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制度靠杀人、饿死人、把人关进监狱来压制不同的声音，而日常居住采取监视、跟踪、盯梢、告密的方式来管理民众，以给人造成普遍的、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恐惧心理，从而使得民众噤若寒蝉，加以意识形态上日复一日强劲的自我圣化，使得人民恐惧、麻木，受到愚弄，从而达致统治小集团巧取豪夺他人利益，从而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也知道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文字狱，我们也知道法西斯希特勒一上台大规模的清理异己，烧毁书刊，也知道苏联在一九八九年前的对异议的打压，当然更熟悉四九年后中国各种的文字狱以及对文化的毁灭。前两天刚写完一篇文章叫《四九年后的内部发行书刊》，现在再说说与内部发行书刊有关的地下书刊，将来我会用更详实的资料，来写一篇关于苏联和中国地下书刊的文章，今天算个临时的急就章，以便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从而使得思考更加的绵密。

四九年前中国的民间刊物多如牛毛，四九年后的新闻出版严厉苛酷，不允许私人办报办出版，而地下书刊则更不允许。我手上收有各地军管会在四九年及五十年代初所发的诸种强硬的通告，明目张胆地取消新闻和出版之自由。不特此，还在这些军管通告中，限制通信自由，而且华中军政委员会甚至下令收缴日记。这只是中国爱好记日记在四九年后灾难的一个开始。中国稍有点知识的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但所记日记，在四九年后都成了日后灾难的罪状，因此大规模的人不敢记日记。而另外一种则是写假日记，杜撰日记，制造圣化的形象，如雷锋等而愚弄民众，以后我也许会单独写篇文章谈四九年后的日记，以彰显其间文化历史的毁损，世道人心之浇薄。这估且不说，单说中国的地下书刊，也大多是八十年代管制稍松才再度兴趣的产物，其间已睽隔三十年也。

在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批判，并略约让民众知晓集权制度和个人崇拜之大害后，苏联知识分子批评的声音始终没有停止过，写批评政府的文章，发表不同的意见与思想，持不同政见者，屡见不鲜。从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到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兄弟等，都是其间的卓异之士，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公开、半公开秘密的民间组织遍布各地，他们私印持不同异见的言论，涉及到政治、经济、民主、自由、人权、创作等。他们在国内及内外出版的地下书刊多达数千种，这些地下书刊，他们称之为“萨姆—依兹达特”，这方面在《苏联持不同论见者论文选译》一书有一定的记载，大家可以找来看看。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中国也开始了地下创作与地下刊物的历史，以至如今不绝。没有公开出版之自由，便只有进入地下创作与地下出版状态。这方面已经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研究，但另外的民间却研究者甚鲜，如《今天》（当然这方面研究要多一点，如廖亦武的《沉沦的圣殿》，包括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略有透露）、星星美展、西单民主墙，以及后来第三次地下诗歌浪潮。包括现在还时常的民间读书刊物、诗歌刊物、自写自印之内部印刷品等等，都值得我们研究中国这三十年思想与生活的人，深加注意。这方面搜集了一些资料，会做些个案研究，以彰显在一个大一统的专制社会里，少数反抗者的努力。

－－原载：《冉云飞Blog》，2008-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