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论，人文主义，并非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吾人忠恕论事，未可完全抹煞其优点，例如：⑴促进个性之发展，珍视人生的价值，崇尚人类的尊严；⑵重视人类的使命，追求崇高的理想；⑶爱慕真理，穷究宇宙人生之奥秘；⑷忧心世道，想从仁心之存养，德量的扩充，挽救人类的厄运。但是，由于其舍本遂末，扬己抑神，欲即在这些所谓优点里面，有其莫可补救的缺陷。兹略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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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信上帝，自绝神恩 〗
不信上帝，自绝神恩──他们不信真神之位格，甚至否认上帝之存在；仅仅尊重个性，重视人生的价值；从而以‘人’为中心，不以上帝为主宰；以‘人’为一切价值之源，不以上帝公义圣洁之本，于是‘人性’和‘神性’脱节，和上帝公义圣洁种种属性，不能有分。纵其存养修持，克己复礼，却终究为罪孽的权势所锢蔽与辖制，无由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参看彼后一4)。因此，他们所崇尚的人的价值，乃是纯自然的，属人的，“属地的”，而不是属天的，属灵的，以是无法真正超凡入圣，臻于完善之境。其次，更危险的，他们既不信上帝的存在，或则把上帝哲学化，“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一21─22)。把我们生命之主，万福之源，创造天地万物的永生的上帝，变成他们虚构的观念，如‘社会理想’，‘人类精神’，或‘太极’，‘真如’等等的符号，这便把人类和上帝的生命关系，完全隔绝。尤其是自然主义的，科学的人文主义者，更把人类视为普通的生物。例如胡适之先生的人生观，认为“生命本身，仅仅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生一个人与生一只狗，一只猫，没有分别。”(详见胡适文存卷九,并拙著‘原道’第十二章)从而认为人之死亡“乃是不足惜的生物现象”(见同上注)；是则，所谓万物之灵的人类，其最后的归宿，乃是和禽兽同亡，草木同腐。则他们所高谈的所谓“人生的价值”，最后乃是一种可悲的虚无的幻灭！价值云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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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人主义，灾祸厉阶 〗
拜人主义，灾祸厉阶──人文主义者，至此必起而争辩说，人的价值，人的生命，不在小我，乃在大我，小我固会灭亡，但是藉着民族伟大的精神，社会崇高的理想，这人生的价值，却是千古长存，而且日形光大。然则，崇高的理想，固是令人向往的美丽动人的名词，殊不知却是“自我神化，制度神化”的别名。历史上许多野心者征服世界的企图，例如酿成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运动，以及现在泛滥世界的无神极权的共产运动，便是迷信这种‘神化制度’的结果。而整个世界人类，正因惑于这种美名，日形狂傲，自趋于‘万劫不复’的末路而不自知！著名史家汤恩倍氏(ArnoldToynbee)，在其钜著“历史的研究”中，检讨六千年人类的史实，指示出一个历史的定律，便是人类无法自救，人类一切努力，祗是心劳日拙。(参看DavidR.Davies;DownPeacock'sFeathers七六页)汤氏认为“自我神化，制度神化”，乃是文明没落的基因，亦为世界祸乱的厉阶。因此，他强调人类历史的任务，应对‘拜人主义’抗争！社会学权威学者苏鲁根氏(P.A.Sorokin)，也认为一切人为的制度，无论其理想如何崇高，均无绝对的价值；人类今日之大患，其根源乃在‘感觉型’文化之解体；挽救之道，端在使一切科学，哲学，伦理，宗教，‘以人为本的’凡俗的价值观念之更张，纯化，与超越；期与‘天国的理想’合一。苏氏强调人类应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并求上帝的荣耀，才能从危械玫浇饩龋〃参看氏著：ManandSocietyinCalamity,CrisisofOurAge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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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信启示，舍本逐末 〗
不信启示，舍本逐末──奥古斯丁认为宇宙人生的真理，祗能从神而来；柏拉图和康德却以为可以由人自求。一信知识乃本启示，上承自神；一谓知识出自先天，内蕴于人。这是基督圣道和人文主义之根本异点。人文主义者，格物致知，爱慕真理；仅有穷究宇宙人生之企图，却没有找到真理最高的源头。科学哲学，不是真理的本身，不能放诸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而不惑。任何科学家，大哲学家的道理，祗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尤不能自拔于谬误力量的辖制。“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此乃基督教‘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诗一一一10;箴一7)。英国科学会，尝发表宣言，认为“科学的定律，仍我错误，并非绝对正确；代表真理的，乃是圣经，不是科学。科学不能考验圣经，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详见拙著:世界名人宗教观第二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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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知有穷，不能救世 〗
人知有穷，不能救世──启蒙运动以还，学者迷信理性万能，误以人性有其无限的完全性(InfinitePerfectibility)；殊不知科学哲学，都不能解决人类的道德精神问题，满足人类宗教的要求。科学的发明，无论其如何日新月异；哲学的道理，无论其如何发人深思；终不能测透上帝丰富的智慧知识和判断，终不能超越物质与自然的范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人类问题的究竟，乃是超乎时间空间，和物质自然的。现代学者，未明此理；从见近代文化病态之外表，妄求所以解脱之道；于是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与佛教禅宗，东西合流，乳水交融；以为生命之道，舍此末由，实属自我陶醉，误尽苍生。(余已另撰"Zen-Existentialism"一书，辟其谬妄，兹不详论。)近代文明，好比“瓶中之花”，虽是鲜艳夺目，却已脱离了它的命根，不久即归枯干凋谢。(参看Dr.D.E.Trueblood,ThePredicamentofModernManPP.59-60诸书)世界人类，悖逆上帝，逞其私智，夸耀其灿烂的文明，殊不知已根本离开了‘生命之道’，正在自趋灭亡的末路。近代人尝说，十七世纪是理性主义时代；十八世纪是启蒙运动时代；十九世纪是科学发展时代；但二十世纪却是一个危机紧张时代。衡诸国际现势，原子战争，一触即发，人类几已面临同归于尽的末日。这又可证人类的智慧，非但不能救世，反面带来了人间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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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比主宰，扬己抑神 〗
自比主宰，扬己抑神──以上的论断，并非吾人固作偏激之谈；甚至我国鼓吹‘人文主义’的学者，如唐君毅先生，亦正和我们有同样的看法。唐氏在新亚书院十周年校庆纪念的学术讲演中说：“到了现在，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西方二十世纪之人文主义，均只能在现代文明之偏蔽之压抑下，在一种挣扎之状态下来求生存。因为东西两方的人文主义，都同样遭受到许多文化上的重大威协。这些‘重大威协’的本源，本来是人类创造出来福利社会的；但今天人类已没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于是那些创造出来，本是为福利社会之东西，遂变成了人类重大的威协！”(参看唐氏讲词，世界人文主义与中国人文主义，人生第二一七期)所可惜者，唐氏虽自称其所号召的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但终无法自拔于人文主义的窠臼与羁绊。因此，他不不能根本了悟人类何以“没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以及现代人类何以“遭受到许多文化上重大威协”的厉阶与根源。人类文化，有两方面的关系，一为人对外物的控制；一为人对神的责任。前者固以人为主，后者当以神为本。(参看拙著‘原道’十一章，一六九，一七Ｏ页)不幸人类从神得到权能治理万物以后(创一26,28)，却忘恩负义，目中无神，不复尊奉上帝为主宰；妄想自尊为神(创三5)，造塔通天(创十一4)，作“顶天立地”的主宰，这乃是人类一切祸乱开始的根源！(创十一5～9)人文主义者，昧于此中根本大义，仅见世界祸乱之浮表，偏弊之外形，以“观念上的唯物主义”和“行为上的唯物主义”为诟病；不知探本穷源，“尊主为大”，为罪自责，却以为解救之道，端在“立人极”，恢复“人的主体性”，“使人自己变大”；他们以为“把自己变大”，只要“除去内心的渣滓”，扩大“胸襟和德量”；这样“人的智慧，便可增加，人的智慧增加些，人的力量便亦更能强大些，人的力量比其所创造的东西强大，则人便可主宰人之所创造的东西了。”(见同上唐文)这种自比主宰的‘大人哲学’，当然建立于‘人性本善’，‘天人合一’的信念之上；乃是一种最极端的人文主义。他们认为“就人之最高可能性去看......人心可以通于天心，接于上帝；天心和上帝，也不能超越而外于大人圣人之心”。(同见上唐文)这种道理，显系自负自义，扬己抑神，以无限崇高圣洁的上帝，等而下之，比诸‘大人圣人’，且以“上帝也不能超越而外于大人圣人”，则其所见，不仅等于‘井蛙窥天’，且与无神论者，初无轩轾。至其所谓“增加智慧，加强人力，扩大德量，便能主宰人所创造的东西”云云， 则尤为天真的幻想。我国学人，希圣希贤，志固可嘉；著者得救以前，尝于此坚苦自励，奔走劝世，亦为一个强烈的人文主义者。惟是人类自始祖犯罪以后，根本已经毁坏了“上帝的形象”，“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十七9)语云：“人心不古”，“本性难改”；我们“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祗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七18)我们行善毫无能力，遑论“扩大德量”！复何敢在神前夜郎自大，惟我独尊；自负自义，干犯圣怒。满召损，谦受益；吾人惟有俯伏谦卑，忧伤痛悔，求神恕有，庶免沉沦。有，庶免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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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老我自义，‘圣人悲剧’ 〗
老我自义，‘圣人悲剧’──尤有进者“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三3,6)“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林前十五50)人类得救，不在浮表的所谓‘扩大德量’，乃在根本的救赎与重生！儒释各教，虽有一套精美的伦理道德的系统，以及存心养性，明心见性，乃为自救的办法。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见道德经第十八章)可见仁义道德，并非救世的大道。世人希圣希贤，成仁取义，虽曰其志可嘉，可惜未务其本。质言之，他们根本的毛病，乃在否认人类原罪的严重事实，昧于救赎与伦理的必然关系。尤其不知救赎乃为其本，伦理仅为其末；因此他们弘道说教，亦祗舍本遂末，绝对不能解决罪恶问题，不能拯救这个失丧的世界。现在人心日坏，恶贯满盈；即可证明，人类自救，全属空想。(关于这点，拙著救恩论，另有详论。)基督教虽亦是一个伦理的宗教，但其本质上却是一个救赎的宗教。因此基督教的伦理，乃有其与一般自然宗教，不同的特徵。其一是渊源的不同。圣洁公义，乃是上帝的属性；道德律法，应以上帝为其至高的制订者。祗有永生上帝的儿子，主耶稣所流的宝血，才能洗净世人的罪；祗有本乎永生上帝的恩，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为救主，把他的义归给我们，才能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其二是标准的不同。其他宗教的义，乃是自然的，不是超凡出俗的；乃是相对的，不是至圣至善的；因此，在上帝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赛六四6)。而基督教的义，乃是超越的，神授的。我们若非藉着圣灵，断不能成为圣洁，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若不是与上帝的性情有分，亦断难合于上帝公义的标准(参看彼前一2;彼后一4)。语云：“壮士不能自举其身”；同理，世人的义，亦不能超凡脱俗，达到上帝的标准。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五20)可见自然宗教的义，不合上帝的标准。其三是果效的不同。其他宗教的义，乃是老我的自义，乃是自我存养修持的结果；基督教的义，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他能使罪人心志更新，穿上新人，照上帝的形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弗四22～24)。所以，严格的讲，如果不是真正救赎的宗教，决不能成为真正伦理的宗教。好树才能结出好果。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一个人如果不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是无由脱离败坏的辖制，结出圣灵的果子，变成主的荣形，成为神的儿女，进入天国，得以无瑕无疵站立在他荣耀之前。 我国儒家致力‘存心养性’的工夫，妄想靠老我的自力来“扩大德量”，“超化自己”，成为完人，却终不能达成‘知行“扩大德量”，“超化自己”，成为完人，却终不能达成‘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完满境界。这不是我们的苛论，甚至儒家学者，亦不得不承认，这乃是“圣人的悲剧”！(详见拙著‘原道’八七，八八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