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由於在海外生活工作過多年，我對外國人對美國的看法的變化很敏感。這麼多年裡，我看到美國被尊敬過、被憎恨過、被畏懼過，也被愛戴過。可是，上周在中國和新加坡各處訪問期間，我反覆遭遇一種之前聞所未聞的態度：你們這是怎麼了?

　　怕也好愛也罷，美國過去一直是其他國家拿來當做比較基準的巨人。對許多人而言，我們的夢想與現實，曾代表了未來。現如今，在不少人看來，我們倒像是不折不扣的醉酒司機，仿佛當了一輩子導師，卻跑去喝個酩酊大醉，變得捉摸不透了。至於開創未來，這個曾經向世界展示如何齊心協力將人類送上月球並打敗納粹與共產主義的國家，今天卻在上演被三句話左右的政治鬥爭：“你不能那麼干”、“這件事不容討論”，以及“總統事先不知情”。幾十年來一直跑美國的一名新加坡官員告訴我，聯邦政府停擺期間他在華盛頓，那裡感覺既老朽又壓抑，令其十分震驚。

　　“沒什麼美國人意識到，最近把美國經濟推到懸崖邊的事件讓美國損失了多少，”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說。“人們總是仰望美國，把它看成管理得最好、最合理且最明智的國家。現在大家卻在問：美國能管好自己嗎?(如果不能的話，)對我們會有什麼影響?’”馬凱碩著有《大匯合：亞洲、西方與世界大同的邏輯》(The Great Convergence: Asia, the West, 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一書。

　　與亞洲的大學生、教師、外交官及商人談過之後，我把他們腦海里的問題提煉了出來：“你們真的準備再來一次政府停擺嗎?說真的，誰會幹這種事情啊?還有，可別以為不會影響到我在這邊的生意，因為我持有大量的美元，卻不知道它們將來價值幾何。對了，創造出了亞馬遜(Amazon)、蘋果(Apple)、微軟(Microsoft)、IBM、惠普(HP)和谷歌(Google)的美國人，怎麼沒法搗騰出一個好使的醫保網站?我知道用戶有500萬，但是，光印度尼西亞就有4800萬人上Facebook!”

　　更糟的是，過去任何時候去中國和新加坡，要為民主問題辯解的總是當地人。現在，唯恐避之不及的變成了美國人。要知道，美國的體系哪有什麼可誇耀的：當選參議員要花上2000萬美元(約合1.2億元人民幣);眾議院裡的多數議員通過不公平的選區劃分來挑揀選民，而不是讓選民來決定他們的命運;選舉權法遭到削弱;議員們將幾乎全部的空餘時間用於籌款，而非研究問題;國會已變成了合法賄賂的舞台;少數黨中的少數派剛剛拿破壞美國信用評級來威脅我們廢除已生效的醫保法案;發生針對學童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後，就連最常識性的禁止攻擊性武器的槍支提案都沒法通過?

　　我仍然認為，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在美國政府停擺後做出的評論不會有大把信眾。文中稱，“也許現在對迷惑混亂的世界而言是好時機，開始考慮建立一個去美國化的世界。”不過，新華社所說的“迷惑混亂”並沒錯。還是會有大批人排着隊要來美國，哪怕經歷千辛萬苦，只不過對不少人而言，我們不再是“指路明燈”，而是“矬子裡拔將軍”的選擇。

　　新加坡並不是成熟的民主國家，但擁有一個每天捫心自問的政府：我們生活的世界是怎樣的?我們如何最好地利用手頭的資源讓更多公民在當今世界中成功。新加坡的一些小事吸引了我的注意，比如電子道路收費系統(ERP)。駕車駛入城中心的時候，系統會通過電子板每分鐘提醒一次，在中心地帶行車的自動扣款費率。它會計算適宜上路的車輛數量，並據此實時調整收費。

　　布什(Bush)政府曾試圖資助一個類似的系統來減輕曼哈頓的擁堵與污染問題，不過被紐約其他各區及奧爾巴尼的紐約州議員扼殺了。這是如今最困擾我的事情。問題並不在於，我們不再能齊心協力把人送上月球;而是在於，就連已被證明是常識、其他國家早已駕輕就熟的解決辦法也不能實現，比如某種形式的全民醫保、槍支管控、道路收費，以及可以避免預算與碳危機的燃油稅。

　　上周，曾擔任美國能源部助理部長的安迪·卡斯納(Andy Karsner)出席了在新加坡舉辦的《紐約時報》論壇。他對我說：“這是我頭一回來新加坡，這裡的現代化程度不是什麼新鮮事，卻帶來了一種令人鬱悶的比照。”他的理由是，大家知道，新加坡的現代與繁榮“並不是因為自然資源，而是因為自如地巧妙應對，因為簡單地採用最佳做法。諷刺的是，這些實踐許多源於美國”。

　　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