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美国与欧洲的经济竞争中，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这一点也不亚于当初美苏争霸时中国在其中的分量。简直可以说是拳击手之间的拥抱。
在尼克松访华时，中美之间就开始了一轮战略联盟，直至苏联解体，这种联盟关系才结束。此后，中美之间的关系曾经有过一段毫无共同基础的过渡，而美国非常功利地抛弃了这种非正式联盟的关系，在布什内阁期间一度准备把中国构建成潜在的战略敌人。
到了布什第二任期间，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性使得美国重新考虑自己的对华政策。继佐立克发表了“利益攸关方”的讲话后，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又提出了一个“美中关系世代说”，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转向。
2006年末，保尔森领衔美国财经高官“兴师动众”地与中国展开“战略经济对话”，保尔森带来了指责，也带来了理性。在中美战略对话正式开始前，中美双方签下四笔大单，中国送给他们一个5.5亿美元的礼包，但美国的胃口太大，永远得不到满足，绝不是只有几架波音飞机。
世界两大经济强国坐在一起进行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韩国驻华大使馆财经官员认为:“美国似乎是以此次对话为契机，接受了中国是新的世界强国。”评价称，这次对话是两国关系进入“新的蜜月关系”的“信号弹”。
被定位成“战略经济对话”的中美两国高级磋商机制，不仅标志着两国之间形成了“合作重于对抗，利益多于分歧”的未来战略合作共识，而且也标志着中美两国具备共同携手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意愿。
中美的高峰战略对话，不会出现“针锋相对的不愉快”和“讨价还价的不高兴”，更多的是力图共同寻找“双方长期存在的问题根源”和“制定解决问题的原则安排”。这样的对话是合作的表现，它的价值是促进双方的强大。
中国突然捏住了美国的命门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不储藏外国货币的国家，对于外国的任何抛售美元行动，美国比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泰国要脆弱得多，因为它连一分钱的外国货币都没有。
储备分散到各国以后，单一国家的抛售对美元的影响仍然微乎其微。全球外汇储备一共才4万亿美元。到200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一举超过日本，达到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储备国，在事实上已具备决定美元命运的能力。这时，整个美国都慌了，官员一波又一波地往中国走，经济学家与智库不停地研究中国。
中国手里握有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等于借钱给美国填补财政与贸易赤字。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将中美之间这种相互需要又相互牵制的财经关系，称为谁也离不了谁的“金融恐怖平衡”。
猝不及防的狭路相逢的局势，不但慌了美国，也慌了中国。正是预料到了这种风险，美国开始无休止地向中国施压，让中国的人民币升值，让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要太多。　　
在外交上打经济牌，是美国玩了多年的游戏。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买下了洛克菲勒大厦，还叫嚷着“把纽约买下来”，让美国人大为惶恐。于是，里根政府于1985年压迫日本搞了个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一招制敌。但中国显然不会像日本那样被迫就范，中国也在等待时机。
随着最近美元进一步下滑，欧元已经成功地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货币。欧洲在美国利率趋向下滑的当口，反向提升利率，使得两种货币的利率差进一步缩小。美元的储备功能将进一步缩小，而欧元将成为几乎平等的储备货币。
2006年7月，阿联酋央行负责人宣布了一项战略性决策--把290亿美元外汇中的10%换成欧元。瑞典也宣布，把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储备从37%降低到20%，把欧元储备从37%增加到50%。
在这种态势下，美国更加不安了。据海外媒体估计，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至少有70%左右的美元，有20%左右的欧元。美国担心的是，如果中国也跟进抛售美元资产的行动，那无疑会引发市场对美元资产的抛售狂潮，从而冲击美国经济，动摇美国的国本。
中国外汇资产的投放方向，可以决定美元与欧元强弱易势的变化。这个国际经济关系的演化趋势，越往后就会看得越清楚，在发达国家进入到重化工产业转移阶段后，这个变化趋势会更加清晰，在中美战略性接近中，正是由于这个趋势，中国将逐步取得未来中美关系演变中的主导地位。
在美国与欧洲的经济竞争中，中国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目前中国的储备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而且正在快速地向2万亿美元迈进，中国下一个1万亿美元怎么处理，将严重影响美国与欧洲的金融版图。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金融政策非常小心谨慎。大的调整几乎不可能。因此，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的盈余基本上将持续下去，储备增长不会有逆转，甚至可能增速。而中国一再发出自相矛盾的信息，一会儿表示要储备多元化，一会儿表示既定政策不会大变。正是因为中国今后的政策可塑性依然存在，美国就有可能尽快确定对华政策，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更明确的联盟关系。
中国与欧盟的互相需要明摆在那里:欧盟需要提升自己的铸币权份额，中国需要分散手里的美元资产。这样的默契将使得美国与欧盟的竞争落于不利的地位。 也就是说，中国在实行储备多元化的时候，恰恰是对美元最不利的时间点。这个临界点或许就在今年年初。一旦中国政府确定了储备多元化的机制，一个大国的政策惯性也是很大的，很难再作大的调整。到了那个时候，美国再要建立一种经济联盟就更吃力，代价更大。
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临界点
所以，美国前所未有的高规格商务谈判团形成了。就此一点，已可看到美国在此事件中的被动。上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并没有派过什么代表团到亚洲国家来“问候”过。
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可惜的是，美国手里面却缺乏真正可以在对话时被称为“筹码”的东西，那些人权、报复关税，甚至制裁，都只能是空喊口号。因为缺少重量级的“筹码”，美国的手法又回归到粗暴上去，它想压迫中国政府以更快的速度调高人民币汇率，以减少美国对华的贸易赤字。但中国不再理会，中国给了美国5亿美元的订单，完全说明了中国底牌，也说明了美国所面临的实际境况。更何况过去的经验已经证实，通过汇率机制，调高贸易伙伴币值，间接让美元贬值，并不是解决美国贸易赤字的有效途径。中国政府自去年7月中进行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累计上升超过3.5%。美国至今仍在人民币问题上打转，并非智举。
由于选举方面的原因，布什政府曾长期受到推动“反华风潮”的诱惑，但现在他们已经对这样一个事实无比清醒了:无论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还是在亚洲的政治稳定方面，中国已成为在各方面都不可回避的国家，中国已成为使“美国生活方式”得以持久的不可缺少的国家。　
保尔森只能是来做一次试探和启蒙。在外交上这意味着一种平等对话。面对经常令美国狂热的贸易保护主义欲念，保尔森努力以教育方式使美国国会意识到中美关系的真正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