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信仰只代表统治阶级。夏商之际，那时的人相信宇宙间有一个至上 神作为主宰，称为“帝”或“上帝”。他是自然界及社会中一切事的主宰。商周以后，又称作“天”。当时的人认为，这个主宰有一个以日月风雨为臣工使者的帝廷。协助统治一切。他以自己的好恶发号施令。他的号令称为“天命”。当时的统治者利用这种宗教观来强化自己的权威。商朝的统治者说上帝是自己的祖先。“有?环浇?，帝立子生商”（诗经 商颂）。因此他们经常受上帝的保佑，他们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关于国家和王的行动的重要事情，都要用“卜”的方法，向他们的上帝请求指示并祈求保佑。奴隶主贵族努力使奴隶们相信，奴隶主是天生的，特殊的，有权奴役别人，有权受到上帝的保护。他们的所作所为，经过“卜”而得到上帝的指示，因此奴隶们必须服从。这如同后来的君权神授。随着商朝的被推倒和后来周天子地位的下降。“天”的权威也受到怀疑。老子、孔子的思想就在这个时期产生。他们思想中“最高主宰”的观念缺乏或者不再象以往那样强烈。
在西方。也强调君权神授。英王查理一世就强调君权神授。可是最终他被送上断头台。但是基督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基督教本身起源于社会底层。自宗教改革后，英国就有国教安立甘宗（半新教，半天主教。）和清教徒（严格的加尔文主义）的斗争。国王属于国教。克伦威尔是低派，清教徒，是他把查理一世处死。从宗教角度上讲，这是基督教不同观点的斗争。斗争的结果不会抛弃基督教。英国的这场革命情况比较特殊。人们对此似乎只强调了资产阶级。是有片面的。因为忽略了其国内教派斗争的因素和其岛国的特殊性。英国是岛国，历来就没有必要拥有那么多的陆军。它的海军是当时世界上最棒的。海军听命国王，可是海军在深海，英王用不上。
二、孔子对灵魂的态度。对于鬼神孔子的的观点是摸棱两可，存而不问。他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 雍也）即不明确否认鬼神的存在，也不强调鬼神的存在。应该说孔子是承认有鬼神即灵魂存在的。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 八佾）就是说，祭祖先，要十分诚敬，就好象祖先在那里。祭外神要十分诚敬，就好象外神在那里。孔子没有对灵魂做进一步探讨。他更关心人在现世如何去做。他的学生子路向他“问鬼神”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他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 先进》。孔子专注于现世的事物。其实，用来世可以管理现世，各种文化都是如此。孔子也不例外。孔丘的学生曾参说：“慎终追远，民得厚矣。”（论语 学而）曾参这句话，合乎孔子的精神。“慎终”说的是葬礼，“追远”说的是祭礼。照曾参说，着重这些礼，为的是要“民德归厚”。这就是儒家所认为的丧葬之礼的现实意义。以此使人民知道孝悌之道，并发展之以至于仁。孔子对灵魂的态度在于他不能处理好现世的行为。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而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赐，是子贡的名字，意思是说，想知道死人有知无知，等你死了你自己就会知道，到那时还不算晚。这种态度也是儒家及中原文化对鬼神对灵魂的基本态度。笔者认为，这可能是“最高主宰”的概念缺乏的缘故。周天子的地位下降，上帝和天的权威下降。光靠人与鬼神不能摆正彼此关系。
三、今文经学理论的不足，信仰与政治发生冲突。懂仲舒曾力求使儒家思想宗教化。力求把孔子推为教主。今文经学认为：“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懂仲舒再用“天意”赋予君权神圣性时，又用“天意”来限制君权。给现世王权戴上一个紧箍咒。“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公羊春秋学”并不认为封建统治集团或家族是长期不变的。而是认为这种变化是必然的。这就是“三统说”既每个朝代开始的时候都是“受命为新王”过了一定时期“天”就要“号”命一个新王。再开始一个新朝代。汉初时这种理论是受欢迎的。但是西汉中叶以后，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严重。统治集团担心有人会“受命作新王”。汉哀帝进行了一次“再受命”仪式。可是汉哀帝“再受命”没有成功。王莽以“再寿命”为由立新朝夺了汉刘江山。可见， “公羊春秋”学说的“新王受命”在当时的影响还是相当重大的。
在此之前，汉宣帝意识到了“春秋公羊学”的严重性。在晚年，他组织了一次“石渠会议”。这次会议准备了十几年。会后，立“谷梁春秋”博士，对抗“公羊春秋”博士。其主要目的在于否定“受命为新王”学说。以防止王莽之类的人物利用。有政治力量的支持，于是谷梁之学大盛。这是今文经学内部的一次斗争。也是“今文经学”被贬的开始。
随后，刘歆以其汉室宗亲的特殊地位。提倡“古文经学”，以反对“公羊春秋”学的谶纬。其根本分歧点是孔丘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受天命”的王。也就是说孔丘是人还是神？一种观点代表一种利益到向。观点之争即言论之争，就是现实利益之争。是现实利益之争的先导。“公羊春秋”学说毕竟发展了上百年。有了一大批利益即得者。斗争相当激烈。刘歆自请离开中央，到外地做地方官。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及曹魏时期“古文经学”全面占据全面优势。懂仲舒及“今文经学”使儒学宗教化的努力彻底失败。政治毕竟是现实的力量，“今文经学”因适合现实政治的要求而兴起，也因与现实政治力量发生抵触而衰落。学说不能与政治冲突，可是政治如果失去学说的支持。怕也是成为没有罗盘的船。
到了魏末晋初，玄学兴起。崇尚自然。听起来还不错。我富是自然，你穷也是自然。我夺了你的东西还是自然。酷似现在的自由。这种观念符合当时贵族的要求。司马氏靠杀夺得天下，搞了分封制，却没有象周公那样满怀忧患地加强道德建设“皇天无亲，为德是辅”忧患不是无病呻吟，而是现实的威胁。现实有威胁是因为潜在对手的强大，或者说是自身实力不够强大。自身强大了，没有威胁了，也就难说有忧患意识了。这是福还是祸？西晋统一后就是这样。紧接着是近300 年的五胡乱华。西晋崇尚老庄。没有象汉初那样励精图治。可能因为西晋也没有象西汉初年那样，有巨大的游牧区的压力，或者说不象西周初年有一个子姓宋国的潜在威胁。崇尚自然，坏人死后是一堆白骨，好人死后是一堆白骨。要及时行乐。总之，道德败坏。终于爆发“八王之乱”并一发而不可收。近300年的混战，南北朝。思想成就上却远不如春秋战国。因为仅仅是争利而没有更高的追求。罗贯中，毛氏父子渴望重现强盛的汉帝国。也只是提供了一系列形象化的样板儿。人们似乎也只关注那些权谋、战斗，和谁对谁错，好象没有注意汉末晋初，哲学思想的此起彼伏和现实政局变化的关系。不同的言论代表不同的利益诉求。言论是行动的先导。言论的冲突预示着行动的冲突。今天也要求百家争鸣，还有思想自由，能保证有更高的追求吗？西方近代文明仅仅是争利吗？
四、佛教的阻止。笔者认为佛教的阻止是儒教没有成为真正宗教的主要原因。因为佛教使儒家彻底放弃的对灵魂的探讨。儒家与佛教争论的焦点有两个，1、华夷之辨；2、灵魂之争。“华夷之辨”不难理解。中原文化历来轻视四夷。只能教化他们，怎么能让他们教化？佛教最先传到西域。再到中原。起初传教的都是胡人。一边化缘一边传教，被称为“乞胡”。更遭轻视。“灵魂之争”这是争论的核心。佛教放弃今世，一心成佛，主张灵魂不灭。佛教把人的一生看成是灵魂长存中的一站。上辈子你可能是你父母的父母；今世没做好事，来世父母有可能变成牛马。皇帝也是如此。所以和尚不侍奉父母，也不拜皇帝。这跟儒家的思想核心“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针锋相对。根本就没法调和。儒家必须坚决否认“魂不灭”论，否认灵魂的存在。不探讨灵魂，怎么成为宗教呢？同时，佛教也遭到严重的阻击。只得向本土化发展。产生了禅宗。主张不尊敬父母就不能成佛。这是适合古代士大夫口味的佛教。毕竟中原文化缺这个。
需要强调的是说佛教在东汉（有的说是秦时）传到中国。这是古代的说法。到现代应该说是那时传到中原。佛教早就传到西域。就在古代那里也早就属于中国。古代的中国跟现代中国的含义不同。古代中国是指国中之国，或是指“天子” 直接管辖的地区。那么，其他地区也属于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才是古代的哲学诉求。不自觉中人们把古代中国的含义与现代中国的含义混淆了，就给人一种错觉：中国就是中原。这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事实。
有一些观念必须澄清。首先是“神”这个字，在古汉语里的意思是“灵魂”。佛教的“神不灭”论，还有范缜所著《神灭论》都是针对“灵魂” 的肯定与否定。后来这个字又指“神仙”。到了近代，受基督教的影响，现代汉语里“神”这个字可以是指“上帝”即“独一的最高主宰”。
如果儒家明确承认“灵魂”，那么它就是一神教。孔子谈“天”的话很多。“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 八佾）“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是说，如果他做错了事情，天罚他，天罚他。“吾谁欺，欺天乎？”（论语 子罕）是说，他欺骗谁呢？他能欺骗天吗？“天丧予！天丧予！”（论语 先进）意思是，天要灭亡他！天要灭亡他！“知我者其天乎！”（论语 宪问）意思是说，了解他的，恐怕只有天吧！商朝以前中原文化就有“宇宙最高主宰”的概念，叫“帝”或“上帝”。商周以后叫“天”。但是这个“最高主宰”跟《圣经》当中的独一 神“耶和华”不一样。这跟信仰者的情况不同而不同。以色列始终相对弱小。巴勒斯坦在埃及、希腊、巴比伦、波斯等几大文明之间。古代巴勒斯坦地区也是多个民族混杂，不断相互征战。以色列需要一个大有能力而又充满慈爱的天父来凝聚他们，保佑他们，为他们征战。中原不同。自黄帝起他就是一个强盛的大族。在文化上几千年来一直傲视四夷。民众的力量始终被重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得民心者得天下”。即便是满蒙入主。中原知识分子还能从文化上找到安慰。所以晚清是孤芳自赏，不肯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列强。外交上极其孤立，是可以理解的。有这个基础。即使在最虚弱的时候，也不会去当什么“英王王冠上的明珠”也不会入什么英国、美国。真正在实力上和心理上受到双重打击的是甲午战争。从此以后，说话写文章要是挂个外国的什么学者、什么家的就觉得好象有底气了。
《圣经》中 “神”和“上帝”是同一个意思，也叫“天父”。在中国的老百姓不称“天”为父。而是称“天”为“爷”，老天爷。这是有哲学依据的。按儒家思想，“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又“皇帝承天之府，乘天载物。受天命而统治天下，故爵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皇帝是天的儿子。只有他才有资格称天为父。“天下乃皇帝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也就是说皇帝又是民之父母。所以老百姓就只能称天为“爷”了。至于，“父母官儿”的说法则只能算是一种通俗的比喻。洪秀全称自己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又自命“天王”。他这是那儿来的逻辑？
笔者认为袁世凯称帝有他自私的成分，也有历史的惯性因素。还有也是被人忽略或掩盖的原因，就是他不满意这个内阁制，也不满意那个总统制。如果把这单纯地解释为私欲膨胀，为求一姓之尊荣是有歉公平的。这样的体制就是他都难以把握。换个人更够戗。中国将无法稳定。而且有亡国的危险。这个内阁制它意在争权，而无视国家的整体压力。对于帝制的疯狂反对并不都是理性的。笔者无意在此多纠缠。我想说的是：在哲学上能称为“天”的儿子的皇帝彻底不复存在了。那么就只有耶稣基督，也是笔者所信奉的救主，可以称为“天”或“上帝”的儿子。他是 神的“独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