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斗士”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那么，到底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有多大呢？

应该是很大。例如，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显然认为，戈尔对“和平”的贡献，要比为了抗议缅甸军政府独裁统治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一众僧侣高。戈尔的贡献亦比许多为着争取民主、自由而作出牺牲的人士高，例如为了推动越南民主三月被判监八年的越南神父阮文黎，冒险协助北韩人逃亡的南韩宣教师千基元，儿子被判监九年的新彊异见人士热比娅，还有曾被下毒毁容、坚持“橙色革命”精神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他们都没有获得和平奖。(参阅文章 Not Nobel Winners)

究竟戈尔做了什么，以致他的“和平成就”这么高呢？原来，戈尔制作了一套叫“绝望真相”的科幻电影，又筹办了横跨全球十一个地区的Live Earth演唱会。由于戈尔的成就“高”，所以就算那套“绝望真相”，最近被英国高等法院裁定谬误连篇，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也可以视若无睹。须知道，英国法官指出的九个谬误，可不是无心之失的小错误，而是关乎整个“人为全球暖化”理论基础存在着误导：例如，根据“冰核”（ice core）的研究显示，过去六十五万年，其实是全球气温上升之后数百年二氧化碳量才上升，而非戈尔宣称的二氧化碳导致气温上升。

戈尔的“和平”贡献，亦远超过他的Live Earth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整个演唱会估计导致排放至少74500吨二氧化碳，数量是英国人每年平均排放量的三千多倍。光是摇滚巨星们飞来飞去献唱，涉及的飞行里数就有三十五万公里，加起来足以环绕地球九个圈。更难得的是，戈尔一方面鼓励大家减少消费，另一方面，他的身家这几年来却可以暴涨，其净资产由当年参选总统竞选前只有约八十万美元，暴增至超过一亿美元。富贵了的戈尔，其生活当然不可与一般跟着他对抗“暖化”的平民百姓相提并论，故此，他的豪宅用电量可以是美国家庭平均的二十倍，又可以用私人飞机周游列国，这些花费，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身为“环保斗士”，自己却过奢华生活、拥有超乎常人的“碳脚印”（carbon footprint），难免会被人指指点点，于是，戈尔找出一个非常方便的方法为自己开脱：他是有购买“碳信用”（carbon credit）来抵销自己的“碳脚印”的。但后来人们却发现，原来戈尔和高盛前高层开设了一间投资公司，他的碳信用便是这公司替他购买的；这公司声称主要投资在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上，同时也是温室气体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的会员，戈尔四周推销全球暖化论，无形中亦在推广自己的生意。

戈尔对“和平”的贡献，也包括他在任副总统时，拒绝把美国已经签署了的《京都条约》提交国会表决。假如国会当年通过承认《京都条约》，往后布殊的经济和能源政策便无可避免受到限制，美国以至全球经济，便可能不会有之后的巨大增长，戈尔当年不把条约提交国会，无疑亦应记一功。

当然，除戈尔之外，亦不能不提同获诺贝尔平和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这个官僚机构，一手打破客观的科学传统，改为只筛选一些支持“人为暖化”的半熟理论，以“制订政策者撮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的方式，率先宣称这是“科学界共识”，制止科学家事事讲求实证的“无谓纷争”，其对“和平”的贡献，亦是实至名归。

戈尔和IPCC，一个开拍在科学上错漏百出的科幻电影，另一个则把科学实证原则打个稀巴烂，但同样可以对“世界和平”有着莫大的贡献，世事之匪夷所思，由此可见一斑。令人担心的是，观乎过去许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人物，如阿拉法、哥尔巴乔夫、卡达和安南等，他们的影响力和历史的评价都每况愈下。将来，如果地球气候没有如其所预言般恶化，相信戈尔日后也难逃类似宿命的。

－－原载：《YellowCow Blog - 踢爆香港传媒》，200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