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諂”不忍睹的楊瀾(轉載)

　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採訪歷史》自始至終放射著“挑戰權力，拒絕諂媚”的真正記者的獨立和尊嚴精神。哪個中國人看完《採訪歷史》，再看中國新聞界（海峽兩岸及海外華文媒體都算上），最強烈的感覺就是“諂”不忍睹。對名人、權勢者的排山倒海般的奉承，簡直把媒體變成了“媚體”，在這支大軍中，明星“記者”楊瀾則是一個閃亮的榜樣。 　　　　由於前一段寫調查吳征楊瀾的文章，有朋友提供了楊瀾那本名人採訪錄《我問故我在》（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但匆匆一翻，就吃驚不小。在中國的制度下，很難產生名記者，因此也很少有採訪錄出版，所以楊瀾的採訪錄起碼會有不少記者看。但這位自稱在中國開了不少媒體“先河”、並靠高舉著在美國學了傳媒專業的牌子而步入新聞界的楊瀾，竟把“採訪錄”完全變成了“拍馬篇”。 　　　　舉幾個例子：採訪陳逸飛時，開場白就來了三個排比：“作為畫家的陳逸飛……作為電影製片人和導演的陳逸飛……作為服裝設計師的陳逸飛……”反正每個領域都是大師。在“楊瀾視線”中，這陳逸飛真的起“飛”了，不僅是“聞名海內外”，全球的全才；“也是美食家”，上海的大餐小館，“他都是老主顧”，大廚們聽到陳大師來了，都出來聽他品評，“他們在乎他的點滴評價”。連陳逸飛的穿戴也被誇贊，“服裝的質地是高檔的，不動聲色地表明了主人的審美和身價”。連陳逸飛的笑都是“不誇張、不造作、持久而含蓄”，“他的笑極有整體感”（我真的弄不明白這整體感的笑是什麼樣的笑，難道像楊瀾等其他人的笑有“零碎感”？）。 　　　　對如此這般的“採訪”，看了楊瀾的採訪前言才明白，原來陳逸飛是吳征的“哥們兒”，吳征在上海開的西餐館剪裁時，陳逸飛不僅去捧場，而且還幫助設計門口的掛燈用什麼顏色。看了楊瀾這種洋溢著深情厚誼的“採訪”，真讓人對“無實物交換”的變相“有償新聞”增加新的理解。 　　　　這種充滿“深情厚誼”的採訪，當然也最適用於和吳征楊瀾一起喝茶聊天的朋友余秋雨。由於楊瀾“住在上海，與余先生交談的機會多了。遇到不順心的事，給他打一個電話，跟他聊幾句，就會覺得解脫很多。”所以楊小姐對給她排憂解悶釋惑的余大師自然知恩圖報，饋贈給他一個在電視上全方位反駁批評的機會。於是在楊瀾的節目上，所有對余秋雨的批評和挑戰，全部都成了外界的造謠，中傷；媒體的“無序”。 　　　　而楊瀾對金庸的吹捧則直追文革期間中宣部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歌頌。首先她出口編造金庸小說的發行數量“跟《毛澤東選集》差不多了”的說法，再撒了個把所有人貶低到她那種水準的彌天大謊：“現在凡是問起能夠讀漢語的人，恐怕青年時代都有幾個晚上不睡覺在看您的小說作品。”金庸雖然很自傲，但也被這種林彪式的吹捧弄到不好意思，趕緊說“不喜歡的人也不少”。但楊瀾還沒捧過癮：“起碼對年輕人來說，好像是必讀的作品。”然後用“有人說”這種方式，把金庸吹到“僅次於魯迅、巴金和沈從文的一位20世紀的文學大師。”採訪後記中接著說，“他的影響已超越了國界，也超越了這個時代。從這一點來說，他的成就的確是旁人很難超越的。”楊瀾要麼是不知道國界為何物，要麼是已經活到了22世紀。 　　　　除了對名流，對權力者和政府官員，楊瀾更能捧。對搜刮民財、巨額受賄達661萬人民幣，不明財產269萬，其女兒用贓款開了11家公司的大貪污犯、前瀋陽市長慕綏新，在“楊瀾視線”中則頗具諷刺意味地成了“親民的典型，清官的樣板”。 　　　　慕綏新不僅貪污腐敗，而且還和黑社會勾結，橫行霸道。據中國《江南時報》報道（2001年5月25日），慕綏新常訓斥幹部“你????”，有位官員在會議上僅因增加政法經費提了建議，慕綏新就大罵：“你????連蓋個廁所也得找我嗎？”慕綏新不僅貪用下崗工人的補助金，還就退休人員上訪對公安局下令：“見到上訪堵路的就給我抓起來！” 　　　　該報還披露，慕綏新在北京治病時大收巨額禮金，瀋陽市某局只送了3,000元，惹起慕的不滿：“這樣的局還有存在的必要嗎？”瀋陽黑社會頭子劉涌是慕綏新的好友。“慕大人”到北京，有黑社會人員接機，豪華奔馳車直開到機艙前，龐大的歡迎隊伍恭敬地迎出這位身披黑風衣、戴著墨鏡和黑手套的市長。他的下屬知道，“老慕”就要這樣的“黑老大”氣派。 　　　　就這樣一個貪官惡霸，楊瀾則讚美道：“從他身上，我找到了中國一大批新型官員的特徵：精力充沛，學識廣泛，具有國際視野，兼備文化藝術修養，敢於講話。當然更重要的是，有為老百姓辦實事的心。” 　　　　精明的“慕大人”當然體會“楊小姐”的好意，所以“採訪”結束後，感激地說，“今晚，我陪你逛逛瀋陽夜景吧。”於是逛完夜市，楊瀾主動要求第二天再做一次採訪，以更“深入了解”。楊瀾坦言，“在《楊瀾工作室》的記錄片中，這是唯一一次我用兩段不同的時間採訪同一個人物。” 　　　　慕被判決後，有人批評當地媒體，瀋陽出了這麼多貪官（被立案審查的正局級以上官員就有20多人），你們新聞界首先該負責，因為你們沒有承擔起監督的職責。但楊瀾不屬“當地媒體”，但她為什麼要從中國最南方的香港趕到大北方的瀋陽，專程去往天上吹捧一個地方官？而且破例地採訪了兩次？ 　　　　慕綏新的貪污腐敗，最早是被一位香港記者報道的，他認為慕綏新月薪一千多，但身上的襯衣、西服、皮鞋、手錶等西方名牌貨，價值幾萬港幣。這位香港記者不僅沒有像楊瀾那樣吹捧慕市長的“豐功偉績”，而是首先提出懷疑。 　　　　最近香港《明報》報道，官拜副局級的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張錦勝、《人民日報》駐瀋陽記者馮奎先後被立案審查和處分，因他倆都曾接受“慕馬案”（慕綏新和副市長馬向東巨額受賄）中主角的賄賂、然後向北京高層寫了多篇“內參”，為慕、馬兩位貪官評功擺好。 　　　　《楊瀾採訪錄》共收入31篇人物採訪，其中僅三位對象是官員：中國對外經貿部長石廣生（當時中美談判世貿，經貿部長的話具新聞價值）；卸任的香港新華社新聞發言人張浚生（在香港有一定新聞價值）；另一個就是對瀋陽市長慕綏新。中國的中央和省級高官有上千人，別人不採訪，為什麼楊瀾要千里迢迢從大南方的香港，趕去大東北的瀋陽，採訪一個地方市長官，而且露骨地吹捧？這裡面有沒有什麼暗盤交易？任何事超出常理則令人懷疑。 　　　　除了諂媚性，楊瀾採訪錄的另一大特點是，不僅不提任何挑戰性問題，而且很多時候根本不提問，而是隨便瞎聊。例如，在陳逸飛訪談中，楊瀾的34個“問話”中，只有9個結尾是問號，其他25個是句號，根本不是提問，只是楊瀾對陳的附合與瞎聊。在採訪張藝謀時，楊瀾的全部33個“提問句”，12個有問號，其他還是漫無邊際的聊天。楊瀾的全部採訪基本都是這種閒聊式的“語言按摩”。 　　　　熱衷妖魔化美國的清華大學國際傳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把吳征那篇粗製濫造、被人稱為“標誌復旦墮落”的劣質論文選進了他的“傳播中心”閱讀書目。其實李希光應該把楊瀾這本書也選去，通過這種採訪錄，讓那些準備從事新聞工作的學生，臨摹劣質採訪，學習奉承撒謊，建立一支陽光燦爛的“諂業媚體”大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