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国留学时，老听那些大学国际学生中心的老师们为各国留学生讲解“文化震荡”（Culture Shock）问题，帮助大家在脱离母文化后尽快熟悉西方文化，实现平稳过渡。当时坐在台下虽然觉得话题有趣，但多少还是有些小题大作之感。想想多年来山哥们人在国内，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的英文广播，收集的是国外各种“参考消息”，名人回忆，心里早就飞向西方了，怎么可能还会有中西文化差异的不适应呢？自看了“河殇”后，“蔚蓝色”就成了我们的梦了呀！

起初的感觉大多是浪漫新奇的。90年代前期的中国，物质上还未脱贫，大学讲师的月工资也就30-50美元，还比不上我拿到的联邦政府博士生奖学金后的一天收入；出国前还没有连锁超市，更没有在电脑上发电邮，看《华夏文摘》那些电子中文刊物的刺激。澳洲城乡的干净清新，人民的热情友好，令人感觉自己真的来到了一个新世界。

在国内时陌生人之间是很少打招呼的。陌生的异性之间就更不用说了。记得上小学时，有天傍晚母亲回家尴尬地说：刚才出大洋相了，在校外的街道上见到一位像同事李老师的男士，便冲人家笑着打招呼，结果是认错人了。我天真地说：认错人有什么关系呢？母亲有些不安的说：但愿这位男同志不要以为碰上不正经的坏女人。。。母亲是五十年代的老大学生，而且多年担任学生干部，性情十分开朗，男女同事都很愿意与她来往。但连她也觉得与陌生异性打招呼不合常理，我便自此引以为戒了。可是那些洋妞们，多数热情友好，一见如故。连那些日本和其他亚洲女生，也多开朗易处。可以说，出来后，这个戒律就自然破了。

上图书馆的感觉也特别好。拿着“免费”办理的图书证（多年后才知道西方公共图书馆资金多来自居民房产税）借一大堆书刊录像带等回家，人家图书管理员还对你连连称谢，真是怪了！

称呼上也深感文化震荡效应。首先自己的名字（不带姓）被同学们尤其是异性同学们叫起来感觉尴尬，心想这辈子除了父母，外婆，连妻子也很少呼我名字。其次叫导师，教授们名字也有叫不出口的感觉。开始时自作聪明，叫导师Mr。（先生），心想既表示的敬意，又没有拍马屁之嫌，不免还有些得意。哪知有一天做博士后的师姐教训我道：你要么直接叫他名字，要么正式点叫教授或博士，称“先生”最不合适，别人还以为你的导师没有博士学位呢！给我闹了个大红脸，从此便咬牙一概叫名字了。

西方对烟酒的严格管制令山哥印象深刻。烟我本来就不抽的，也对国内敬烟的习惯不满。公共场所不让抽烟我很赞成。可是西方有如此众多的女烟民也令人十分意外。对酒的管制我曾长期不解。直到成为一名基督徒，才理解新教国家对此事的态度。

最恼火的是最初上银行的经历。年轻的银行职员在帮我建立帐号时问我是否立有遗嘱？刚刚三十岁的山哥对此目瞪口呆，震惊不已。职员以为我没有听懂，又重复了一遍。我尽量礼貌地答道：我觉得没有必要。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妻子不就是法定继承人吗？他耐心的解释说：有没有遗嘱还是有差异的。。。

还有妻子临产的经历。由于是难产，她特别感到疼痛难忍，普通麻醉剂也起不到麻醉作用。情急之下，医生和麻醉师告诉山哥有一种新型麻醉药特别有效，可是尚处在实验阶段，有可能有一定风险。我说既然妻子疼得厉害，就让她试试好了。但他们不答应，一定让我们把他们的话全部翻译给妻子听，由她自己决定。我当时感觉很不痛快，觉得西方医院太残忍了，为何不对病人隐瞒一点？

及至后来发生北京民工女子难产，医院让丈夫签字动手术，丈夫拒签，院方竟然不顾女病人的哀求，任其大出血死亡的悲剧，山哥才体会到中西两种医疗伦理的差异。