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革词典（转）
版权所有：一人独听小城风 原作　提交时间：20:42:45 01月19日

《扎根》小词典
　　韩东编撰
　　
　　
　　
　　[扎根]
　　全书的关键词，字面意思就是把根扎下去。树木、庄稼可以扎根，扎了根就意味着存活。人的扎根则是一种比喻，当然不是本书作者发明的比喻，而是当年下放运动中流行的比喻。“扎根”特指下放人员去农村安家落户，并在当地繁衍子孙。具体到老陶家，具体到小陶身上，就是要娶一位三余姑娘为妻，生儿育女，终身在生产队的大田里劳动。后来陶文江死后葬在了三余村西的坟地里，被认为是作为一条“老根”终于埋下去了。看来扎根是两头的，一头向上，开花结实（子孙绵绵），一头则化灰成土向下猛扎。
　　
　　[下放]
　　关键词。下放，乃是自上而下的运动。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自上而下是人生的逆向运动，其感受是异常不适的。具体到下放运动，其中的“上”就是城市，“下”即农村。城里人来到农村变成农民，甚至还要低上一等，便是下放。此种社会地位的降低难免不令人垂头丧气、心灰意冷。当然主要受损部分是心理上的、精神和情绪上的，是虚的。也有很实在的部分，比如一些下放人员的物质生活水平的降低，以至无法生存。
　　
　　[再教育]
　　为何下放？为了接受“再教育”。教育不难理解，“再教育”就是教育之后再一次教育。第一次教育通过学校和书本知识，第二次教育（即再教育）则是通过艰辛的农业生活。第二次教育开始于第一次教育之后，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第一次教育的人才有资格接受第二次教育。因而青年学生、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是合适的人选。此时教育的指导者不再是老师、教授、学者（他们本身已变成被教育者），而是贫下中农。贫下中农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接受过第一次教育，其中文盲不乏其人。因此，“再教育”也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对接受过教育的人进行的教育。
　　
　　[插队]
　　就是“插”到生产队里去，后来特指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此动词的使用，似有强行进入、孤身前往之感，很是悲壮。多年以后，大批知识青年回城，问起某某的身份，曰：他是“老插”，意思是当年作为知识青年下过乡。
　　
　　[上山下乡]
　　亦是指下放运动，主要指知识青年的下放。这个充满诗意的说法最先见于毛泽东的指示，显示了领袖的高瞻远瞩以及伟大情怀。一个人或几个人下乡是“插队”，千万人一齐下乡便是“上山下乡”了，热闹得紧，并且丝毫也没有寂寞之感。只见千万学生上山下乡，忙得不亦乐乎，祖国的锦绣河山的某一处山头上爬满了人，有人上来，有人下去。自然，此等壮观的景象只有身处高处的最高领袖才能看见，才能领略。具体的知识青年对下放农村的感受不过是“插队”二字。
　　
　　[公社、大队、生产队]
　　下来了，到了哪里？生产队。生产队的上面是大队，即生产大队，生产大队的上面就是公社了。公社的全称为“人民公社”。农村社会的三级基层组织始于1958年，至1983年结束。当年的公社就相当于现在的乡，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小队即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组。
　　下来了，当然是来到基层的基层，也就是生产队里。生产队的一把手是生产队长，比如《扎根》里的余队长，二把手是会计，就这么两个官儿。大队里的官多一些，一把手是党支部书记，二把手是党支部副书记，其次才轮到大队长和副大队长，此外还有民兵营长，权力也不小。《扎根》里的余书记是大队副书记。到了公社，一把手是党委书记，此外有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以及若干干事。三余人对人的尊称无非几个：书记、主任、会计以及干事，有时候你并非书记、主任、会计或干事，但人们尊敬你就会这么称呼。总之书记、主任、会计、干事以及队长、营长等一干人构成了农村的权力阶层，与普通社员不可相提并论。
　　下放人员从原则上说已脱离其权力阶层，一直下放到了生产队里，为一名普通社员。
　　
　　[社员]
　　由于农村人民公社百分百的普及性，农业人口一生下来就是天然的社员，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加入仪式。社员即等于农民，社员群众即等于农村中权力阶层以外的人民大众。刚生来的孩子算不算社员？这我无法考证，但长到一定程度，能干点农活了，就可被称之为“小社员”。社员与农业人口是否成年似乎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可深究。与是否能参加集体劳动似乎也有一定的关系，亦不可深究。具体到老陶家，陶文江、陶刘氏不干农活是否算是社员？小陶农活也干得很少，并且没有完全成年，是否能算社员？对此我就不得而知了。
　　
　　[解放]
　　多美的词，多美的汉语，即是指从禁锢和压迫中摆脱出来，像“解放军”、“人民的解放”、“解放全人类”等等。首要的前提是：这种禁锢和压迫是不公正的、非人性的和悲惨的。
　　但在文革中解放一词却失去了这一前提，特指被批斗或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恢复工作或劳动改造告一段落。“解放”类似于“释放”或“解除”。批斗或劳动改造本身并没有错，解放不过是某种来自于组织的恩惠而已，因此具有强烈的“赦免”之意。被解放者丝毫也没有自豪之感，只配感恩戴德。
　　
　　[靠边站]
　　“别挡道，回避，靠边。”由此引申并理解。来者何人？革命群众或曰历史车轮，总之是一股强力。挡在路中间只能被碾得粉碎。那些站在马路中间昂首阔步的是些什么人？各级干部、领导构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要想避免粉身碎骨的命运只有知趣地离开原先的位置或“岗位”。这便是“靠边站”。当然绝大多数人并不是自愿离开的，而是被革命洪流一冲或旁边的人一拽，待缓过神来已经站在马路边上了。
　　
　　[走资派]
　　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体为国家干部和各级领导。至于何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解释权在神秘莫测的高处，对于普通群众而言不过是加之领导或上级的一项罪名。走资本主义道路坏透了，不可饶恕的坏。你对领导和上级怀有不满和愤懑的情绪吗？当然。这不能怨你，因为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是当权派。虽然，“走资本主义道路”难以确切理解，但“当权”还是明白的。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当官的没有一个好东西！”被压迫者的原始愤怒与神秘高处的巧妙利用相结合使“走资派”一词流行于世。
　　
　　[造反派]
　　“造反派”与“当权派”相对立，造的是当权派的反。文革初期各单位、部门的群众纷纷“站队”，大致可分为“造反派”、“保皇派”和“中间派”三种。造反派是“左”的、“革命”的。保皇派保的当权派，即各单位、部门的领导。中间派又称“逍遥派”，两边不靠，自得其乐。最终造反派占了上风，不仅当权派被打倒，保皇派亦成为革命的对象。中间派或逍遥派也无法中立，被造反大势所趋，要么加入造反行列，要么成为造反的对象。中立本身便是一种反动行为。
　　不仅各单位、部门，就是一个家庭中亦有派别划分，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事屡见不鲜。
　　
　　[批斗]
　　即批判和斗争，形式有多种，一般得召开会议。会议规模从三五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批斗者一般取站立的姿势，或胸前挂牌，或头戴纸糊锥形高帽。若胸前挂牌，牌子上便写着此人的姓名，所用汉字可上下倒置，并在上面画着一个大大的红叉。当然得面向批斗者，但不得抬头，更不可对视，这就叫做“低头认罪”。参与会议者于是轮番发言，或揭露其罪行或表达无产阶级的革命义愤。会场里大多张贴悬挂着言词激烈的标语，同时佐以群情激愤的口号。这还算好的，因为从原则上说批斗属于“文斗”之范围。
　　批斗对象一般为“地、富、反、坏、右”等法定的敌对分子，亦有潜在的尚未定性的敌对分子，如“走资派”。所有这些人被统称为“牛、鬼、蛇、神”。
　　
　　[揪斗]
　　和批斗近似，但程度更深。“揪”，动词，有抓住、拉拽的意思，因此更倾向于“武斗”。其形式有开批斗会、戴高帽、挂牌、剃“阴阳头”、“坐飞机”、殴打、游街示众等。
　　所谓“阴阳头”就是将头发半边剃去，半边留着，黑白分明，意在侮辱被揪斗者的人格。“坐飞机”就是将被揪斗者双手反钳，头向下按，向后伸直并上抬的双臂好似飞机的翅膀，整个造型好似飞机向下俯冲，故而得名。当然坐飞机并非是被揪斗者本人所能完成的高难动作，一般两侧各站一人，按头提臂，三人一组为一不可分割的连体构造。
　　
　　[武斗]
　　即运用武力进行斗争，和“文斗”相对应。文斗的形式为写大字报、揭发、开批判会等，武斗则动用武力，从肉体相搏到使用长矛、大刀乃至枪炮。文革中相互对峙的群众组织各派别间的大规模武斗无异于一场局部战争，造成的伤亡和血腥程度令人变色。当然其中结下的战友情谊以及硝烟滚滚、红旗飘飘的壮烈场面亦可歌可泣。
　　
　　[文化大革命]
　　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至1977年宣布结束，史称“文革十年”，为共和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极为奇特的一幕。它是严肃的，却极为荒诞，是残忍的，却激发了多少奇异壮美的情怀。人间的大喜大悲在此上演，自由和独裁相得亦彰，青春的反抗和老年的疯狂彼此结合。说它是“史无前例”的，的确如此。由于原由的复杂和场面的混乱，加上没有可供鉴别的参照，在有限的篇幅里说明“文革”几乎是不可能的。
　　
说它是底层人民的反抗运动却没有自己的领导阶层和政治主张。说它是最高领导阶层间的权力争夺却抛开了合法的政治途径。要我看，“文化大革命”即是最高权力为了铲除异己加强独裁通过非法手段发动下层人民的一次不惜代价的可怕实验。这是一种“上”、“下”的奇特结合。“上”即是最高权力，“下”即是人民大众，中间的过渡完全作废、中止，政治领袖以其宗教导师的身份奇迹般地来到他的人民中。

因此，文化大革命既有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原始破坏力，又具有政治权力的绝对独裁和压迫性质，加上各阶层觊觎权力者的趋炎附势和挑拨离间，十年历史极尽荒芜，造成的社会祸患和具体的人身侵害难以尽数。
　　
　　[早请示，晚汇报]
　　对毛泽东、林彪的崇拜形式。具体做法为：每天开始之际，工作、学习前集体站在毛主席的画像前三鞠躬，然后由一人朗诵：“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其他人重复：“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朗诵：“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其他人跟诵：“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继而翻开《毛主席语录》，集体朗读其中的一段。接着各自报告自己今天准备做些什么。是为“早请示”。

　　“晚汇报”的形式如“早请示”，不同在于时间为一天工作、学习结束之后，分别汇报今天自己做了些什么，有哪些地方需要发扬，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等等。
　　
滑稽吗？可笑吗？但这可不是什么幽默。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农民在集上卖兔子，走来一位买主，说：“你这兔子没病吧？”农民回答：“没病，我保证它永远健康！”该农民因此获罪，被关入大牢中。“永远健康”岂能是乱说的？
　　
　　[红宝书]
　　即《毛主席语录》，内容为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场合、针对不同问题的著述、讲话按主题不同进行的节选。一般为64开本，外套红色塑料封皮。文革中几乎人手一册，随身携带。高呼口号时要举着红宝书，表演文艺节目时也要拿着它，去照相馆照相亦手持红宝书，置于胸前位置。红宝书和毛主席纪念章一样作为时尚的装饰品，既有实际用途（学习、论战、援引），也能满足爱美之心。
　　
　　[毛选]
　　即《毛泽东选集》，至文革已出四卷，所以也称“毛选四卷”。毛选的发行遍及城乡、祖国的每一个偏僻的角落，几乎每个家庭都收藏一套，不管你识字还是不识字。像老陶这样的家庭就不止一套了，有自己花钱买的，也有单位发的。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毛选的发行量古今中外除了《圣经》可谓第一，稿费收入自然可观。
　　文革中，毛选的功用也超越了一般的书籍。结婚或朋友分别作为礼物相赠，平时用红绸扎好与毛泽东的石膏像一起“供”在毛主席画像前，就是身处阴暗狭窄的牢房可阅读的书籍往往也只有毛选。
　　
　　[忠字舞]
　　文革中流行的一种程式化的集体舞蹈，内容为表达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表演者一般身着军装（没有领章、帽徽），束皮带，手持红宝书，佐以锣鼓、口号的伴奏。在集会、游行或盛大的纪念日常有群众组织的或自发的忠字舞表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的当日，大街小巷、广场院落里必有热烈的忠字舞表演，以示庆祝。文革初期，忠字舞几乎是惟一允许的舞蹈表演。
　　
　　[下放干部]
　　编制为国家干部的人下放农村，被称之为“下放干部”。在下放大军中，下放干部在经济条件上是比较优越的。他们一般都“带薪”，就是来到农村后仍然拿原先标准的工资，户口仍然为城市户口，即不吃生产队的粮，而去所在的公社粮站按供应购买油粮。由于城乡差别，下放干部的日子甚至比下放以前还要富裕。

　　当然，如果该下放干部是举家前往，其子女和老人因此前没有工作亦被取消了城市户口，吃生产队的粮。一个家庭一分为二，一半为城市户口，一半为农村户口（像老陶的家庭，老陶、苏群、陶文江即为城市户口，小陶和陶冯氏为农村户口）。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好处下放干部的家庭都能兼得（像老陶的家庭，老陶、苏群、陶文江有工资收入，小陶、陶冯氏则有队上划分的自留地，可种些瓜果蔬菜），日子岂能过得不好？惟一的忧虑是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失去工作或专业的苦闷，当然还有为子女前途的深深担忧。
　　
　　[知识青年]
　　即有知识的青年，文革中特指下放农村的青年学生，一般为高中毕业生，亦有初中毕业的，简称“知青”。这些人有孤身前往的，也有集体下来的。下来后有寄宿农民家的，也有单独立户的，也有三四个、四五个乃至十来个知青合伙过日子。合伙过日子的被称做“集体户”。

　　和下放干部相比，知青由城市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在生产队挣工分吃粮。但由于有来自于城里家庭的支援（经济上）日子过得总算不错。他们的担忧主要是个人前途，谁都不想在农村种一辈子的地。自然还有情欲，这与前途直接相关，如果与当地姑娘恋爱结婚了即等于取消了返城的机会。因此大多数人都苦熬着。知识青年的禁欲史可作为一把解开知青生活秘密的钥匙。
　　
　　[下放户]
　　厂矿企业和其它各行业职工以及无业市民，全家下放农村被称为“下放户”。在下放大军中，这是最为悲惨的一群，变为农村户口后即需要靠挣工分吃饭。他们既没有下放干部的工资，也没有来自城市家庭的支援（全家都下来了）。以往的能工巧匠们现在都得学习干农活，日子甚至比当地农民过得还要差（当地人到底干惯了农活，身板筋骨也适应了贫穷的生活方式）。

　　下放干部的苦，后来由于重新“掌权”有机会得以申诉，知识青年的经历亦成为今天舆论和研究的重要对象。惟有下放户因自身社会地位的低微，往昔的遭遇被忽略不论。说他们是不为人知、不为人见的一群似不为过。
　　
　　[成份]
　　指家庭出身和个人的早年经历，在1976年以前的中国一般指前者。
　　当年，“成份”的概念极为重要，每个人都有其确定的成份。这成份是按家庭的贫富和经济状况划分的，一旦划定便不可更改，并且会一代一代地“遗传”给子孙。因此成份有其“血统”的含义。

　　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中，农民一般被划分为“贫农”、“下中农”、“中农”（或“富裕中农”）、“富农”和“地主”。贫农最穷，下中农次之，中农比下中农要强，然后是富农、地主。按照越穷越革命的道理，人民的主体自然是贫农和下中农，中农则是可以争取和教育的对象，富农、地主为天然的社会公敌，需要严加管束以至铲除的。这是农村各阶级的划分。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村的阶级划定了，城市的各阶级可按此类推。

　　成份将跟随人的一生，在就业、婚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项不可或缺异常重要的评估和判断标准。人们在填写各类个人表格时，除“姓名”、“性别”外，“成份”是最为重要的。有时它的重要性甚至会超过性别。因此在我看来，成份在当年的中国实质上是一种种姓制度，至少具有该制度的后续效果。
　　
　　[贫下中农]
　　贫农和下中农的合称。贫下中农占农村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农村“先进”阶级的天然代表。下放人员来到农村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贫下中农为教育者，各类下放人员为被教育者。贫下中农具有政治上不言自明白的优越性，当然在物质生活方面远不及下放干部，甚至知青。
　　
　　[土改]
　　即“土地改革”，该运动始于建国初期，也就是“分田分地”，即将地主、富农的私有土地和财产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农、下中农。
　　土改的前提是划分成份，而划分成份的依据是土地的多少以及财产情况。重新分配土地按原有的土地财产状况，总体动向为土地多的向土地少的方向流，财产多的向财产少的方向流，直到平均。地主、富农被分走的不仅有土地，亦有房屋以及其它财产。这是一个大工程，首先得发动群众，也就是农村中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发动群众的工作由“工作组”完成，但一旦群众被发动了群情激愤局面有时难以控制，各地地主、富农被打伤、打死的事时有发生。有个别乖巧的地主、富农因此逃离土改现场，躲避风头。这类人被称为“逃亡地主”或“逃亡富农”，比如《扎根》中的余耕玉。

　　土改使农民土地均有，直到人民公社建立后，土地在法律上才为集体财产。农村各阶级的成份并不表示现在时的经济和物质状况，逐渐演变为一种“血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不再富有，只是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和道德地位被法定为天生低贱。
　　
　　[工分]
　　农民种地是不领工资的，而是按劳动能力记“工分”。一般而言，每个人的工分标准是确定的，特别能干的男性青壮年每日记十分工，身体条件较差的记八九分工，妇女则记七八分。老弱病残若还能参加劳动则记六分以下的工。每个人的工分标准基本上是按性别、身体状况确定的，并非按实际的劳动量或劳动成果。参加劳动的农民亦被称之为“劳力”，即“劳动力”之意。“强劳力”则是指工分标准每天为九到十分的劳动力。这里面有种种显而易见的不平等，如男女有别，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同工同酬”，女人再能干也不能“挣”到男人的十分工。并且，工分标准一旦定下来，实际干活如何则不在考察之列了。
　　工分标准由各生产队集体评议，这里面不免有种种人情关系以及权力的干预。但按性别不同和身体状况的原则，也算能做到大差不差了。

　　“劳日”即是“劳动日”，就是农民干一天的活。“劳日单价”即是指劳作一天满十分工者能挣多少钱。这由各生产队自行决定，而决定的依据为各生产队的经济状况以及贫富。像老陶一家下放的苏北地区，劳日单价一般在两三角钱左右，穷的生产队也有七八分钱的，富的也不过四五角钱。也就是说一个强劳力干一天的农活可挣两三角、四五角或七八分钱。

　　工分日积月累，年终结算，扣除购买生产队所分粮食的钱，其余部分返还现金。若所挣工分不够购买生产队所分的粮食还得倒贴现金。因而每家的劳力多少至关重要，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挣工分，挣工分的目的是为了分粮，分粮的目的是为了活命。

　　“挣工分”又叫“苦工分”，无论是“挣”或“苦”都反映了此事的艰难以及无比重要。老陶家虽然小陶和陶冯氏为农业人口，吃粮须从生产队里购买，但由于老陶、苏群、陶文江都拿工资有的是现金，因此体会不到这一层。体会最深的下放户，由于不谙农业生产，即使是青壮年每日的工分标准也不会超过八分，亦没有现金收入。买不起生产队分的粮食那只有饿肚子了。
　　
　　[赤脚医生]
　　形象为挽着裤管，不穿鞋子，背着一只药箱在田间地头走来走去，为农民看病疗伤。实际上赤脚医生在当年的乡村为一优越的“职业”，他们脱产或者半脱产（视当地情况而定），虽然仍是农业人口仍由队上记工分，但至少可以不参加生产劳动或只是象征性地干点轻活。这样便宜的事自然人人愿意，但到底由谁来干决定权在大队。当然需要懂一点卫生知识（只是一点），小病小伤看好了可广结人缘。大病重伤则送公社医院，生死好歹于己无关。
　　
　　[右派]
　　“ 左”、“右”在此并不是一个方位词，而有其政治含义。一般而言，“左”意味着革命，“右”意味着革命的反方向。

　　1957年开展“反右”斗争前，有一段“民主”的时光，党内外各界人士获准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及“大字报”等方式向党和政府及其体制提出意见和建议。被提意见者在此阶段表现了足够的信心以及宽宏的风度，可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后有种种失控的倾向，表演风度者不免起了疑心。“大鸣大放”仍在进行，不过此时已变成了“谋略”。未及时制止乃是“欲擒故纵”之意。时机一到，全面反击随即展开，轻信的“右派分子”们于是纷纷落网。

被定性的右派分子从此与“地、富、反、坏”（“地”为地主，“富”为富农，“反”为反革命，“坏”为坏分子）并列，成为社会法定的敌对分子。不过也有不同，右派的“帽子”是可以摘除的（视其表现）。摘帽后的右派被称为“摘帽右派”，虽不再是法定的敌对分子，但其历史已有污垢，就像面颊上烙有黥印的昔日的囚犯。
　　
　　[破四旧]
　　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是文革初期由林副主席（林彪）首先提出来的。于是乎，一切带有传统色彩的艺术、符号、实物和方式都被归为“四旧”，要加以禁止、清扫乃至铲除。“文化大革命”为何冠以“文化”二字，在此便可得到圆满的解释。文化大革命在我看来不如说是“反文化大革命”。虽说反文化但总算与“革命”二字沾边，以“文化革命”命名也没有错。

　　破四旧的方式有多种，常见的有更换路名、店名，焚烧书籍、文物，捣毁寺院、祠堂，其涉及的范围和灭绝的力度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破四旧之后，人们便置身于一个崭新得令人发狂的新世界里了。
　　
　　[一打三反]
　　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为文革中无数“运动”中的一种或一次，并且是不怎么著名的一次，很平常的一次。仅这次运动中，全国共逮捕“反革命、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子”28.48万，其中9000人被处以死刑。与其它运动相比，一打三反的对象有其刑事犯罪的特点，因而不能算作是纯粹的政治运动。对于刑事犯罪的打击即使过度或有其冤屈也永无平反昭雪之日。
　　
　　[宣传队]
　　全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特定人员组成，可适用范围很广。文艺演出的团体、小组可称为“宣传队”，文革中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工作组、专案组等亦可以称为“宣传队”。此外还有“军宣队”（解放军宣传队）、“工宣队”（工人阶级宣传队）种种的区别。像苏群参加的宣传队实际上是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工作组或专案组。
　　
　　[五七干校]
　　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命名的干部学校。“五七指示”的内容暂且不论，进入五七干校的人实际上就是参加农业劳动，吃住都在学校（也就是农场）里。有专门的人进行管理，监督劳动、组织学习批判等。有的五七干校前身就是劳改农场，也有的干校撤消之后在原址上拉上几根铁丝网即变成了劳改农场。文革中，大批干部、教师、专家、知识分子来到遍及全国的五七干校里接受劳动改造，锻炼筋骨，甚至忍饥挨饿，饱受丧失自由之苦。在此期间对具体“走资派”的审查、批斗以及身心折磨也从未停止。
　　
　　[红卫兵]
　　开始时不过是一普通的群众组织，和文革初期众多的群众组织一样诞生于一个大环境中。但红卫兵是一幸运儿，由于其成员大都是一些青年学生，青春的反叛、盲目使其造反热情尤其高涨。该组织迅速遍及全国，并得到最高领袖的肯定。毛泽东于天安门城楼上11次检阅红卫兵，蔚为壮观，被传为历史佳话。各地红卫兵组织的全国范围的“大串联”也不失为古今的一大奇观。至此，红卫兵的革命热情已达沸点。随后该组织取代了共青团成为法定的青少年的“先进组织”。在小学生中间少先队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红小兵”，此命名乃是效仿“红卫兵”之意。

　　红卫兵作为文革中众多的群众组织之一，由于其成员由青少年构成，表现出了特殊的攻击性和破坏力。但它不应被视作文革后果的惟一承担者。今天有人用“红卫兵”比喻那些具有反叛个性和社会批判精神的年轻人在我看来是不恰当的。当然，借此缅怀青春岁月、洋洋自得者也很可笑。
　　
　　[五一六]
　　文革中诞生的群众组织何止千万？但它们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五一六”即“五·一六”，是以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命名的一群众组织。该组织出现后不久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被定性为“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群众组织不同的遭遇与它们的性质、目的等似没有直接的关系，出现的时机不对，被利用的价值不等、各异造成了彼此截然相反的命运。思索再三，我只能将此归结为偶然的命运的捉弄。

　　和红卫兵相比，五一六组织并未遍及全国，最终得以合法化，以成正果。恰恰相反，它是需要清查、专政的对象。由于五一六刚一露头即遭到打击，因而该组织的传播的范围实在是很小。但这并不妨碍清查的面积遍于全国，不妨碍深挖和打击的力度猛烈而持久。如此一来，冤案和错案自然不可避免。

这冤枉是双重的。

一，五一六组织并非意在“反革命”，和红卫兵一样它的目的在于“革命”。

二，从未参加甚至听说“五一六”的人也被作为“五一六分子”而遭到无情的打击和摧残。在清查中某些单位1/7的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因此从波及的范围看，应该说五一六乃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之一。

　　因五一六问题被隔离审查的苏群，如果当年能知晓这一点也许就不会觉得那么绝望了，因为毕竟有那么多的人陪着。
　　
　　[革委会]
　　产生于“夺权”狂潮。文革初期最高领袖直接与广大群众联手，各级政府和权力机构一时间在冲击下完全瘫痪，出现了权力真空。当然，这并非是长久之计。1967年各地造反派开始夺权，即将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篡夺过来，归为己有。上海成立了所谓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取代上海市原有的党政领导机构。

毛泽东认为这样的临时权力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乎，夺权之风劲吹，遍及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至此，直到文革结束，所谓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竟存在了十年，实际上成了中央以下各级部门、政府、单位和机关的行政机构。

该机构的头目称之为“革委会主任”，自然还有数目众多的副主任。名称变了，掌握权力的具体人员也变了，但革委会的存在绝非体制的变革，只是权力的转移而已。最高权力略施小计，通过绝妙的语言戏法使各级各领域的大小官吏和自己保持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致。
　　
　　[四人帮]
　　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党内结成的宗派集团。此四人起家于文革，和林彪集团结盟，文革期间上蹿下跳，作恶累累。林彪篡夺最高权力失败后，四人帮团结得更紧，大有同生共死的意味。文革后期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暴露无疑，并变得尤其尖锐，人们将四人帮视作一切罪责的承担者。虽然此刻他们仍身居高位，但在民间已是人人皆知的大“奸臣”，大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意思。直到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当真是举国欢腾、弹冠相庆，盛大的庆祝场面犹如过狂欢节一般。人民百姓再次看到了美妙生活的崭新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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