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文化：同质性、多元性、身份认同、自由（上）

作者:Tom D. Palmer 翻译:郭玉闪

著者：汤姆 D.帕尔默（Tom D. Palmer）
译者：郭玉闪
校对：秋 风

玖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版权声明
本文是根据作者提交给诺曼基金会2003年11月组织的“自由贸易运动” 研讨会论文修改而来的。

作者简介

Tom D. Palmer是Cato Institute的资深研究员，也是Cato大学的主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他在那些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及它们的继任国家中非常积极的宣传古典自由主义观念。在加入Cato之前，他是牛津大学Hertford学院的H.B.Earhart研究员，也是George Mason大学人权研究协会副会长。

他经常在美国和欧洲讲授公共选择、个人主义和公民社会、个体权利的道德和法律基础等课程。他在政治学和道德领域方面写了很多评论及文章，分别发表在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Ethics、Critical Review和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这样的学术性期刊，以及Slate、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New York Times和the Washington Post这样的大众媒体上。他在马里兰州Annapolis的St. Johns College获得了Liberal Arts学士学位，在华盛顿特区的美洲天主教大学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在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自由贸易正在受到攻击。自由贸易的捍卫者们向来习惯于批驳贸易平衡的教条以及国家之间经济“竞争”的种种谬误[1]；但是他们还不大习惯于应对对贸易的 “文化”批评。鼓吹贸易壁垒的人们坚持认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破坏了文化。可是，全球化真的造成了文化的同质性并且损失了多元性吗？文化“正宗” （Authenticity）正在受到全球化的威胁吗？难道这个星球有被同质性的大泡沫淹没的危险？当不同文化中的成员互相交换创意、产品和服务时，我们需要担心身份认同感（personal identity）被削弱吗？用文化来反对自由贸易，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几乎没有什么新玩意。它们和经济上的反对理由一样错误。

I. 定义

在开始讨论全球化之前先对之进行界定，通常来说都是有用的。和一切术语一样，全球化可以被我们界定为我们希望的任何含义。但是，不是所有的定义都是好的。多数定义只是为了在辩论之前就取得辩论的胜利。在我们即将进行的讨论里，为了不出现一点点这样或者那样的夸大，我将会提供一个我认为能抓住讨论核心的定义。

全球化的批评者（他们有时坚持说他们不是全球化的敌人，而是“另一种”全球化的支持者）普遍地把全球化简单地等同于人类的不道德、贪婪，或者日益增长的全球贸易带来的所谓不良后果：因而，全球化定义中已经包含着其不可取的意思。与之不同的是，我们将从一个可操作的定义出发，然后再追问这样定义之下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我用全球化这个词来表示那些由国家强制施加于跨国界自愿交易上的限制措施之减少或者消失，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日益一体化和复杂的全球交换和生产体系。

核心的政策问题是，国界是否应该被利用来阻止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交易。美国种植小麦的农场主能从芬兰人手里购买手机吗？加纳的纺织工可以把他们制造的衬衫和裤子卖给德国的汽车工人吗？台湾投资商能被允许购买肯尼亚的资产吗？墨西哥的机械技术可以用来修理在渥太华或者芝加哥的车辆吗？显然，像这样的问题可以无限的列举下去，不过我想要说的意思已经足够清楚了。如果交易双方都在国界同一边的交易可以被允许，那么如果一方在国界这边，另一方在国界另一边，这样的交易就该被禁止吗？

现在我们回到文化问题上来。哪怕是在同一篇文章或考察描绘中，这个词也有很多种用法，这包括：人类特定能力的养成；艺术（这特别指“高雅”艺术，它和已经引发了很多学术研究的“流行文化”有区别的）以及人们普遍共有的生活模式。通常，全球化的批评者是在上述第二和第三种含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来展开批评的。我将主要集中在“文化”的第三种用法上，即彼得·伯杰（Peter Berger）所说的“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含义，即普通民众日常生活里的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2]

我们应当欢迎、拥抱还是恐惧、拒绝由全球贸易、商业和交往所带来的不同文化、人群、种族、社区以及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特别是，全球化是不是真的导致了一种同质化的全球文化？在这样的文化里，我们无法把来自巴西的生活方式和巴伐利亚的相区分？甚至，更进一步说，是否会出现一个所有的国家看起来都像南加州的世界？

II．全球化的不同观点

全球化基本上算不了什么新鲜事。它几乎和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西方世界在最初系统表述的政治哲学里就出现了对全球化的辩护。差不多在公元前420年，阿布德拉( Abdera )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就写过，“对于智者来说，整个世界是开放的；一个美好灵魂的故乡是整个世界”。[3]

国际贸易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文明社会接纳了。荷马在《奥德赛》第九卷里描述，独眼巨人族（Cyclopean race）被认为是野蛮的真正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和其它种族贸易或者接触。

“独眼巨人族（Cyclops）没有海船，船首涂得鲜红，
也没有造船的工匠，制作凳板坚固的
木船，使他们得以驾船过海，满足生活的需求，
造访异邦客地，像别处的人们那样，
驱船渡海，互相通商往来，从而
使这座岛屿成为繁荣昌盛的地界。”[4]

当然，类似的态度并不局限于希腊人。宋高宗（1127－1162）在为商业辩护时提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5] 南宋首都杭州也有一个著名的谚语：“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6]

为了说明当前关于全球化和文化的争论实在算不上新鲜，让我们对照一下对于通过商业而实现之全球化的描述，但不是写于21世纪，而是写于18世纪。英国剧作家和著名文学人物约瑟夫–阿狄森（Joseph Addison）1711年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上发表过一篇记录他的全球化经历的文章。他这样描述他频繁走访伦敦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的见闻：

交易圈里的经纪人（贸易代理商）恰如政治圈里的大使，他们洽谈事务，终止合约，和那些被海洋彼此分隔开或者居住在大陆不同端的富裕社会的人们保持良好的通信关系。我经常很高兴的听到一个日本居民和伦敦市议员之间发生的争端得到解决，或者看到一个大蒙古属国和某个俄罗斯沙皇组成一个联盟。有一些商业大臣，我特别喜欢和他们混在一起，他们的特征很清楚，有不同的走路姿势，说着不同的语言：有时候我挤在一个亚美尼亚团队里，有时候投入到一堆犹太人当中，有时则是一群荷兰人。在一些不同时刻，我成了丹麦人，瑞典人或法国人，甚至象一个年老的哲学家一样，当被询问到是哪个国家的时，回答到，我是世界公民[7]。

第二个描述出自一个法国作家和政治运动家，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ois-Marie Arouet），就是我们多数人都知道的伏尔泰，在他的《哲学书简》（Philosophical Letters）里的记载。除了普及和宣传用于对付天花的接种疫苗新方法（如果要了解的话，那是一个相当可怕的过程，但是救了好几百万人的性命）外，他还向他的法国读者描绘了一个令人激动的，世界性的，并且更宽容和自由的英国。又是证券交易所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他的第六封信里提到，：

步入伦敦的交易所，这个地方比好多法庭还要庄严，而且你会看到所有国家的代表为了人类的利润聚集在那里。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在一起做生意，就好像他们都有同一个信仰，而那些破产的家伙才是异教徒。在那里，长老会信徒信任再洗礼派教徒，英国国教的人相信贵格会会员的承诺。而在离开这些和平和自由的集会之后，有些人去犹太教堂，有些人找地方喝酒；这个人正在赶往接受以圣父圣子圣灵名义举行的一个大型施洗的路上；那个人正在让他的孩子接受割礼，而孩子自己对在他头上咕哝的希伯来祝福词一点都不懂；其他一些人戴着礼帽去教堂等候上帝的启示；所有人都很满足[8]。

在他的第十封信里，伏尔泰对英国正在享受的令人惊讶的法律和社会平等做了评论——从我们今天的标准看并不完美，不过很多那个时代的人会把这当作恶毒的诽谤——并且把他观察到的商业化的、开放的、有活力的英国社会与他的更为顺从权威的祖国法兰西做了对比：

在法国，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都能成为侯爵；那些从某个外省最偏远地方带着钱来到巴黎挥霍，名字后面带个“ac”或者“ille”的人，可能都会陶醉于这样的措词“我这种等级的人”，“我这样有身份和品味的人”，然后用高高在上的蔑视的目光看待商人。商人经常自己会听到他的职业被轻蔑地提及，以至他都得为自己的愚蠢脸红。但是，我不知道该说究竟谁对国家更有用，是一个准确知道国王早晨起床和夜晚上床时间、在大臣的前室里用庄严的神情扮演奴才角色的涂脂抹粉的贵族呢，还是一个的伟大的商人，他使国家变得更富裕，他从办公室里向苏拉特（Surat）和开罗（Cario）发出定单，并为世界的福利做出贡献 [9]。

阿狄森和伏尔泰都把全球化和开放、活力、自由以及进步联系在一起，并且赞美它们。更重要的，他们赞扬开始为人所知的人类权利，或者我们所称为的人权。他们都盼望着关于自由、宽容和平等权利的原则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不过，同样是商业化带来的结果，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很多人被那样一种社会流动性、混乱、等级、种族、宗教信仰、甚至性的不道德（可怕）的混杂吓坏了。对商业全球化的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批评出自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ser），他是作家、实干家，也是离荷兰不远的一个自治城市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政治和知识圈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默泽尔不仅仅是十八世纪对商业全球化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之一，他的观点也影响了他之后几乎所有全球化最厉害的反对者，而且依然对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影响。与阿狄森、伏尔泰不一样，默泽尔谴责商业、批发商、小商贩和犹太人。他反对他们把商品运到乡下，用新颖的产品和未见识过的享乐来引诱村民，腐蚀了那些村民朴素的和“美好的道德”，而且在让村民接触新观念的过程中，破坏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惯性的生活方式。他写道：

我们的祖先不宽容这些乡村店主；他们不愿意实施市场自由；他们禁止犹太人进入主教教区；为什么这么严厉？当然是为了不让乡村居民每天都受到刺激、诱惑、被引入歧途和受欺骗。他们坚持一个实践经验准则：只要瞧不见，就不会让人误入歧途[10]。

他相信，商业破坏了传统道德，那些被他确定为美好的道德。

然而，默泽尔不仅仅只关注一个政治秩序内部的道德，他还关注普适性原则的传播对这个星球上各种政治秩序所产生的影响。1772年他对那些与普遍性人权原则有关的理念的传播表示痛惜，他写道，自然通过它的多样性展示它的财富，而普适性的平等原则偏离了自然的真正安排，从而为通向专制扫清了道路。专制就是仅根据少数原则来设法压迫所有人，当然也就因此损失了由多样化带来的丰富性[11]。

当默泽尔提到多样化时，他说的不是市场上商品的多样化，甚至也不是人们在开放的和商业化的社会里所能获得的经验的多样化，而是指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的多样化，其中大多数必然地是高度不自由的，建立在政治及法律的不平等之上的。毕竟，平等只有一个，反之，可能造成不平等的形式和体系则无有穷尽。

默泽尔和他的当代追随者们提出（甚至坚持），贸易和流通的自由将使整个世界日趋同质，丧失多样性，从而变得贫瘠。这个观点认为，当社会联系变得更为紧密时，人们变得更相似，而当人们变得更相似时，人们对多样化的体验将减少，这时在某些价值上就会遭受净损失。默泽尔对贸易和商业的批评在被修改后，已经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用于发起进攻的重要形式。唯一的主要区别是，现在反全球化者一般将大型民族国家（法国，德国，巴西，日本，墨西哥）视为默泽尔所称的“多样化”的重点，而不再是奥斯纳布吕克那样的小地区或城镇，默泽尔当初试图保护这样的小镇不受汉堡、阿姆斯特丹和科隆这样的外地的影响。

III．社会联系和多样性

《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方案》报告的第一章题为“多样性”，作者在开篇发出了一段非常有名的抱怨：

在数十年之前，当我们离开家到某个地方时，还能看到不同的建筑物，不同的风景，而且语言、生活方式、穿着和价值观也都不一样[12]。

和尤斯图斯–默泽尔相呼应，他们宣称，多样性对任何生命形态的活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人类经验和潜能的丰富的可能性体现在文化的多样性上，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一种可以激发向更高层次的社会、智力和精神成就发展的基因库，同时也创造出一种身份感，共同体归属感和意义 [13]。

究竟全球贸易和商业会不会真的导致人类经验丰富性的净损失？答案是：几乎确定不会。再强调一次，这种争论几乎不算新鲜，它已经伴随我们多年了。研究团体（Group）形成和分化的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对这个问题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齐美尔观察到，当群体在大小和范围上扩张时，内部就会开始趋向于更分化。互动交流的人数越多，可能的社会角色或定位就越多，人们之间形成差异和个性化的机会也就越大。而当群体内部持续分化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在群体内的经验越来越多样化时，群体之间的差异程度将会降低[14]。所以，群体内部的个性化和多样性的增长可能与群体之间的差异及个性化呈现出一种负的相关性[15]。

最近，经济学家泰勒–考文在他的著作《创造性的毁灭：全球化如何改变世界上的文化》中描绘了各种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如果一个社会和另一个社会交易一件新的艺术品，那么在那个社会内部的多样性增长了（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但在两个社会之间的差异则下降了（这两个社会变得更相似了）。可见，问题不在于多样性本身多了还是少了，而是全球化带来的究竟是哪一种多样性。文化间的交流趋向于促进社会内部的多样性，但也会降低社会之间的差异[16]。

如果多样性的存在本身就是珍贵的，那么，我们将很难决定究竟该支持还是反对交流沟通。不过，对于那些关注人类多样性并且支持该有更多交流沟通的人们来说，有一条理由非常有利。那就是，那种不能被任何人直接体验到的纯粹的多样化，对于人类来说，并没有什么价值。存在于独立的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如果彼此的差异都没有被体验到，那么这种多样性对于这些群体内的成员没有什么益处。这种多样性要想变得有价值，就必须有某人或者某个群体对之有体验。或许“在数十年之前，当我们离开家到某个地方时，还可能看到不同的建筑物，不同的风景，而且语言、生活方式、穿着和价值观也都不一样”[17]是真实的，但那一般只是对代表世界人口一个极小部分的少量可以流动的精英是真实的。绝大多数人则生活在相对隔绝的共同体里，并没有从那样的多样性里获益，因为他们对之没有任何体验。而生活在今天，体验到现代全球化世界的人们，却比任何以往的人类在人类多样性和创新性上有着更多的体验。

既然对多样性的大多数体验来自于对社会群体内部而不是群体间多样性的体验，如果对多样性的体验是有价值的，那么群体间更多的交流沟通和社会群体的扩张将产生更多我们所希望的多样性。事实上，既然更多的人们感受到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则这些群体间的差异可能会变小，但群体内的多样性会变大，而这种多样性多数人们实际上是有机会体验到的。一般说来，全球化带来更多，而非更少可以实际体验到的多样性。游客，外交官和从事国际商务的人们的确直接体验到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但正是那些构成全球化的活动在社会内部带来了对多样性体验的增长。那些抱怨全球化后果的人们，他们有点象某些鲁莽的游客，他们总是激烈的批评甲地或者乙地被太多的游客毁坏了。

IV．文化保护主义的政策

有些人寻求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来确保或保护文化独特性，包括对进口国外电影和书籍施加强制性的法律限制，对本地文化产品生产发放特别津贴，对使用外国语予以限制，对卫星接收器或连接器进行限制，对财物拥有者向外国人出售的能力进行限制，还有其他形式的社会控制。实际上，二战后不久的国际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就是自由贸易一般原则的例外。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有一个“第四条款”，它规定了“对电影胶片的特殊安排”，并且允许实行电影配额制、及对电影实施国内管制。在达成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文化类服务被单列出来协商。而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与关贸总协定GATT相比较）下，根据最惠国待遇（MFN）原则也可以有一些例外规定。欧盟就已经成功的将文化产业排除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之外，允许各个欧洲国家对国内电视广播和影片发行施加内容限制。

通过强制来保护文化有很多种形式。加拿大政府通过向公民征税来资助国内电影行业。法国政府不仅征税来补贴电影制作，而且要求在法国演出的所有电影中至少 40%必须是法语电影。新加坡、中国、沙特阿拉伯的政府都在保护本地文化的名义下限制对互联网的访问（但是都不提他们的统治者对权力的控制）。

在为这些管制措施以及自由贸易原则的例外规定辩护的时候，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and）说：“我们所有民族的文化认同正处于危险之中。这是所有人对自己文化的权利。去创造和选择我们自己的文化象征是一种自由。一个放弃自己代表自己的权利的社会是一个被奴役的社会。”[18]

欧盟贸易委员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坚持认为，自由贸易的一般原则不应当运用到文化商品上，因为“文化产品是特殊的，一方面，它们可以买卖，进口和出口；另一方面，不管这些待销售的产品和服务是如何分类的，由于它们的价值和在内容上的创新，它们依然不能被认为是简单的商品和服务。”[19] 他解释道，“根据贸易的人道主义理论，这种交易必须要提高而不能限制多样性。”[20]

如果只是“X”国家的纳税人被征税以补贴本地电影生产，那自由贸易的鼓吹者没有什么特别要抱怨的（当然，这些国家的纳税人可以有自己的理由抱怨）。但是限制消费者购买、观看、阅读或者体验其他地方生产的文化产品就不同了。它们代表了一些人主张对另外一些人拥有权力，尤其是那些有着优越地位的精英们。他们认为他们对某些人的行为有权力，比如在购买或者观看电影，网上冲浪，阅读书籍上，只要他们认为这些行为会损害到这些人脆弱的文化认同感。这些权力主张决不能作为“文化自我保护”的代表，因为相反，这只是一些人主张自己他们有权力和权利去为另外一些人决定该看什么，听什么，读什么和想什么。问题不在于有些人是否有能力为另外一些人做出选择并且强制他们执行。认为这种强制可以鼓励更大意义上的文化自由，根本就是一种自我欺骗行为。就像最近一个罗马尼亚学生在普罗旺斯-艾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Aix-en-Provence）的一个会议上对我谈及的：“只是为了满足国内生产配额，让罗马尼亚电视台一遍又一遍的放映一些无聊的老电影，这怎么可能让我对我的文化感到更自由或者更安全呢？”

当密特朗提到在文化产品贸易上采取的限制措施代表着“创造和选择我们自己文化象征的自由”时，他说错了。这些措施代表的是政治精英用暴力反对别人的权力，这践踏了别人创造和选择他们自己文化象征的自由。 【未完】

－－原载：《九鼎》，2006-03-09
http://www.jiuding.org/Article/Class5/200603/292.html

———————————————
->[ 右派网 http://www.youpa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