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人格，有四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诗性抒情”空前发达；其二是“生存智慧、保命哲学”异常繁荣；其三是“哲学头脑、理性思维”十分孱弱，其四是混沌朦胧、迷乱糊涂让世人惊叹。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是一个极端恐怖的社会。中国数千年的改朝换代，一直遵循着一个“成王败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处于这种恐怖统治之下的人们，只能随遇而安、偷安苟且，只能命贱如草、逆来顺受。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们，当他们遇到无道和不义时，只能当缩头乌龟。就像鸵鸟那样，遇到危险，只管把鸟头钻进草丛里。而对于露在外面的整个身子，只能自欺欺人地寻找各种理由来推脱和掩饰。

在这种高强度的恐怖重压之下，中国人也需要灵魂的慰籍，也需要心理的平衡，于是就以自我安慰式的“精神胜利法”为主要手段，产生了一种意淫的满足感，产生了一种自慰的快乐－－诗性抒情。这很像被人强奸而大声叫床，并大喊好爽、好痛快一样（任不寐《灾变论》的论证结论，笔者进行了一点文字表述上的改写而已）。经过历久不衰的历史文化和人文心理的积淀，遂使中国人的这种诗性抒情空前发达。

暴力恐怖的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暴力奴役的“合法正当性”，对于敢于质疑其奴役统治的人们，往往以利刃来“回应”。如周厉王时，“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孔子任司寇七天，就杀了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的少正卯；秦始皇为了推销其集权专制的奴役哲学，就将非议朝政的儒生方士杀之千余；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质疑其钦定理论的人，也是用快刀利刃来对付；曹操杀掉“融四岁，能让梨”的一代天才孔融，也是以“疑圣教、贬周孔”为理由；晋代著名文学家嵇康，也被司马昭以“非仁孝、讥周孔”而砍了头……到了元明清时代，文字之狱多如牛毛，稍有不慎，则横祸临身，并殃及九族甚至十族；

到了毛共时代，更是把这种戕害文化、窒息思想的文字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历朝历代，需要有文字和言论的证据，才能成为“文字狱”。而在毛共时代， “思想反动”也是它杀人的理由。也就是说，连这种“道路以目”，也可能招来灭顶之灾、杀身之祸。只有将人们像猪狗一样圈养着，才不至于被砍头。

在这种长期的恐怖文化的熏陶下，人们不能也不敢具有“打破沙锅问到底”追求正义和真理的勇气，只有那种“生存智慧、保命哲学”的空前发达。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确实也冒出了一些思想的闪光，但这些思想的闪光的遭遇却十分悲惨。其一是在这种灾民社会里，这种思想的火花本来就非常的稀有。在自然灾变和战乱频繁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思想的闪光，只能在天空划出一道流星般的痕迹，而无法进行文化的积累和历史的延续。其二是这种思想的火花，与灾民的 “保命和生存”没有直接的效用，得不民间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使这些在茫茫黑夜中摸索的思想者，一直处于孤独和苦闷之中，而不能获得心理上的支撑和灵魂上的安慰，更不能让灾民产生心灵上的共鸣，直至被历史的尘埃完全湮没。其三是受到暴力恐怖集团的戕害和压制，使中国社会本来稀缺的哲学理性逻辑思维资源，更趋稀缺。

西方国家的文化精英们，穷其毕生精力而苦苦探索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现象，在“聪明的”中国人眼里，简直是一群傻瓜和疯子嘛。

这就是中国人哲学头脑趋于虚无，理性思维和逻辑判断能力异常孱弱的原因所在。

在这个“保命哲学、生存智慧”空前发达的国度里，中国人像驯服的绵羊，只知道苟且偷生；像漂浮于汹涌大海之上的一片树叶，只知道随波逐流、逆来顺受。历朝历代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历朝历代奴役者和暴君，在这里找到了推行他们奴役统治“王道乐土”，找到了他们践行“强权就是真理”的强盗逻辑的最稳固的群众基础。

在这种哲学头脑虚无和理性思维孱弱的社会里，人们一直在混沌朦胧、迷乱糊涂中混日子，凡事喜欢云亦云，遇事总是随遇而安。稀里糊涂和稀泥，傻人长命蠢有福。中国人就这样一代代繁衍下来，一直苟活到今天。

长期处于“生存恐惧”和“饥饿焦虑”之中的人们，一直处于动物化生存的状态之下，社会的文明进步也就很难有所推进。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话，从某种意义上看，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明显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如果把人像猪狗一样关起来，仓廪也实，衣食也足，你能让这些猪狗一样的人们 “知礼节”和“知荣辱”吗？

由此可见，中国人向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如谚语、古训、成语等，如孔子、老子、管子等百家经典，大多靠不住。这也说明了，中国人很不善于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古往今来，人们只满足将古人的话鹦鹉学舌、琅琅上口，却很少分析和判断它的是非对错。

闲话少述，言归正传。

鲁迅先生一再声明，希望他的作品速朽。看来他的这个愿望要落空了。仅一个阿Ｑ的艺术形象，就足以令其永垂不朽。更何况在阿Q艺术形象之外，还刻画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造型？

在这个阿Q的国度里，在当前这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下，国人对方块文字的奇妙运用，产生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学现象。其语言文字之精妙绝伦，不由你不拍案叫绝。鄙人稍加留意，便可举出很多这方面的例证。为便于阅读，今姑妄分类而言之。

其一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文字游戏。如把失业说成是“待业”和“下岗”；把妓女说成是“卖淫女”、“应招女”等；对于风行于九鼎神州的卖淫嫖娼现象，则以“社会丑恶现象”来掩饰；把资本说成是“资金”和“资本金”等。所有这些失业、妓女、卖淫嫖娼、资本等社会现象或经济范畴，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共的祖师爷马克思，就把它定义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产物。当前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岂能有此丑恶现象或经济范畴？于是中国丰富的语言文字，就衍生出了这些耐人寻的新名词。这样做，当然皆大欢喜。对于汇报的下级来说，是避天下之大不讳，以免引火烧身；而对于权力人士，则可以避免往自己脸上抹黑，以免影响自己的政绩和前途。这种对说者和听者都大有裨益的好事，正可以推而广之、风行全球。

其二是“虚虚实实、兵不厌诈”式的文字游戏。如“民主集中制”这个似是而非的名词，所谓民主，它本身就包含了小数服从多数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毛泽东所解释的“让人讲话”的民主。他高兴时当然可以“让人讲话”，不高兴时则以“阳谋”把讲话者一网打尽。邓小平多次反对“绝对的民主”，可他从来就不反对“绝对的集中”。因此，词组的阐释者就可以以此为依据，一会儿大讲特讲“民主”，坚持“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一会儿又把它解释成“没有必要的集中，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一会儿又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为理由，将民主一股脑地予以全盘否定。

又如“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奇特名词，将民主与专政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概念，硬性胶合在一起，有时被说成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有时又由少数人拿它去全面地专一切人的“政”。

再如“中国特色的人权”、“中国特色的法治”、“中国特色的民主”等希奇古怪的名词，他们不管这些名词的本质属性如何，也不管人类文明的公认准则是怎样定义这些基本概念的，将其冠以一个“中国特色的”的定语，就可以随意进行解释。将外国引进的麒麟龙凤，解释成中国特色的“毛毛虫”。

这些专有名词的发明和使用者，很象一个高明的魔术师，可以把简单的中国文字，弄出变幻莫测的花样来。至于怎样进行解释，当然要看“政治形势”的需要，最根本的是看对当权者自己是否有利。

其三是“反弹琵琶、颠倒黑白”式的文字游戏。本来我们各级领导应是人民的公仆，时下却流行以“老板”、“父母官”自居；再如毛泽东曾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话。今天不少人别出心裁地把它改成“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确实切中时弊；又如，面对时下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有人企图抬出毛泽东当年说过的 “为人民服务”的一句话，以期挽世风于既倒，却被人改为“为人民币服务”，倒是切合当前实际；又如邓小平当年面对胡耀邦要彻底否定文革，面对国人对极左血腥、文革罪恶的“喋喋不休”，曾要求国人：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于是有人将其改为“一切向钱看”，真可谓天才之举；还有一些人把中共所谓的三大法宝：“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成“理论与实惠相结合；密切联系领导；吹捧与自我吹捧”等等，实在难以尽述。

其四是“似是而非、莫名其妙”的文字游戏。如我国《宪法》开头的“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真让人如堕五里雾中，不知南北东西。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还是邓小平“一切向钱看”的道路？是毛泽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道路？还是邓小平“不争论，干了再说”的道路？是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道路，还是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道路？是毛泽东“百代还行秦政制”的道路，还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各人有各人的解释，谁也说不清楚。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主体是谁？谁是今天的无产阶级？是中共的各级官吏吗？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全国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使全民所有制异化为国家所有制，而国家所有制又进一步演化为官僚所有制。因此中共的众多官员，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官僚资本家。说他们是无产阶级？打死我也不信。如果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那么真正的无产阶级必然就是今天的劳苦大众。由广大的劳苦大众去专各级官吏的政，对于掌握着一切行政权力和绞杀工具的特权阶层和即得利益集团来说？这岂不是让广大劳苦大众去送死？广大民众他们连对政治事务发表言论的权力都没有，何谈去专政？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母体里孕育着社会主义因素”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和斯大林的“集权专制、迷信暴力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也没有人能道过明白。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他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思想，还是他“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思想？是他“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思想，还是“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思想？连他自己都多次前后矛盾、莫衷一是地自己否定了自己。大家如果有兴趣，看看《毛泽东选集》就非常清楚了。有谁能说清楚毛泽东思想是个什么宝贝玩艺儿？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说，“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指导毛泽东犯了严重的错误的思想，当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难道连这些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无穷血泪和无尽苦难的思想仍然要坚持下去？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党的领导？有何法律规定怎样领导？通过什么方法和途径来具体实施？领导到什么程度为止？按照“领导一切”的解释，是不是像波尔布特那样，连夫妻情话、儿女人伦、谈情说爱都要全部领导了去？由党来分配丈夫和妻子？还是“不能以党代政，党政分开”的领导？谁能说出个道道？

按照宪法“四个坚持”的原则，毛泽东、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江泽民的讲话，随便找出一节来，都可以被指控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好在他们都是大人物，按“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他们当然可以逍遥自在。但对于小百姓来说，那可就惨了，随便一句什么话，都可以成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有力罪证，继而将其投入大牢已绰绰有余。

把一个根本没有确切涵义和无法解释的概念写进“根本大法”，并作为“立国之本”和制订一切法律的依据。以己昏昏，岂能使人昭昭？这真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又如某地政府根据形势需要，也对口设置了不少机构，造出了一批“顶戴、乌纱”，也相应安置了一些“一杯清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干部，其中有一个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办公室”，被简称为“社精办”；还有一个“信息交流办公室”，被简称为“信交办”。一日曾有一好事者对这两个办公室的男女主任开顽笑说，“一个‘性交办’，一个‘射精办’，这边‘性交’，那边‘射精’，这很不错嘛”。弄得那“社精办”的女主任羞愧难当，竟愤而挂冠而去，甚是可惜。

再如时下某县为了供养庞大的行政机构，变着戏法向农民搞“银子”，县政府抓住上级某条“规定”为借口，决定在年关到来之前，集中干部和警力，浩浩荡荡杀向农家去收集那五花八门的“三种提留和五种统筹”款，简称之为“三提五统”或“三定五统”。在当前“统计为政治(绩)服务”的背景下，该地核定的“农民总收入”严重失实，加上乡、村两级又将“三提五统”搭车、加码收取。农民无论老幼病残，人均一百多元，干部警察们威逼着农民在短时间内交齐，穷困可怜的农民到哪里弄这笔巨款去？只得拿着家里的“三钉五桶”来交差，弄得收款的干部发作不得，笑也不是。

所有这些现象，说到底，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虚伪无耻，是一种对施行强盗逻辑的自欺欺人和掩耳盗铃。

－－原载：《荆楚（王德佳）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