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出版集团美国公司张矩、赵非说：“西方的读者一提起中国，不是‘揭短’，就是‘考古’：传统文明成果累累，当今记录劣迹斑斑。实际上，中国哪这么简单、片面？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要让世界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好好看清翻天覆地的当代中国！”


◆高伐林


　　中国大陆有多少家出版社？这很难一下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时常在变化，只能说“五百多家”；这么多出版社，在美国设分公司的有多少家？这倒是可以一口答出：一家。
　　从1990年以来，别无分店，独此一家——科学出版集团美国公司。
　　说“科学出版集团美国公司”，在北美华人民众中的知名度，接近于零；还是得说“中华文化图书展”，才会让许多人恍然大悟。近年来，大型中文图书展已经在美东遍地开花，但是最早、最勤、最大的——也可以说最成功的中文图书展，是由他们主办的。1999年秋，他们与中华文化基金会、江苏出版总社联合举办首届中华文化图书展，排队交款的长龙在偌大展厅绕场蜿蜒一周的盛况，轰动新泽西；2003年，他们将公司从纽约搬到新泽西的南布朗斯维克（South Brunswick），租用大型仓库，扩大批发业务；然后在整整一年里，举办了25场大型书展，纽约、芝加哥、波士顿、亚特兰大、底特律等大都市，马里兰、俄亥俄、德拉瓦、明尼苏达等州的华人社区，宾州的理海、康州的纽黑文等大学城……都一次次高挂过“中华文化图书展”的鲜红横幅。
　　当然，科学出版集团美国公司，并不简单地等于一家中文书店。实际上，他们的事业，远远超出举办图书展销。这一点，是笔者与该公司总经理张矩、副总经理赵非一席交谈之后，听他们畅论中文图书向美国拓展的脉络，中国图书出版界搞活、与国际接轨的局面，以及他们为之付出心血的历程，才大开眼界的。说该给他们记推动中国出版行业现代化的大功，绝非溢美——谁让他们是“独此一家”呢！
　　张矩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毕业后分配到科学出版社工作，1988年来美国留学拿到硕士学位，1990年创办并主持科学出版社纽约分公司（后来改名）。我跟他聊着，他的毕业于中国科技大计算机系的副手赵非，一直在开箱、验货、上架……忙着准备最近又要出去办书展。




把活生生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还没等笔者提问，张矩就说起了他们不遗余力地介绍中国图书的动机：要让外界全面地、及时地、深入地了解当代中国——“西方的读者一提起中国，不是‘揭短’，就是‘考古’：传统文明成果累累，当今记录劣迹斑斑。实际上，中国哪这么简单、片面？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要让世界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好好看清翻天覆地的当代中国！”
　　笔者问：要让世界看清中国，得靠外文书，而你们展销的主要还是中文书啊？
　　张矩早料到笔者有此一问：我们公司1990年在美国起步后，在一段时间内，主要业务是将我们科学出版社和中国其它出版社所出版的英文科技图书，推向国际市场。这部分工作现在也还在做，销路最好的图书是中医类，例如《中国针灸学》，我们每年都在美国市场上销售一千册左右。但是从那时起我们就非常清楚一点：美国书要进中国，最大障碍是价格；中国书要进美国，最大障碍是文化背景。中国文化自成体系，博大精深，外国人常常不得门而入，就得有桥梁——海外华人就是桥梁，首先得让他们对当代中国有翔实了解，然后靠他们去向周围的美国人介绍、传播。
　　张矩举了一个例子：“张戎的《鸿》在欧洲热销，在美国卖得却并不理想。这本书的经纪人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也没说清为什么。在我看，区别就在欧洲和美国的华人数量悬殊。《鸿》讲的故事，任何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能讲得更精彩，但当时欧洲华人很少，欧洲对中国很不了解，《鸿》讲的故事让他们着迷；美国的华人多得多，美国人相对比较了解中国，对《鸿》就没有太大兴趣。”
　　张矩说：深刻反映中国的图书，就得通过海外华人“搭桥”来让西方了解。“西方人到中国去得多了，对中国有了直观印象，但即使这样，中国人的佳作还是要靠海外华人口口相传。像余华的《活着》，涉及多么丰富的中国人心理、文化以及政治社会背景！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君臣一问一答中蕴藏多么深奥的潜台词！外国人乍一接触怎么能理解得了？首先就得靠华人先接触、先感受。”
　　张矩话头一转：“你知道我们的‘特价书’卖得多么火吗？”
　　“特价书”，是指当代、近代和古代书画名家的画册精选、书法碑帖、摄影佳作。他们从2004年开始，进了大量“特价书”，光是画家就有齐白石、吴昌硕、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黄胄，以及石涛、八大山人、郑板桥……达上百人之多。这就是因为看准了海外华人对外交往的需求：这些艺术精品超越文字藩篱，直接诉诸视觉，充盈东方风韵，而且还——价格低廉。作为礼品赠送周围的美国朋友简直绝了。“这就是文化传播！这大半年来至少卖出了两三千册。去年我们在新泽西办书展，中美文化协会一位副会长听到消息赶来，他在美国居住多年，国语已经不是很流利了，边开车边给我打电话问路，第一句话说中文，随后全讲英文。他来后问我有没有考古、历史文化方面的书，我随手递给他一本。他如获至宝，说‘只要是pictures，有一本要一本！’他要送他的老美朋友。到交款时一算帐，共计1400 多美元，他又进去抱了五本25美元一本《中国传世摄影》。”
　　张矩还记得前一年马里兰州华人狂买书法画册的场面。10月初他们刚在那里举行完书展，特价书从国内运到了，马里兰华人听到了消息，一再要求他们马上再去一趟，专门展销“特价书”。刚办过书展，马上重返，行吗？最后铭感盛情，还是去了，能卖多少卖多少吧，不卖别的，就运去一卡车特价书。“你看那买书人像潮水一样，空手涌进来，大包扛出去，才半天，就全部卖光了！”
　　正巧赵非情不自禁地走过来插话：“你们看看这书，印得多漂亮！”我接过来一看，是楼庆西主编的图文并茂的介绍中国建筑的系列《雕梁画栋》和《户牅之美》，前者讲梁柱，后者讲门窗。我由衷地赞叹：实在是好书！

从“雪中送炭”到“锦上添花”

　　话说回来：华人买中文书，主要当然不是为“传播中国文化”、买了送礼；而首先要满足自己和家庭的精神需求。
　　笔者问张矩：你们从1999年开始办书展，这么几年了，感到有什么变化吗？
　　张矩说：当然！华人买了新房，总得有间书房；有了书房，总要有排书柜；有了书柜，总要放满图书；放满了书，总要有中文书……中文书多了，就要考虑家庭中各个成员的需要。
　　如果说，当初他们是“雪中送炭”，现在，需要“炭”的人还不少，但他们更得“锦上添花”了。
　　有的书，说不上算“雪中炭”还算“锦上花”。华人素来“望子成龙”，儿童书永远卖得好。“《汉英双解新华字典》，这么多年，总卖了五、六千册出去了，现在依然热销。下周末我们去马里兰办书展，那边电话已经打过来了：‘《双解新华字典》我们订110本！’在北美这书不光我们卖啊，别家都在卖，可想而知有多大需求了！还有汉语拼音《唐诗三百首》，我们几百、几百地购进，每一次书展带去几百册，都全部卖光！江苏少儿汉语拼音彩图版中西名著，一套八本《水浒》《西游记》等等，也热销多少年……”
　　不过，张矩说，读者阅读需求越来越分化，中文图书市场越来越细化，他们的图书供应也越来越个性化。有那么一批人，越来越有特殊需求：有的专要历史专著，有的点着名要某种文学杂志，有的只盯着人物传记……这些人，购书量不是很大，但是挑书很精，也很偏。后来张矩索性要他们将所要的书列出单子，帮他们回国向出版社搜求订购——他们也不急，买到了就给他们留着，什么时候办书展了，他来交钱取书。
　　从这些爱书人那里，张矩、赵非也得到很多信息和启发，对该进什么书更心中有数。张矩很得意：不少读者看了我们的书展后，称赞我们进书挑得特别“精”呢！有些好书确实是小众化的书，卖得不那么快，但我们还是要进——作为有规模的图书批发商，图书品种要多、要全。
　　精通市场的张矩，也坦承对中国图书出版的忧虑：“最致命的问题是文化资源枯竭。你看，三联、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些享有盛名的大社，近年来，多半将老书拿出来重新包装再推向市场。这种做法从经济效益上讲当然很好，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原创力的萎缩——出不了新东西嘛！一年多了，《狼图腾》之后除了《江泽民传》，再没有一本卖得很火的书了。”

中文媒体的覆盖率决定书展的成败

　　“文化资源枯竭”的阴影，也逼近台湾。
　　张矩特别提到了台湾来的读者这个群体。
　　台湾来的移民，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被强行割断中华文化的传承，从小研墨临帖，不少人能来几笔丹青，谈一番老庄，对中华文化更能品味、欣赏；而且，他们来美国年头久，到了熬出头的人生阶段：孩子大了，工作稳了，家底厚了，有余钱凭自己的喜好想读什么书就买什么书了。比起来，大陆来的尽管也不乏成功人士，尽管目前多住上了大房、开上了名车，但是不少人还要供养孩子上大学，还得准备应付可能突然丢饭碗等等变故。所以在书展上还不如台湾来的移民更能“一掷千金”。
　　台湾移民读大陆书，“简体字”算一个困扰，但其实也只是个小沟坎而已。前几年，不少台湾来的朋友对简体字很抵触，但近年来反感情绪已经大为钝化。几位台湾来的作家对笔者说过：定下心来读一本简体字的书，读完了也就读通了。比起中国大陆，台湾文化资源更有限，爱读中文书的读者越来越将目光投向大陆版图书。为了帮助他们突破简体字藩篱，张矩特地进了一批《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对于没有文字障碍而又价格诱人的画册，台湾移民更是喜欢。张矩介绍说：我们在德拉瓦办书展，一位来自台湾的华人侨领，在朋友家看见从我们书展上买的书，大惊，说办这样的书展、卖这么好的书，如此大事我居然一无所知！他立马打来电话，一气就订了65套，还说他认识的人中至少20人喜欢这些画册……
　　在这么多地方办书展，效果有好有差，马里兰和新泽西的书展效果最好，这是为什么？
　　张矩断言：与中文媒体有关系——“绝对的”！马里兰和新泽西这两处有个共同点：中文媒体覆盖了大多数华人。有的地方，像波士顿，华人人数不少，但是没有强大的中文媒体，虽有几家中文报纸，可是质量差，发行量小，覆盖面有限，书展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很多华人不知道我们书展，虽然我们是与中文学校合办，但没办法来对中文学校家长之外的华人广而告之。当地的中文学校是全美规模最大、学生最多的，有八百学生，他们星期六下午上课，我们上午的书展就冷冷清清，寥寥无几，下午才人流如潮。马里兰州就不一样，同样也是与中文学校合办，中文学校也很大，有七百来人，同样是星期六下午上课，但是我们书展上午的客人比下午更多，说明他们是专门来买书的。
　　居住状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像马里兰的洛克维尔（Rockville），华人非常集中，附近弗吉尼亚州的华人也只有咫尺之遥。波士顿华人就住得分散，好在城市紧凑，华人在郊区分布面积还不太广；芝加哥就糟糕了，那么大的城市，华人绕城而居，分散在很大的地域，又没有很大的华人超市，没有像样的中文媒体。张矩很苦恼：我们相信那儿一定有很多人爱读中文书，但是怎么让他们怎么知道我们？
　　张矩对笔者预测说：适合美国人学汉语的书，包括教材、工具书，可能是一个新的销售增长点。随着全球汉语热升温，越来越多的人来问有没有这方面的书。不过，国内这种书出得太多、太滥，没有叫得响的品牌。
　　他认为，还有一个领域应该很有潜力，即中国旅游图书。《游遍中国》和《游遍世界》最近就很受华人欢迎。不过总体来说，国内眼下做得不好。“现在有很多老外在做中国旅游书，我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就碰到中国私营企业一对姐妹，与外文出版社合作，做了一本游北京的书，非常精彩。她们是请一位旅居北京的美国人写的，那视角就不一样，按照旅游手册来，想得挺周到，挺有特色。她们带到法兰克福书展的书，全卖光了。她们设想每年将信息更新一次，理由是‘北京发展这么快，每年信息就大变’。我建议她们拿到美国来，可以销一万！她们听傻了。我说这话不是吹牛，我把这书拿给Ingram看了——他们是全球最大的图书批发商，就说这书肯定能销得好。”
　　他们当年在美东第一家举办中国大陆书展，但是现在在美国经营中国大陆图书已是群雄逐鹿，光在新泽西就有多家在做。张矩说：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角度来看，经营图书的人多多益善。不过，我们在竞争中还是有自信的。我们靠什么取胜？靠在这个圈子里浸泡出的对书的直觉。
　　这倒不假。张矩他们极端重视图书市场的信息。一年一度全球最大的法兰克福书展，与伦敦书展齐名、号称“全球老二”的美国书展，元月份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夏末的北京国际书展……他们都不缺席，舍得在这方面花钱，前往观摩、搜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久而久之，他们练出了灵敏的眼光和嗅觉。“到北京书展上看看，中国一年出多少种书！看得人眼花缭乱，根本不可能从容细读、挑选，完全靠灵感，瞟一眼就要把握是否能做。”
　　灵感那么准吗？偶尔也看走眼。张矩举例说，像《八二届毕业生》，当时没看到书，只看到书名，想着我们这里“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那么多，这本写他们的书一定受他们欢迎，没想到读者并不太理会。“但是，”张矩强调说，“真正的好书，一定受市场欢迎，能够长销。桃李无言，也能下自成蹊。像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几本书，我卖了多少年了？我敢进，敢向人推荐，因为我有底气。读者买了、看了，没有不说好的，并不是我王婆卖瓜。还有《我们仨》、余秋雨《借我一生》，我们都看准了。……最让我们吃惊的是《围城》，多少年了？一直畅销，人们就是要看、要买！最近又卖光了。”

为了吃鲜桃，只好栽桃树

　　科学出版集团美国公司另一部分业务（在张矩看来更值得重视的业务）是推动中美出版界的交流，推动中国出版行业现代化：与国际接轨，向市场转型。如果将卖中文图书比作“摘桃子”，那么他们竟用了很大的气力来挖坑、栽树——这是为了后人能吃上“鲜桃”。
　　他们能担当起参与中国出版界百年大计的重任，起源于一个偶然事件。
　　说来话长。美国书展BEA（原来叫ABA——American Bookseller Association，1995年改成BEA，BookExpo America），每年都在美国不同城市举行。中国从1990年起，年年都来参加。科学出版集团美国公司1990年底在纽约成立，1991年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这个书展，布置起一个展台，这样与中国新闻出版署的人，一回生二回熟。
　　1993年度美国书展在迈阿密举行。“那年那儿治安出了问题，书展主办方为安全起见，决定不对公众开放。我们公司就没订展台，只派一个人过去看看。事先我们帮中国新闻出版署代表团订了旅馆，去帮着接一下飞机，张罗一下。他们十几个人到了，参展的图书都由团员随身背来了。书展开幕头一天，他们到现场一看，傻眼了：什么都没有！别说家具、灯具了，连地毯都没有，现场就是一块划定给你的水泥地。我们公司去的那个人，赶快帮他们到处联络，又租又买——火烧眉毛的关头，也顾不上花多少钱了。总算到开幕前弄来展架，把参展的图书都摊开来了。”
　　张矩说：那次中国代表团带队的是中国新闻出版署外事处处长，他直后怕：中国展台真要是砸了怎么交代！怎么回事呢？现在想中国当年办公、通讯联络条件，简直恍若隔世，1993年那时节，就是这么落后、这么难：在北京那么大排场的机关，与这边书展主办者，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联系，连收传真都不方便，想付款都付不了！你没交钱，人家怎么给你弄？展览结束后，代表团来到纽约，见到我了，他们说：这参展的事儿今后就交给你们吧，你们在这儿，什么事都好就近安排，要交钱也可以垫上。第二年，1994年，美国书展在洛杉矶举行，我们就正式接受委托，承担筹备中国图书展台的所有事务：订展位，做展台设计、布置——地毯、展架、家具、灯具都得到位，中国人爱抽烟，连烟灰缸都得备齐了。中国的图书运到了我们接收，代表团的人到了我们接待……
　　张矩告诉笔者：当时我们的感觉是，中国的出版在世界上占的份额实在太可怜了！偌大中国，新闻出版署只租了两个展台；我们接受国内几家出版社委托，另外联合搞了一个，一共三个，在美国书展那么气势恢弘的厅堂，成百上千展位中，真就只是沧海一粟！
　　中国图书的展台从当年的两个发展到2000年的十个；参展从没什么效益，慢慢发展到买卖版权越来越有生意可做。“现在e-mail都通了，中国与美国书展主办者可以直接联系了；新闻出版署自己成立了公司，承担参加国际书展这一部分业务，我们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接出来和请回去

　　通过受新闻出版署委托筹备参展事宜，张矩他们看到了中国出版业的落后，也明白了这落后那落后，最关键的不是别的，正是人才落后。既然自己身在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出版强国，那么发挥自己的优势和资源来培训中国的出版人才，就责无旁贷了。
　　中国出版业正在一个改革过程当中，“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张矩对笔者讲述了很多中国出版界的新事奇事，那些在法规边线游走、在灰色地带窜进窜出的各色人等。因为中国有关主管部门对小学、中学、大学的图书馆规模有了硬指标要求，学校升级，例如中专升大专，大专升大学，除了师生比例、科研经费等等指标，图书馆藏书量也是考核标准之一，许多个体书商看准时机，买个书号，就自己策划选题出为图书馆配的书，什么种类都有，社科、文化、教育……
　　个体书商服务质量比国营出版社、国营书店好，而且还便宜——他们自有很多节省成本的怪招。“这几年书商做‘特价书’都做疯了，他们一出一套，十种二十种，只用一个书号，这虽然不符合中国图书出版管理规定，但是法不责众啊——要是按规定每一本一个书号，光书号他就得掏20万元……”但个体书商文化素质不高，当然影响到出版图书的水准。出版行业如此这般，虽说是搞活了，但是也搞乱了。不过，对这种现象，光是堵截肯定不行，还得加速培养高素质的出版、发行骨干。
　　1999年，科学出版集团美国公司开始与中国新闻出版署合作，在美国办班，培训中国出版业人才。那一年，他们还没有交卸中国参加美国书展的筹备任务，那边要接待中国出版署代表团，这边出版培训班办起来了，两副担子将他们压得人仰马翻。
　　从那年开始，每年搞两三次培训班，请纽约大学出版中心安排老师讲课，每次来二、三十人。在纽约上几天课，再带去参观、考察美国最大的图书配送中心、书刊发行中心。每次培训班主题不一样，有发行，营销，编辑，高层管理——高层管理那次培训班，来的主要是出版社的总编辑，副总编辑……
　　张矩说，每次培训都是由中国新闻出版署将名额分配给中国各个出版社及新华书店系统。我们要求学员年龄不要超过四十岁，年轻人才有培养前途，接中国出版行业的班么。名额报到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署要对他们举行考试：考英文，也考业务。现在，经过张矩他们培训的学员已分布在中国两三百家出版社。
　　赵非告诉笔者，学员们称培训班为“黄埔几期”，他与张矩对培训班学员都如数家珍，密切注视这些“黄埔学员”后来的作为，因为这是对培训成效的检验，谁谁当了河北省人民出版社社长，谁谁是大百科出版社的总编室主任，谁谁后来办了《格言》杂志，还有谁谁成为出版界出席中共十六大三个党代表之一……张矩不无得意地说， “黄埔头期”学员中后来崭露头角的“大名人”多了去了，来时是处级，五六年过去，都提拔到了出版社领导这一级，出业绩、挑大梁了。“第一期培训班的刘国辉，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处处长，回去之后，发行柳建伟的长篇小说《突出重围》，让人民文学出版社打了一场翻身仗。当时那本书卖了三千册就卖不动了。正巧北约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刘国辉看准时机，赶快重印《突出重围》，卖了十来万册。后来他就一路势如破竹，一直到《哈利·波特》：签约时他对人家保证首印五万套，五万套！别的出版社都不敢接，说中国神怪名著《西游记》比《哈利·波特》棒多了，孩子都不一定看呢。老外也信不过他们，只将一到三册的版权给他们，第四册要看他们前三册发得如何。真正开机印的时候，他当场给了人家十五万套、四十五万册的版税。人家二话没说，马上将第四册的版权给他们了。最后你猜卖了多少？——130万套！西单图书大厦根本不敢在店里卖，在外面广场搭了桌子，买书的沿着长安街排长龙！现在刘国辉已经提拔到全国新华书店总店当总经理去了。”
　　不仅“走出来”，而且“请回去”。张矩他们从2000年初，从美国请出版界的专家去中国讲课。“一年讲一次，去一个星期，去北京、上海。每次请不同的专家，2000年、01年、02年、03年都是三位，去年去了五位。”
　　请专家，都是由纽约大学出版中心主任罗伯特·班奇（Robert Baenfch）出面，根据他们所提的要求来邀请合适的人。罗伯特曾经在麦克劳希尔等多家出版、媒体企业担任高层主管，最高担任过麦克米兰公司的副总裁，经验十分丰富，跑过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去过四十多届法兰克福书展。那年七月他做心脏搭桥手术，十月份照样跑法兰克福。退休后来担任这个出版中心的主任，他有“中国情结”，在法兰克福书展和美国书展上各主持一个讲座，都与中国有关。
　　他出面邀请去中国讲学的专家，都是美国大出版公司、发行公司的老总、副总，“除了罗伯特，这些人都是第一次去中国，感受之好，远远超过我们事先的描绘，非常欣赏中国的发展。”让他们去演讲，也等于在中国出版界给他们做了宣传。讲什么呢？第一年，讲的是图书出版的基本概论；第二年开始连着几年讲期刊，去年又讲图书，今年张矩安排了六月份带一个加拿大出版代表团去中国——二十家出版社，每个人随身带去十本到十五本书，他们开讲座，旁边展览室就把各家的样书陈列出来，当时就可以谈版权。
　　张矩告诉笔者，很多人年头就来打听，今年讲什么？什么时候讲？由新闻出版署组织来的听众都是各出版社中层以上骨干，每次都把大会议室挤得爆满，有的出版社主管把社里的年轻人都轰去听。他认为，美国专家讲的营销，对中国尤其可供借鉴，“美国与中国出版界最大的不同，就是营销——美国一年要出多少种畅销书，而中国一年才出几本？”
　　张矩说：最有意思的是Ingram副总裁，“去年我2月份带他们去，9月份，他就组织美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波兰六个国家的图书批发商，拉着我回去参加北京书展。我给他们介绍了新华书店负责人刘国辉，第二天又给他们介绍了一家拿到了全国总经销权的民营企业（中国现在有十二家民营企业拿到图书批发权），那民营企业老板真叫厉害！跟他们泡上了，晚上带上翻译找到旅馆去，他们住哪儿，他跟到哪儿，跟老外一直聊到晚上两点。听说他们法兰克福要聚会，他跟着也上法兰克福；这帮人说好今年要去意大利，他也要跟着去意大利。老外当然高兴，德国的批发商立刻就有兴趣对中国投资……
　　张矩、赵非似乎看到了每家每户的书架上、书桌上，都越来越多地摆上质量上乘、印刷精美的中文好书。
　　（写于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