？”子張又問到像令尹子文這樣的做法，他的學問修養，有沒有達到“仁”的境界？“曰：未知，焉得仁？”孔子說，“仁”是什麼他還不知道，他怎麼能算得“仁”者？他只是忠臣，仁還不夠。

對於孔子說的仁，我們在《里仁》篇中曾提到過的，這裡不再重複。

濯足滄浪哪得清

崔子弒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

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

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事情。齊國是魯國的鄰邦，當時有一大臣崔杼叛亂，殺掉了齊國君王莊公。孔子寫《春秋》的微言大義，前面已經說過，他常用一兩個字標明，衡論是非。這裡的“弒”字，就是《春秋》大義的微言。凡是叛變的人殺了上面的都稱為“弒”，所以在歷史上看到弒，就知道是叛變殺了上面，在歷史上永遠留下叛變的罪名。這是中國歷史哲學的精神，也是歷史的道德觀。無論怎樣成功，如果做了不對的事，千秋萬世都要負這個歷史道德的罪名，弒就是弒，殺就是殺。對敵人打勝仗就是克，不是敵人就不能用克。這是一定的、刻板的，所以崔子叛變殺了齊君就是弒。

陳文子也是齊國的大夫，和崔子是同事，地位相當。古代的交通工具，一部車子為一乘，用四匹馬駕駛。有馬十乘，就是有十部馬車，一共四十匹馬。以現在來說，小轎車就有十輛以上了，直升飛機幾架不去說他。“棄而違之”，對崔子的叛變看不下去，把自己的偌大財產都丟掉不要，逃離了齊國。“之於他邦”，又流浪到別的國家。春秋戰國時，每個國家都很亂，到別的國家一看，“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他說，這個國家的大臣們，也都是混蛋，和齊國的崔子一樣，都不是好東西。“違之”，因此又走。周遊列國，到處走。“之一邦”，又到了另外一個國家，“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又是感嘆！整個世界都是一樣，都在混亂，大臣都和崔子一樣，沒有好東西！“違之”，離開了。這個陳文子，後來不知到瑞士或者非洲的什麼國家去了（一笑）。子張就問孔子，老師，像陳文子這個人，你看，了不起吧？“子曰：清矣。”孔子說，好！很清高。清高的人往往比較自私，只顧自己，不能算是忠臣。否則，為什麼自己國家有難，棄而不救，到處亂走？這裡看不慣，那裡看不慣，難道國家太平了，就非要你來住嗎？

絕大多數清廉之士，最高的成就只到這個地步。他們清，很清。他們批評什麼事情，都很深刻，都很中肯，很有道理。但是讓他一做，就很糟糕。高尚之士談天下事，談得頭頭是道。不過，天下事如果交給他們辦，恐怕只要幾個月就完蛋。國家天下事，是要從人生經驗中得來。什麼經驗都沒有，甚至連“一呼百諾”的權勢經驗都沒有嘗過，那就免談了。否則，自己站在上面叫一聲：“拿茶來！”下面龍井、烏龍、香片、鐵觀音，統統都來了，不昏了頭才怪，你往地上看一眼，皺皺眉頭，覺得不對，等一會就掃得乾乾淨淨。這個味道嘗過沒有？沒有嘗過，到時候就非昏倒不可。頭暈、血壓高，再加上心臟病，哪裡還能做事？一定要富貴功名都經歷過了，還能保持平淡的本色，最了不起時是如此，起不了時還是如此；我還是我，這才有資格談國家天下事。不然去讀讀書好了。至於批評儘管批評，因為知識分子批評都很刻骨，但本身最了不起的也只能做到清高。嚴格說來普通一般的清高，也不過只是自私心的發展，不能做到“見危授命”，不能做到“見義勇為”。所以古人的詩說：“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這也是從人生經驗中體會得來，的確大半是如此。屠狗輩就是古時殺豬殺狗的貧賤從業者，他們有時候很有俠義精神。歷史上的荊軻、高漸離這些人都是屠狗輩。雖說是沒有知識的人，但有時候這些人講義氣，講了一句話，真的去做了；而知識越高的人，批評是批評，高調很會唱，真有困難時找他，不行。

講到這裡，想起一個湖南朋友，好幾年以前，因事牽連坐了牢。三個月後出來了，碰面時，問他有什麼感想？他說三個月坐牢經驗，有詩一首。是特別體裁的吊腳詩，七個字一句，下面加三個字的註解。他的詩是：“世態人情薄似紗——真不差，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拉；交了許多好朋友——煙酒茶，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我聽了連聲贊好。這就和“負心多是讀書人”一樣，他是對這個“清”字反面作用的引伸；對社會的作用而言，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孔子對於陳文子這種人的評論只給他一個“清”字。總之，“水太清則無魚，人太清則無福。”這話很有道理。子張又問陳文子這個人，夠不夠得上“仁”的程度？孔子就說，他對仁的觀念都還沒有，怎麼可能達到“仁”的修養？

想得太過了

上面列舉出“忠”的榜樣和“清”的榜樣，接着講一個道理。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姓季孫，名行父，諡文，是魯國的大夫。做事情過分的小心，過分的仔細。“三思而後行”，一件事情，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三思”。孔子聽到他這種做事的態度，便說：“再，斯可矣！”這句話有兩種解釋，從前老學究們的解釋認為：“做事情要特別小心，孩子們，想三次都不夠，孔子說‘再斯可矣！’還要再想一次哪！”這種解釋是不對的。其實，孔子認為他想得太多。作人做事誠然要小心，但“三思而後行”，的確考慮太多了。學過邏輯就知道，學過《易經》的道理更懂得。世界上任何事情，是非、利害、善惡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但是要三思就討厭了，相對總是矛盾的，三思就是矛盾的統一，統一了以後又是矛盾，如此永遠搞不完了，也下不了結論的。所以一件事情到手的時候，考慮一下，再考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第三次再考慮一下，很可能就猶豫不決，再也不會去做了。所以謹慎是要謹慎，過分謹慎就變成了小器。大家都有幾十年的人生經驗，過分小心的朋友，往往都犯了這個小器的毛病，小器的結果，問題就多了。所以孔子主張，何必三思而後行，再思就可以了。

論語別裁 南懷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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