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在逐步摆脱由古希腊哲学形成的理性至上的“本质先于存在”的本质主义认识路线转向“经验至上”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认识路线的过程确立的，其中，基督教信仰为这一转向提供了契机：奥古斯丁的“相信以便理解”为后一种认识路线提供了必要前提，而托马斯的“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对后一种认识路线的确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后来的学者正是沿着这一思维方式前进，并最终结出近代科学这一硕果。

【关键词】　近代科学　思维方式　基督教哲学　本质与存在　理性与经验

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1]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导致一种怀疑主义的后果。这种本质主义的认识方式，轻视感觉经验的外部世界，试图通过人的逻辑理性去把握事物背后不变的本质。近代科学认为，事物背后的不变的本质其实是不存在的，人们只能在现象的经验范围内通过数学的量化处理来把握现象之物。从希腊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向近代科学的经验主义的转变，基督教哲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基督教哲学的思维方式使希腊哲学走出困境并最终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

一　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后果

　　希腊哲学是以米利都学派的“万物的始基是什么”这一提问方式开始的。这种提问方式蕴涵着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首先是预设了认识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相信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以不可怀疑的方式确立了人对万物认识的至上能力；二是相信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有一个不变的可以认识的本质实在。在此基础上，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找到通过人类理性获得的关于事物本质知识的路线，即如何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米利都学派之后的哲学家都是沿着这样的思维方式向前发展的。

　　毕达哥拉学派在米利都学派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了一条认识路线，通过对万物的几何结构或形式的认识来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这种本质不仅指事物所保持的形状，而且是给予事物以特殊性质和彼此区别的那种东西。这种对数学的重视过分强调抽象的数及其关系对世界的本质意义，表现出舍弃现象而追求其背后本质的认识方式。巴门尼德在思维与不变的本质存在之间确立了同一性，认为真理之路就是理性思维去获得不变的本质存在的道路。这种不变的本质存在，在柏拉图那里就是他试图获取的理念。这种通过理性的思维去把握事物背后不变的本质存在的思维方式就形成了西方本质主义的认识路线，这样的认识路线使感性的现象世界受到轻视，而执著于观念中的理想对象的本质实在，它实质上是在思维与事物在观念中的理想对象的实在之间建立了一种严格的逻辑推理关系。于是，“思想要比感官更高贵，而思想的对象要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真实”[2]。

　　这种理性至上的本质主义，默认并强化了思想本身的可靠性以及认识对象的可能性[3]。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显示着自然界中的合理性和逻辑的必然性——合理性成了实在的标准，而观察和实验都处于次要的地位。其根本特征在于，认为自然中的事物都是合乎理性的，如果我们对一事物不能形成一种不变的本质观念，这一事物便不存在，也不能形成关于对象的知识。这样，人类理性就成了存在的真实性的衡量尺度，思维与存在在本质的意义上被同一，一切现实事物在思想中的存在比在时空中的存在更为真实。这就是一条本质先于并决定存在、存在等同于本质的从本质到存在的“本质主义”认识路线：只要把握了事物背后的所谓抽象的不变本质，就认识和把握了现实存在的事物，从而达到认识的目的[4]。

　　这样的认识方式试图在人的理性思维中理解存在，即“理性给自然立法”。那么，它的理论根基或出发点是什么呢？

　　既然本质主义舍弃了真实存在的现象世界，那么，唯一可以作为这种思维方式之前提的就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但这样的不证自明的公理，经过希腊思想家的不懈努力，不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最终都没有得以确立。于是，希腊思想家沿着这样的思维方式试图寻找一种自足的概念作为推理知识的前提，用“逻各斯”来解决如何获得事物本质知识的这一希腊哲学的核心问题[5]。然而，问题不仅没有得以解决，反而在希腊化时期导致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作为希腊思想的遗产，以其应有的惯性释放出来，并达到空前的活跃，从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于是，希腊思想终因对理性的执著而陷入困境。

如果说人类理性不能通过对事物背后的本质把握来获得知识的话，那么，我们通过感觉经验能达到这一目的吗？

答案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希腊的本质主义认识方式正是看到了感觉经验的纷繁变化才试图走本质主义的认识路线的。希腊思想家的上述努力和这种努力所带来的后果已经证明，此路不通，人们只能走另一条路线。

二　基督教哲学解决希腊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

　　当希腊哲学所追求的确定的不变本质知识最终不能达到时，导致了希腊化时期对知识的普遍怀疑。在面临生存危机的世界主义时期，人们因内心的不安而变得无所适从。正是这时，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和发展起来，并最终在罗马帝国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逐步显示了这种信仰在人类生活和思维中的巨大作用。实际上，它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契机。在这种宗教信仰中，不仅人类趋向善的目的性以及道德标准的绝对性，而且，现实世界的实在性都在对唯一上帝的信仰中被给予了。按吕样的说法：“对上帝的信仰同时意味着：（1）现实世界是唯一的世界而且也是真正现实的世界，因为它乃是由上帝亲自所造；（2）人天生犯有罪恶．因而赎罪的道路就只在于此生此世的奉献；（3）道德上的善只能由上帝规定．因而任何恶行都必将受到惩罚。在此．基督教的彻底一神论杜绝了人们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道德标准的任何怀疑的余地，无条件地投入生活即是上帝所设定的绝对命运。”[6]

　　对人类而言，其思想不能没有确定的前提。如果人类理性不能确立这一前提，感性经验必定有它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完全可以通过人对上帝创世的信仰来达到它的确定性。因为上帝乃是纯粹的现实性，它所构想和创造的一切都是现实的，而这种来自万能上帝的现实性也就确保了感觉经验存在的确定性，所以，基督教的传入，一方面为当时罗马帝国的芸芸众生填补了生活的精神空缺，另一方面也为克服希腊哲学中的怀疑论给出了新的契机[7]。这样，人类思想和生活的出发点及其内在动力不是在希腊智慧的知识中得以确立，而是在对上帝的信仰中得以确立。

这种从理性的确定性到通过信仰上帝来达到感觉经验的现实确定性有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这里只对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及其之后的唯名论的思想进行阐述，以探明基督教信仰的思维方式对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

在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接触中，奥古斯丁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正是他为柏拉图的知识概念重新给以基础，从而使得希腊思想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成长起来。他首先解决的是由柏拉图极端的本质主义所导致的怀疑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提出“相信以便理解”作为思想的必要前提。

　　作为生活在公元四世纪的人，奥古斯丁站在两个时代的交界上看到了希腊理性至上给人类带来的生活和思想上的困境，认为：“理性本身是世界上最成问题、最含混不清的东西之一。理性不可能向我们指示通向澄明、真理和智慧的道路。因为它本身的意义就是含糊不清的，而关于它的来源则笼罩着一片神秘——这种神秘只有靠基督教的启示才能解决。”[8]也就是说，理性要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务，不可能只是诉诸自身及其能力，还必须靠超自然力量的帮助，靠神恩赐的力量。在奥古斯丁看来，一个不接受任何事情为真的人是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的，任何怀疑与批判都是以某些无可置疑的前提为出发，哲学前提只能是信仰的对象。就信仰本身来说，信仰并非无思想的盲从，它是以相信权威为前提的思想，若无被信仰的前提，也就不会有对信仰的进一步思考和理解。他说：“有些东西必须在相信上帝之前被理解，但是，对上帝的信仰帮助一个人理解更多。……另一方面，有些事情必须先被相信，然后才能理解，正如先知所说：‘除非你相信，否则你将不会理解。’因此，心灵由相信进而理解。”[9]这样，信仰为理解开辟道路，是思维的起点，人的思想从这里出发进行智慧之旅。如果没有信仰，人们势必放弃寻求知识的努力。因而，在对上帝及其创世的信仰中就构成了认识和获得知识的先在条件。奥古斯丁给“信仰”下的定义是：“以赞同的态度思想”[10]。因而，他坚持“信仰以便理解”的基本立场并不是绝对的：在信仰之前，也需要某些程度的理解，否则人们将不会“以赞同的态度思想”；在信仰之后，更需要对信仰作更深入的理解。

　　奥古斯丁根据个人皈依基督教的经验充分肯定了人的日常感性知识的确定性，认为即使最初步的认识——感觉——也是可靠的，但感觉的作用只是把事物的外形呈现给我们，并不能要求感觉提供它们所不能提供的东西，更不能要求感觉提供判断真假的标准。他提出“我怀疑，故我存在”的命题，通过人活着及其怀疑的活生生的事实来反驳普遍怀疑的不可能。他把人们获得知识的能力分为感觉和理性两种，认为认识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他说：“很明显，有形事物被身体感觉所感知，身体感觉不能感知自身；由感觉不但可以感知被身体感觉所感知的有形事物，而且可以感知身体感觉自身。理性却认识所有这一切，并且认识自身。”[11]因而，奥古斯丁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感觉经验的可靠性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一方面是上帝的全能性确保着作为认识出发点的感觉经验的实在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自我意识确立了感觉经验的确定性。

　　应当看到，奥古斯丁的直接目的是为宗教信仰服务的，在具体的认识中，他还是沿袭了古希腊思想的本质主义认识传统。也就是说，他的“相信以便理解”仅仅是给人的思维一个思想的前提。不幸的是，这种前提的更深刻的内涵只有在人们对身外的感性世界充满求知欲望时才能显示出它的重大意义。从理性至上发展到信仰至上，这一急剧转变掩盖了人们对这一前提的充分认识和理解，一切都是为了信仰。

　　在奥古斯丁之后．西方思想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是从托马斯·阿奎那开始的。托马斯是神学的集大成者，但“他的立场是主张哲学消融在神学之中的保守立场与主张使哲学与神学彻底分离的激进立场的折中”[12]。他已明确区分哲学和神学是两门不同的科学，两者是以不同的方式探求真理。这实际上就是承认哲学家可以按照人类理性探寻真理[13]，从而为哲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走上自身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当然，一种哲学走上自身的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它必能结出丰硕的成果。托马斯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寻找到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认识方式，为后来科学的独立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就是他的关于“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

　　十三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深入，“托马斯创造性地发挥了亚里士多德实体论的‘存在优先’的基本原则，扭转了长期存在的形而上学中的柏拉图主义的倾向”[14]。根据赵敦华教授的研究，托马斯批判了传统的本质先于存在、决定存在的观点，按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与潜在的关系理解存在与本质的关系，认为：本质在未获得存在之前只是一种潜在，一种可能性；存在是某种现实性的活动，“因为一事物并不因其潜在而被称作存在，它的存在基于它的活动这一事实”[15]，并且这种活动的现实性也决定了存在的最高的完善性，而不是像传统所理解的存在如何与原初质料一样是最不完善的[16]，因为活动总比潜在更完善，若无具体存在，本质就不会被理解为任何现实的东西。因此，存在高于、优于、先于本质，本质依赖于存在，没有存在就没有实在的本质。

　　这样，“托马斯颠倒了传统哲学中存在与本质的位置，以一种存在主义代替本质主义”[17]。这种反传统的认识方式具有重大的认识论意义。就认识方式而言，既然存在是一种现实性的活动，它高于、优于和先于本质，具有最高的完善性，因而完全没有必要与抽象的本质发生联系而增加自身的完善性，存在有着自身的原因和确定性。这样，人类也就没有必要舍弃现实性的活动去追求现实活动背后的人类理性虚构的本质，而应着眼于现实性的活动，从存在的现实性中认识和把握事物，存在是第一原则。相应地，对这种现实活动的存在的认识就必须以感觉经验为基础，而不是追寻现象背后的抽象本质，这就为以后唯名论的复兴以至科学思想方式的最终产生打下方法论基础。这就是从原来传统的本质优先、把存在等同于本质的本质主义认识路线转变为存在优先、存在不同于本质的从感觉经验中把握现实存在的“存在主义”认识路线。

　　这样的认识方式在当时以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清楚地显现出来的，但它伴随着唯名论的复兴及其对自然研究的深化最突出地表现在十四世纪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的一些著作家对物理学的研究中。伽利略沿着这些著作家的思维方式前进[18]，从而做出了物理学上的巨大贡献。这样的认识方式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中得以确立，并最终在康德的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