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者研讨鸦片战争史，在上世纪末出现摆脱新经学的朕兆。一个表征，便是原先以论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起点而成名的学者，转而表示反对腰斩清史，变成再修清朝全史的中国的稻叶君山。于是，毫不奇怪，当法国人佩雷菲特（A.Peyrefitte）的《停滞的帝国》、美国人何伟亚（J.Hevia）的《怀柔远人》等书中译本出现，便都曾激起近代史主流偶发的涟漪。

佩雷菲特与何伟亚，研究重心都为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使华体现的中英冲突。虽然作者的观念和方法相异，佩氏重视文献体现的历史过程，而后现代主义者何氏更注重清英的观念冲突，但二书都以为这场冲突，实为清道光十九年（1839）鸦片战争的导因。从马戛尔尼使华到林则徐禁毒，那近半世纪里，清朝已历乾隆、嘉庆、道光祖孙三帝，满洲权贵垄断军政的传统已难以为继，而欧洲备受法国革命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的风暴扫荡，更面目全非，即使打败拿破仑而保住制海权的英国，也因美国崛起而实力今非昔比。

所以鸦片战争的结局，清朝并非败在没有正义，没有实力（特别是经济力量对比），也由林则徐在广东组织的抵抗证明并非败在英国的“船坚炮利”。由当年的中外文献，无不证明清朝不是败于敌强，而是败于己弱，就是说败于乾隆到嘉、道的百年积弱。保证“尊君”的政治体制，唯重“亲上”的法律准则，严惩“异端”的文化政策，鼓励贪污的“养廉”机制，特别是坚持“以满驭汉”的权力结构，“八旗驻防”的军事传统，诸如此类旨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措施，面对曾创全球殖民化最高纪录的英国炮舰，有那一种不立现陈腐？

直到鸦片战争前夜，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一。但1820 年仍占世界GDP份额32.9%的老大中国，竟败在同年仅占世界GDP份额5.2%英国手下。可见国富未必等于力强，尤其未必等于民心归向。当年林则徐在广东禁毒，感到最大的障碍不是洋商，而是“汉奸”，包括见利忘义而接济洋舶的众多船民。这意味着底层平民愚昧吗？不然，因为在平民眼里，忍受满汉官军敲骨吸髓的剥削，较诸接济洋舶食物淡水而得生存资源，未必利少害多。今人论鸦片战史，于满洲巨奸琦善等犹多恕辞，而对粤海船民与洋舶交易，却谴责不遗余力，至少是轻重倒置。

我不能苟同佩雷菲特的假设，以为他惋惜清廷没有抓住英使送上门来的通使贸易机会，致使到鸦片战败才被迫打开国门。我便不能同情何伟业的推论，因为他将乾隆朝君臣拒绝马戛尔尼使团的建立通商要求，简单地归因于“中英礼仪冲突”，乃属毫无历史实据的主观臆测。历史的诠释可以不拘一格，但历史的实相绝非来自演绛。

因此，我以为鸦片战争史应该再研究，但再研究的前提，只能是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