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的那个初春出走，达赖已在海外流亡50年。

这个生在农家的孩子，一生中命运多次发生转折。当他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被一群僧侣当作宝贝发现了。这群僧侣正在为两年前逝去的13世达赖寻访转世灵童。据载发现新达赖的过程神秘且有戏剧性。神秘之处不仅在于一些“巧合的”地理指示，更在于小达赖的灵异表现。他在众多物件中一点不差地拣出老达赖用过的，喃喃地说：“这是我的。”如果这不是耳朵认字那样人为操纵的结果，的确不能不令人称奇。
无论如何，从那次被发现起，这个孩子的命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他从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一脚踏上了西藏贵族社会的顶端。

1949年中国政权的易帜使得达赖面临一次严重考验。面对解放军的进攻，西藏笨拙地进行了一番抵抗，但是很快就发现这种抵抗是徒劳的，于是他们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与北京签署了和平协议。就此而言，西藏方面的功劳堪比和平让出北京的傅作义。那时候的达赖尚幼，他在这一决策中起到了多大作用很难说，但是西藏归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他对新政权、毛泽东显然像很多汉人一样热爱、崇拜，兴高采烈。

据记载达赖曾献给毛两件礼品，一个镶有毛画像的金边镜框和一个雕花千幅金轮。在画像下用藏汉文写着：“敬爱毛主席，永远跟着您。建设新西藏，建设伟大祖国。”
这些语句展现出的是一个延安走来的革命青年般的忠君情怀。而毛也对这个藏族年轻人礼遇有加。毛提出：不能光喊“毛主席万岁”，也要喊“达赖万岁”，并带头呼喊。

然而这种老与少、汉与藏、政与教的蜜月时光很快就过去了。达赖是怎样对党、对毛、对“祖国”变得不信任，从而产生严重危机感的，这一过程至今缺乏合理的解释。人们，包括毛，能够实际感觉到的是，达赖对这个国家变得意兴阑珊了。

在1959年最后撕破脸面前，达赖已经有过一次心灵的动摇和出逃的机会。那是1956年底，达赖出访印度，他在那里滞留了一个月。是周恩来凭其三寸不烂之舌，生生地把达赖给劝了回来。

但是达赖已经动摇的心再也没有能够完全收回来。三年后，他终于出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回头。

整整半个世纪，达赖流亡海外，如丧家之犬，但精神矍铄。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抨击“侵略西藏”的势力。 很长时期，他把谋求西藏独立作为自己的目标。他声称在解放军进入之前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显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根据马克思的民族自决理论，中国似乎应该允许西藏民众自己选择是否愿意独立，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红色政权似乎从来唯独对马的这一理论很不感兴趣。

达赖呼吁西藏独立经年，了无进展，但他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流亡50年，他出访300多次，众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会见过他。作为一个没有政权的流亡者，他远比拥有政权的台湾在国际社会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他甚至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中国人迄今唯一一次获得诺贝尔奖——虽然他的祖国一点也不以此为荣，相反还因此痛斥诺贝尔奖评委们。

50年风雨沧桑，达赖一事无成。西藏2004年发布的一份调查结果称：关于“在您心目中达赖是个什么样的人”，８６%的西藏居民回答“达赖是个分裂主义分子或政客”。记者引用一位３５岁藏族妇女的话说：“我没见过达赖，也不信仰达赖。我只关心今年我的孩子能否考上内地西藏中学。”

虽然这项调查是官方组织和发布的，而且只调查了拉萨的100户居民，其片面性是明显的，但并不表明它一定是不可信的。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成功地把人民的注意力转变到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上来，而对身外之物如政治、宗教之类一概漠不关心了。

藏人并非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时代大潮在裹挟着他们往前走，尤其是在青藏铁路这座“金桥”把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更紧密地联结起来之后。如果有一天藏人变得和汉人一模一样了，那是丝毫不值得奇怪的。

当达赖失去了追随者，变成了一杆光棍司令，他的悲哀是可以想见的。
所以当黄昏来临，人生的衰老如期而至，达赖似乎也变得灰心了。与灰心相连的是叶落归根的渴望，于是他对西藏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坚持西藏独立，只求“自治”，有论者分析只为能回到西藏，他出生的地方。

但是回家的道路并未因他立场的转变而打通。也许他注定要客死异乡，在1959年的那个初春已经注定。如是这样，那么14世达赖将是第一个客死他乡的达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