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书论证：美国是不会衰落的“善霸”

 

 

文昭

 

 

最近中美关系逆转，中国舆论一片挞伐声，甚至批判“新帝国主义”之际，人民网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论坛，以及海内外一些网站，刊登了大陆新书《决战世界元》高度正面评价美国的摘引文章。

 

《决战世界元》是一部关于世界货币体系改革的专著（费穗宇、庞忠甲、沈洋编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9月1日出版）。第五章中论证美国强势不会衰落，本轮金融危机后可期变得更加发达；并将美国霸权定性为有利于人类世界发展进步的“善霸”，提出了中国和越来越多的国家与美国结成“善霸连线”的设想。

 

读者反应南辕北辙。有的斥为荒谬邪说，有人相信其实这就是毛泽东打开国门以来，邓小平、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届中共领导核心的共识，三十多年来只做而不便明说罢了。

 

事关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决策指导原则，模糊、混乱、颠倒若此，实非中国、美国和世界人民之福。为此转载上述摘引文章于后，以利上智下愚公论。

 

引文来源：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97744917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2&pageNo=1&treeView=0&id=97744927&boardId=6

 

http://71bbs.people.com.cn/viewthread.php?tid=131532&extra=page%3D1

 

 

 

 

一．美国在衰落吗？

 

 

…………

 

不论是美元的霸主地位，还是美国在当今世界的话语权，都来自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不少人相信，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美国已经盛极了，在一定时期后，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当下华尔街引发金融海啸，人们不禁把美国比作罗马、大英帝国，衰亡论甚嚣尘上。

 

未来的美国，是逐步衰落，还是走出困境，仍能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呢？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而明智的估计，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这场划时代的世界货币体系改革中美国可能发挥的影响和作用。

 

两千多年前，地中海亚平宁半岛上建国的罗马帝国，文治武功，登峰造极，打败了迦太基，占领了埃及、希腊、西班牙……进入全盛时期，“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世界步入近代史以来，曾经雄霸世界的西班牙，几乎是整个西半球的主人；英国夺霸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国力达到巅峰，世界24个时区都有英国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如今都已日落西山。其衰败历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目前的美国。

 

如果我们有心以史为鉴，就不能只是表面化地简单类比而已，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

 

自古以来，一切强权的没落，大体上不外三种类型：

 

（1）. 强权建立在原始丛林法则倚强凌弱、暴力占先的脆弱基础之上，在暴力对比不断消长变化中，很容易被以暴易暴，取而代之。

 

（2）. 强权虽有牢固的政治基础，但因统治阶层拥有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不可避免地产生绝对腐化（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逐渐丧失与时俱进的革新能力，走上腐朽衰败的不归路。

 

（3）. 强权过多依靠征服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等外生性条件，缺乏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等内生性要素的支持，自我调整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薄弱，无力因应外部条件的变化。

 

 

美国的强盛，不属于上述任一种类型；其主要特点有三：

 

 

1. 非暴力的自由贸易型全球化扩张

 

美国是“后暴力时代”的主导者，在一百多年前即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它的强盛并非建立在对外武力扩张之上，更多是借助全球化的进程，主要通过自由贸易和互惠互利的原则，经由跨国公司进行现代性网状的资源整合，获得更为可靠和长久的利益。

 

美国拥有人类史上最强大的军力，海外有驻军基地，却基本上没有殖民地。

 

这种无形的、分散的资源利用和经济扩张方式，与传统的殖民帝国有天壤之别。航空母舰开不到的地方，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早就到了。在基础资源领域，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等，控制了全球石油的流动。在大众产业领域，微软，IBM、可口可乐、麦当劳、通用汽车、福特汽车等，风靡全球。在下游产业链，沃尔玛成为全球数十万家供应商的销售商，以及全球上亿消费者的提供商。而美国，则似乎是一个超级沃尔玛：它本身并不拥有所有资源，却是各种资源的聚汇之地。这是以前的世界性霸主无法比拟的。

 

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的确立和提升不仅通过货物贸易，而且还通过服务贸易来实现。美国在服务贸易中，除了旅游、文化娱乐、政府服务和一般民间服务贸易有很强的竞争力外，在专业性服务贸易领域，包括金融、咨询、网络、建筑、信息服务、专利使用（技术贸易）等主要方面，多处于国际绝对领先地位。

 

在全球500强中，美国企业约占一半。在全球化浪潮中，市场自由度的提高，使这些世界性巨头全球性资源整合能力日益增强。

 

 

2. 强盛的基础在于精神文明和相应的制度

 

在国家与企业的背后，有上帝的身影，亦即价值观与文化的力量。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诺伊所言，美国的强盛，不仅在于硬实力，也在于软实力（Soft Power）。最近提出的说法叫“巧实力”（Smart Power）。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剖析了16世纪宗教改革给西方带来巨变的深层原因。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本来的人本主义世俗化精神，在经历了黑暗时期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后，正本清源，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早期的正统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特别是最富革新精神的新教文化，穿越漫漫荆棘，冲破重重业障，曲折反复之中，推动“利他之心”（爱心，道德滥觞）与“利己之心”（私心，进取动力）“两心调谐”，造就了一种有利于人类创造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总体而言趋于积极向上、发展进步的社会环境。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由专制政治萌生民主法治体制，基督教文化统率意识形态，潜移默化，拨乱反正，循循善诱，功莫大焉。

 

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初期移民固以新教徒中笃信加尔文教义的清教徒为主体，18世纪初又兴起了一场以宣扬加尔文宗(Calvinism)为特色，称为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基督教复兴运动，40年代达到高潮；美国独立革命成功後的90年代又再次出现了类似的复兴运动，称为第二次大觉醒。所谓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成为初期支配美国社会主流的上层群体。由此不难看出日後美国发展青出於蓝尤胜於蓝的深层社会文化基础渊源。

 

美国社会“心态文化”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利己追求方式，可以扬弃惯常的兽性丛林法则，不必沿袭弱肉强食的掠夺手段，转而通过利己与利他的优化调谐，为自己提供更为可靠的安全保障和最为充分的发展机会。

 

在商业领域，一个企业要赢得全球性的尊敬，在企业责任、道德伦理、社会公益、造福公众等方面，都需要作出表率。美国商业巨头能够突破国家限制，被广泛地接受和推崇，就在于它们体现了一种出于利己动机，但善于推己及人的公司文化。正如福特公司的创始人老福特所言，伟大的企业不仅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还应该让身边的社会更加美好。商业必须“流着道德的血液”。

 

美国已经建立了成熟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包括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险、福利、救助和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大事小事有章可循，以维持社会在稳定运行中持续发展进步。但是与生俱来的“原罪”，不仅导致社会问题丛生，尤其严重的是政府决策可能严重失误，危及国家和世界大局。可以庆幸的是，“权力制衡”提供了人类世界最可信赖的纠错机制。

 

美式政治决策体制的“权力制衡”功能，赋予了大体上“当然”符合优化决策原理---“中庸之道”运行的特性。美国立国所本的“自由、平等”精神，不是建立在绝对平等或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它用法治（宪政）限制极端民主之害，也用民主制度限制极端自由主义之害，造成一种万变不离其“中”（中庸）的优化决策机制。即便决策人物压根儿没有领教过“中庸之道”经典理论，甚至当事人思想失之偏激，这种体制仍然可能提供整体决策收敛得“中”的必然性。

 

邓小平曾经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和国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于这些国家的“权力制衡”设计，形成了一种不断求“中”的决策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比较容易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和自我完善。

 

这种制度与“绝对权力”反其道而行之，不至于堕入“绝对腐化”或“体制性腐败”的窠臼，却有强大的拨乱反正能力。历史实践显示，美国在发展长程中不免犯错，但每次走出错误后总是变得更加强大。

 

批评是优化决策的智慧源泉。美国具有自由开放的传统，是世界上最富决策透明度和资讯自由的国家。批评美国的根据绝大部分来自美国自己的报道，美国经常坦然面对各种交相指责，包括诚意忠言和不负责任甚至别有用心的攻击。

 

现任第44届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决意与上届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划清界限，展开“巧实力”外交和合作外交。

 

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在历经八年之后已经走到了尽头。布什所倡导的新保守主义，不是使全世界秩序更稳定了，而是更加混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是提升了，而是极大下降了。更有甚者，以美国实力为保证的美元霸权，在缺乏自律的情况下，为全球的外交、经济、金融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以至引发史无前例的本轮金融海啸。外力可以影响美国的政策方向，但主要依赖于美国自身的认识和自身实现的改变——还是那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

 

 

3. 强盛的核心秘密是科技创新能力优势

 

评估影响一个社会先进或落后的因素，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背景，无论如何推崇其合理性，总要有利于科技创新，才有进步意义和存在价值。如果不足以引领科技创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优越性，也就成为空话和笑柄了。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以及“权力制衡”型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一种十分有利于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大环境。由此孕育、焕发的强大创新和研发能力是保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提升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强权的根本原因在于旺盛的创造力。美国维持先进地位的核心秘密在于拥有史无前例、首屈一指的科技创新能力。人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探讨美国成功和强大的原因， 但一切都要落实到科技创新这个标的之上，方才言之成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情况可以反映这个国家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荣膺诺贝尔科学奖的应是卓有成就的杰出科学家。美国在20世纪前10年（1901—1910年）只有一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其余35人都在欧洲。二战前（1901—1939年）美国共有13人获奖，占总得奖人数（129人）的10%，远低于德国（34人， 26%）和英国（22人，17％）。但二战后的四十五年间（1943—1997年），美国有170人获奖，占全部320人的53％，大大超过了英国（42人，13％）和德国（28人，9％）。到那时为止，美国占到了全部诺贝尔科学奖的41％。

 

最近几年，美国得奖人数都超过了当年总数的一半，例如1997年时，美国在得奖者（7人）中占了57％（4人）。在2003年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9位）中，美国占了67％（6位）。

 

1983年的诺贝尔科学奖被美国科学家包揽。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经济学奖得主的10人中就有7人来自美国，2005年的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则有一半是美国人。2006年的诺贝尔三大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再次全部被美国学者收入囊中。

 

应当说，世界上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上述显赫事实及其非凡意义。有人怀疑诺贝尔奖评审的公正性，例如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不免语言偏向和政治倾向性，但科学成果惠及全人类，不隶属于某个阶级或集团。也有人认为评审委员会对美国情有独钟，但诺奖只是授予个人或非政府组织，而不是国家；评审委员会没有任何需要求助于这些人和组织。

 

美国在高科技、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几乎所有高端领域稳居世界领先地位，高等教育和科研开发具有非常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劳动生产率（productivity）增长率全球首屈一指，构成了维持生产力长期持续增长的可靠基础。

 

先进科技成就必定要落实到生产力进步之上，并与各种影响因素综合反映为生产人员整体工作效能的改善，亦即劳动生产率指标的进步，才有实际的价值。

 

劳动生产率常被简称为生产率或生产力。按美国劳动部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定义，生产率用来描述生产占用劳动时间和实际出力（产值）之间的关系，显示单位工作时间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总量。一个国家的生产率的变化反映了科技、投资、开工率、资金、能源和材料的利用率，组织、管理水平以及劳力素质和积极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科技进步是最主要也是最活跃的因素。

 

美国劳动生产率统计分为产业、非农业产业、制造业、耐用品制造业、非耐用品制造业和非金融业等多项指数，其中非农业产业劳动生产率指标通常被认为最富代表性；它不包括政府、非营利机构、私人家庭雇佣人员和自由房屋出租等收入。

 

2007年6月5日，日本内阁府发表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报告《世界经济的潮流·2007年春》称，劳动生产率是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未来成长性的关键，如果把美国2005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量化为100的话，日本同期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71.1，而德国、法国等欧洲11国的水平也只停留在88.1。

 

该报告说，其他发达国家与美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本来出现过缩小趋势，而到现在差距又越拉越大，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加速上升的态势。

 

据该报告发表的数据，1990年至1995年，美国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上升1.2%，而1995年至2000年年均上升2.1%，到2000年至2004年时，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提高幅度更是达到2.8%。

 

当今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美国劳工部在2009年5月7日公布，作为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第一季度美国非农生产力意外加速，比上季度的增长年率达2.2%，去年第四季度该指标增长年率为1.8%。

 

瑞士洛桑的IMD商学院今年5月20日公布的《2009世界竞争力年鉴》（2009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基于对经济产出、政府、企业效率、技术及基础设施等329项指标的详细分析，将世界57个经济体进行排名，以推论谁会在21世纪的经济竞争中取得最大成功。其结论是，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将经济实力从严重受创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和英国，转向了现金充足的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和中国；但是，尽管目前西方国家举步维艰，当经济增长复苏时，经济实力很可能会转回这里。为什么呢？纵观全世界的国家，发达国家仍然拥有相对先进的基础经济竞争力——无论是基于基础设施和教育系统的质量，还是基于商业法律和管理制度的结合。其中，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统、巨大而多样化的经济、完善的基础设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引擎和国外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

 

在该报告中连续16年高居榜首的是美国，2008年它的领先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美国能保住第一的地位吗？IMD的全球竞争力中心主任贾雷利（Stephane Garelli）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这样的，尽管经济形势严峻，失业率上升，政府干预金融市场，但“你永远不能低估美国自我改造的能力”。

 

除了上述几方面根本性的原因，美国还拥有幅员、气候、历史、地理和资源等多方面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支持其持续发展并维持全球领先的霸主地位。

 

美国资源储备丰富，自然资源如土地、石油、煤、森林等的使用和开采率还不到20%。即便是全球各国都对抗美国，其国内资源完全可以满足其经济运行的需要，只是利益方面会受到影响。

 

在全球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普遍人口老龄化之际，美国作为大量接受移民的国家，人口出生率高，居民人数稳定增长，既不会年轻化也不会老龄化。其移民政策和工作、学习环境，吸引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因此，美国还将长期占有明显的人力资源优势。

 

可以见得，美国不同于历史上过去的世界霸主，老黄历的兴衰规律套用不上。换言之，如果美国的上述强盛原因没有消失，可信本轮金融危机带来的前景不是衰败，恰恰相反，却可能是新一轮大规模良性转化的开始。

 

 

 

二．美国是善霸吗？

 

 

…………

 

那么，如果美国强势不垮，世界是祸还是福呢？

 

现在人们常常指责单极超强美国为霸权主义。其实有霸未必是坏事，人间需要“善霸”。

 

英文中的“霸权” (hegemony) 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指某个人物、集团或国家拥有优势的支配地位或能力，并非专指某种性质、行为或政策，没有汉语中“霸道”或“恶霸”那样的贬义。

 

霸权按其性质、行为或政策有善恶之分。

 

中国古典政治学有霸道与王道之说。

 

霸道者，倚仗暴力，专横行事，以损人利己为能事，俗称恶霸。

 

王道者仁政也。仁者以和为贵，但世道混沌之际，丛林法则气数犹旺，恶势力争锋无已，岂能一味苦口婆心？欲握胜券，非有强行贯彻善愿的实力地位不可，就是所谓“善霸”了。

 

春秋后期，天下无道，暴秦（穆公）称霸。改革家孔子企望齐国接受儒家治世学说，施行仁政，富民强国，争当“善霸”；好不容易说动了国君景公，可奈以晏婴为代表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坚决抵制，甚至蓄意加害，逼得孔子率徒仓皇离去。

 

两千余年来，一部二十五史以至世界史，好比血泪斑斑“相砍书”，大小恶霸辈出，尽情鱼肉苍生，千呼万唤不出孔子期许主导人间正道的“善霸”来。

 

世界还处于马克思所说“史前史时期”，一部“真善美”的真正人类史犹未展开，恶霸绝迹的美景良辰不会在一夜间莫名其妙俄然到来。“万物之灵”摆脱“丛林法则”也难，一旦出现没有霸权的真空，少不了群恶争霸，为所欲为，天下大乱。如此乱局非仅生灵涂碳，在科技高度发达、杀人手段空前长进的今天，更可能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万劫不复的致命危机。

 

尽吾人想象力所及，理想的过渡状态恐怕只能是：全球性善霸登临历史舞台，世界进入一种“强势力量主导下的稳定与和平”状态，有史以来群雄争霸（地区性或全 球性）导致人类厮杀不止的战乱在受控中趋于结束；善霸引领世人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挫败形形色色不甘没落的罪恶集团势力，最终化解消弭产生恶霸的社会根源，乃至排除霸业功能存在的必要，地平线上遂有无限美妙的大同世界人间天堂冉冉升起。

 

历史长河，霸情充斥，所缺者善霸也。前苏联固然豪情万丈，一世之雄，拨正了历史航程，成全了美国和西方主流国家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良性和平演变，自身却不成正果，可见天地悠悠，善霸何其难得。

 

名符其实担当得起引领世界潮流、实现人类历史大转折的善霸重任者（不只是一时一事做好事的强势集团而已），务必在文化、制度和生产力三大方面拥有出类拔萃的先进性。

 

新大陆美国更胜欧陆的不寻常人文和地理背景，为“万物之灵”顺畅发挥特秉创造能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时空条件，终致后来居上，集优势条件于一身。惶惶乱世中，这个国家曾经试图置身旧大陆纷争之外而独善其身，但在不得不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之际，行使起了全球霸权职能。

 

美国并非天生善类，并没有怀着“无缘无故的爱”，更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天使圣徒。美国从来没有打出过虚矫的“大公无私”旗号，它必然要在符合自身 利益的前提下行事；制定对外政策，总是公开宣称立足国家利益，出诸保障人民热爱的社区生活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善霸之所以为善，或者说善霸使命感的根本来由，不是什么“性本善”之类玄说，而是它的文化、制度和生产力的先进性，决定了它的利己追求方式的先进性。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唯一超级强权，那么这个善霸是不是就此当稳了呢？非也。

 

善霸难当，除了无处不在的善恶是非较量，尤因自身不可回避的“原罪”，以及认知上的局限性，肇致决策错误不断发生。尽管存在“权力制衡”的纠错机制，但因其滞后性，常常不足以防止灾祸的发生。一旦美国出大错，世界损失不可估量。

 

本轮金融危机是美国闯下的弥天大祸。这是一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殊经济风暴，其影响力和复杂性超出各界预估，时间、规模、动向以及参与者都存在不确定性。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金融危机面目狰狞，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观察一下事物的积极方面，惊涛骇浪背后倚伏有什么样的福泽呢？

 

这场全球性利益攸关的财富配置格局大调整，势必带来金融游戏规则大检讨和大改革。但基于“善霸”特性，如此变局，不同于历来“丛林法则”惯例，“文斗”完全取代了武斗，没有硝烟，没有流血（除了个别自杀案件），没有大屠杀，也不会导致世界大战；而且危机的苦果并不任其为害弱势民众，恰恰相反，保护弱者免受损失正是今日决策主流的指导原则。

 

人类解决问题，需要有一套合理化的文明程式。这场金融危机最大的社会伦理学特色是一起没有得利渔翁的全球性灾难，各国政府与市场需要共同担忧和承担拯救，诱发了一种全球行动——最大限度协调一致以求共赢（或共同少输）的模式。如果这种不同中求和（“和而不同”）的模式获得成功，和平理性，举世合力，追求共赢，首开先河，进而发扬光大，可能极大地推进国际合作事业，开创联合国和有关国际合作机构高效运行的新纪元。

 

金融危机是一场和平理性改革大动员，将鞭策美国和全球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过犹不及”的歧途觉醒，回归理性的优化中庸之道，导致一系列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国际金融安全保障体系改革。

 

金融危机可能帮助美国和世界重现实物经济“黄金时代”。

 

经过本次危机，华尔街唯有浴火重生，改弦更张，非理性的“钱滚钱”风光不再。世界经济将会有一定程度的衰退，国民收入会减少，金融及服务业的非理性规模将大幅缩减，但一个世界金融新秩序将由此诞生。美国和发达国家将会重新考虑国家发展战略，增加产业结构中的实业成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比例应当回归到合理的水平，主要靠科技创新来发展经济，而不是金融产品。

 

美国幸运的一点是，泡沫型财富效应的腐蚀作用尚未伤害到科技创新机制的根本。所以说，这场危机晚来不如早来，小来不如大来。金融风暴将引发资本重置，国民信贷消费规模受到合理制约，GDP会下滑（萎缩或衰退）；但可期美国资本仍将牢牢占据科技制高点，在新起点上恢复发展传统产业，致力开发新兴的高附加值产业，运用新能源、纳米技术、基因工程等先进科技推动下一轮全球性技术革命。理工科将重拾昔日的荣光，生产率会有更好表现，股本回报率得以强势提升。

 

美国闯下大祸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可能引导国际金融服务业回归融通资金、支持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本来意义，极大地有利于整个世界促进科技创新，遵循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大方向，强化堪以支持人类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实体经济基础。

 

今天世界为美国受累和买单，合力共度难关，可以换来一场全球规模的历史性大演练、大觉醒，进一步反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天性缺陷，以及描述和解释这种制度的经济理论的反逻辑和反人性失误；在加强共识的基础上一起检讨美国这个“霸主”权力制衡体制的失误，以及建立全球性制衡机制的对策；相信对于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深化改革，也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启示和促进作用。

 

那么，美国和世界各国民众今天所承受的痛苦将变成明天灿烂辉煌的收获。

 

 

三．关于中美关系

 

 

…………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国家带进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近12年来（1996—2007年）GDP年平均增长13.02%，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按平价计，目前中国的GDP总量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狂飙的不利形势下，中国GDP增长率仍达9%，居全球之首。

 

中国国际贸易也已跃居世界最前列，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2008年总量达21,737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达7.7％，居世界第三，是名符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

 

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也是对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之首，意味着足可因应大规模国际金融冲击的实力和信用地位。

 

中国所以能创造如此奇迹，首先是靠了自身的政策、觉悟和努力；客观上来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以及蓬勃活跃的良性世界贸易格局。中国善用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利用新的世界产业分工，通过引进迫切需要的资金和复制先进技术，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丰富的劳动力，由此搭上了全球化快车，进入全球技术与产品的流通市场，结出了经济繁荣的硕果。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与美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于2007年首次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这个名词，把美国和中国形容为一个国家，即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

 

他解释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不平衡的，而更多的是一种共生关系，即东方的‘中美国人’储蓄，西方的‘中美国人’消费；东方的‘中美国人’加工生产，西方的‘中美国人’提供服务业；东方的‘中美国人’出口产品， 西方的‘中美国人’进口产品；东方的‘中美国人’积聚外汇储备，西方的‘中美国人’乐于过赤字生活，印制东方的‘中美国人’渴望的美元债券……这是一对极好的联姻，相互补充。”

 

这种“利益共同体”关系，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优势互补的双赢组合。中国得到了美国的资金、技术和大量出口机会，促进了经济起飞发展；美国得益于中国人口红利和低成本条件下提供的廉价商品，以及通过铸币税扩张效应发行债券回笼美元以弥补财政赤字。

 

然而，这种关系本质上违背了国际合作的公正原则和平衡原理；长此以往，对双方都会带来致命的恶果。

 

本轮金融危机已经充分显示了这种“极好的联姻”的荒谬性和不可持续性。

 

对中国来说，这种畸形合作关系势必严重制约创新升级，继续滞留在现有发展模式的惰性之上；撑持廉价人力市场，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最低端。

 

事实上，中国廉价劳动力模式的外向型经济潜力已释放殆尽，低技术经济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凭借巨大的低成本优势，吸引全球资金和先进科技纷至沓来的“拿来主义”蜜月期已近尾声。中国必须自主创新、拉动内需、实现产业升级转型，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以便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

 

中国改革之路，是一条自己摸石头开拓的独特道路。无论经济、社会、政治领域，既不可能顺应强权利益的驱使，也不应该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

 

许多人以为，以西方传统民主政治体制为例，多党竞争、普遍选举、双议会制、三权分立等制度的有效性，早已为引领世界潮流的现代化发达社会实践证明，除了照搬，别无他途。其实这是一种先入为主、似是而非的固定观念。基于时代特徵变化、国情背景差异，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国体制改革应有适合自己特点的优化创新超越之路。

 

不仅国情背景差异，尤其重要的是，西方大体上成形于第一、二次浪潮之交（由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的传统社会政治体制，固然居功厥伟，现时仍在有效运行，但其历史局限性和潜在弊病正在突显出来，终要从先进变落伍，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陈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西方世界非但遭遇信仰危机，同时传统民主政治决策体制正面临基础动摇，效率低下，弊病丛生，非改革不足以因应全球化信息时代新时势的严峻挑战。本轮金融危机突如其来，瞬间祸延全球，破坏力史无前例，便是明证。

 

中国需要引进学习世界各国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有益经验，但严格说来，今天客观上不存在堪以现成拿来套用的理想改革方案。当前中国深化改革，应是在稳定大局、维持经济进步势头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特点，不落窠臼，新事新办，善用优化决策之道，以最小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代价，找到自己的创新道路。三十年改革开放，胜利跨越重重荆棘，不断开创更大新局面的历史性成就，使得国人和世人普遍相信，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即将领袖群伦，而且有能力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找到具有自身特色的深化改革道路，晋身世界一流先进前列。

 

中国以“不称霸”为国策，但可以成为善霸的君子之交，非排斥性的竞争者，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包括世界货币体系改革这样的划时代大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为达成和平崛起战略大目标的正当选择。一旦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日益强大的人口大国，参与形成“善霸连线”，共谋终结霸业之时，地平线上遂有无限美妙的大同世界人间天堂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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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该书结束语：

 

“和谐世界”是中国对国际大势发展作出的乐观判断，是理想化现实主义全球治理理论的中国版本，也是在世界变化新趋势下人类社会思变的现实需求。本轮金融危机后全球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新的深刻改革要求，为建设“和谐世界”提供了时不可失的历史性机遇。

 

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有这样的卷首语：“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蠢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 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严冬；人们无所不有，人们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我们何不略加改动，作为本书结尾：“我们空前强大，我们险象环生；我们形势极好，我们无比脆弱；我们机不可失，我们胜利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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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