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十谈

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讲的是变化的社会，动荡的生活。从甘肃到北京，从北京到新加坡，我感谢命运带给我的欢乐和悲伤，因为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原。也感激遇到的每一位朋友，因为你们给我的知识、启迪和温馨的时刻，是我最可宝贵的财富。

我愿意用这拉拉杂杂的十篇随笔，来告诉你我的近况。

星洲十谈之一·载驰

8月3号的凌晨，我从睡梦中惊醒，前面大屏幕上的曲线显示出飞机正在飞越泰国湾。这是我第一次有一种突如其来的莫名的恐慌，仿佛该亚离开了大地一样难受。睡着前还在武汉上空，现在竟然离赤道离南半球这样近了？下面，是完全陌生的海水，看不到一丝陆地。

新加坡的灯光是灿烂的，不输给东方明珠上看到的外滩的灯火。当我走到塔楼大厅，与黑黑胖胖的印度警察大嫂四目相对的时候，我还在怀疑是不是真的已离开北京一万公里之遥了。

入关排队排了很久，队伍中人种肤色之众多杂乱，丝毫不输给农贸市场上形形色色的蔬菜。前面有几个中国人模样的女孩，热烈交谈着，可我一句都听不懂，甚至不能分辨是什么语言。偶然瞅见她们的护照，原来是蒙古人……其中最后一个女孩穿着相当大胆，颇让我怀疑她是做什么业务的。结果海关真的拦住她了！尽管她用流利的英语好声好气说了半天，签证官还是挥手招来两名警察，把她带走了……

轮到我就简单得很了，都没怎么搭理我，嘟囔了几句”Nanyang”（南洋）, “PhD”（博士）就盖了单次入境签证（Single Entry Visa）的章，给我一颗水果糖打发我过去了。

这时还不到7点，天已经大亮了。

星洲十谈之二·君子于役

此次到达，可以说相当莽撞。这边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老师出了差，更严重的是没有住处。学校国际学生处（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re, ISC）始终提供不出空余宿舍，我只好冒险过来用这一个白天自己找房子。

从机场推着行李车，循着各种标示一直找到地铁（这里叫大众快运，Mass Rapid Transit，MRT）樟宜机场站（Changi Airport Station），换乘着坐了20多站，有的地方像北京的城市轻轨那样架在空中，穿过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地下，开起来车速很高，发出摩擦空气的呼啸声。车站设计成全封闭式的，车辆到站后才滑开门，所以想跳进去卧轨自杀都办不到。不知道为什么，地铁里总是反复用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提醒乘客注意财物安全，难道是因为车上顺手牵羊的很多吗？

这里我想插句嘴，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因为历史上和马来亚渊源颇深，现在还有约14%的马来裔居民。国徽上也印着一句马来文：Majulah Singapura，就是“前进，新加坡”的意思。本地华人占到70%，印度裔人士也有近10%，因此很多标牌是用华语和泰米尔语（Tamil）写的。不过现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从小接受英语上课，所以英语反而成了最通行的语言。

从地铁最东的樟宜机场站（Changi Airport Station）坐到最西的文礼站（Boon Lay Station），又倒179路公共汽车（这里叫捷运，SBS Transit）再坐七八站，不知不觉就到了电机电子工程学院（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EEE）系馆边上。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奇怪，原来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是没有围墙或栅栏的，校内马路和外面连为一体，179、199路公共汽车从这里经过，学校也有自己的三条校园穿梭车（Campus Shuttle Bus）线路。比起清华的电动汽车来说，真是土回二十世纪去了，唯一的好处是免费。

拖着两个箱子背着一个书包，倒了两圈电梯终于砰的一声撞进了电力研究实验室（Electric Power Research Lab），被职员杨先生（Mr. Yeo）领去放下了行李，安排了桌子和电脑。这时我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手上也被38公斤的箱子磨出了泡。

新加坡其实并不太热，没有7月份的北京或兰州那么酷热，但是有些潮湿。实验室倒是凉爽宜人的，空调开到23度左右。教室和图书馆就凉多了，不穿长衣长裤，呆久了肯定会冷得受不了。那为什么不调热一点呢？我起初怀疑当地人不知道珍惜资源，因为看到很多楼都彻夜亮灯，虽然并没有人在。后来感到也并非如此，也许只是成了习惯吧。

实验室电脑配置是很高的，多少让我吃惊：P4 3.2GHz，1G内存，17英寸的液晶显示屏。电脑一共摆了三十多台，可是空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

实验室师姐帮我买了电话卡用来打电话回家。一共8.4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42块钱，但是可以往中国打400分钟，让我多少又吃惊了一下。

我的确花了一整天来找房子，被国际学生处介绍给什么租房公司，押了120新元来保住最后一个空床，后来经过比较才发现房租太贵，不知道多少国际学生不明就里就签了合约，弄得他们这么贵的房子生意还火爆得不行。到了晚上九点多，在实验室师兄帮助介绍下终于租到了校外的房子，有了安身之处。又折腾了两天，才把那120新元讨回来，把行李从实验室搬到住处展开，彻底安顿下来。

星洲十谈之三·瞻彼洛矣

我住的地方是政府建屋管理局为工薪阶层和低收入者建的组屋（flat），属于裕廊区的丰沙镇（Hong Kah Town），和南洋理工的关系就像东升乡和清华的关系一样。好在离学校挺近，而且房租便宜。屋子是三室两厅的，住了四个人：我和一个男生各住一个室（common room），还有一对夫妇住一个室（master room），大家都是南洋理工的博士生。两个厅、厨房、卫生间都是公用的，冰箱、洗衣机、电视、微波炉也是公用的，还有灶具，可惜我不会做饭……

如果在清华住久了，习惯了五道口的繁华，一定会觉得这里就是一大农村，学校和住处附近没有邮局，没有图片社，只有食堂和大排挡没有餐厅，只有一家很小的银行，就是我开户的华侨银行（Oversea Chinese Bank Company），只有一个超市叫做百美超市（Prime Supermarket），还没有清华的十五食堂超市大，而且即使是文礼地铁站最大的超市——裕廊点（Jurong Point），也远不能和易初莲花或是家乐福相比。

站在组屋的13层往外看，除了南洋民众俱乐部（Nanyang Community Club）有一点气派，周围全都是方盒子形状的组屋，再往外都是密密层层的林带。远远往西南海岸望去，还可以看到喷吐火焰的烟囱……

后来买了地图才知道，那些林带里面都是兵营！原来南大位于新加坡的军事区里面，周围有大大小小众多兵营、军事学校和新加坡武装部队实弹演习区，这就是白天晚上偶然会听到喷气式战斗机呼啸而过的原因。再后来借了些书看，还知道了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那些冒火的烟囱都属于炼油厂。

我的屋子不到20平方米，月租290新元，另加二三十元水电费。有一个落地风扇，一把椅子，一个仿佛得过天花的桌子，一个衣柜，一个梳妆台——唯一的作用是刮胡子照一照。还有一张双人床，晚上可以横着睡竖着睡，只盖毛巾被。

屋子里没有电话，没有空调，没有网络，就算有网络我现在也没有电脑，所以只是晚上回去睡个觉。每周末洗一次衣服，打扫下卫生，到百美超市买些吃的拿回来放在冰箱里，用作这一周的夜宵。

每天起床后坐一个破破烂烂的电梯下楼。豆绿色的电梯很脏，恍然如同《黑客帝国》里贫民区的电梯，而且为了省钱，只在一、五、九、十二层开口。穿过居民区，走过一小段水渠，再从盛开着美丽的玫瑰色三角梅的天桥上越过泛岛高速公路（Pan-island Express, PIE），就到了学校地界最南面的云南园。这里是原先南洋大学的旧址，还有一座纪念碑。等走到飞檐斗拱的华裔馆（Chinese Heritage Centre）前面，已经头上冒汗了。

抬头可以看见缓缓的草坡上印着南大的校训：

自强不息 力求上进

和清华有一半DNA是一样的！

走进南部学术区（South Academic Complex），倒两次电梯，就到了我现在辛辛苦苦上班的地方：电力研究实验室（Electric Power Research Lab, EPRL），从出门算起历时一刻钟。实验室位于地下五层——虽说如此，可是从窗户跳出去，肯定会摔死的！所以很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校园如同地下城一般复杂的结构。

星洲十谈之四·閟宫

在南洋理工，最重要的概念是你现在所在的高度，或者说，水平面。

这是因为这所学校建在山上，地势此起彼伏。所以不得不规定一点为地上一层（Level 1），其他地方从地上二层（Level 2）到地下七层（Level B7），依此类推。不论去什么地方，除了走对那些弯弯曲曲的路，最重要的是倒对电梯，否则很可能想去李伟南图书馆（Lee Wee Nam Library），结果却到了餐厅A（Canteen A）……图书馆在头顶上呢！

整个校园的形状如同一个戴帽子的人脸，帽子的上缘是南洋新月（Nanyang Crescent，中文是我自己译的），脸的轮廓是南洋驰道（Nanyang Drive），中间的鼻梁是南洋大街（Nanyang Avenue），另有小路若干。左边的额角是运动休闲中心（Sports and Recreation Centre, SRC），这里有一个很棒的泳池。右边的眼睛是国立教育学院（Nan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IE），这里有一个不那么棒的泳池。北部学术区（North Academic Complex）中间是北脊（North Spine），两边伸出N1、N2、N3、N4四座翼楼，形如一只壁虎，趴在整个校园的右颧骨上。南部学术区（South Academic Complex）中间是南脊（South Spine），两边伸出S1、S2、S3、S4四座翼楼，也如同一只壁虎，趴在整个校园的右下巴上。北脊的北端是餐厅A和李伟南图书馆——别忘了在不同层上，南脊的南端是八旗计算机店、餐厅B和李光前讲堂（Lee Kuan Chian Lecture Theatre）——也在不同层上。北脊和南脊中间相接的地方，是行政楼（Administration Building）和南洋讲堂（Nanyang Auditorium），被两只壁虎拱卫着，颇有二龙戏珠的意蕴。

12个餐厅，3座图书馆（李伟南，二馆，人文社会图书馆），2个泳池，1个湖，3条校园穿梭车路线，3万名学生，构成了这所只有短短50年历史的大学。

我们电机电子工程学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机电子类学院，占据了S1、S2及旁边的配楼。而我的实验室，就在S2-B5C-02——这个凌驾于半空中的“地下五层”。

实验室，图书馆，南脊的教室，运动休闲中心，国际学生处，云南园之南的组屋，百美超市，南洋民众俱乐部旁边的大排挡小商店，文礼地铁站……构成了我生活的支点。每天陪伴我来往的，总是那些四季盛开的不知名的花朵，长到停车场和食堂里的椰子树，还有F16战斗机的呼啸声。

星洲十谈之五·鹤鸣

8月6号是一个星期日，那时我还没权限随意进出实验室，没有什么朋友，周末学校里又没人气，所以我如同蚂蚁、蜜蜂和每一个营社会性的动物一样，感到了刻骨的孤独。

于是我决定到圣淘沙岛（Pulau Sentosa，在马来语中是海市的意思，颇令人怀想马骥漂海的故事）去，看看传说中的热带海滨风光。

新加坡有大大小小约60个海岛，圣淘沙是其中最以旅游闻名的一个。岛并不大，位于南海岸，隔新加坡海峡（Selat Singapura，同样是马来语）与印尼遥遥相望。

坐地铁到了港湾（Habourfront），换乘穿梭车，一眨眼就通过海堤到了岛上。感觉还没离开市区——事实上这个海岛离市区就是比南洋理工还近，由此可知新加坡多么狭小，而南洋理工所在地多么农村。

并没有按照旅游小册子上的介绍沿着大路走，而是向偏僻的东岸一头扎过去。穿过了草丛和林带，不时被灼热的阳光或斑驳的树荫笼罩。我走上一个高坡，拨开几根修竹，突然到了一个院子里，看到海滨别墅般美丽的白房子，还有一个蓝得仿佛画在地上的泳池，和一道潺潺的水流从珍珠般晶莹的假山上倾泻而下——一时间我都看呆了。

然后就发现回廊里站着一个沙特保镖一般粗壮的墨镜男人，也吃惊地看着我。

原来我闯入私宅了，妈的为什么没有围墙？

突然间我想起来留学生在美国误闯私宅，因听不懂对方说的“Freeze!”（不许动！）扭头就走，而被对方开枪打死的报道。于是我马上就地“freeze”，大声用英语同那人讲话。

结果轮到他傻掉了！

一个女仆跑进去，带出来一位穿着睡袍的夫人，不知道是泰国人还是印尼人，款步过来，用磕磕绊绊的英语同我讲话。

说明白后我挥手告辞。走出来才几步，那座别墅就消失在林间看不出痕迹了。

其实后来看书才知道，新加坡没有私人可以持有枪支，连手枪形的打火机都在禁止进口之列。任何情况下平民如果开枪，不论有无击中，都会因此被判处殖民时代留下来的最野蛮的刑法——绞刑。

至于当时，我并没有如愿走到东岸的海边，就被高尔夫球场挡住了去路。那里有一棵参天遮地的大树，仿佛榕树（或许就是榕树？）伸出无数的根须，湖边有一些石椅，坐在上面，可以看到湖里喷出的泉水，对岸茵茵绿草上三两人悠闲地挥杆击球，球童开着电瓶车无声来往，更远的地方是圣淘沙高尔夫俱乐部的会所，旁边停满了显眼的私车。

当然，如果你收回目光，还可以看见近处更显眼的标牌：”No trespass without authorization”（未经许可，不得入内）。

所以，未经许可的我没有入内，而是回头绕了一个大圈，到了帕拉旺海滩（Palawan Beach）。

3个小时间，我在沙滩到南面相距三十米处的一个小小小岛间来回游了N趟，是在苦涩的海水，清新的海风，灼人的阳光之间。

新加坡是马来半岛南端延伸出的小岛，圣淘沙是新加坡南岸的小小岛，而更南边这个小小小岛已经没有名字了，地图上称作Southernmost Point of Continental Asia（亚洲陆地的最南端）——这里离赤道只有130公里了。

后来天色渐晚，我洗了澡去吃饭。因为圣淘沙的门票和车资出奇便宜，只有3元新币，暂时没把我洗劫一空，所以还有钱在岛上吃饭。水足饭饱，向西望去，天空像是冬天的炉膛，又像甘肃小孩的脸蛋——总之红到底了。斜着身子的椰子树耸身探向波涛起伏的太平洋的海水，一棵一棵站立得如同剪影。海鸟啾啾叫着远远飞过，淹没到暮色当中。

没有时间和体力再看海豚池（Dolphin Pond）、炮兵道（Artillery Avenue）、鱼尾狮（Merlion）等景点，匆匆坐车回家。车上有三个日本女人，以日语特有的女性口气唠叨不休。我只能听懂残缺的几个句子，需要用猜测来补全其余。如同我只看到了圣淘沙的管豹一斑，需要用想象来补全其他。

星洲十谈之六·鹿鸣

新加坡的历史称不上漫长，新加坡共和国的历史更是短暂的：从1965年李光耀（Lee Kuan Yew）宣告脱离马来西亚联邦以来，不过41年。

发表独立宣言是在8月9日，这一天也是新加坡的国庆日。这就是为什么8月3号我到达以来，看到周围悬挂了那样多的国旗的原因。

9日夜，按照传统要在滨海湾（Marina Bay）燃放焰火，我也趁机跑去，想要与民同乐一下。出了地铁站，一下置身于新加坡的心脏，周围不远处就是政府大厦（City Hall）、莱佛士（Raffles Place）和牛车水（Chinatown），这几个名字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就像北京的鼎均大厦新东方总部附近一样，街边满是奇拔瑰丽的高楼，只是多了很多喷泉和绿树，而且街道很窄，给人一种压迫感。

沿着新加坡河（Singapore River），几步走到鱼尾狮公园，就看到了新加坡的标志性雕塑——鱼尾狮。和宣传画上一样，白色大理石材质，灯火交集，狮口里喷出一道水柱，泻入新加坡河的入海口。

用齐国人形容邯郸的话来说，新加坡这一片市中心可谓摩肩接踵，联袂蔽日。人群拥挤，五色杂陈，白的白黑的黑，带毛的带毛光溜的光溜，穿衣服的穿衣服露肉的露肉。海拔惊人的北欧人顶着一脑袋金毛卷儿，从人群中缓缓迈过，像是表演高跷的。几个印度孩子坐在水边的岩石上，对着灯火露出憧憬的神色。远处有歌手伴着震天的“音乐”用马来语饶舌——马来语和日语一样同南岛语系关系密切，有着元音和谐的现象，一口气说一个元音不停，同时舌头在嘴里涮几个辅音出来，比如Apah kabar（你好）就一直在“啊”，比如このところ（Ko no tokoro，这地方）就一直在“哦”，所以绕了半天，我是想说这种语言极其适合饶舌，可以给歌手的气管接个鼓风机鼓着，他只管在那里涮舌头就OK。

游客之间交谈的语言我完全不懂，听起来都是些吧啦吧啦嘎巴嘎巴嗒啦嗒拉啾啾啁啁的声音。倘若我是骄傲的罗马人，会因此叫他们是Barbarian；倘若我是骄傲的英国人，会因此问他们”What are you jabbering?”；倘若我是骄傲的俄国人，会因此叫他们是鞑靼；倘若我是骄傲的美国人，会因此问她们”Are you speaking a ju-ju?”。一切语言中“野蛮人”的名字都与此有关，虽然对方也许并不野蛮，只是陌生而已。

不过，甭管家在地球村的那个大队，人们都直奔滨海湾的栈桥而去，显然都是冲焰火来的……

可是很遗憾，并没有什么焰火给我们看，因为某种原因取消了。我只好从莱佛士桥（Raffles Bridge）——新加坡历史的见证物——绕回地铁站，沮丧回家。

你看，生活就是这样。你所苦心追求的，夙寐筹划的，往往并不得到。给你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或者什么东西都不给你。所以我相信，把握每一天，善待每个人，确实比幻想未来更加重要。

星洲十谈之七·武

9月2日是一个星期六，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学生卡（MatriCard），注册了权限可以刷开实验室的门，也有了小小的朋友圈子，周末的校园依旧没有人气，所以我们如同蚂蚁、蜜蜂和每一类营社会性的动物一样，决定一起做点什么。

于是我们凑成一堆，去看新加坡空军开放日（Republic of Singapore Air Force Open House）。很奇怪，新加坡政府每年轮流搞军队开放日，让老百姓看战车，上军舰，钻飞机。不知道是为了“扬我国威”，还是为了表明税没白交——这样一想，似乎也应该？

到了巴耶利巴（Paya Lebar）空军基地，下车就被劈头盖脸的阳光浇个半死，提醒兄弟们：这是在赤道。幸好我带了个帽子，衣服也宽松，跟五道口的韩国混混一德性，秋伟就惨了，夜里打牌的时候一看，成黑白巧克力了。另一个博士后哥们很沉着，拿出太阳镜戴上，结果晚上成了转基因熊猫，黑皮肤白眼眶的！

回到当时，飞机摆了一长溜，包括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6-D+喷气式战斗机、CH-47运输直升机等等梦幻战机，许多都是越战电影和新闻联播之国际新闻里常见的。身着迷彩服的士兵一个个头发梳得像歌星，笑得比赤道阳光还灿烂，招呼大家来坐坐，合影，喝茶……

阿帕奇前的队伍类似困难时期猪肉铺子前的队伍——那是相当的长。我们排着队，突然耳朵几乎聋掉了！因为一架F16从旁边的跑道起飞了！随之大幅度作盘旋拉升突降，每一回掠过眼前都用撕裂般的声音扫得我们忍不住低头！

甚至来不及喝彩，紧接着直升机悬停、运输机空降伞兵、运输直升机空投火炮和步兵、轻型战车配合步兵冲锋……一一在面前几百米处上演！说到这里一定都以为我在骗人，那你更不会相信一架飞机还作了投弹表演，把不远处林带里的靶子炸得烈焰四起！

钻过了各种飞机，我们一心一意去排F16的队。猪肉铺子前的队伍又不算什么了，我相信如果有铺子分发研究生文凭、北京三环内的三居室外加一个美丽善良的老婆，队伍也不会比这更长。我不想回忆在地上时而坐时而倒的痛苦经历，也无意描述太阳怎么把我们晒蔫巴进了地里，总之这个队排了两个小时就对了——在赤道的阳光下。

星洲十谈之八·驺虞

这里生活的一个主题是体育运动。每周三、六，许多中国男博们就聚集起来打篮球，包括我们实验室的秋伟、晓宇，还有我，以及其他各实验室的十几个人。

场地很小，只有八块篮板，远不能同清华那几十块篮板的气势相比，所以打三拨是常态，打四拨也不鲜见，七个球一场。也有一个木地板的室内球场，可以随便用，但是里面太闷热。

同国内一样，大伙打球作风都很硬朗，上篮出手的时候要是来一快照，通常会看到N只手扇在上篮者的手上胳膊上头上。同国内不同，这里打球总是一盯一而不是联防，并且发球之前要先洗球（check，就是把球先交给对方，拿回来再发球出手，以避免偷袭。和比赛的时候把球先给裁判是一个道理）。

相比起来新加坡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打球小动作少很多，风格偏软，但是体力比我们好，或许是男生中学毕业后都要当两年兵的原因。让我吃惊的是女孩子也非常热衷于体育，不是像蓝光杯那样点缀性参与一下，而是真刀真枪和男生一起踢足球、打篮球，甚至光脚上阵！所以我所见到的坡妹，大多有小鹿一般紧致苗条的双腿，配上热辣的穿着，真是身材如魔鬼……遗憾的是面容不天使。

前面说过，这里有两个泳池，运动休闲中心的是标准池，国立教育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IE）的是短池。因为天气长夏无冬，所以都是露天的。本科生游泳免费，研究生要买六毛新币的票，要是办一张24新元的年卡，就可以不限时不限次。泳池里水很清，在任何一个地方把头埋进水，可以看清四壁任何一块瓷砖。大家大多不戴泳帽，女生一般都穿比基尼，这都是和国内不同的。

我还约了一个同学一块去健身房健身，参加了国际学生处搞的国际足球俱乐部（International Football Club），并且和秋伟一同报名了12月的新加坡马拉松赛的10公里项目。希望可以秉承清华的传统，有个好身体，健康工作50年吧！

星洲十谈之九·思齐

写了这样久还没有谈到学业，真是不应该。

电机电子工程学院是南洋理工最大的一个学院。迎新会（EEE Orientation for Research Students）上分管科研的副院长Alex Kot列出一堆文章和专利数字，很牛气地说该学院可以排进世界前五十云云——我猜是因为忘了把成果人均一下。

学院共分六个研究所（Division），我所在的是电力工程所（Power Engineering Division）——清华电机系是大系里边最小的一个，现在我的专业是南洋理工最大的学院里边最冷的一个。尴尬的地位，颇多相似。

不过虽说如此，我也看过热门专业比如半导体制造和计算机工程方面的论文教材，感觉工程研究到了这个层面，本质都是一样的。数学分析和数理统计的思路，数学建模和数值计算的方法，搜集和阅读领会信息资料的能力，快速掌握工具软件的本领，真的都一样，至于口头和书面表达技能，与人沟通合作的能力，时间管理的策略，更是所有学科和非学科从业者的必需。所以重要的是提升自己的层次而非追逐热门吧——热门而准入门槛低的，人力资源必然很快会供过于求。

同老师谈了几次，现在着手的课题是电力系统谐波分析，我曾经试图向学海事法的同学解释课题的内容，结果证明是啥啥弹琴，所以不妨用拙劣的比喻来解释我的课题：面对波涛起伏的大海，想要搞清某些水波的运动……

一边看书看论文，一边还要上三门课：工程计算方法（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高级数字信号处理（Advanced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和电力系统建模与控制（Power System Modeling and Control），每门每周上一次，每次三小时。下学期再上三门课，就可以准备资格考核（Qualifying Examination）了，通过的话，我的身份也就从现在的研究生（Research Student，这个不是指“硕士研究生”的“研究生”）转为博士候选人（PhD Candidate），也就是俗话说的博士生。还要两到三年才能完成博士课题，提交论文后就可以离开学校（包括离开新加坡）去自谋出路，再一年后才可以进行答辩，通过后得到博士学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莫名其妙的一年延迟，也许是因为新加坡实行英国学制？

如同每一个刚刚开始读博的学生一样，逸飞现在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憧憬，就像笑话所说的博士心路历程：

博一：我要做个牛博士！

博二：我要在四年内毕业。

博三：我要在五年内毕业……

博四：我……要毕业……

博五：去????！爱咋地咋地！

估计到了明年，逸飞就会变成现实主义者，而到了后年，就会变成批判现实主义者吧。

不过现在，逸飞对于课题还是充满了热情，并且发明出一个采矿论来描述我对科研的粗浅感受：

国内的科研像是采煤，某些老师就是国营煤矿的矿长，而某些老师就是小煤窑的窑主……老板签了合同，把实实在在的坑道工作面往你面前一搁，研究生们就一起赤膊上阵，放炮的放炮装煤溜子的装煤溜子，日产月产都有指标，拼死拼活完成了定量，学校吃肉老板啃骨头我们喝汤……煤矿不死人是不可能的，所以常常报道某某学校博士又跳了……

这里的科研像是掘金，老师们承包了课题拿下了资金划分了势力范围，然后把整块的矿山连同挖着金子的梦想一同交到研究生手里。其实到底能出什么成果、怎么能出成果，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不过要是都搞清楚了，也就轮不着你来做这个科研出这个成果拿这块狗头金了。

所以逸飞有时候有点迷茫，如同面对大海，想要搞清水波的方向。老师说：我认为应该尝试统计和概率的方法，做出最简单模型的成果就可以投论文——靠，弱智都知道想分析清每个水波的规律是Mission Impossible，得从整体上用统计和概率的方法。那具体咋整？一堆书和论文砸过来了。我扎进去读，每个单词都认识，合在一起就不明白丫在说啥。

这是必经的一个阶段，过了这两天估计就好多了，我想。也难怪华尔街常常会招收数学、物理和工程背景的博士到银行、基金和咨询公司工作：经过了这样的研究训练，大概多么复杂的经济活动都能研究清楚——还会比搞明白波涛起伏的大海上某些水波的运动更难吗？

星洲十谈之十·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我预备用无主题漫话来结束这个十日谈。

用电脑来写日记，或者说，周记，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方便写作、复制和传播。也有一个坏处，就是用鼠标轻轻一拖，就会飞速穿过太多的时空。我刚才想要看看暑假那一个月的生活，却看到“晓雯已从哈工大电机系建筑电气专业毕业……”这是去年暑假的事情。

我不敢再往前看，否则鼠标就会像机器猫（原谅我还是不习惯说哆啦A梦，就像爷爷还是习惯说胰子而不是肥皂）里的航时机一样，把我飞快带回拍《清华单车》的时候、考寄托的时候、踢新生杯的时候……一直到还在电脑上傻乎乎地打《盟军敢死队》的时候……

所以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永远记得一切温暖和辛酸的时刻。

然而99%的时间里，我不能怀旧，而是需要发挥善于克服孤独的天性，自己一人面对动荡的生活，打理好许多事务。

其中最重要的是钱。

有时候觉得汇率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新加坡元兑人民币的官方汇率大概是1:5.02，如果按照这个数字去换算，你会觉得新加坡东西真是很贵，比北京贵多了！当然，实际上并没有这么贵，因为牌价上人民币被人为压得太贱——傻子才相信1美元能买到8元人民币买的东西，1欧元能买到10元人民币买的东西，1新元能买到5元人民币买的东西……当然，这一举措并不傻，至少眼前看起来不傻，因为可以刺激工农业品的出口，平抑奢侈品的进口，吸引外资流入，扩大外汇储备。至于是不是会因此输出通货紧缩、压缩国内消费能力、和贱卖木头贵买汽车的非洲兄弟们站到一个队伍，就是肉食者谋的事情了。

经过一番统计，我推出自己的新加坡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应该是1:2，也就是说1新元在新加坡可以买到的东西，在北京2元人民币可以买到。具体依据看下面的对比（全部是新加坡新元价和北京人民币价）：

商品 新元 人民币 汇率价 我的购买力平价

学校食堂一份中餐 3~3.5 5~6 15~17.5 6~7

一份汉堡快餐 4.7 15 23.5 9.6

坐地铁约20站 1.72 3-5 7.1 3.44

四人租三居室每人月租 300 500 1,500 600

一度电 0.2 0.44 1 0.4

20个航空信封 1.2 4 6 2.4

可以看到，在最小二乘意义下，我的平价还是较为合适的。更准确地估计需要考虑各种用品在生活开支中的比重，进而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求得。

当心了，如果以这个一比二的平价为基准，就会发现新加坡的一类商品远比国内便宜，而另一类商品远比国内贵。

前一类是奢侈品，比如笔记本电脑、手机、化妆品、汽车……

例如ThinkPad的T60笔记本，某种配置下这边的学生价格是2,222新元（注意：按购买力平价，这就是4000多元人民币，或者说是700顿中餐，或者说是我两个月的收入），而国内要23,000人民币！！当然，也要考虑到学生价经过了补贴，有许多严格限制。

再如手机，我同新加坡电信（SingTel）签了两年合约，每月25新元，包1000条短信20条彩信，接听免费，只要在学校里拨出也免费（仅限打本地），另有100分钟不论在哪里拨出都免费。由于合约的原因，还可以低价买手机。

还比如自助餐，加冷（Kallang）的重庆火锅，虾蟹牛羊肉不限，15新元。武吉巴督（Bukit Batok）的自助回转寿司，19新元。这些搁到北京怎么也得100块钱以上。

后一类是包含密集人工服务的，比如理发，不洗不吹单剪也要8-10新元！比如医疗，绝对是打个针让你肉疼，拔个牙让你破产（如果没有医疗保险的话）！上周末我们住处卫生间水龙头坏了，倘若请工人来更换，单工钱就要50新元！我们听到这都疯了，只好花10新元买工具自己换上了。难怪听说在美国人人都会剪草坪，都是逼的，剪草机买得起工人雇不起。而在我的家乡甘肃又是什么情形呢？包工头不给和沙子的民工买手套和胶鞋，因为东西嫌贵，人有的是！

说完了钱我还想说说语言，因为我相信语言是人的名片。

有一个笑话：新加坡人又能讲中文又能讲英文，只不过中文中国人听不懂英文英国人听不懂，所以他们不是bilingual而是semilingual。虽然言过其实，也多少折射了现实。

本土福建、广东裔华人居多，但是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又与马来亚关系密切，结果形成了语言混杂的局面。我去超市买东西，尽管我说的是英文，阿姨还是跟我讲华语，因为我这张脸实在太中国了。但她们同印度人就讲英语，并且可以用简单的马来语和马来人说明价钱——其实到现在，我也会几句马来语了……

年轻的孩子们都是英校出身，只上过一门华文课，虽然都可以用略带闽南口音的普通话交谈，但要写就费事了。而且他们的英文虽然极其流利，却颇有粤语的神韵，加上众多中文才有的语气词，OK lah! No ah…听起来实在是……可爱。

不禁回想起刚到第一天的笑话：注册要拿号，我前面有个人是53号，老师把fifty three读作fifty tree，我吃了一惊：“五十棵树？”她看我不明白，又改口说five tree (five three)，我更吃惊：“五棵树？”

语言是耳朵给我的印象。如果问问眼睛给我的印象，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新加坡，就是秩序。

记得以前看过一句话，说在北京上海呆过，你会觉得绝大部分外国城市都是农村，包括洛杉矶和柏林在内。我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比起北京来，新加坡富裕吗？似乎不是，南洋理工的厕所大都是按按钮冲水的，很少见清华到处都是的自动冲水装置。新加坡发达吗？似乎不是，这里虽然车很多，组屋下面停满了，但不少都是客货两用，不像北京街头有那么多名牌跑车。这里繁荣吗？似乎不是，五道口和襄阳路的热闹，我还没在新加坡任何一个地方见过。

甚至可以说，这里服务普罗大众的大排档、穿着对襟花衣服端盘扫地的华族老头老太、超市里包装粗糙的饼干……都让我回想起90年代中国县城的农贸市场。

但是，如果让我判断哪边更现代一些，我还是会选择新加坡而不是北京，原因就是这个词——秩序。

走在北京城里，你会感觉像走在春天雨后的田野里，到处是勃勃的生机。不知道从何而来的资金聚集在某个街区，高楼大厦酒店窑子顿时鼓了出来，年轻的外地来的男孩女孩，在拥挤的中关村街上扛着机箱，在后海穿着旗装招徕顾客，在北大三角地伸长脖子看展板上租房和讲座的信息，在崇外大街抓起盛水果的筐子狂奔以躲避城管的抓捕……贴小广告的永远比铲小广告的多，东三环也敢挖断水管淹掉整个主路，开发商一介入百年的老胡同几天就拆掉，石景山一些贫民聚集的棚户区却永远没人管管……

只要稍稍离开城市的中心——不，长安街的中心，古老的北京就会显露出贫困的面貌——对，是贫困！

北四环路上拉着土豆的马车，清华大学新林院住户们用破木板钉成的院门，沙河的铁路线边铁瘦铁瘦的原住民，二环以内偶然还可以看到的蜂窝煤炉子，在后八家和爷爷一起吆喝着京腔卖烤红薯的穿校服的小胖子，离开CBD二十公里之遥却足以吃掉一对年轻研究生夫妇20年青春的房子……都在异口同声地说着同一个词：贫困。

因为秩序的缺失。

取而代之的是力量——政治的，经济的，红色的，黑色的。力量所及的地方，以不可思议的加速度突飞猛进。力量不及的地方，封存着活化石一般的历史。

而新加坡的社会似乎已进入某种成熟期，一切都是高度秩序化的，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仿佛一部设计精巧磨合充分润滑良好的机器，悄无声息而高效自如地运转着。

我想插句嘴说，有些无关紧要的习惯很容易改变：我已经习惯在左侧走路了。有些关乎性命的本能却很难改变：过马路如果有车，我还是忍不住停下脚步，结果是双方都停下来等对方先过。事实上通过人行横道的时候，即使我在马路这一侧刚刚落下脚去，从另一侧通过的汽车大部分也会停下来等我过去，再从身后加速通过。我卧室的窗子下有一个人行横道，两边各立一个路灯，到了晚上就一直一闪一闪，用来提醒过往汽车，而即便是夜里一点，路上空无一人，汽车通过时大多也还是会减速，慢慢通过后再加速。

这种秩序是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周末的深夜我去百美超市买夜宵，队伍里一个人拿了瓶酒，收银员告诉他过了12点不可以买酒了，他一言不发放了回去。出来我看了表，0:15，也许他刚拿酒的时候还没到12点呢。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样奇怪的限酒令，也第一次看到双方这样合作服从法令，虽然当时双方都因此有所损失。想一想国内的网吧关于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规定吧……

刚来新加坡没有任何朋友接，也没打车，自己拖着38公斤的行李（包括一个没有轮子的箱子！不得不重申一遍人类历史上三大发明：火，轮子，中央银行……）从一个塔楼到另一个塔楼搭上地铁，再换乘一条线，再倒公共汽车到学校，再倒两次电梯到这个实验室。能够这样是因为不论在哪里都有着详细的路线指示和灯箱地图，让初来者不用问人就找得到路，也是因为有完善的电梯系统。慢慢习惯了，甚至会为标示、电梯、厕所、饮水机之多感到繁琐，甚至会怀疑专门雇一个老大爷为“农贸市场”不起眼的角落一个下水道盖子定期涂上黄黑两色的标志有什么意义？

来到实验室不多久，我的学号被登记到数据库里，就可以用学生卡（Matric Card）刷开实验室的门了。出门的话倒是有传感器，走近门就会自动开锁。姚先生还把我的卡复印了一份贴在墙上，在“研究学者”（Research Scholar）一栏，和“职员”（Staff）区分开。每当看到这个“研究学者”的字眼，逸飞的虚荣心都要膨胀一下下。当然，这复印件不是让我自我感觉良好用的，而是为了保安（Warden）夜里巡查的时候，可以据此查验实验室里的人是否是这里的研究生。规则并不只限制我们，三名职员（姚先生，李先生，安妮）自己的工作卡也要复印了贴上，并且注明每人分别负责设备、安全（包括消防）和杂务——虽然我认为真着了火是人都得动手，而不能等那位负责消防的先生来履行职责。

我住的单元电梯门口总是贴着些布告，中英双语打印的。起初以为没人清理，后来才发现每隔几天就换了一张，上写“丰沙镇理事会定于某月某日清理垃圾道，请紧闭门窗”，“丰沙镇理事会定于某月某日洗刷外墙，请收好晾晒衣物”，“丰沙镇理事会定于某月某日组织中秋节月饼会，请莅临参加”…… 还好没有“丰沙镇理事会定于某月某日组织学习八荣八耻，请按时到场”。然而除了有时候钻墙的声音，我丝毫没有感觉到他们整修楼房的响动。

也许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正应该是这样不知不觉就把该做的事都做了？而不是用80%的资源，完成20%的工作，并且加以100%的宣传？也许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正应该让每个公民都老有所为，幼有所养，用其所长，护其所短？而不是受着火烧眉毛的生存压力的驱使，按照丛林法则发迹或者灭亡？

星洲十谈要告一段落了，星城生活还在继续。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变化的社会和动荡的生活，面对爱与恨，得与失，喜悦和痛苦，过去和未来。我愿意用小时候电视节目《十二演播室》的台词来与一切朋友们共勉：

去听，去看，去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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