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的知識精英

ZT - Lao Tian

中國革命的特點是一個完全的底層革命，革命的成本是底層社會所承擔。知識精
英在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後的地位是邊緣化的，這種邊緣化集中體現在對革命
感受的陌生、與革命隊伍的遙遠，最後是在新政權中間缺乏適當的有機聯繫去接
受和傳遞自己的意志和願望，隔閡和對立情緒是長期的和雙方面的。

舊中國取消了科舉，舊中國沒有興旺的工商業，許多知識精英“畢業即失業”的
待遇，實際上是蔣政權無法整合知識精英群體的基本原因。在知識精英群體內部
充滿了那種“亭子間的憤懣”，把自己生活方面的困難和處境，轉化為對社會上
最強大的利益分配規則制訂者的憎恨和不滿。這其實才是舊中國知識精英“傾向
進步”的原因。問題在於這種不滿僅僅是個人化的、缺乏明確方向和目標，他們
自身迫切的生存困境壓倒了對中國全局的思考，也相應地缺乏制度合理化的追求
和多數人利益的視野，在懷才不遇的心態下看不到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新中國的建設道路，沒有選擇西方那樣的以私人資本主導方向，而是以國家政權
直接替代資本的間接整合作用，直接對人力物力資源的調配方式，來動員中國的
人力物力實現工業化進程的。在這樣的過程中間，整個社會的利益關係空前簡化
，基於利益調整和協調的管理工作總體上是操在官僚精英群體手裡。這樣的有機
知識分子，是共產黨在延安和抗戰期間在敵後的群眾工作中間培養起來的，是毛
澤東要求軍隊成為“播種機”“工作隊、宣傳隊”思想指導下的結果，核心內容
是適應中國“利益最少的群體”的需要和認知水平，是以組織技術和階級意識的
激發為重點的“群眾運動”和“群眾路線”。

在毛澤東時代，不僅選擇“國土防禦戰略”到處“大辦民兵師”，而且國家建設
的組織過程也是相當“軍事化”的。最典型體現在勞動力的大規模動員上。在筆
者的老家蘄春縣，上水利的時候，一個小隊是一個民兵排，一個大隊是一個連，
一個公社是一個營，一個縣是一個團，冬季農閒的時候每個排組織大約有幾十個
勞動力，一個連就有幾百人，蘄春縣這樣一個團裡面有574個連，最多可以動員勞
力十萬人以上。我們知道知識總是具有繼承性特點，共產黨的有機知識分子多數
出身軍人，難免把整個國家搞得有點象大兵營似的，這是他們熟悉的組織技術的
繼承性所決定的。

在西方社會發展起來的、基於私有制社會的利益輸送和協調的規則，在新中國基
本上不起作用，這樣來自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在新中國就失去了對應性
，知識精英在西化教育中間學習並掌握的知識處於“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尷尬處
境，發言旨趣難免文不對題。對於組織技術和與群眾打成一片的工作態度與技術
，並非知識精英的強項，即便是一些所謂的著名社會學家，要他們去組織和領導
農民進行打土豪分田地，組織互助組和合作化進程，不僅是過去不會，現在也仍
然不會。他們雖然掌握着書面文化，但是他們卻沒有組織技術，這是他們在新中
國也多成為閒人和看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